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冉云飞被正式逮捕 左晓环案开庭无期(图)

四川作家冉云飞上周被成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逮捕,其妻子王伟星期一对本台证实了这一消息,当天她到公安局给丈夫送物品。而另一名四川异议人士左晓环被捕近一年,律师称,法院一再延期开庭,可能证据不足。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图片:四川作家冉云飞被当局正式逮捕。(网络资料/记者乔龙提供) 2月20日被成都市公安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冉云飞,其妻子王伟女士上周五接获逮捕通知书,指冉云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现关押于都江堰看守所。王伟星期一接受本台查询时证实,已经收到通知书:“作为他的妻子我希望他能早点出来。等我更多了解一些以后,我再接受采访,好不好? 记者:公安局是什么时候通知您的? 回答:公安局是25号,我刚刚下去买菜的时候,门卫交给我的。所以,我马上跟他们(公安局)联系以后,我待一会给我先生送点书,然后拿他给我写的信。 记者:您收到(拘留)通知书了吗? 回答:已经收到了。 46岁的冉云飞于2月24日被成都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而此次逮捕通知书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被捕前曾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并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冉云飞在2月16日发表《我们饭醉,我们鲜花》的文章称,中国统治者软硬兼施防堵埃及革命影响,但内地还是有不少地方传播消息,欢呼胜利。独裁者把人民弄成半残废,结果也自废武功,自掘坟墓。当2月12日埃及人在解放广场欢呼穆巴拉克下台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些不眠的网民,也在推特、脸书及其它网站上,为埃及的重生高兴欢呼。据报,当局指冉云飞组织及散布“中国茉莉花革命”信息,2月20日集会示威的当天下午,把他从家中带走。 冉云飞也是四川成都的活跃博主,曾参与联署《零八宪章》。上周,德国之声博客大赛公布的候选名单中,冉云飞的博客获提名最佳跨语言博客和最佳中文博客奖。   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形容冉云飞被正式逮捕是当局“欲加之罪”:“我觉得他一个文人,一个作家,就好象毛泽东原来批评国民党的时候,就是国民党关闭了民盟,(毛说)他们那些文人没有武器,没有钱,就只有笔,都能颠覆国家的政权,都把政府给颠覆了?我觉得真的是欲加之罪。而且如果谁愿意批评你,就把你颠覆了,我觉得你自己应该,作为政府你应该检讨你自己。为什么每个人不能批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批评的声音,一个政府这样是不正常的。”   而另一名去年四月被绵阳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的异议人士左晓环,也是因为发表文章,当地检察院两次将案件发回公安局补充侦查,至今未开庭。代理律师刘晓原星期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三月中旬我跟法院负责这个案件的庭长打了电话,他的意思这个案件还在退回补充侦查,但是听说退回补充侦查的期限已经到了。他明确表示,他们会在法律赋予他们的审限内,因为他可以退回补充侦查,还可以延长审限。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   本台曾报道,左晓环案去年九月至今已两次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但根据规定,两次退回后,公安还可要求省高院延长侦查,不过,刘律师说,公安申请延期的次数则不受限制,暴露了法律漏洞:“他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那么法院重新计算审限。他还可以第二次退回,退两次。退回以后他又可以重新计算审限。那么他经过省高级法院批准(以后)他又可以延长审限。也是法律上的一个漏洞,所以由于法律上的规定不是很明确,他可以不停的延长审限。由于给他延长审限(的权力)又没有次数的限制,所以他会这样慢慢拖。”   对此,刘律师认为当局缺乏充分的证据,否则会像刘贤斌案,判刑了之:“感觉他这样拖就说明证据不是很充分。因为像这类案件,如果证据很充分不会拖这么长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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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中国进入信息恐惧时代

