茅于轼

茅于轼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评论家。他以其对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观点和贡献而闻名。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治理方式持有批评和不同意见。

茅于轼认为中国应该向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倾斜,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他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官僚主义,认为这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实现。茅于轼也对中国的土地征收、住房制度和经济垄断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呼吁改革和开放。

然而,茅于轼的观点和批评往往与中共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相悖。中共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强调公有制和国家垄断的重要性。因此,茅于轼的自由市场观点与中共的经济主张存在冲突。

茅于轼的批评和观点使他在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中受到限制和打压。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他的演讲和出版物受到审查和限制。尽管如此,茅于轼在国内外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他的观点在一些知识界和民众中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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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正秀-被遗忘的“文革受难者”

马正秀遗照 今年3月以来,不少媒体纷纷纪念被公众遗忘40年的圣女王佩英(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母亲)。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与王佩英同日殉难的女英雄,她的名字与事迹依旧被我们这个公共社会遗忘着。笔者也是从最新出版的诗人、翻译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中,才读到了她的名字与事迹。她的名字叫马正秀,被杀害时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比54岁的王佩英还小了16岁。 屠岸自述中说,1958年,他因“反右”下放后病了,精神压力很大,引发了抑郁症。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陪他。赵光远是重庆人,他与妻子马正秀从小青梅竹马。“文革”前,赵光远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鹁鸽胡同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两家人的交往过从有十年时间。屠岸夫妇二人对马正秀的印象很好,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作者笔下的描述是,“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 屠岸写道,1932年出生的马正秀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到北京后做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在狱中,要她认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这些情况是后来人文社的余维馨告诉我的,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余维馨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造反派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然而,悲剧还没有完结。书中记载,作为丈夫的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本来是革命队伍,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1961年,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为人文社的一个编辑室,孟超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赵光远在戏剧室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赵光远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赵光远跳楼自杀的时候,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是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自杀的。 后来,有一位诗人刘岚山从屠岸口中知道了马正秀的事迹后,他很积极地访问了马正秀的女儿赵秀华,写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读一面流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他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擦干了又流了出来,伏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巾,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他无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祖国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屠岸自己有过反思,为什么不争?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没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他认为远远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在“纪念王佩英殉难四十年”会上所讲的,那场悲剧,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屠岸认为,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赞同鲁迅的话,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对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 与逐渐为更多人所知的王佩英相比,马正秀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经历与事迹的文字显得更少。有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一文中记述的。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是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曾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时赵的妻子马正秀已经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工宣队进驻后,赵深感大祸临门,所以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且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同日,与王佩英等人同时遭到杀害,遇罗克则推迟到3月5日被处决。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在这20个被枪决的“罪犯”里面,是否还有如王佩英、马正秀这样如张志新式的“文革思想者”?历史如不能还原真相,正义就无法得以伸张。 今年已经88岁的屠岸老先生,曾以一首长诗《迟到的悼歌》,发表在200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以悼念这位让他终生敬重的女英雄。 附录: 《迟到的悼歌》 —-作者:屠岸 哲学家脚下柴堆的火焰有一天 把宗教裁判所的殿堂化为灰烬; 女干部喉管里插进的岁月有一天 剖示出现代迷信的暴虐与血腥! 三十年前一个凛冽的寒夜里, 罪恶的枪声响了,她倒在血泊中! 罪名是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 为保卫常识,她死得年轻而从容。 她毕业于幼师,天生就喜欢孩子; 做自然博物馆讲解员,热爱大自然; 她更爱真理,心中的真理是常识—— 她清醒,当举国陷入荒诞与疯癫。 她凝视墙上五个大字的标语, 想了想,镇静地拿起刷子和颜料, 把标语开头的“打倒”二字抹去, 在后面加上“万岁”和一个惊叹号! “只要认了错,就可以免除死刑。” 她摇头:认错怎能叫常识改变? 她被吞噬在世纪最黑暗的时辰, 大地上升起了一脉亮丽的青峦—— 祭献给魔鬼的牺牲化为高山, 过客们有几个见到人格的峰巅? 它矗立在天际,风风雨雨三十年, 俯视名利场,披一身静穆的烟岚。 我有过一张朴素而秀丽的相片, 它给过我友谊的温暖和力量。 它已毁灭于红卫兵狂暴的凶焰, 却至今牢牢地深印在我的心房。 曾是你生前的朋友,我心潮奔涌: 面对历史的审视,我长久缄默—— 我探索又探索:在你镇定的胸中 流着什么血?跳动着怎样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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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的话语权陷阱

