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著名宪政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生病逝于北京305医院，享年54岁。 蔡定剑，1955年11月27日生于江西新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中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专司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是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2002年荣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4年1月起，调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迄今。 蔡定剑先生同时亦参与了近年来的中国法治进程，他倾心于法治普及与宣传，推进多处地方政改，参与制度设计。他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与媒体广泛联动，推动反就业歧视在中国的开展。 仅仅在离世两天前，病榻上的蔡定剑先生还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蔡定剑先生永垂不朽！民主法治精神永垂不朽！
阅读更多作者： 郭宇宽 | 评论(0) | 标签: 排场 , 体面 富人“摆排场”，大家得喜乐 郭宇宽 大中投资的董事长张大中已经不是第一年，过年摆年夜饭大饭局了，最近几年，每到大年三十，张大中都要邀请过去的老员工，老朋友，老伙伴，一摆就是好几十桌，大家一起过年，一起欣赏演出，给大家发礼品，放礼花，让大家一起听个响儿。人家说，你饭局整得够排场啊，张大中爱说，“我有钱人么，让大家都乐呵乐呵”。 大午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也是特别爱“摆谱”的一个人，他每到逢年过节，就在他大午城，请来很多演出队，在戏台子上表演节目，还请当地的乡亲们也来自娱自乐，他给大家发奖品。而且他也爱摆流水席，经常各路友人，在他庄上大鱼大肉吃得口滑。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避讳别人把他们当有钱人，而且特别乐意把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和别人分享，他们招待大家吃喝，其实自己没吃多少，这样反而让他们更加快乐。这就像孟子见梁惠王说的“独乐乐，与众人乐乐，熟乐？”。 这其实是中国过去富人建设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传统。今年春节，我父亲回忆起他小时候过节，觉得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住在无锡荣巷那几年，那时候抗战刚结束，青春作伴好还乡，我爷爷从云南携全家返乡，在江南大学教书，内战端倪初起，但还远没有波及江南。荣巷就是荣毅仁的老家，荣家房子很多，现在已经那里已经成了部队营房，当年我爷爷租了荣家空闲的两间很敞亮的大房子，安家于此。当年荣德生就被街坊称为“荣大老板”，也是相当有排场。到了过年，他家出钱，请戏班子来唱大戏，大家看都不要钱，还请乡亲们舞龙灯，参加的人都得红包。每当荣家祭祠堂也是同样的排场，当时祭祖宗要拿锡纸叠成元宝形状付之一炬，寻常人家化上几十只元宝就算是慎终追远了，荣家当年化的元宝有张艺谋大片的视觉铺张风格，家里仆人不够用，把街坊小孩都请来帮他们家叠元宝，“容大老板”手面阔绰，这样相当于每个小孩都得了压岁钱。 更排场的是，荣家修建了占地近百亩的“梅园”，遍植美好花卉供人观赏，当时都叫“荣氏梅园”，却并不为自家独占，而是开放让无锡市民游览，而直到今天，国内很多号称是“公园”的地方，还在收门票，包括荣老板办的梅园也被政府接管收起门票来了，比起荣老板上个世纪的善举，他们真该觉得惭愧。梅园中有一副对联相当能代表荣大老板的境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坐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可想而知，当年荣大老板，请无锡市民来一起游览他精心布置的园林，要比他一个人在保镖仆人的簇拥下，独拥一座美园更有面子。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人性，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曾经研究过英属哥伦比亚地区印第安人的一种习俗“夸富宴”（potlstch）,当地印第安人的首领，每年要请四方宾客，不仅烹牛宰羊，而且慷慨地赠予大家礼品。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在当地的文化中，这是当部落里有头有脸的人伴随着地位的一项义务。 当然，我国历朝历代也都有很多人特别容不得富人摆排场，这出于一种相当阴暗的心理，以凤阳朱皇帝为代表，就不看不惯商人在他面前不低三下四，对富人打压其实发展到极致，就是规定，商人只能穿布衣，不能用丝绸。当时的福布斯大富豪沈万三为了讨好朱皇帝，拿出钱来劳军，居然也成了罪过，逻辑很简单，只有马上夺天下的人才能显示恩德，一个商人，谁让你显摆？ 我们49年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也常常走火入魔，让富人生活在谨慎的恐惧之中。这种气氛一直影响到今天，除了一些像张大中，孙大午这样心态特别阳光，同时财富也特别阳光的有钱人，很多人似乎都还没有走出心理阴性，有一种不那么健康的“低调”。 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民间已经有相当的财富积累，这个社会里确有不少靠官商勾结或者歪门邪道发财的，这些人往往倒很“低调”，大都办移民，更要把资产都想方设法转出海外。 但也有更多的人，是靠勤奋，拼搏和智慧获得成功。一个健康的社会，就要让大家带着相互感恩的心情，来分享那些成功者的自豪和喜悦。就好像我们愿意欣赏那些运动比赛中的优胜者，为他们喝彩，向他们学习，完全用不着嫉妒一样。 让有钱人摆排场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常态，相对于另一种社会氛围，让富人小心翼翼躲在高墙中独享山珍海味，生怕露富，把财富转移到国外，那更符合社会和谐，同时也是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郭宇宽的最新更新： 读读匹诺曹的故事吧 / 2012-02-27 18:11 / 评论数( 8 )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 2012-02-19 21:20 / 评论数( 5 ) “农村人”为什么难缠？ / 2012-02-07 20:40 / 评论数( 5 ) 美国人健身，中国人享受 / 2012-02-07 09:27 / 评论数( 1 ) 激活中国民间金融的关键在于尊重“差序信任” / 2012-02-03 17:15 / 评论数( 2 )
