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请各位关注者访问和订阅这个网站： http://freewanglihong.blogspot.com 在某种意义上，王荔蕻能否自由取决于中国人自己如何努力，因为她在国外的知名度数远远低于艾未未。艾未未再次在推特上发声就有声援王大姐的推。下面推荐一篇文章： 翟明磊：你们怎么能审判公民精神？ 昨天，我敬重的王大姐，荔蕻姐站在审判席上，我为这法庭感到羞耻，一个好公民因为她见义勇为，为三网友呼喊，被诉滋事罪。王大姐，说现在是辛亥百年了，可我们还生活在帝制中。 我仿佛活在非人间，活在鲁迅说的一个类猿人的社会，你们竟然连一个女人，母亲，退休的阿姨都不放过。 真想国事管他娘。在这个无限不负责任的国营共和国公司，有多少不负责的人，你们没有审判 ，那些搞地震时豆腐渣学校的，你们审判了吗？那些让和谐号撞起来的官员，你们审判了吗？无数不负责任的人，你们不审，偏去审一个只是想负起责任，不想亡天下的一个普通公民。 没错，我们的王大姐多管了很多闲事，杨佳出事了，她去安慰杨佳妈妈，天安门访民快要冻死了，她急着送被子，三网友被警察抓了，她跑去法院前围观，她的闲事管得真宽啊，连我的一个朋友因茉莉花革命被冤枉抓了，我正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救他时，王大姐还在网上关心起来，甚至还想来独探虎穴，我那份感动别提了。 那是闲事吗？我操，那是公事，公民的事。你不负责，他不负责，总得有人负责。总不能让人心凉下去，总不能让类猿人就这么把这片土地丛林化了吧。 审判 吧，你们怎么能审判公民精神？ “写文章的可判可不判，走上街头的一定要判 。”一个警官曾在一片黑暗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算底线吗？鬼知道，真的是鬼知道。我们看到艾未未，冉云飞坐了莫名其妙的牢，放了。我们看到一位将军的女儿，一位弱女子被送上法庭。 她只是不想跪着，也不想坐着，于是走在了大街上，她和网友们拉着温总理的横幅，为三网友喊了，这就是滋事了，这滋的是哪门子的事。 刘晓原为她辩护，是的，我们要说理，可是理都说完了，还是要判。 在和谐号翻车，钱云会离奇死，通货在膨胀，毒奶粉还在危害社会，郭美美的大腿惊艳，乱相纷呈，民心思定，政府思静的时刻，你们竟有空去审判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到底谁不太平在滋事？啊，我的法官大人？我的共和国法庭。 实在不想说什么话了，这是“吃的是良心，拉的是思想”的年代，多说话，多讲理，又能如何，在死灰般的心中，我只有些愤怒的火星。她是一个共和国将军的女儿，她做好坐牢准备了。 请看把冉云飞艾未未等大嗓门抓了，可是和谐号还是翻了呀，我们总得想想办法，不要关那些负责任的，诸如谭作人，胡佳，陈光诚什么的，还是去抓那些不负责任的为好。否则，上回倒楼，这回翻车，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呢？ 这是你的国家，也是我的国家，负责任亡不了国，不负责任的一伙人不仅卖了国，还要搞个殖民地，高等华人都移民了，在中国赚钱，给外国纳税，这不是殖民地了吗，这么说，不仅是帝制还要回到殖民地，大倒退啊。 话说回来，你们真敢判啊，你们能审判公民精神吗？不能。你们不就是想吓人吗？偏偏吓出这么多围观法院的公民。尽给主子添乱。我好担心你们饭碗。 8月13日晚 http://www.1bao.org/?p=1478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8 01:04:20 陈云良：输的光荣 赢的伟大——《法治中国2010》前言 标签： 法治 ● 陈云良       2010年一连串暴力血腥事件的爆发显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全面爆发时期。富士康民工的13连跳让人们震惊于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之恶劣。民工生存诉求无处表达，只能以死相争。接下来的校园6连杀事件（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2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广西合浦西场镇西镇小学、广东雷州雷城第一小学、江苏泰兴幼儿园、山东潍坊尚庄小学、陕西南郑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等6所学校发生惨案，19名无辜的儿童被杀害，73名学生和成人被伤害）则彻底明证社会矛盾已经全面爆发。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表达自己基本的权利诉求，无法对抗强大的公权，甚至无法追问制造怨屈的执法者，在绝望之余不惜通过滥杀无辜，发泄自己的结垢已久的怨气，报复社会。昆明男子康志军正是在用10年时间走完了一切正当法律程序，养老保险问题终究还是得不到解决，绝望崩溃之际大刀向社保局工作人员头上砍去；永州朱军在无法忍受法院麻木不仁、司法不公之后疯狂枪杀多名法官，通过极端的暴力事件发泄胸中的愤懑。而无锡周力给劳动部门送“不为人民服务”锦旗、 河北磁县村民给村支书送“违法乱纪先锋”锦旗则是这种愤怒的另类表达。     这些自杀和杀人者或被认为有精神疾病，或被认为有性格缺陷，偶发的一例、两例尚可解释，但这类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则说明不是这些人有病，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病了。康志军案引起关注后，社保局为他补办了养老保险，看来不是康志军性格有缺陷，而是我们的体制积患甚深。我们的分配体制、公平正义保障机制、司法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社会已经极端的不稳定。吉尼系数社会警戒线理论显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埃及、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让我们警醒，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步改善，否则我们会丧失执政基础，丧失执政的合法性。胡锦涛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提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振聋发聩，或许可以算作是中共对中东革命的回应。     