《南方都市报》前时事评论员长平指出,在中国政府大力打击茉莉花在内地开花之后,上推特的人少了,连「五毛党」都少了,反映中国已进入信息恐惧时代。 长平27日在香港出席金尧如新闻自由奖颁奖礼暨研讨会时指出,基于要「翻墙」等技术性原因,上推特的人有所减少,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气氛让网友不敢讲话,有些人即使翻墙上了推特,也不留言。 他补充,这并非是建国以来最恐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时,你即使给数据人家看,人家也不看。但若以近几年来看,现在是最恐怖的年代,敢说话的人少了,而互联网公司为保生存,亦配合着政府的收紧政策。 评论员北风亦同意,并举例说,四川博客冉云飞被带走及指控他颠覆国家政权一个月来,中国人绝少在网上谈及此事,以冉无理被拘查和他人缘之好,这是不合理的。 长平以黑夜走路时唱歌来壮胆作比喻,呼吁各人继续说话,即使说的是闲话、生活琐事。 出席同一场合的香港互联网协会主席莫乃光亦建议港人在中国内地的微博上开设账户,把境外的信息和思维带入中国内地。他强调,不一定要谈政治,说说身边事和社会情况已经足够。 与会者更担忧大家对中国的打压自由变得麻木,出席会议的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博士指出,埃及中断互联网五天已引起国际社会反弹,但新疆政府在09年7月乱事后断网十个月,国际社会和中国内部的反应均不大,好像如此不可能的事由中国来做,「没有什么大不了」,那可能纵容当局日后更放胆地打压。 出席这次名为「如何利用互联网突破信息封锁」的讲者都相信,现时的恐怖气氛是暂时性的,甚至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冲破黑暗,靠的是人的意志,互联网等科技是次要的,希望大家接好棒,尤其是身处自由土地上的香港人。 相关日志 2011/03/28 — 川网站公开对抗宣传部 抵制强权宁死不屈 (0) 2011/03/28 — 阆中热线被指最强硬网站 打死也不删帖 (0) 2011/03/26 — 环球时报:互联网浓缩了太多复杂性 (0) 2011/03/25 — 鲁迅论坛上,令人震惊的陈丹青开场白 (0) 2011/03/24 — 金融时报:中国的网络自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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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本维稳 恐适得其反

中国血本维稳 恐适得其反 记者: 陆杨 | 华盛顿  2011年 3月 27日 中国各地执法当局继续加强打压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对他们实施的绑架、失踪、抄家有增无减。湖北民选专家姚立法3月24日再次被强行带走关押,这是他今年第7次被无端绑架。 上星期四(3月24日)上午,姚立法正在单位潜江小学正常工作,突然被6名同事强行带走,他被关押在距离单位12小时车程的一家宾馆里。姚立法在宾馆被监控三天之后,3月26日晚上被放回。在被关押的三天里,姚立法没有任何自由,也不能跟外界联系。 姚立法对记者说,绑架者告诉他,这次他被监控一是传播跟茉莉花革命有关的信息;二是当地的潜江职业艺术学院有上千学生准备参加据称是跟茉莉花有关的游行,而姚立法被怀疑是幕后的组织者。 不过姚立法认为,他这次被绑架的真实原因是跟一贯从事的维护公民最基本的选举权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我倒觉得,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还是我要做的正常工作,就是说,我对独立候选人,对民间选举观察员进行培训,这项工作是他们最担心的。” 今年7月到明年年底,是中国新一轮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姚立法说,中国的老百姓一直以来没有正式的选举权,即使选举法承认普通选民的权利,但是他们的选举权是被别人操纵和控制的。姚立法说,老百姓对中国的虚假选举非常厌恶,而他和他的朋友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保证中国的老百姓切实掌握他们手中唯一的政治权利–选举权。 中国政府为了所谓的“维稳”,不惜动用巨额的纳税人血汗钱,雇佣便衣、打手对敢于说真话的各界人士实施白色恐怖手段。并且,假借目前的茉莉花革命,更加肆意扩大白色恐怖。 姚立法说,实际上对他的严密监控从今年1月底就开始了,而互联网号召在中国进行茉莉花革命却是2月下旬的事。 从今年1月底到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姚立法被地方当局授权的潜江小学绑架了7次。姚立法对记者说,针对当局对他的非法打压,他准备行使法律手段讨一个公道。他说:“第一是到法院诉讼他们;再就是到检察院去控告。但是到法院诉讼主动一些,到检察院控告的话被动一些。再一点就是我们估计法院会不受理等可能性都存在。但是没关系,我仍然要行使自己的诉权。” 从2月下旬开始,姚立法所在的潜江小学对他实施24小时全程监控,上下班也有“专车”接送。他所在学校的官员还多次威胁说,你要是变成涉嫌煽动颠覆可不是一件好事。 另据博讯网消息,北京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上星期一被国保带走,下落不明。美国之音记者电话联络她,但是王荔蕻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另外近期多名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被抓。 