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

日本国内多地部署爱国者3号敌对空导弹系统 星期四（4月12日）是朝鲜宣布的火箭发射窗口的第一天，日本从早晨起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全国瞬间警报系统已待命。 迎击与防灾警戒 日本根据收集到的朝鲜东仓里发射场的动向情报分析相信，周四发射的可能性较低，一些传媒还引用中国预测火箭会在14日发射的消息。 不过首相野田佳彦和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周四早上都在6点多就回到首相官邸。 野田对守候在官邸的记者说：“到最后一刻仍是要求朝鲜克制，但也必须做好万无一失的防备工作”。 藤村修则在记者会上说：“首相官邸设置的对策室以24小时的态势收集情报，就算过了朝鲜预告的发射时段也照样。” 位于东京市谷的日本防卫省内，周四早上5点就进入了戒备状态。 不仅防卫省内部署的两架地对空迎击导弹系统PAC3（爱国者3号）迎向朝鲜预告的发射轨道，而且在防卫省地下室的指挥部也与部署在冲绳各岛的自卫队迎击部队和分布在冲绳周边海域的神盾舰保持情报畅通。 在冲绳，县厅和宫古岛等各地政府职员周四一早也集合在各自危机管理中心，防备朝鲜发射万一失败坠毁或部件、碎片降落日本地面时领导救灾。 没把握万无一失 日本防卫副大臣渡边周上个周末视察冲绳部署迎击导弹系统后说，根据以往实验记录，迎击命中率至少有八成。 但前海上自卫队司令山崎真解释，迎击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准确的发射及轨道情报。 他指出，发射期间每段推进器如不能成功分离，例如第一段四个推进器不能同时分离，轨道就会偏离、推进器落下地点会变。 他说，更棘手的是空中爆炸，因为迎击系统无法针对每个空中分解的部件和碎片，所以必须设想灾害。 朝鲜预告第一段“火箭”落下的地点是接近韩国的日本海；预告的第二段落下地点是接近菲律宾的太平洋。 日本不仅担心冲绳在轨道下，而且忧虑发射失败就可能引起灾害。日美韩俄都指09年朝鲜发射的自称卫星失败，但幸好坠落大海。 虽然日本3天前已完成部署迎击导弹系统，但当朝鲜看来不顾国际呼吁克制，进入预告的发射期时，日本官民也只能不安地“祈祷”朝鲜发射成功。

俞可平：敬畏民意 发自内心更要付诸行动 进入专题 ： 民意    ● 俞可平 （ 进入专栏 ）       《敬畏民意》这本书，集中关注中国目前的民主治理和政治改革问题。     我特别注意区分两种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一种是尘世的学问。天国的学问是纯学问，就像登山，谁爬得快就登得高，即便成千上万的人成群结队与他竞争，还是赶超不了。而尘世的学问，一个人不行，需要集体的力量。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基本的共识，更需要大家的共同合作和努力。尘世的学问，即现实的学问，需要相互切磋，需要集思广益。     《敬畏民意》正是后一种学问，是现实的学问，是现实关怀的产物。我希望，我书中的观点，能与更多的人所分享，大家一起构建改革共识，凝聚理性，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因为它将人类文明的成果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俞可平           相信中国，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          【书摘】          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P53          新京报：在影响广泛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你又相继发表了《让民主造福中国》和《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等关注“尘世学问”的著作，现在又出版了《敬畏民意》，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但仍然有一些学者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例如，有人主张中国“要法治”而不要民主；有人建议，“要自由”而不要民主；有人认为，“不能简单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人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民主的“乱”，新加坡威权制度的“好”，以及中东的最新例子，来论证民主不是个好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俞可平：这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反对民主的人。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盲从的；有些人是直接的，但更多是间接的。我最不想看到的是，那些并没有真正清楚民主的意义、同时自己的民主权利也远没有充分实现的人，也跟着一些人反对和质疑民主，这有点像俗话说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其实，我从来没说过民主是十全十美的和无所不能的，我只是说在人类迄今发明的政治制度中，相对来说民主是最好的一种。同时，我始终认为，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在我看来，说“要自由而不要民主”，就像说“要自由贸易而不要市场经济”一样不得要领。     有些人批评说，不能简单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能说“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正如讲，你不能说“人是要吃饭的”，而只能说“正常的人是要吃饭的”一样。因为人在不正常状态下，可能不要吃饭，例如急救中的重病人。按照这种逻辑，我们都不能正常说话了。     一种制度的好坏，归根结底只有本国人民才有发言权。我倡导的是“增量民主”，即发展民主的着眼点是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现实的政治权益。如果民主的结果是法治破坏，社会动荡，那就只会损害人民的政治权益。这样的“民主”，从来不是我倡导的民主。决不能简单地拿其他国家的情况来与中国进行类比。     我们不仅要有对民主的信心，也要有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信心。正如当年毛主席所说，“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民主发展道路，不断增大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           通畅民意渠道，拓展表达空间          【书摘】          我深信，会有更多的民众珍惜权利，会有更多的学者怀抱理想，会有更多的官员敬畏民意。民意所向，即如潮流所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信然！     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     ——《敬畏民意》P3-P5          新京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敬畏民意，首先须洞观时局，默验舆情，即知“民意”，知而后敬，知而后畏？     