尽管2010年的暴力事件让我惊呼“社会矛盾已全面爆发”，尽管赵作海案件、时建峰天价过路费案等让我几近得出中国法治建设失败的结论，但是，2010年仍有不少亮点让我感到中国的法治在前行。其中的凤凰山庄业主诉长沙市政府案则是这一年乃至近几年来难得的一次庶民的胜利、一回私权对公权的胜利、一个公正的司法判决。     2009年2月，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收回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决定收回岳麓区风景名胜区天马山景区范围内一些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凤凰山庄也包括在内。该决定2月6日在《长沙晚报》公布。6月，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指挥部依据该份“土地收回决定”准备对凤凰山庄实施拆迁。但是直到2009年6月要求业主签订拆迁协议时，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指挥部才将“土地收回令”张贴在小区门口，居民才知道凤凰山庄即将被征收。凤凰山庄27户业主以长沙市政府没有依法向行政相对人送达“土地收回决定”，行政行为不成立为由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定“土地收回决定”对业主不具有效力。     凤凰山庄的业主主要是湖南师大的教师，其中还有我以前的同事湖南师大法学院的蒋先福教授、黄捷教授。在拆迁暴力事件屡禁不止，业主维权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我一直对凤凰山庄一案不看好，不相信他们能够胜诉，为他们担忧。     2010年3月1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长沙市政府作出的“土地收回令”中涉及原告凤凰山庄27名业主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部分无效。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存在并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必须具备法定条件。除了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应当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明确的具体有效果的表示内容外，在程序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相对人进行送达。依法送达是具体行政行为成立的必备条件，未经送达则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庭审理认为，凤凰山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分户登记至包括原告在内的35户住户名下，原告属于市政府作出的“土地收回决定”的相对行政人，但被告在作出“土地收回决定”前，没有单独书面告知原告，也没有将“土地收回决定”直接送达给原告，因此“土地收回决定”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方称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为了提升城市品位、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但这并不能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其证言不予采纳。（《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15期）     长沙市政府输了，而且输得大大方方。她毫不遮掩自己的败诉，竟然让自己的媒体竟相报道自己的“丢脸”。《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等湖南本地媒体纷纷在显要位置报道此案。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原告，周××，住长沙市岳麓区××村×号；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法人代表张剑飞。原告胜诉！”我想张剑飞市长没有海纳百川之度量，没有民主法治意识，是无法接受这种在很多地方官员视为“奇耻大辱”的败诉，更不能忍受这种大张旗鼓为自己脸上“抹黑”的宣传报道。长沙司法界可能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流传的一个故事，某公司诉湖南省委拖欠工程款，被当时的长沙市东区法院一个法庭受理了。给省委领导送去传票，该领导大发雷霆：怎么能把我当被告呢。结果，该法庭庭长去职。     要知道地方政府让地方媒体失声易如反掌，可以抢掉他们的话筒，折断他们的钢笔，甚至砸烂他们的饭碗。在训斥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逯军们看来长沙市政府恐怕是丢大了，自己家里记者的嘴巴都管不住；在抓捕举报者王鹏的幕后操纵者丁常委看来，张剑飞市长恐怕是太傻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通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的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看来来，长沙的公安系统恐怕是太无能了，竟然让自己的领导在火上烤。在一些地方官员害怕当被告，千方百计阻止行政诉讼正常受理，乃至编织罪名丧心病狂抓捕记者、陷害申诉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长沙市政府竟然甘于当被告，坦然接受败诉，还让报刊大当旗鼓地丢自己的脸，以输为荣。充分说明长沙市政府、张剑飞市长敬畏法律，敬畏民权；说明周强建设法治湖南宣言不是一场政治秀，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我相信湖南的法治进步会为湖南形成公平、正义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湖南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领跑中国。