因为当今中国主流舆论长期不遗余力地 批判 雷锋。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就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过,雷锋的“利他”精神实际上是鼓励接受帮助的人“利己”,所以雷锋精神不能提倡,因为,按照茅于轼的经济分析,一旦提倡雷锋精神,就等于在全社会提倡“利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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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景德镇演讲受阻

   景德镇演讲受阻   原定于4月11日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心礼堂(可容纳上千人)演讲,题目是“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被当局干扰,不得不改在一容纳百余人的小会议室举行。我在演讲开始时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绝不是无端干涉这种权利。在全国各地中景德镇的做法是很少的,说明该地思想封闭,意识保守。                                         茅于轼                                         201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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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_茅于轼_新浪博客

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例外。 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有权支配,任何一个老百姓他都有权指挥。现代的独裁者也这样想问题。 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维稳以百姓为对象,有庞大的队伍,充足的预算(来自于百姓的纳税)。这些人拿了政府的待遇,当然要为政府做事。首先是寻找可疑的敌人,结果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看做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到此不但没稳定,反而增加了敌对情绪。弄得风声鹤唳,手忙脚乱。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力量和经费,增加维稳的人员,形成正反馈,越搞越紧张。政府靠自我绕不出去,陷入恶性循环。 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也有些学者认为利比亚动乱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各大强国在当地瓜分势力范围。这一说法非常牵强附会。参与游行的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地缘政治。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 独裁者还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这次利比亚动乱,国家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反对派的百姓。为了消除对国家的威胁,可以消灭参与动乱的分子。所以卡扎菲动用军队杀死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百姓,从而引起国际干涉,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禁飞区显然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有权这样做。其理由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 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国百姓都享受免费医疗,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而且住房不要钱。百姓生活得很满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他爱百姓,可是百姓不领情,还要造他的反。卡扎菲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西方国家在幕后煽动,否则这事绝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切独裁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他们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他们如此关心百姓,理应受到百姓的爱戴。现在百姓忽然要造反,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人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复杂。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卡扎菲很有把握地说,他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他的真心话。他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现在人们反而造起反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最后他判断完全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外面人往往以为,说造反派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故意歪曲,恶意栽赃。其实并非如此,独裁者不是故意栽赃,他们真是这样想的。不光是卡扎菲,大多数的独裁者都是这样想问题的,因为找不到别的理由。可是他们得出了远离实际的答案。造反是完全自发的,和外国人无关。   正因为卡扎菲深信人民是爱他的,所以当有人反对他时他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格外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手段特别狠毒,不惜下毒手杀人。不光是卡扎菲如此,一切独裁者对待民间的反政府力量都如此。他们认为杀掉的都是坏人,至少也是不知好歹的被坏人利用的人,所以毫不手软。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为人民服务而得不到好报?为什么民间反政府人士认为自己是从事正义和高尚的事业,而独裁者认为这些人是忘恩负义,无理取闹,或被人利用。   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统治者对国家治理性质的误解。他们不懂得,正如我国宪法上写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总纲第二条)”,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只不过是受人民委托临时管理国家的。卡扎菲不懂得,石油本来不属于他的,而属于全体人民的。他无权决定石油收入该如何分配。之所谓给百姓的恩施本来就是人民应该得到的。他未经百姓同意而私自占有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贪污了百姓的财产。这样的认识和卡扎菲的认识完全是对立的。判断的绝然相对立,焉能不发生冲突。 