阅读更多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其中,“裸官”监管调研报告再次受到关注。 在此之前,见诸报端的“裸官”贪腐案例并不在少数。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都曾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热议。 自2009年9月起,上至中央,下至各地、各级部门,针对“裸官”贪腐问题,以平均每年一至两部的速度出台相关文件,规定了“裸官”管理的适用对象、申报内容、管理机构和不实申报的处罚措施等。 最近的一部,是2012年1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全票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一条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尽管如此,蓝皮书认为,如何监测公职人员的不法资产转移,以及如何核实公职人员的海外资产状况,仍是“裸官”治理的难题。 “裸官”是贪腐高危人群 2010年7月28日,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正处级),被控涉嫌伙同他人挪用公款5.8亿元、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57万余元一案开庭审理。事发前,董跃进的妻儿均已移居美国,其财产也早已由妻儿转移出国。 董跃进,成为京城挪用公款涉案金额最高的一名“裸官”。 蓝皮书指出,尽管我们承认,并不是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所有“裸官”都是腐败官员,但是同样要承认,“裸官”是贪腐的高危人群。 事实已证明,大量贪官为谋求后路,的确提前将配偶子女移民国外,财产转移国外,以便东窗事发时出逃海外。一旦出逃,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差异,引渡贪官往往事倍功半。 蓝皮书认为,公职人员作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公权力的行使者,将配偶子女和存款转移至境外,孤身在国内任职就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不信任,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也就很难指望其能恪尽职守。 已故中国政法大学宪政所所长蔡定剑教授,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亦表示:“就‘裸官’具体而言,无论其是否存在腐败事实,其裸体做官的行为本身,首先已表明本应对国家负责的官员,却带头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甚至作出损害国家利益之举,这种影响的危害远胜于‘裸官’腐败的经济问题。” “裸官”监管范围存争议 有媒体报道,尽管上述广东省委的决定最终全票通过,但并非没有反对的意见:其一,官员家属也有一般公民所有的自由迁徙权;其二,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与官员是否忠诚并无直接关系;其三,“裸官”只是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所有“裸官”都有腐败问题,而依据这一规定,一旦“裸官”,就意味着其在官场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教授杨小军也表示,不能因为治理“裸官”,而限制一般公职人员家属的迁徙自由。 那么,如何界定“裸官”的监管对象范围? 从历年发布的政策文件来看,“裸官”的适用对象主要限定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公职人员,不仅包括各类党政机关中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各类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公职人员。 但在杨小军眼里,“裸官”只有两类:一类是高官,至少是部级以上;另一类是敏感岗位公职人员。因为高级官员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所以这类特殊的限制,是对权力的限制。 杨小军表示,涉及“裸官”的规定,目的是“能管住”,即管住权力运行的核心。如果管理对象范围过大,会出现法不责众的现象。因此,管理对象的范围要明确,不主张大范围监管。 与杨小军观点相反,蓝皮书认为,我国相关规定要求报告的人员范围过窄。 如2006年修改后颁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规定的领导干部不包括副处级以下的公职人员。蓝皮书认为,这部分人员并非没有“裸官”问题,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即便是科级公职人员也具有相当的权力,也可能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危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则与杨小军的观点类似。他认为,(对“裸官”的)监督要仔细谨慎,对象范围不能扩大化。首先应将单位一把手及分管某一方面的领导纳入申报监督范围;其次应该对权钱交易可能性较大的部门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加强监督。 