有中国学者最近撰文,要求纠正地方在维稳工作中的“异化”现象。针对中国维稳越来越不惜代价,常常超越法律规定的普遍性,文章指出,中国地方在维稳中奉行的暴力压制或者“花钱买太平”的维稳逻辑,可能会换来一时的表面稳定。但是从长期看,不仅会牺牲法治,甚至连稳定也将最终失去。 收听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8) 2011年 3月 27日 旁观则清 别急,中共国即将崩毁。九千万人退党,共党倒台是明天后天的事。哈哈,中共和神斗,自找末路。 2011年 3月 27日 游客 最近几天看VOA中文网,发现很多人只要是出现中国的新闻报道,不管是说什么的,都会立马在底下评论,说中共倒台,等等重伤中共的话。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在评论,还是流亡国外的汉奸,外国势力的走狗,还是真的在国内的普通民众。如果看VOA只是为了骂中共的话,你们的人生就太杯具了 2011年 3月 27日 我是“共”匪 (中国) 我们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2011年 3月 27日 好 (中国) 颠覆国家政权应该判刑,多数老百姓虽然有意见但不希望出现动弹,西方的目的恐怕要落空,靠几个美分党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2011年 3月 27日 中国人 (中国大陆) 骂中共就是汉奸,走狗吗?你不知道中共就是汉奸?走狗?太幼稚太可笑了。 2011年 3月 27日 Quixote (没有希望的民族) 额~~又见“九千万人退党”,这无疑是在给FLG又一次贴上“假大空”的标签!与中共一样,FLG也是在自毁信誉! 在我看来,FLG报章与“自由中国bbs”一样,都相反成为了反共力量的“粉碎机”! 中共太高明了,难道是中共的“养敌”策略? 2011年 3月 27日 民众 (中国) 中共的走狗也将最终失去. 2011年 3月 27日 正波 (中国) 为什么骂中共,因为中共跟法西斯基本一样 无信用价值.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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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历史与今天——1768年叫魂与2011年茉莉花

3月20日是海外网站宣布“第五轮茉莉花集会”的日子,在北京等地仍然可见中国当局对茉莉花那种高度的体制性过度防卫。这 种反应让人深深感受到弥漫于中南海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北京当局对失去权力的深深担忧。官方对这种真幻参半的威胁之过度防卫,让人联想起243年以前那 起发生于清乾隆中叶的“叫魂”事件。两次事件中,涉及民众的情况全然不同,但社会状况与统治者的防卫动机、防卫特质却惊人地相似。 首先,两事件均发生于“盛世”,一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大皇帝乾隆治下之盛世,一是中共第四代胡温领导下的盛世;二是官方对事件的定性与处理方式惊人地相似, “叫魂”事件被乾隆视为事涉国家安全,认为在人与神灵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与社会道德基础都构成威胁,涉及谋反;如今这“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 花革命”,在当局眼中也事关国家安全,被逮捕的人士(当局认定他们与“茉莉花事件”有关)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读者也许会怀疑:乾隆盛世是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如今历经数次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底层革命,终于进入到由邓小平开创先河的“改革开放”时代,并与世界接了轨。政府还会只有乾隆那水平吗?切莫以为我是说笑,请看我一一比较。 一、案件的“生成”机制都是从上到下 “叫魂”案发生的1768年堪称长达百年的“康雍乾盛世”的顶峰时代。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从浙江德清开始, 最终发酵成半个中国清剿妖术的大恐慌。此案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将这一案件发展成如此规模的不是别人,而是英明过人的乾隆皇帝。因为他相信妖术是谋反的烟 幕,是他将此案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逼迫各级官僚严查甚至罗织。当严刑逼供的人交待出的罪犯了无踪迹之时,乾隆在亲笔朱批中竟然认定“罪犯”改名 易姓藏匿踪迹,最后逼得官员只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百姓惶恐,游僧乞丐纷纷被拷伤杖毙——从孔飞力详尽梳理列陈的史料中,读者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在御批中 的暗示与苛责是如何将地方官吏置于失去官位的恐惧中,因而被迫将叫魂事件无限放大并抓捕无辜。