门前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飞到家。     长沙市政府输的光荣！     业主们赢了，而且赢得彻彻底底。此案代理人认为此案能够胜诉的重要原因在于27个原告都是高校教师、教授，知法懂法。其中蒋先福教授、黄捷教授更是法学专家。两位教授还带领自己的学生成立法律实践小组，参与其中，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性教学，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熟练运用诉辩技巧，不纠缠实体问题，专攻程序破绽，借势有效应用《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有理有节组织业主主张自己的权利，取得了近年难得的一个民告官诉讼的胜利。业主不需要像宜黄罗志凤一样泼汽油自焚，不需要像武汉杨友德那样造土炮自卫，不需要像乐清钱云会那样买录音表取证，不需要像烟台邱照轩那样找领导批示，竟然通过正当法律程序，顺利地在几个月内拿到了胜诉结果。2011年1月8日，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在其官方政务网公示的岳麓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天马山景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方案中，将凤凰山庄居民小区列入“远期拆除”之列。这表明长沙市政府根据法院的判决修改了城市规划，甘于让步，主动认输。公权力进一步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业主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案件一定会成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经典案例，成为法治湖南、法治中国的法治名片。2011年3月29日，该案在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2010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评选中被评为湖南十大最具影响力法治事件。它对湖南法治乃至中国法治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业主们赢得伟大！     输者光荣，赢者伟大，而长沙中院及主审此案的法官卢苇也应受到我们应有的敬意。在公权力傲慢横行，行政强奸司法的时代，他们竟然能够不迁就权力，不俯首于市政府规划，服从法律，坚持维护业主平民的利益，实在难能可贵。赵作海案件曝光后，我曾认为中国的法院存在意义不大，可以撤销，因为它根本无法独立判案，实现公平正义。南京救人者彭宇被判赔偿后，有学者预言这个判决会彻底毁坏中国社会的道德系统。近年来不断发生的见死不救、见伤不扶现象，已经印证了这个预言，把南京鼓楼区法院及彭宇案主审法官王浩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深刻地印证了培根的至理名言：“一次违法犯罪行为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彭宇案的判决彻底污染了中国人的良心。有人说不能把责任归咎于王浩个人，在这个案件里他很可能做不了主。但是，比照凤凰山庄案的主审法官卢苇，很显然，这种辩解多么软弱无力。我想，凤凰山庄案主审法官卢苇承受来自上面的压力恐怕要大得多，而且他判业主败诉要承受的风险要小得多。可是，他坚持法律至上。既然你是一个法官，你就要承担这个职业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否则你就不能吃这碗饭。在2010年8月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二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上，针对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法治发展忧心忡忡，我说法治离我们只有几米远，只要在座的各位高级法院行政庭领导敢于受理每一起行政诉讼，敢于依法判决政府败诉，法治很快就会实现。只要每一个法官都像卢苇一样秉公执法，独立审判，法治中国，指日可待。     每天早晨，我开车从潇湘大道去法学院上班，看到矗立在岳麓山下桃子湖畔的凤凰山庄，就像纪念碑一样，向静静流淌的湘江、向橘子洲头侧耳聆听的毛泽东头像，诉说法治的胜利与湖南的共和。让我想起德国农夫福格尔小磨坊VS皇帝皇宫的法治传奇。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建了一座无忧宫。行宫建好后，才发现旁边还有一座大煞风景小磨坊（一说是小磨坊上的风车搅得皇帝心烦），皇帝决定买下磨坊拆掉。哪知磨坊主福格尔并不买至高无上皇帝的账，出高价也坚决不卖。几次协商不成，威廉皇帝一怒之下命人将小磨坊强行拆除。福格尔倒不急，坚信他的磨坊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将皇帝告上法院。审理此案的三位法官认为“法官只有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法官只忠于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判决皇帝败诉，被判恢复磨坊原状并赔偿一切损失。这个故事还没完，好戏还在后头。故事传到了下一代，福格尔死后，他的儿子经营不善，捉襟见肘，想把小磨坊卖给皇帝，多次写信给继位的威廉二世。这回轮到皇帝不买了。据说小皇帝给小磨坊主写了一封温情脉脉的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的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万万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3000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小磨坊从此世代保留，作为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与皇帝的无忧宫相依为邻，成为到德国的游客必看的一道风景。