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中国政府6日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重新界定了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其中‘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两项，首次被正式宣布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对改革将在什么程度上触动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内外一直都有议论，对改革是否应当牺牲一些社会稳定，同样存在争论。白皮书将它们明确列入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一次重要的澄清和宣示。”“中国政府6日的表述，看似仅仅几句话，它的背后却是最近几十年全世界各种‘改革’和‘革命’的层层铺垫。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不断推进，但政改的目标不是要颠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要使这个政治制度更加有效”。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称：“最后两项，即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有政治体制，以及中共在引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所采取的维稳手段和施政方针等，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在提醒那些实行与中国不同制度的国家，要和中国友好往来，就必须尊重中国是由中共领导的事实，也必须接受中国的社会制度。换言之，任何意图改变中国现有政制的行为，包括所谓的‘和平演变’，不仅会被视为干预内政，还会被视为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 香港《星岛日报》署名纪晓华的评论称：“去年12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长篇文章，阐述了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个人看法’，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当时有媒体批评，这等于宣示维持中共统治，是比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重要的核心利益。前天发表的白皮书在顺序上做了调整，把‘主权’放在首位，‘国家政治制度’放在后头。”“将维稳也列为核心利益，显示‘稳定压倒一切’仍是官方的思路，将全力防范‘茉莉花革命’等活动。”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这六项所谓‘国家核心利益’，其实只得一项，就是‘维持中共一党专政’。前四项针对外国，警告他们不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不要损害中共的政权（主权）；第五项既恫吓国民不要改变一党专政的制度，也警告外国不要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第六项可持续发展，目的也是令中共长治久安。不过，这些‘国家核心利益’被利益集团绑架，以成就一党之私，与现代国家的核心利益截然不同。”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 “中国将现有政治制度纳入核心利益范畴，在外交上又坚持核心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就是首先针对要求中国推动政改的国际社会、国际舆论，针对的是颜色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这份白皮书针对的又不只是西方国家，更是针对国内的自由派学者、媒体甚至官员。维基解密近日曝光的美国外交文件显示，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因具自由思想而失势，他赞赏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但受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驳斥。官方如今定调政治制度是不可改变的核心利益，无异于对主张政改者预定了一顶出卖国家核心利益的帽子。”  

从独裁走向法治国家的里程碑 2002年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对南斯拉夫前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审判，2009年开始的柬埔寨特别法庭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属于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审判专制独裁者的重大国际审判案例。这两起案例既是司法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又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的法理确认。2004年南美国家智利对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审判和2005年伊拉克特别法庭对前独裁者萨达姆的审判也各自构成该国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独裁走向法治国家的重要里程碑。 不同于南斯拉夫或柬埔寨，埃及对穆巴拉克的审判不属于国际司法审判。也不同于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的审判，因为萨达姆的倒台是国际武力干涉的结果。