现行制度制裁乏力 蓝皮书还指出,尽管制约“裸官”的现行规定数量并不少,但这些规定都缺乏法律权威性。这些避重就轻“掸灰尘”式且华而不实的处罚措施,不足以遏制“裸官”现象的蔓延。颁布的规章越多,规章的权威和效力越趋于递减。 首先,这些规定都是内部监管,难以实现真正的监督。 其次,申报内容只是本人陈述,缺乏核实申报信息的相关配套制度和手段,无法确定申报内容的真实性。 此外,相关规定几乎都未涉及申报之后是否应向公众公开,从而使申报失去了最重要的监督途径——外部监督。 “现在是,只要汇报就没有问题,完全靠个人的自觉性。”杨小军说,不能仅靠个人申报,要通过正规途径、技术化手段。比如,通过外交文件查询官员及家属申请、加入其他国籍的情况。 杨小军表示,严格来讲,监督“裸官”的规定不属于地方部门规定的事,应该属于党规、国法的层面。“而且,现有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谁来操作?谁来监督?谁来核实?是否能发现有问题、违反规定的官员?” 监管缺乏实质内容 财产申报与监督,是治理“裸官”最重要的内容。因为问题“裸官”往往涉及资产转移情况,部分“裸官”在财产转移方面存在洗钱行为。而公开、透明是监管“裸官”的最好措施。 蓝皮书指出,大多数规定都未明示申报内容是否应对外公开,内部式监管特点突出,这无异自己监管自己,缺乏监督不言而喻。申报内容“一般应予保密”更是匪夷所思。 此外,蓝皮书认为,“裸官”监管缺乏实质内容,即“裸官”的境外财产情况。因此,所有公职人员都应申报境外财产情况。以中国现有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无力赡养在国外定居的配偶子女,也很难负担配偶子女在海外求学的费用。 应松年认为,相比外部监督,内部的制度建设更为重要。内部制度如果不完善,外部的监督就看不到。内部的权力如果适当分工(分工本身就意味着权力分散),将决策、执行与监督职能分离开来,就能实现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腐败的可能性亦会大为降低。 “在我国,传统的内部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这有两个弊端。一是鞭长莫及;二是监督措施的效力递减。要想对‘裸官’的监督形成有效的推动力,必须上下合力、内外结合。”杨小军说,公开化,让公众监督,是让现有监管制度发挥效力的有效途径。 蓝皮书建议,监管“裸官”,应建立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的年度公开制度,公开公职人员配偶和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阅读更多作者： 郭宇宽 | 评论(1) | 标签: 什么人会得癌症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郭宇宽 高华老师的去世，一直是我心里很沉重的负担，我甚至都没能在他弥留之际去看望他。还有这之前蔡定剑老师的去世，也让我一直不能释怀。这两位老师与我相知相识多年，都与我有很好的交情，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而我却没能在他们最后的时光亲自去看望。并不是古人讲的“多病故人疏”，或许是我自己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和兄弟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最近一个远房亲戚又很年轻得了癌症，或许是我觉得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需要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甚至我觉得，如果我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到现场去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因为我觉得以这两位老师的性格，恐怕不会希望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成为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像孔子去看他也许也是得了当年的医学知识还诊断不出是什么癌的学生，也是难过的不得了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两位老师虽已故去，不知道用词语表达好，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停止怀念与两位老师相交相识的时光。 前些日子我与一位体制内地位非常高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最近观察到身边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朋友都得了癌症，学界政界都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诱发癌症的病因有很多，饮食、辐射之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据他的观察，有两种人不会得癌症，一种是头脑特别单纯的好人，像倪萍、邓亚萍这样的人，心地非常善良，有点像傻大姐一样的感觉。这些人心情极度阳光，好像对社会上的邪恶完全无视，或是看到了却没有感知的能力。第二种是那种坏透了的人，坏到底了，也不会得癌症。 他这样说完以后，我说我可以再加上第三种人，就是他不见得有多坏，而是有一种天然的本能，使他能够在内心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理直气壮的。比如像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却整天说些不靠谱的话，一点都不负责任。这些人从来不跟人进行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屏蔽了所有外界对自己的指责以及自身内在逻辑的不自洽，永远活在粉丝们的簇拥中。这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当的。这些人也不会得癌症。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呢？