每年法学院的新生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瞻仰这一司法独立的象征，接受法治的洗礼，承担起传承德意志民族法律至上圣火的伟大使命。     希望凤凰山庄也能够永久保留下来，成为法治湖南的名片，传诵湖南人民对法治的信仰与追求。让我们法学院的学生也能瞻仰中国法治的纪念碑。           2011年3月12日于中南大学立宪村      [《法治中国2010》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法制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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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思想 , 王超华 , 革命 , 佩里‧安德森 , 独裁 文/王超华 佩里‧安德森（下文一律简称为安德森，不另注）的长篇论文〈两场革命〉，一开始就为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如何解释俄罗斯和中国的两场共产主义革命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的不同结局，即二者分道扬镳后形成的「对照」。在进入实质性历史叙述与分析性解释之前，作者先说明了他将从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四种差异入手，即：革命的主观意识、改革时的客观条件、政策及实际效果、长远的历史文化因素。但正是在这里，安德森又特意做了补充。他以苏联已解体而中共统治仍然健在为理由，强调文中的分析将以中国为主，而以俄国为投影镜鉴。言外之意，只有在能够帮助认识中国情况时，他才会引进俄国的相关对照。读者如果看了标题和开始的两段，就以为文章会均衡处理俄中两个案例，那恐怕是误解了作者的本意 。 安德森本人通俄文，曾多次访问俄国，并着有评析俄国政治和历史的文章。另一方面，虽然他曾强调自己与中国的深厚关联，但真正以分析姿态处理与中国相关的论题，这却还是第一次。从分析中国的角度看，文章开头对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强权的描述，不但引出了俄中革命对照的命题，展开了占全文约四分之三、大体依时序穿插于两国现代历史中的前两章，第一章「革命的基质」（4小节，从帝制到革命领袖独裁）和第二章「异变」（7小节，改革时代），而且也呼应着后面较短的两章，「转折点」（2小节，中国在1989年前后）和「新变体」（2小节，今日中国）。在这最后两章里，苏俄的身影不再出现；作为比照案例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东亚邻国：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显然，尽管全文的结语相当收敛（「中国这艘大船将要驶往哪个方向，仍然难以估量，至少任何现有的星盘都无法解答。」)，但力图解释中国，无疑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所在。 安德森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坚定的西方左派。本文试图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自诩的立场，分析安德森〈两场革命〉一文在处理俄中两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史实时和处理中国作为新兴强权时所暴露出的某些原则变异，并结合冷战结束和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解读这些变异所包含的历史意义。 一、革命的解剖学 从上面列出的各章节篇幅可知，〈两场革命〉一文的主要着力点在第二章，即俄中两国进入各自改革进程时革命所发生的「异变」。至于说变异之前的革命，则被看作是改革得以生长的母体和温床(matrices)，也是安德森要借助来解释两国改革为什么遭遇到不同命运的历史文化条件。了解他行文的目标所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第一章讲革命的孕育母体，却会同时涵盖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代。 不仅如此，无论他本人在选择史料时自觉到什么程度，我们还可以同时了解到他在做取舍时的立场。作为历史学者，安德森讲述俄中两场革命的缘起时，从沙俄和满清皇朝到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分别建立，取繁用约，举重若轻；对于革命成功之初的判断，他采用了有宗教意味的词语：相较于像一场报应(retribution)那样带来内战和饥饿的苏俄革命，实现民族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像是一次救赎(redemption) 。耐人寻味的是，苏中两国接下来各自20年左右的历史(斯大林治下的苏联，1924-1953；毛泽东治下的中国，1949-1976)，安德森却是取约用约，各自只讨论了两个灾难性的历史事件(苏联合作化和大清洗；中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虽然这些确属重大事件，而且分别都持续了若干年时间，但既然是要整体评价社会主义革命经验，这种取用方式就难免令人生疑。在全文的两场革命对比中，作者刻意要通过贬低苏俄来为中国革命辩护的印象，也是在这两小节里令读者感觉最为强烈，盖因为「苏联」消失不见，完全被斯大林个人所取代，而且他的形象呈现只是一个全然负面的妄想狂。而中国作为对照案例，农民在大跃进中无论饿死多少人都抛不开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广泛政治动员及其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目标，则获得安德森由衷的叹赏。问题是，这些因素，加上和斯大林比较之后得出中国的镇压相对不那么严厉的结论，合在一起，就可以算作是苏中两党曾经领导的那两场革命的功过一览表吗？我很怀疑。不过，让我们先略微看看下一章，再回过头来考虑这两场革命的比较中存在什么问题。 安德森对独裁个人的过度看重，和对中国经历的偏爱，表现在第二章里，让他本来希望大致依时序进行的历史叙述显得不那么顺畅。如果毛泽东时代可以和斯大林时代对照的话，这两位独裁者离世之后的苏中经验相差就太多了。