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国百姓都享受免费医疗,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而且住房不要钱。百姓生活得很满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他爱百姓,可是百姓不领情,还要造他的反。卡扎菲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西方国家在幕后煽动,否则这事绝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切独裁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他们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他们如此关心百姓,理应受到百姓的爱戴。现在百姓忽然要造反,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人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复杂。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卡扎菲很有把握地说,他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他的真心话。他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现在人们反而造起反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最后他判断完全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外面人往往以为,说造反派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故意歪曲,恶意栽赃。其实并非如此,独裁者不是故意栽赃,他们真是这样想的。不光是卡扎菲,大多数的独裁者都是这样想问题的,因为找不到别的理由。可是他们得出了远离实际的答案。造反是完全自发的,和外国人无关。 正因为卡扎菲深信人民是爱他的,所以当有人反对他时他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格外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手段特别狠毒,不惜下毒手杀人。不光是卡扎菲如此,一切独裁者对待民间的反政府力量都如此。他们认为杀掉的都是坏人,至少也是不知好歹的被坏人利用的人,所以毫不手软。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为人民服务而得不到好报?为什么民间反政府人士认为自己是从事正义和高尚的事业,而独裁者认为这些人是忘恩负义,无理取闹,或被人利用。 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统治者对国家治理性质的误解。他们不懂得,正如我国宪法上写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总纲第二条)”,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只不过是受人民委托临时管理国家的。卡扎菲不懂得,石油本来不属于他的,而属于全体人民的。他无权决定石油收入该如何分配。之所谓给百姓的恩施本来就是人民应该得到的。他未经百姓同意而私自占有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贪污了百姓的财产。这样的认识和卡扎菲的认识完全是对立的。判断的绝然相对立,焉能不发生冲突。 统治者更不懂得人与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自以为统治者高人一等,百姓只能听他摆布,不许可有任何自由平等的想法。如果想要和统治者平起平坐,那就是大逆不道。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自己死了由儿子接班。从秦始皇开始,天下的独裁者无一   统治者更不懂得人与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自以为统治者高人一等,百姓只能听他摆布,不许可有任何自由平等的想法。如果想要和统治者平起平坐,那就是大逆不道。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自己死了由儿子接班。从秦始皇开始,天下的独裁者无一例外。   例外。 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有权支配,任何一个老百姓他都有权指挥。现代的独裁者也这样想问题。 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维稳以百姓为对象,有庞大的队伍,充足的预算(来自于百姓的纳税)。这些人拿了政府的待遇,当然要为政府做事。首先是寻找可疑的敌人,结果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看做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到此不但没稳定,反而增加了敌对情绪。弄得风声鹤唳,手忙脚乱。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力量和经费,增加维稳的人员,形成正反馈,越搞越紧张。政府靠自我绕不出去,陷入恶性循环。 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也有些学者认为利比亚动乱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各大强国在当地瓜分势力范围。这一说法非常牵强附会。参与游行的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地缘政治。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 独裁者还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这次利比亚动乱,国家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反对派的百姓。为了消除对国家的威胁,可以消灭参与动乱的分子。所以卡扎菲动用军队杀死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百姓,从而引起国际干涉,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禁飞区显然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有权这样做。其理由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 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有权支配,任何一个老百姓他都有权指挥。现代的独裁者也这样想问题。   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维稳以百姓为对象,有庞大的队伍,充足的预算(来自于百姓的纳税)。这些人拿了政府的待遇,当然要为政府做事。首先是寻找可疑的敌人,结果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看做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到此不但没稳定,反而增加了敌对情绪。弄得风声鹤唳,手忙脚乱。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力量和经费,增加维稳的人员,形成正反馈,越搞越紧张。政府靠自我绕不出去,陷入恶性循环。 的侵犯。反过来,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在卡扎菲的眼中,联合国设禁飞区的决定正是西方在背后煽动的证据。西方国家先是煽动百姓造反,最后亲自出马干涉内政。拿这一点来看,卡扎菲是有道理的。人权思想,自由平等思想都渊源于西方。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是许多东方国家领导人的目标。