以这位前辈的观察，得癌症的都是一些不得不“入世”但又内心充满挣扎的人，也就是良知未泯却又处处碰壁的人。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刻想到了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觉得蔡定剑会不会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呢？我说绝对不会。许多人都是从蔡定剑老师的文章著作中了解他，而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却使我对蔡老师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亲近。 有一次我与蔡老师做完一期节目一起飞回北京。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在北京机场排队等出租车。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从栏杆下钻过去插队。我忍不住批评他说，哥们儿你也太不讲规矩了，大家都在排队等车，你怎么好意思插队呢？蔡老师看到后也过去批评他，而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装没看见。这个青年人受到我们的批评后，面子上也好像挂不住，但就是不认错，反而把脑袋掉向另一边，装作听不见，继续赖着不走。蔡老师本来想让他认个错也就过去了，结果这个青年人的态度刺激了蔡老师，于是蔡老师就凑到他前面去，指着他的鼻子批评他。结果这个年青年人又把脸掉向另一边，还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一下蔡老师更生气了，气得身子都发抖了。我看到蔡老师情绪这么激动，就过去拦住他打圆场，说这人这么没教养，咱就别理他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发现蔡老师真是气得不轻，到了车上之后手还在发抖，而且一直跟我讲说中国搞不好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一点都不守规矩，脸皮还这么厚。从机场出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蔡老师的情绪一直都没有平复。 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才理解了蔡老师的痛苦与无奈。蔡老师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宪政上。宪政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无论有权力的人还是没权力的人都要讲规矩，都要守契约。蔡老师面对一个插队的人，既生气又感到无能为力，规则在中国真是一分钱都不值。可想而知，当蔡老师进行更宏大的中国宪政的研究时，一方面对中国宪政之路孜孜以求，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对蔡老师是一种何等的煎熬！ 刚去世的高华老师是我的南京老乡。他在南京的住宅是南京大学分给他的，与我外公外婆在龙江阳光广场的住宅只隔了一栋楼。我每次回南京，都要到他家去拜访一下。高华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革史，在其经典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要把事情讲清楚的愿力。高老师不止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在有些人完全罔顾事实，令他非常气愤。比如中国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饿死许多人，这是国际范围内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基本共识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有些人竟然睁眼说瞎话，对这个事实进行歪曲，反而将严谨的历史研究成为诽谤造谣。有一次高华老师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秋石客的人。我说我听说过此人，但基本不怎么关注。高华老师非常认真地说，这个人的言论实在是太恶毒了，心理非常阴暗。于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言论，发现的确是不靠谱，将一些枝节问题拿来意图颠倒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后来很多次，高华老师都跟我提起这个人，言语中多有气愤之意。 对我来说，秋石客这些不靠谱的言论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高华老师这样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就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让高华老师产生这么大的情绪上的波澜，可想而知，每当他看到乌有之乡上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否定大饥荒的存在，或者赞颂毛主席就是伟大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是多么苦闷。 我并非说这种精神的苦闷一定导致癌症，但在我看来，文革中有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莫名其妙地得了癌症，这背后一定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来讲，癌症就是一个人的运转程序进入了死循环，死机了，因此身体机能全部紊乱了。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彭德怀将军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他明明是对的，然而却跟周围所有人都讲不通，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受阻，完全可能将一个人逼入“死机”的状态，他不得癌症才怪呢。 