毛泽东去世不到三年，中共已经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改革的大体方向和目标。而苏联的改革却是在斯大林去世33年之后才开始。当然，安德森本人注意到了这个时间差，也捎带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整体论述上，仍然将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僵化问题定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而，根本忽略了这33年当中的苏联和世界局势，与中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时的情况有根本不同，绝不仅仅是中美修好减轻了中国的外部压力这种局部性的改变。作为坚持西方左派立场的历史学家，这是令人遗憾的偏颇。 1、 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斯大林去世时，正是冷战揭开帷幕的年月，作为冷战高潮标志的几件大事——赫鲁晓夫和尼克松1959年「厨房辩论」，1961年开始修建柏林墙，以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还要再过很多年才会发生。三十多年中，冷战从加剧到缓和，安德森分析时对带来缓和的戈尔巴乔夫多有訾议，除了戈氏个人品格上的虚荣和无所适从，也指出他在意识型态上被膜拜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包围，认为这是苏联之所以会解体的深层原因之一。可是对戈氏之前，冷战时期的苏俄意识型态实践，除了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之外，对那时的「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内容和历史作用，却完全不置一辞。 事实上，安德森从开始叙述苏中两场革命的历史轨迹起，就很少触及列宁式革命政党的意识型态正当性，及其对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的号召。列宁的政党没有像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那样去发动农民，正是因为在意识型态上始终对农民阶层保持警惕，防止农民执着于小生产，给苏维埃工业化拖后腿。即以安德森本人对苏联经验如此不友好的〈两场革命〉一文所包含的数据来看，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时，俄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到总人口的3%，全国超过80%的人口都在农村(1：1，开头)。可是到了1980年代改革前夜，苏联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劳动就业人口的14%(2：2，开头)。也就是说，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渐进发展，苏联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型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虽然农村的活力好像再没有恢复过，可是农业机械化的程度确实大大提高了。 这种意识型态指导的作用，同时表现在当时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诸多卫星国的经济活动上。不要说毗邻的东欧各国，即使远离千万里的北韩、古巴，虽然农业生产和出口始终非常重要，但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同样相当高也相当普及，国家在工业化基础上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也相当发达。如果说，像安德森引述的那样，苏联的计划经济僵硬到了要巨细无遗地规定多达6万种商品的具体价格，至少，苏联的计划官僚们仍然相信商品生产的重要性，相信国际间有计划地调节调拨不同产品的功能，也相信在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果的重要性。至于说这种经济体扼杀活力、带来停滞(例如「短缺经济」理论所做的分析)，那应该是另一个由革命派生出来的问题。安德森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派生的问题上，却略过了革命创立出这种经济体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整个冷战时期，苏联都坚持其特定版本「社会主义」意识型态对一国社会和世界事务的指导作用(但放弃了毛泽东强迫大众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的实践)，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记录，也包括战后出兵匈牙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蒙古、阿富汗等国，以及曾经派驻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顾问和兵力(例如，驻埃及的军事顾问直至1970年代初，才应萨达特要求撤离)。以毛泽东的观点，苏联当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与美国没有实质区别，都是代表霸权的超级大国。可是无论如何，其官方旗号与美国有鲜明不同，自然为弱小民族提供了替代性选择。当时大批新兴独立国家，都将殖民时代的重大工商业利权收归国有，致力于发展社会福利。今年卷入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很多国家，包括利比亚在内，当初都曾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下实行高就业、高福利的政策方向，应该说都和苏联的存在有重大关系。