智利对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审判虽然经过国际引渡程序的较量，但审判却完全是在智利国内司法框架下进行的。皮诺切特不同于穆巴拉克或突尼斯的本阿里，皮诺切特虽然同穆巴拉克一样，也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皮诺切特在当政18年之后还政于民。对他的审判也是在其还政于民14年之后进行的。换句话说，皮诺切特被审判的时代，智利的民主根基已经走向巩固，司法制度趋于成熟。2004年对皮诺切特的审判与其说结束了一个时代，不如说是对已经过去的专制作了进一步的清算。 多少人应该被送上审判台？ 穆巴拉克的审判却不同。今年一月，继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后，埃及爆发民主革命。二月十一日，穆巴拉克面对民众压力与军方的抗命，不得不弃总统职务而去，埃及专制一朝崩毁。推倒专制制度后，埃及局势为部分军人及前政要掌控，鉴于革命势不可挡和街头民主压力，埃及迅速放弃旧宪法，更换原有国家机器，并通过全民公投决定于2011年底前举行民主选举。革命后的埃及，千疮百孔、百废待举。有无必要立即审判前独裁者？作为专制机器的首脑，穆巴拉克必须对其暴政及其后果负责，但同是制度的一部分，穆巴拉克等人被送上审判台，而今天执政的人甚至掌握诉讼机器的人也不乏穆巴拉克的下属和同党。穆巴拉克被审判，而其同党却坐在审判者的席位之上，是否公平？在穆巴拉克时代，多少人是穆巴拉克专制的拥戴者和参与者？如果对独裁制度下的每一个人进行清算的话，多少人应该被送上审判台？正如埃及部分舆论所指出，如果一定要彻底清算穆巴拉克时代的罪恶，可能得有一半埃及人要受到指控。同时，埃及革命初成，埃及革命后的司法系统能否承担得了审判前独裁者的重任？ 这些问题，无疑都十分中肯，既是埃及社会舆论及埃及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个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所必须提出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可以肯定的是，埃及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无法全部满足上述这些要求和条件。同上述各国审判独裁者不同，并没有国际司法程序介入穆巴拉克审判，埃及也无须面对国际压力。相反，国际社会不仅对穆巴拉克被审判与否保持低调，而且一般舆论从实质到形式都不看好此次审判。但是即使如此，革命后的埃及仍然选择了将穆巴拉克送上审判台。 从旧制度中剥离出来 为什么？从埃及多数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的角度，这一审判即使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仍然是必要的。经过专制体制践踏过的社会，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同旧世界彻底分割，埃及的案例应该也可以为各个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提供参照。新的体制必须从旧的废墟中找到着力点，民主机构也必须通过与专制制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体去建设。正如目前突尼斯新政府中以及埃及新政权中仍然有众多的旧国家机器的成员一样，新的民主制度只能一点一滴从旧制度中剥离出来，而不可能如共产主义这种暴力革命一样，将旧世界彻底粉碎，然后以暴力重新构建乌托邦，最终走向以暴易暴的悲剧。从这一角度，选择审判穆巴拉克也许并非最好选择，但却是大胆地挣脱旧制度之举，是同专制独裁一刀两断之举，是以法制取代暴力之举，是向世界宣布专制埃及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强音。

九一一的实际冲击力 在九一一事件十周年之时回顾这一事件对世界的影响，众多的观察者指出，九一一事件的意义很可能被高估了，或者说九一一的实际冲击力并没有当时美国和西方判断的那样严重。但是九一一事件仍然是一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如果九一一之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意义言过其实的话，但九一一本身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却不可小觑。 粗略说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东西冷战后结束后，西方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欢欣和乐观时期。对立的共产主义阵营骤然消失，以宪政民主、经济自由为框架的西方社会突然失重。先有“历史终结论”不胫而走，继有“文明冲突论”后来居上。无论是“历史终结论”的乐观，还是“文明冲突论”的忧虑，都表现了西方社会面对未知未来的焦虑，显现了社会的某种意义危机。九一一事件更如晴天霹雳，给予赢得冷战后自信的西方一记猛掌。自此之后，关于西方衰落之类的话语多了起来。九一一至今的十年，有人认为是中国崛起的十年，实际也是印度、巴西、南非等反西方新兴国家的崛起。2008年以后，受美国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各种西方和欧洲悲观论加入了质疑和批判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的行列。一时间，关于西方衰落，美国陷入深重危机的声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义环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的音乐会。 法国哲学家达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总结说：九一一事件可以被解读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政治基准——民主制度的全盘反抗；美国信贷危机不仅象征着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也意味着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败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于海啸引起的日本核电危机则预示着整个现代物质文明的根本发生动摇，人类不仅最终难以驾驭自然，甚至也无法控制自身的科学发明。