现在世界上的独裁国家都不在西方,都在逐渐西化的东方国家里。于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所难免。可是最近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里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人权思想的确是普世价值。不论东方西方,也不论是什么宗教信仰都认可人权。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连中国也不得不对设置禁飞区投了弃权票。因为否认人权,把主权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主权国家有权屠杀百姓,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历史中,任何反对皇权的人都要被灭三族,杀个精光。现在跟随世界潮流,这种认识已经基本上被否定。这是我们政治上的巨大进步。 利比亚的事态还在发展中,结果如何还很难说。追求人权未必能够得到人权。搞得不好反而会破坏人权。如果利比亚陷入内战,双方都说为人权而战,长期流血冲突,国家陷于分裂,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如何避免这种结果,双方都要有妥协和让步的思想准备。要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党派的利益要退居人民利益之后。可惜的是理性往往不能战胜情绪,事情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被拖入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状态也完全有可能。   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也有些学者认为利比亚动乱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各大强国在当地瓜分势力范围。这一说法非常牵强附会。参与游行的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地缘政治。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   例外。 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有权支配,任何一个老百姓他都有权指挥。现代的独裁者也这样想问题。 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维稳以百姓为对象,有庞大的队伍,充足的预算(来自于百姓的纳税)。这些人拿了政府的待遇,当然要为政府做事。首先是寻找可疑的敌人,结果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看做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到此不但没稳定,反而增加了敌对情绪。弄得风声鹤唳,手忙脚乱。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力量和经费,增加维稳的人员,形成正反馈,越搞越紧张。政府靠自我绕不出去,陷入恶性循环。 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也有些学者认为利比亚动乱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各大强国在当地瓜分势力范围。这一说法非常牵强附会。参与游行的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地缘政治。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 独裁者还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这次利比亚动乱,国家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反对派的百姓。为了消除对国家的威胁,可以消灭参与动乱的分子。所以卡扎菲动用军队杀死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百姓,从而引起国际干涉,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禁飞区显然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有权这样做。其理由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 独裁者还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这次利比亚动乱,国家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反对派的百姓。为了消除对国家的威胁,可以消灭参与动乱的分子。所以卡扎菲动用军队杀死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百姓,从而引起国际干涉,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禁飞区显然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有权这样做。其理由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反过来,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在卡扎菲的眼中,联合国设禁飞区的决定正是西方在背后煽动的证据。西方国家先是煽动百姓造反,最后亲自出马干涉内政。拿这一点来看,卡扎菲是有道理的。人权思想,自由平等思想都渊源于西方。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是许多东方国家领导人的目标。现在世界上的独裁国家都不在西方,都在逐渐西化的东方国家里。于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所难免。可是最近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里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人权思想的确是普世价值。不论东方西方,也不论是什么宗教信仰都认可人权。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连中国也不得不对设置禁飞区投了弃权票。因为否认人权,把主权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主权国家有权屠杀百姓,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历史中,任何反对皇权的人都要被灭三族,杀个精光。现在跟随世界潮流,这种认识已经基本上被否定。这是我们政治上的巨大进步。   利比亚的事态还在发展中,结果如何还很难说。追求人权未必能够得到人权。搞得不好反而会破坏人权。如果利比亚陷入内战,双方都说为人权而战,长期流血冲突,国家陷于分裂,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如何避免这种结果,双方都要有妥协和让步的思想准备。要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党派的利益要退居人民利益之后。可惜的是理性往往不能战胜情绪,事情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被拖入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状态也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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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论文数量第二 学者指水分多