苏联的存在及其在意识型态上的坚持，同时型塑了世界范围内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秩序形成挑战式威胁，并因而影响到那些并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例如，南韩和巴西在198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其国内大规模工人罢工抗议运动所赐。这种工人运动，自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已经在世界范围日渐式微，即使有发生，也大多局限于要求改善福利待遇，没有了因为苏联的存在而形成的「建立工人国家」这种潜在却强大的威慑力。 换言之，如果不是仅从一国内部观察的话，当时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并非全如安德森所说，「在赫鲁晓夫治下仍然存在的国际主义的余烬，很快就熄灭了，留下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型态真空。」(2：5，开头)他将目光局限在一国国内，特别是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是由于文章的主要关注点其实是中国，而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向改革的短短三年时间，对世界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 2、 这就牵涉到另一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文革结束后的中国会立即迈向改革？这个转向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有何关联？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始之间那短暂的三年固然被安德森忽略，文革的负面效应与改革的内在关联也因此发生误读。安德森认为，从主观意愿和实际效果评判，在防止「赫鲁晓夫式和平演变」的消极目标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成功了，但毛「在积极目标上的失败，却也同样彻底。到他去世时，他的政策已经陷入了另一种历史僵局。」(2：1，结尾)虽然安德森承认，和赫鲁晓夫接掌权力时比起来，邓小平在文革后面临的「历史僵局」更为混乱且剧烈，但安德森对这种局面的理解与经济无涉，主要问题出在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这和中共当时认为国家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必须要打倒「四人帮」、尽快结束文革的立场，侧重点截然不同 。 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确曾有逐年增长，但从长期比较来看，增长幅度小于文革之前的1953-1966年，也小于文革之后的1977-1982年。除了由备战「三线」主导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之外，轻工业远远落后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1976年和1965-66年比，人口增长了将近30%，棉布产量只增长20%左右。农业方面，虽然文革后期粮食总产量有所上升，但由于人口增长，更由于大量调用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造成文革期间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其实，问题不在经济总量是否有增长。以同样标准衡量，苏联1986年改革之前的经济也可以说并没有濒临崩溃边缘。而安德森对苏联状况的负面描述，却可以原封不动地挪用在毛泽东去世前夕的中国大工业景象：「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停滞不前，资本的投入产出率每况愈下，废弃的工厂得不到清理，而且错失了信息技术发展的良机。」(2：2，开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体的活力是透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的投入产出率」来观察，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率。此外，由于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常常迫使生产为「革命」让路，工人阶级顶着国家主人翁的头衔，却无力在工业生产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安德森对苏联工人阶级的描述，同样可以适用于1970年代中期的中国工人：「作为一支社会力量，也已经是彻底地不再受蒙蔽了，〔他们〕对统治政权极不信任，惯于消极怠工，生产率低下……。」(2：3，中间)就整个社会而言，「……经济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调侃无奈的情绪四处蔓延。」(2：1，结尾) 另一方面，中国在文革中实行的经济体制，确实已经和苏联的计划经济有极大不同。虽然北京中央政府直接确定价格的商品数目只有苏联的百分之一，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计划外商品市场更为活跃。同理，毛泽东推动经济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也并不代表当时各省在放手发展经济上有更多的自主权(2：3，开头)。恰恰相反，文革初期的混乱之后，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抵制市场和商品经济。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创新，是承袭农村人民公社型态的半军事化的「五七干校」和其他类似组织。毛泽东乌托邦想象的政策实践，趋向于全国各省实现就地自给自足，余额全部支持国家。当时向城市居民发放的多种生活用品供应票证，在各省市之间完全无法流通。而且，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大型特殊项目，参与人员也被鼓励(或要求)组成半军事化的共同小区，除了工作任务以外，种粮种菜，自力更生，减少对跨区域商品流通的依赖。军队同样鼓励将士开发轻工业，实现生活供应自给自足(并因此在改革初期造成军队大规模经商和腐败的后续效应)。