俞可平：敬畏民意，当然不能只停留于口号。如果那样，就谈不上“敬畏民意”，而是“糊弄民意”。敬畏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要付诸行动。确实如你说，敬畏民意首先就要了解民意。不知民意，连“为民做主”都做不到，更何谈“人民当家作主”？要了解民意，首先需要让民意能够得以充分表达。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铁板一块的状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度一体化，利益单一化，声音也只有一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社会已经发生结构性分化，原先的单一性社会已经转变为多样性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而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有不同的需求。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在拓展民意表达渠道，但远远跟不上民意多样性表达的现实需要。让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疏通并扩大民意表达渠道，对于推进中国的政治进步尤其重要。     新京报：但当下中国，民意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途径，并非全然自由通畅，如何才能使“敬畏民意”不停留于口号与呐喊？     俞可平：制度性的民意表达受阻，已使中国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比如，中国的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国外的网民，通常的议题是谈情说爱，风花雪月，吃喝玩乐，中国的网民则高度关注政治。这么多网民在虚拟空间中谈论政治，是因为现实社会中缺乏制度性的参与渠道。因为没有足够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其观点，所以网络变成了政治言论的表达阵地。     你看，这些年中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多半是在网上产生的。网民参政议政，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特色。此外，令各级政府十分头疼的民众上访，数量和规模也一直居高不下，群体性上访事件层出不穷，主要原因也是制度性利益表达受阻。只要百姓有冤无处诉，有求无处应，即使你不让他“游行”，他也可能上街“散步”；你不让他“示威”，他也可能到机关去“喝茶”。如果民意是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和形式得以表达的，那难免这些表达的“非理性”。     利益多元化，诉求多元化，而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那么，民意被阻滞、被扭曲，直至“被代表”，都在所难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制度性改革，这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任务。已有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须与时俱进，加以改善；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渠道，拓展言论表达的空间。特别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让各个利益群体都有通畅的渠道，最大限度地自由表达其意见和诉求。从本质上说，民意表达不仅事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更事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实质性要素          【书摘】          公民参与是民主治理的基础，公民参与程度愈高，民主治理的程度也就愈高。衡量中国公民参与状况的最重要环节有两个，即民主选举和协商民主。前者关系到政府官员是否代表人民，后者关系到政府决策是否充分体现民意。     ——《中国治理评估框架》 P200          新京报：你提倡“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需要建立在官方与民间的良性对话互动之上的。现实中，有时官方与民间很难实践对话互动。     俞可平：这几年来，我们有一个非常忧虑的现象，就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想的那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增加。有时甚至相反，民生改进了，但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前两天发布的《中国道德伦理报告》称，“伦理道德方面最不满意的群体”，政府官员以74.8%位居第一，接下来是演艺娱乐界48.6%、企业家群体33.7%。政府官员已经成为令民众最不满意的群体，而且居然位居不满意群体之首！     这使得我们去反思，为何政府做了那么多对改善民生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人民却没有对政府更满意。不久前我去南方一个城市做调研，就有官员跟我说：“我不明白，我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这么辛辛苦苦，老百姓却对我们愈加不满意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怎么还一直在骂娘？”我就告诉他：“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有多种需求。在满足一般的物质需求之后，就会产生参与的需求，想要有发言权，要获得尊严公平。后面这些需求，仅发展经济是满足不了的。要靠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尤其是民主法治的推进。”     新京报：消除这样的隔阂，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体可以有怎样的制度性解决方式？     俞可平：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除了官员自身的诚信遭遇危机之外，也说明我们在选举、对话、协商、参与等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这是民主建设滞后的结果。     过去人们没有这么多的民主需求，而现在公众的政治需求越来越大。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参与平台，民众就会觉得自己的权利没有受到尊重，即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同样也会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要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除了政府要有诚信和官员要讲真话等执政道德建设之外，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推进中央一直倡导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其中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尤其重要。     