中国科技论文数量第二 学者指水分多 记者: 萧雨 | 华盛顿  2011年 4月 02日 英国皇家学会星期一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并有望在2013年赶超全球自然科学界的“龙头老大”美国。有中国学者认为,光是数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报告发现,近年来,传统科研大国的论文发表数量有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发表数量则整体出现上升趋势。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有望在2013年赶超全球自然科学界的“龙头老大”美国。 *发表量超英 有望赶美* 中国媒体纷纷转载了这一消息,《科技日报》称,这“基本上反映了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以及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实情”。 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报告指出,1993年到2008年期间,美国的科技论文发表量尽管仍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但所占份额从26%下降到21%,英国的份额也从7.1%下降到6.5%;而中国科技论文发表量的增长最引人瞩目,所占的份额从4.4%跃升为10.2%。 英国皇家学会指出,中国已经赶超英国,成为发表科技论文的第二大国。该学会预计,全球科技论文产出的格局在2011年后还将出现“重大”变化。中国有望在2020年以前超越美国,而这最早可能在2013年实现。此外,巴西、印度、韩国等国的论文发表数量也可能在未来十年赶超法国和日本。 *茅于轼:党化教育妨碍科研水平* 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量近年来为何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著名学者、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过去几十年来发展非常快速。学校的数目、教授和学生的人数都成倍扩展,从事研究的人员增加得很快。第二点原因是,各学校评职称都要看论文,导致教授们都争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不过,茅于轼指出,尽管发表科技论文的人很多,但中国的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他说,至少中国13亿人口中仍然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茅于轼说:“中国的科学家不大会有创造性的思维, 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受共产党的党化教育,让他用一个眼光、一个立场看问题,不大懂得怎么换一个立场看问题,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很难有重大性的发现。这个跟党化教育密切相关。” *方舟子:论文大跃进 重量不重质* 以揭露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学术腐败现象闻名的方舟子表示,中国科技论文发表量跃升全球第二不足为奇。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正处于论文发表的“大跃进”时期,但其中的水分非常多,一稿多发,把一篇论文拆成好几篇发表,或是干脆抄袭别人文章的现象十分普遍。 曾留学美国并得到博士学位的方舟子说,即使不存在上述情况,中国学术界也有很多没有含金量的所谓“垃圾论文”。很多期刊只要交了钱就可以发论文。因此,单从数量不能说明中国的科技领域取得了多高的成就。 方舟子说,中国大学和科技机构中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只看论文发表的数量,而不去考察质量,而体制问题是根本原因。他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科研体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制,和美国不同的是,它是一个官本位的体制。学术的权力是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的,要不要给你提升为教授,要不要给你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官员说了算的。” 方舟子说,一些行政官员不懂行,或是整天忙于行政事务而无瑕顾及学术工作,导致他们用简单也是最偷懒的方法,计算论文数量来作为评奖、晋升的依据,这是导致中国论文膨胀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刺激学术造假在中国泛滥的原因。 *被引用率4% 排在108位* 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在评估发表论文质量时以一篇文章被多少研究刊物引用为依据。根据这一标准,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第二位的是英国,中国被引用的论文份额从零增长到4%,排在世界108位。 收听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4) 2011年 4月 02日 百姓 (中国) 封建专制社会,无信用价值 2011年 4月 02日 绑着黑锅的舞者 总量第二 引用率世界第108位 吐血 还不如总量倒数第二呢 耻辱啊 2011年 4月 02日 没有创新的国度 (china) 为什么中国只重数量不质量呢?你要知道中国大学里的很多行政领导(包括校长在内)他们没有高质量论文,你要他们讲质量,就等于 赶他们下台,这相当于推翻共产党了。他们会答应吗?我们学院的院长 学术水平很臭,但职称是二级教授,没有一篇像样的论文,整天担心高水平教授抢他位子。这样的院长会注重质量,注重人才吗?岂不是天方夜谭。中国现在的创新能力可能还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文革,那个造卫星、原子弹,杂交水稻,合成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 2011年 4月 02日 4 (5) 多数中国人不是为了写文章本身,他们是为了发表文章之后的benefits。所以文章没有人看,即使不是抄袭的….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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