在长达数月的各省搜捕当中,皇帝本人集首席原告、司法督察者 与检察官于一身,整个案子与其说是对犯罪案件的追查,还不如说是为迎合皇帝对失去权力的担忧而制造出来政治罪。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发端的2011年,也是历经邓、江、胡三代中共领导人营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人民日报》与新华社都如此概括),GDP总量已达世界 第二。这年春天由突尼斯发端的“茉莉花革命”将中东北非的好几位独裁者赶下台,苦于专制独裁已久的中国难免人心思动,从海外的推特中文圈里,由一位叫做 “秘密树洞”的推友发出一条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终被北京当局发展成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30多个大城市里清剿茉莉花集会的准军事行动,政治局高层紧 张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担心一朵“茉莉花”现身就导致乌纱堕地。政府传达指令时,因传达层级不同而口径大小不一,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全国各地不 少城市纷纷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对象的人无一漏网,知识界谈茉莉花色变,传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调“好一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词——千古未有之盛 世,竟然被一朵网上开放的“茉莉花”折腾得流言四起,民不安生。 在相隔243年的两个案子上,当政者都押上了本朝的政治尊严,投入了太多的政治压力与政治权威。 二、两大“盛世”的相同脆弱点:民生艰难 官史称乾隆盛世有如鲜花着锦般灿烂。但盛世之下的普通百姓却惶恐不安。《叫魂》如此描述这一时代:“从一个18世纪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 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18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已 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 官方宣传的“江胡盛世”我已经从多方面分析过。从一个平民的角度来看,GDP总量第二似乎没给普罗大众带来什么好处。农民们心惊胆战地度日,因为政府收回 “官田”的命令随时可能下达,“拆村运动”正在中国近20个省份推进;城市人则担心政府做后台的拆迁队来拆房。只要政府盯上一个人的土地住房,这个人就算 浇上汽油烧死自己,官员也不会同情你。青年人想找个工作难上加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却有可能得上职业病(共有二亿职业病患者);物价越来越贵,一套 房子就榨干不少家庭的钱袋,不少成年儿女只好成为没出息的“啃老族”。即使年青女子想从事娼妓行业,也因过度竞争难以养家糊口,弄不好还染上一身脏病。虽 说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平民百姓只感到过日子越来越难。口袋里刚有几个钱,看病、上学、买房给掏得光光的,死了买块坟地也难。 孔飞力对乾隆时代的概述“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用来描述今天亦很 贴切。我曾在推上发过这段话,希望推友猜猜说的是哪个时代的中国,90%认为与今天中国很相似。只是与乾隆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人还多了一系列以前没有的 问题:如苏丹红咸蛋、三聚氰氨奶、瘦肉精猪肉、农药蔬菜、翻新陈米、香精茶叶、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甲醇酒、硫磺馒头、灌水猪肉、潲水油,还 有每年发生的各种地质灾害。连喝口干净水也变得异常困难,河水井水尽皆污染。 前后相隔两百多年,但都有相同的问题: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而言人口过剩,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 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三、滥用政治罪名也无法解决社会危机 这种社会的特征可被定义为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这种社会的特点是:社会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 分摊”。在乾隆时期那个农业社会,以及今天这个“后发展型工业社会”,这种“损失分摊”并无区别,都是一个极为严酷的过程,支撑上层奢侈生活的方式是对社 会剩余产品过度掠夺——今天的掠夺已经到掠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土地住房,这说明上层掠夺已经不止于当年生产的社会剩余。