很多人片面理解，以为民主就是选举，其实，选举主要解决授权的问题。授权之后的决策环节，民主过程就体现为公众参与和协商对话，政府要听取公民的意见，要与公民协商对话。这种民主参与，也同样极其重要。     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进展，比如政策听证会、民主恳谈和决策咨询等，但还做得远远不够。政府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既可以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可以增强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性要素，像民主选举一样，意义十分重大。公民参与的过程，是增进官民相互信任的过程，也是官民合作治理的过程，还是提高公民自身参政能力的过程。           权力是一种公共责任          【书摘】     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这是政治学的公理。是上级领导给了我权力，我当然首先就对上级领导负责；是百姓给了我权力，我首先对老百姓负责。如果民意在干部心中的分量重了，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的利益，通过增加老百姓的利益获得选民的支持。     ——《好的地方改革应上升为国家制度》 P234          新京报：理性地认识、理解权力，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有很浓重的官本位思想，迷信权力。有些人，对社会腐败大加挞伐，却又对不正常的物质利益有所艳羡。     俞可平：我写《敬畏民意》，就是希望这些基本常识能被更多人知道。这些常识能为整个社会所共享，这对政府，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现在不少官员和民众，对权力本身的理解是狭隘的和错误的。以为权力就是去捞好处，谋利益。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权力是一种公共责任，它给政治精英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即使从个人的角度看，如果境界高一点，体会到人活着，根本的追求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精神上的愉悦，就会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权力。     新京报：你觉得，关于民权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怎样才能深入人心为社会所共享？     俞可平：要使“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和“权为民所有”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深入人心，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努力清除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余毒，这种余毒还大量存在，其影响作用不可轻视。像“升官发财”、“任人唯亲”、“个人专断”、“人身依附”、“等级特权”等，都是传统政治的糟粕。二是强化现代的民主法治教育，在学校政治课中加大公民知识和民主法治知识的内容，党校对干部的培训也应当将民主法治教育当作重点。三是完善民主制度，通过民主的实践去塑造官员和民众的素质和人格。     看看许多腐败官员的所做所想，会使人十分悲观。但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因为我看到年轻一代在这方面的进步。在总结新中国60年的政治发展经验时，我对《人民日报》记者曾经说过，60年最深刻的政治进步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像我们这一代人，政治评价更多倾向于传统式的思维，总是拿现在与过去比，觉得现在的政治生活比过去不知好多少。但年轻一代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政治评价更加倾向于独立自主，总会拿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还不如人家，从而对现实提出种种批评。举个例子，一个人若因冤案入狱，出来之后，年龄大的人会首先感谢党感谢国家为其平反冤假错案；而年轻人出来后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向政府索赔。这就是民主的进步。           中国应有自己的权力制约模式          【书摘】     我们不搬不学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但不等于说我们中国人的权力就天然无须监督，我们共产党的权力就天然无需制约。我们的权力同样需要监督和制约，不仅需要权力体制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以及人权、事权、财权之间的制衡，更需要外部的人民群众对党政权力的制约。     ——《人民政协与人民民主》 P29          新京报：权力的限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进步的标志之一。政治哲学家格伦·廷德在《政治思考》一书中写道，探讨权力的适当限制和如何能够实施这些限制，就是关切生活怎样能够过得正当而文明。你觉得中国在这方面需作怎样的反思？     俞可平：探讨权力制衡，是政治学家的基本课题。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必须制衡，是政治学的公理。权力制衡，从国家方面说，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制衡。从政府方面说，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相互制衡。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必然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不搬用西方的制度，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三权分立，但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权力制约方式，探索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模式，这是当务之急。我们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相当大。近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手段惩治贪官，每年都有这么多的贪官被抓被杀，但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有些位置上，官员的权力太大了，例如第一把手，很容易导致腐败。