换句话说，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资本主义与科学文化受到全方位挑战。 九一一事件当然是对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异常惨烈的攻击，但如果说九一一事件是外部世界对西方价值的攻击的话，那么，从价值层面看，这一攻击是失败的。这一攻击的手法残酷野蛮，决定其无法传播正面价值。不过，九一一事件的确强化了西方思想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叩问。 茉莉花革命回击恐怖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民主受到来自内部的广泛质疑之时，伊斯兰世界爆发阿拉伯之春。从很大意义上，这一重大事件可以被看成是伊斯兰文明内部对借宗教之名挑战西方价值的恐怖主义的回击。当今世界的演进令人目不暇接，历史潮头追波逐浪。正如二十世纪民主先后战胜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深陷危机的民主正在积极寻找应对危机之计而不得要领之时，其对手却已经先自放下了武器。

助长民粹主义 不过，九一一事件及其美国的反恐战争毕竟是全球性的，带给世界各个不同地域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明显的。不少评论者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近十年来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上的最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其实并非九一一的直接后果，只是由于全力反恐，美国有条件地寻求中国的合作，而使中国获得了较大的国际空间。同样，九一一之后的反恐也对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欧洲在布什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上，从来没有共识。当年法国甚至威胁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否决伊拉克战争更是使美法关系陷入空前紧张。欧洲也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还是反对伊拉克战争分裂为所谓老欧洲和新欧洲。欧洲的分裂并非仅仅外部的分裂。反恐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事实，支持了主张治安先于自由的保守右翼，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民粹主义企图将内部问题转移于外部，在国内政治中打移民牌，企图将移民和全球化当作替罪羊，将欧洲内部社会经济问题转变成移民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今天欧洲仇外情绪蔓延，社会矛盾深化，民主政治动员乏力。 摆脱拉登暴力路线图 九一一十年之后，伊斯兰世界爆发茉莉花革命，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关上了九一一这一事件留下的巨大的历史括号。伊斯兰文明内部对民主、自由价值的向往不仅将恐怖主义推下了历史前台，也使美国欧洲开始抬头的民主怀疑论警醒。美国和世界不应该由恐怖主义所支配，不应该遵循拉登所划下的路线图，走上恐怖、复仇的以暴易暴的道路。十年后的美国，拜民主制度所赐，当初发动战争的美国总统布什已经下台，主张以武力改变世界格局的美国新保守主义也已淡出政治舞台，但是美国仍然没有走出九一一阴影。与此同时，极端保守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纷纷抬头。一些舆论甚至认为，九一一事件实际宣告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而从目前形势看来，美国很可能将从此一蹶不振，代之而起的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世界新兴经济体。 其实，世界新兴国家，以金砖国家为例，印度与中国之间有着重大的制度差别，是否能够真正取美国或西方而代之，目前显然还不能定论。但从美国的角度，则必须回答如何走出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困境的问题。美国能否摆脱九一一的魔咒，打破美国衰落的断言，关键仍然是普世主义与孤立主义之争。以开放还是封闭的心态迎接未来和接纳世界可能是九一一十年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根本挑战。

即使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讨论起毛泽东来仍然并不轻松。作者就在这样的一次”论战”中激动至落泪。 原文： Traitor of the Chinese People 作者：Yaxue Cao 发表：2011年9月1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Z老道”翻译 你可能会觉得如今的中国人讨论起毛泽东来会更容易，也更”见仁见智”，因为毕竟老毛已经死了30多年了，也有了足够多的角度去回顾（他的一生）。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从老毛的时代走了出来，中国人也已经走向世界，在全球各地学习、游览、工作、生活，他们也接触到了大量全新的以前不可能接触到的关于这个人的信息。 事实并非如此。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把毛泽东还原为人》，文中呼吁把毛泽东从神还原成人。在文章中，茅于轼概述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邪恶的毛泽东，他所引述的材料都是我们已知的或新公布的信息。