农村人民公社的农民社员们「自留地」的产出和自己饲养的家禽家畜，原则上也都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时时警惕，不能任其泛滥。文革中，乡村集市这个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地方经济产物，仍在各地程度不等地继续，但也因为缺乏长途贩运等因素，经历了严重的萧条，原因就在于当局对商品经济的敌视 。不过，这并未造成地方政府与中央离心离德。当时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规定各地人均消费水平，超出部分的农业产品和企业利润一律上缴国家，然后国家再通过财政返回，向企业和地方提供再生产所需的投资。此外，意识型态背书和多渠道上下互相监控的政治手段，在「四人帮」时期日益走向极端。结果，在没有苏联式高强度中央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仍深深忌讳脱离中央路线，不敢擅自开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面对这种与苏联性质不同的僵化，不但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文革前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记忆犹新，力求恢复，而且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半军事化的经济合作体，不是长远之计。中国社会能够在文革结束不久就形成自上而下的改革共识，缺乏贸易交流导致的经济近于瘫痪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方面，很难得出结论说中国的表现比苏联更高明。 从这种经济乌托邦模式，探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意愿及其受到的潜在思想影响，除了反对官僚阶层和阶级社会的再生产、防止赫鲁晓夫式资本主义复辟、消灭三大差别以外，也除了因大跃进受到同僚批评的报复心理以及儒家传统注重以文化灌输改变社会以外(1：4，中间、结尾；2：1，结尾)，也许还有某种从大跃进挫败到发动文革的内在连贯性，其中的逻辑思路甚至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尚未得到论者足够注意。 如果从推翻帝制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角度看，1917年十月革命应该和辛亥革命相比较，而且在安德森套用韦伯国家定义所做的三种革命分类里，都属于以突发武装起义来成功夺取政权的案例(1：2，开头)。十月革命能在二月革命后短短半年多时间，将推翻帝制转化成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党人，早就活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特别是有关革命党的组织和任务等理论准备。这种对理论辨析和组织工作的重视，辛亥革命那一代人完全无法与之比拟，而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跟着苏联的榜样才逐渐进入轨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对中共杰出领导人毛泽东的主要吸引力，一是未来美好前景的确定性，有如给康有为《大同书》加上了坚实基础和向上登攀的阶梯；二是现代社会动员的工具理性，突出表现在毛着《矛盾论》、《实践论》当中。至于说从眼下的社会动员逐步进展到未来美好前景的漫长路程，则从来不是毛泽东关注的重心，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机会，像在苏联那样在长期经济建设中渐进推演。在这个意义上，大跃进是头脑发热，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革何尝不是同样的跑步进入？只不过这次的「共产主义」变成了回归前现代的低生产率低交易低消费而已，正不妨看作是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了毛泽东对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的绝望，从而将乌托邦幻想投射到反现代的方向上去了 。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2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中） / 2011-07-28 10:06 / 评论数( 1 )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马来西亚 , 政治 , 选举 , 公民社会 , 公民力量 , 「干净」选举运动 , 网络政治 , 网络媒体 , 交流会 , （《马来西亚的网络政治》交流会简要） 文：家乐 （独媒特约记者家乐报导）在七月十一日晚上，香港独立媒体于会址举行了一场关于近来马来西亚的网络政治的交流会，并邀请马来西亚里两位重要的网络媒体工作者——「当今大马」（Malaysiakini）成员杨凯斌和「独立新闻在线」（Merdekareview）成员陈慧思——作嘉宾讲者，介绍最近马来西亚的政治近况。最近七月九日在吉隆坡发生的大规模示威行动，和香港今年的七一游行和当晚两处堵路示威行动，发生时间很相近，亦正好令是次交流会成为两地关心媒体及网络政治的朋友互相交流的机会。 大示威．大镇压 七月九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发生了争取公平、干净选举大型示威游行行动（Bersih Rally 2.0，第二次「干净」选举运动，亦有人简称「黄潮」），数万人上街，警方拘捕了一千六百多人，还有一名示威者因吸入大量催泪弹而死亡。杨凯斌解说，这场运动是因为民众不满一直以来问题重重的选举制度，例如「幽灵选民」（投票时没有打墨水辨别已投票的选民，造成一个选民能重复投票的情况）、贪污舞弊等，让执政联盟国民阵线长期稳占执政地位。 杨凯斌和陈慧思均说，在游行之前，马来西亚警方已到示威者住宿的酒店进行搜查和搜捕，拘捕拥有左翼标志的T-shirt、黄色衣物（黄色为 Bersih Rally的代表颜色）和管有粮水的人。同时，亦强制学校举行运动会，迫令所有师生参与，防止他们参加反政府游行。游行当日，警察于吉隆坡市中心设满路障等，可以说是达到「围城」的地步。