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因为贪官天性就坏，不认为是我们的民族本性好贪，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制度环境使然。尤其是在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制度急需改革完善。     新京报：贪官现象，是中国在权力制衡层面不够完善的表征。在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在“限权”方面可以有怎样的创新？     俞可平：在《让民主造福中国》那本访谈录中，我曾经专门就此问题发表过长篇访谈“反腐亟须突破”。我痛恨官员的腐败，但更担忧官员的特权，因为那是“合法的”腐败。     我的看法是，我们需要同时从三个方面着手，才能有效遏制严重的腐败和特权：首先是实行民主选举，选好官；其次是分权制衡，避免过分的个人集权；最后是民主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实，官员本身的素质、权力的分工制约和对权力的监督，这三者对于官员的廉洁同等重要。     如果从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严重的腐败是完全可以得以遏制的。在反腐倡廉方面，党中央十分重视，我们相继出台了100多个党内廉政法规，总计有2000多条规定，但效果并不理想。     原因何在？目前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权力的监督上，却严重忽视了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我们应当在选官和制衡这两个方面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但大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忧心忡忡。           倡导“官民共治”          【书摘】     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与合法性》 P185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一直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较强，而民间社会一直未能得到健康发展。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俞可平：我国传统上一直采用“强国家”的模式。但是，在传统中国，即使在国家很强大的前提下，民间社会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有句话叫“皇权不下县”，在传统中国，县以下不设政府机构，靠乡绅等地方精英来统治。虽然这样的民间社会，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是两个概念，但在我国的传统政治状态下，“强国家”下还有相当大的社会自治空间。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推进民主法治。这就必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所以我说，改革开放以来，导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形成了新的社会格局。     过去，社会和国家是同构的，政治与经济也是一体的，现在则已经形成了三个系统。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家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     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讲，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系统会越来越强大，政府要日益还权于社会，将更多的公共事务交给社会去管理，社会自治变得日益重要。人类的政治理想也逐渐从“善政”走向“善治”，即从“好的政府”，转变为“好的治理”。           进入 俞可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139.html    

两名准备登船的女孩以“椰香公主” 号游轮为背景留影。 中国海南海峡航运公司旗下的“椰香公主”号游轮试航海口经三亚到西沙北礁。越南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中国立即停止这一“侵犯主权”的行为。 越南媒体报导，“椰香公主”号6日进行首次试航，开发海南岛三亚市至越南称为黄沙北滩的西沙北礁旅游航线。 据中央社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梁青毅周一（9日）表示，越南强烈反对中国这项行为。 他强调，这是违法的，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 梁青毅表示，中方应立即停止上述行为，不要采取使南海形势更加复杂的任何行动。 中新社引述海南海峡航运公司的一份公告说，这次“椰香公主”号航行仅用作该公司在该航线的实验性航行，并不代表航线正式投入运营。 “椰香公主” 号游轮完成三亚起航，进三亚至西沙北礁航线的试航工作。 路透社此前表示，有关发展将引发与中国就西沙群岛主权存在争议的越南的严重不满。 除了中国和越南之外，还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文莱都对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南中国海诸岛宣称主权。 报道说，计划开放西沙群岛旅游业将会为各国带来长期磨擦，也令美国介入南海争端。 此前，两艘越南渔船及21名船员在西沙群岛海域被中国扣押，越南外交部批评中方的做法“严重侵犯越南主权” 。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方在西沙群岛查处从事非法捕捞的越南渔民正当合法，中国对西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菲律宾外交部长星期三（4月11日）召见中国大使马克卿，讨论中国海监船阻止菲律宾军舰逮捕中国渔民一事。 菲律宾指菲律宾海军星期二发现有中国渔民在中菲存在主权争议的黄岩礁海域捕捞。 菲律宾海军宣布中国渔民非法捕捞，并欲将他们逮捕。 但“中国海监75”和“中国海监84”随后赶到，一度与菲律宾海军军舰对峙，并阻止了菲律宾海军的逮捕行动。 与中国海监船对峙的军舰是菲律宾最大、最先进的军舰，由去年菲律宾向美国海岸警卫队购买的“汉密尔顿”级巡逻舰改装而成。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由来已久。南海据信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勘探活动一直因领土争端而受阻。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日前在东盟峰会上提议，应在东盟国家间首先草拟出南海行为准则的要素，再邀请中国参与讨论。此提议得到越南的支持。 菲越双方还计划在南沙群岛的争议岛屿举行“足球联谊”，以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