这种掠夺过程造就大量的社会底层 与边缘化人士。这些毫无前途的社会底层既然没法通过正常的竞争管道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只有仇官仇富,包括仇恨成功人士,最后无法避免地走上造反与革命之 途。清乾隆及当今的执政者出于失去统治权力的恐惧感,都加大对社会管制的力度。区别在于,乾隆时期这种社会管制是阶段性的,往往伴随着对外的军事失败与信 心受挫而来,离其最后覆亡还差一个半世纪;当今中国统治者的信心建立在发展经济之上,无论是其统治合法性还是内部等级分肥制以及维稳的高额费用都建立于这 一基础之上,一旦经济发展停滞,财政收入枯竭,所有问题将同时并发,形成难以收拾之局。 这两个“盛世”都禁言国家祸福。《大清律例》、《刑案汇览》记载,清朝法令对“巫师、邪术、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尤其是禁止他 们预言‘国家祸福’以此‘惑众’”。到了乾隆统治中期,皇帝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 路,叫魂危机为皇帝这种焦虑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其中的“割辫子”这一牵涉到满洲统治者最敏感的发式问题被皇帝无穷地放大为政治问题。 今天的中共政府仍然将信息看作一种权力与力量,并与国家安全有关。当政者顽固地认为,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精密掌控,只是禁言的范围更 大、更随心所欲,几乎所有被视为有“负面”影响的信息都在被控制之列。即使在信息流通非常即时与快捷的互联网时代,中共政府仍然顽强地管制言论,坚持修筑 网络长城,并与一切先进的传播技术做永不休止的斗争,还想将这种管制扩及境外。2月17日有关“中国茉莉花集会”的消息传播开之后,中国当局的做法与当年 乾隆皇帝的做法本质上毫无区别。他们对“茉莉花”敏感到什么程度?除了大量抓人之外,神经崩紧到可笑的程度。以一位推友的真实经历为例:“前天吧(3月中 旬),转了则笑话,说一狗对某种花过敏,一说就咬人,居然遭XX宫派出所质询,半夜了,一定要让我走一趟,到派出所做笔录,为什么发这则博文,有什么想 法,我说这不就一笑话么,能有什么想法,你们有什么权力为这点小事找麻烦?他们说是上面安排的任务,都敏感到什么份上了,纯扯淡,上面是谁?” 可以说,乾隆皇帝与今天中共高层处理这两次事件都源自于深层焦虑的政治恐慌感,相隔两百多年的两个王朝属于同类,都是在“盛世”的堂皇外表下遮蔽着诸多社 会矛盾,因而两个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被亦真亦幻的不安定因素深深困扰,都认为用政治罪指控是消灭不安定因素的最佳机会——乾隆想利用“叫魂”案,今天中国 最高当局则想用“茉莉花案”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两次受打击的目标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叫魂”案件中受到伤害的是下层社会的边缘人士,如流浪汉、乞丐、游 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于途的各色人等(人口过剩所造成)。目前受到伤害的人也是处于社会边缘人士,即因各种社会伤害而走上异议之途的人,包括部分 本来并未边缘化但却因良心而持异议的人士。 但这两个被统治者生造出来的案子能够被利用到什么程度,其间却有很大区别。乾隆在这条路上只走了一年不到。乾隆皇帝作为本案的首席原告,在这个案子上不仅 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最终官方以一纸不光彩的结束令,默 认了造成集体性恐慌的根源基本上是子虚乌有。让皇帝体面下台的是军机处一群老练的高层官员,今天中国民间熟知的刘罗锅的父亲刘统勋。 今天的中国没有皇帝这样一位与国同休的最后责任人,集体领导意味着集体无责任。等级共享的分肥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固化状态,使所有参与分肥的官吏都只想拼命 保持自己分肥的资格,这种情况意味着再也没有人愿意对上级说出不同意见。因而这个“茉莉花案”只能等待“上面”叫停。而“上面”叫停则需要等待其危机感消 失。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如今统治者面临这样的困顿之局:所有的社会仇恨与危机都是各级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只要他们不停止其掠夺行为,危机就没有淡化下 去的时候,统治者危机感自然也不会消失。 最后我只想问一句:时隔两百多年,在物质文明上我们中国人总算搭上了世界进步的便车,与时俱进了。但我们的政治制度与统治者的治人之术到底比243年前进了多少步?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 )著,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Winner of the 1990 Joseph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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