加上马来西亚政府过去曾以恶名昭著的「内安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镇压异议民众，令市内气氛在游行前已变得十分紧张。游行前，政府要求示威者到吉隆坡市中心广场的默迪卡体育馆集会，组织者让步接受，但警方后来又临时反对。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警方以大量的催泪弹和水炮，驱散非常平和手无寸铁的参与者，并大规模拘捕及殴打示威民众。尤其过份的是，民众和受伤人士为躲避警方镇压而躲进附近医院，但警方却仍然以催激弹攻击医院。 事实上，两星期前，警方以「紧急法令」拘捕社会主义党的六名成员，该法令与「内安法」一样，可以不经审讯扣留疑犯六十天，然后更可无限次数申请延长两年。事实上，有人担心国阵为了一己之私，会长期使用类似的高压手段，甚至会解散国会。 网络起义 在这些政治打压严重的阴霾之下，为何这么多人会响应号召上街争取政治改革呢？ 以杨的观察，很多民众都会透过网络，如社交网站Facebook，Twitter以及电邮等途径去交流政治资讯，讨论政治。马来西亚主流媒体受政府及亲政府财团控制，民众难以得到足够的政治资讯，故此，虽然宽频覆盖只有18%，但民众还是经常从互联网，特别是独立新闻媒体接受政治资讯。据调查，民众于经济、娱乐上仍会利用主流媒体收取资讯，但在收取政治资讯上，有60%的人都透过网络、电邮、短讯等传讯工具。近日，很多民众更在Facebook将自己的profile picture转做代表Bersih Rally的纯黄图像。这样的集体表态举动，令对选举和政治改革的讨论能在网络中以至朋侪间蔓延开去。同时，这亦让本来害怕表态、上街的民众看见这么多「同路人」，开始敢于表态，以至上街参与运动。在以往的种族冲突、政治打压积累的政治阴霾之下，这次运动却号召大量年青人，尤其是华人、女性（今次游行的其中一个号召者安美嘉也是女性）与回教徒等，不同种族之间的互相冲突与歧视似乎亦有消减的希望，令人鼓舞。 游行过后，参与者继续于网络上如社交网站、独立媒体（如「当今大马」）里分享他们于现起所见所闻和感受，和有关相片图片。陈慧思提到一个特别的例子，有人拍到一位老婆婆于七月九日，单人匹马与马来西亚警方对峙。相片上载到网络后受广泛流传，更有民众称她为「自由女神」，并令更多人希望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及有关讨论。陈亦提及，警方在示威行动后，宣称此次行动并非和平示威，或诋毁为种族主义活动，并否认曾用催泪弹攻击医院。不过，民众自行将拍来的短片上载到网络，让人看到游行中有不同种族，民众热烈地在网络上反驳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误导。杨凯斌亦提及，网络的热烈讨论引发来自各国的国际声援，令参与运动的民众鼓舞，对马来政府造成政治压力。 公民社会的涌现 在自由讨论时间，与会者发问都颇为踊跃，主要围绕马来西亚政治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是次马来政治改革运动在七月九日后的形势趋向，及香港与马来西亚两地的街头政治运动。 有与会者问像「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这些网络独立媒体在这些时间，会否同样受政治言论打压的威胁。杨回答，政府一直用「内安法」来打压异见，而执政党看见中东「茉莉花革命」，害怕马来西亚发生同样事件。因此，杨和陈等独立媒体工作者都早作心理准备，以防被查禁与封站，例如把资料备份及放在外国伺服器。不过，杨强调，关键还是取决于人民有多渴望去争取自由。例如，警察虐待疑犯致死等滥权及暴力事件，又或者是外劳的生活议题，主流媒体都已习以为常，或不感兴趣，但是，受害者家人、示威者、外劳等都会自行将消息摆在网络发布，引起舆论，令这些「边缘声音」在社会上重新「现形」，让大家对马来西亚社会有更批判的认识。他亦提到，在七月九日示威游行期间，政府要封锁消息，连交通消息报导都停止运作。但一些民间记者和专于交通消息的网民就自发自动合作，组织即时报导，令民众都清楚行动现场的资讯。 主持叶荫聪问，今次动员如此成功，反对党如回教党与这次动员有何关系。陈慧思在回应时强调，虽然参与运动的人颇多都有回教党背景，但今次动员成功应看为公民动员，很多民众都是响应公民社会号召而上街，而非政党成员。近年，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的经济同样有持续增长，可惜的是同时发生物价飞涨，政府与地产商勾结，民众已对国家管治甚为不满，民生的诉求连结上政制、司法的垄断与不公。杨凯斌和陈慧思均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要改革社会体制，争取公平公义时，更应着重建立公民社会这种外于政党之争的力量，从体制外，从公民社会入手，与媒体互动，让更多民众参与改革。 马来西亚这次Bersih Rally出现时间刚好与香港这边的七一游行十分相近。席间很多与会者对香港公民社会发展有点悲观，对今年七一出现示威者进行堵路的情况，亦表示担忧这些所谓暴力抗争会不利于公民运动。但杨凯斌有另一番见解，他认为进行公民运动，是应该「maximum strength」，该尽办法去为运动争取最多空间。例如面对警察镇压，示威者就应寸土必争，不要向警察屈服，让公众看见，警察才会有所避忌。杨说，今次七月九日马来西亚的大型示威游行之所以显得悲情，是行动如集会安排受警方控制，恰巧警方单方面违反协定才让民众反应激烈。始终示威是要给人看，是需要找方法将声音在社会上的回响放到最大。这些争取空间的尝试对整个抗争是好还是坏，只有等时间去决定。 结尾时，杨特别指出，香港的六四晚会及七一游行，对马来西亚年青人，尤其是华人，有很大的模范作用，他期望香港的公民社会能继续壮大，与亚洲各地公民社会互相刺激与成长。 交流会记录：家乐 编辑：叶荫聪 原题：公民力量对抗暴力政府：马来西亚的「干净」选举运动（《马来西亚的网络政治》交流会简要） 图：陈慧思（左）与杨凯斌（右）讲述七月九日吉隆坡示威抗议现场所见。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香港獨立媒體的最新更新： 港大精神代表香港价值，一位九十后青年的话 / 2011-08-27 10:26 / 评论数( 1 ) 菲佣事件：目标是人大释法在舆论层面合法化 / 2011-08-16 11:43 / 评论数( 0 ) 阶级结构还是行动：评《中产心事》 / 2011-08-09 11:30 / 评论数( 0 ) 「李氏力场」与「狮子山精神」 / 2011-08-05 11:58 / 评论数( 2 ) 当西藏概念走入股市 / 2011-07-25 11:49 / 评论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