茅于轼毫不掩饰的称毛泽东是”人民公敌”。茅于轼今年70多了，他经历了整个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我可以据此推测他不光是说出了他的理解，还说出了他的感受。 对我来说，接下来那些对茅于轼的抨击即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说是在情理之中，是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你以为这些人会对（茅于轼的文章中提到的事情）了解的比较多――迫不及待的跳出来为毛泽东辩护。意料之外则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简直就是文革的翻版，愚蠢到了可笑的地步。他们给茅于轼先生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他是”汉奸”，不过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比较好：”茅于轼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他的攻击表明这是自某某花革命爆发以来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又一轮攻击。”他们似乎觉得不能说出”茉莉花”这个词很正常。 因此，之所以把茅先生冠以”汉奸”的称谓就是因为他攻击毛泽东，这也成为是西方（反华势力）妄图推翻共产党的手段之一。值得表扬的是，共产党没有这么说茅先生，就我所知，至少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自我有记忆以来，这种控诉已经成了这个政党的一种普遍模式了，尽管目前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都纠缠不清。 不过，普通人讨论起毛泽东不会上升到这一高度。而大多都和我最近参与的一次讨论差不多。当时我是在一个我的大学朋友们的一个聚会上，很多人都带着家属。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开始的了，突然，我就和坐我旁边的一位爷们儿为毛泽东到底为中国和其人民做了什么好事儿吵了起来。 “什么都没做，”我说，同时我脑中千百次的想起50年代的大清算、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还有更多的虽然规模较小但是依然很残酷的事情，这些都不应被忘记。 “不对！”这位很激烈的反对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伸出一只巴掌让他告诉我五件――只要五件――毛泽东为中国做过的好事。 他：”他统一了中国！”（译者注：话说这个应该是蒋介石的功劳吧，老毛毕生也没能统一中国，别忘了台湾。） 我：”好。第二件呢？” 这个男人停下来，琢磨着。 我：”就一件？不至于吧！” 他：”哦，他解放了妇女，鼓励男女平等！” 我：”不错！我也很欣赏这一点。别的呢？” 这时，这位爷们儿已经开始冥思苦想了。 我：”现在才两件啊。快点儿啊，我手都举酸了。” 他：”嗯，他让中国站了起来，不再是任何人的殖民地。” 我：”北朝鲜也站起来了，也不是任何人地殖民地。多伟大啊！” 这就是我们关于毛的对话经过了，即便说不上有多愚蠢，至少也算是挺没劲的。 后来,我又提到了大饥荒的事儿，还是这个人，详细描述了在他的家乡，以自然资源丰富和人文历史悠久著称的浙江省，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期间，是如何被收走刚刚收割的粮食的，他那大他8岁的姐姐又是如何饿死的。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谈到了一些具体且有意义的事情上。可是，他并不是在反思毛泽东发动的灾难性的行为，以及让这一切得以发生的体制，而是抱怨说，”城里人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 哦，顺便说一句，这个男人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我都长，他是一位气候变化方面的大学研究员，工作很努力，人也很实诚。有时候我就禁不住想，毛泽东晚上一定在他的水晶棺里又蹦又笑，因为他对几代中国人的洗脑实在是太成功了，说不定他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基因。 1997年4月（清明节），我们兄弟姊妹7人为了给父母扫墓，在故乡的小村庄相聚，在这以前我们很少聚齐过，因为我们分别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那天晚上，我们的老房子里洋溢着我们的喧闹和笑声。又一次，我都不记得怎么开始的，我和我大姐开始争论毛泽东到底是不是一个伟人。她年长我16岁，是北京一家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不管我什么时候到她，她都把我招待的很好。这次争论很不愉快，我俩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紧张。我大姐坚持认为毛泽东打败了他的所有的对手建立了新中国，他肯定是个伟人。我说，因为他，很多人死了，很多家庭支离破碎，很多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遭受这样或那样的痛苦，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被认定为伟人？大姐和我就这样前前后后讨论了一会儿，突然我大姐对我嚷道，”都是美国人教你这些的！” 我们的争论戛然而止，我的眼泪也随之涌出。我不记得上一次感觉如此被侮辱是什么时候了。我离开了房间躲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站在村子里的打麦场上看到海尔 – 波普彗星出现在天空的西北角然后消失在山的那一边。璀璨夺目，但是那并不能减轻我哪怕一丝丝的悲伤。 相关音频： 译者访谈（英文）：毛泽东的遗产面面观 [说明：本次访谈的中英文字版本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发出。]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