而对于高华、蔡定剑这样执着而敏感的学者，当他们这种求真的、固执的、坚持的精神，与这个社会整体的氛围进行碰撞的时候，不仅要以强者的姿态独自承受内心所受的创伤，更要承受这些碰撞所带来的长期的紧张和压抑。这种撕裂的甚至是拧巴的生活状态，给两位老师造成了多大的折磨！ 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就像佛教讲的那样要“信解行证”，而最后的圆满在于“证得”，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一定要把结果证明出来，才能印证我们内心所坚持的东西，也就是佛家所讲“断烦恼，证菩提”。而从我的角度来看，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对他们一生所求，有自己的“信”，“解”，“行”，但独独没有“证得”。而这种痛苦和煎熬乃至曲高和寡处的困惑和迷惘，也许是造成他们得癌症一个重要原因。 蔡定剑老师和高华老师的去世，很长时间都像是压在我心里的巨石，让我觉得这仿佛是一种悲剧宿命。好像在中国探寻这些会给人以暗物质般压力的学问时，所有的的知识分子都注定要承担许多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 对此我想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家都要保重自己。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郭宇宽的最新更新： “农村人”为什么难缠？ / 2012-02-07 20:40 / 评论数( 5 ) 美国人健身，中国人享受 / 2012-02-07 09:27 / 评论数( 1 ) 激活中国民间金融的关键在于尊重“差序信任” / 2012-02-03 17:15 / 评论数( 2 ) 没有“文人相轻”，哪来思想繁荣 / 2012-02-01 21:20 / 评论数( 5 ) 向孔乙己致敬 / 2012-01-31 12:33 / 评论数( 11 )
阅读更多作者： 郭宇宽 | 评论(2) | 标签: 什么人会得癌症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郭宇宽 高华老师的去世，一直是我心里很沉重的负担，我甚至都没能在他弥留之际去看望他。还有这之前蔡定剑老师的去世，也让我一直不能释怀。这两位老师与我相知相识多年，都与我有很好的交情，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而我却没能在他们最后的时光亲自去看望。并不是古人讲的“多病故人疏”，或许是我自己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和兄弟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最近一个远房亲戚又很年轻得了癌症，或许是我觉得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需要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甚至我觉得，如果我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到现场去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因为我觉得以这两位老师的性格，恐怕不会希望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成为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像孔子去看他也许也是得了当年的医学知识还诊断不出是什么癌的学生，也是难过的不得了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两位老师虽已故去，不知道用词语表达好，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停止怀念与两位老师相交相识的时光。 前些日子我与一位体制内地位非常高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最近观察到身边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朋友都得了癌症，学界政界都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诱发癌症的病因有很多，饮食、辐射之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据他的观察，有两种人不会得癌症，一种是头脑特别单纯的好人，像倪萍、邓亚萍这样的人，心地非常善良，有点像傻大姐一样的感觉。这些人心情极度阳光，好像对社会上的邪恶完全无视，或是看到了却没有感知的能力。第二种是那种坏透了的人，坏到底了，也不会得癌症。 他这样说完以后，我说我可以再加上第三种人，就是他不见得有多坏，而是有一种天然的本能，使他能够在内心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理直气壮的。比如像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却整天说些不靠谱的话，一点都不负责任。这些人从来不跟人进行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屏蔽了所有外界对自己的指责以及自身内在逻辑的不自洽，永远活在粉丝们的簇拥中。这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当的。这些人也不会得癌症。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呢？以这位前辈的观察，得癌症的都是一些不得不“入世”但又内心充满挣扎的人，也就是良知未泯却又处处碰壁的人。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刻想到了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觉得蔡定剑会不会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呢？我说绝对不会。许多人都是从蔡定剑老师的文章著作中了解他，而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却使我对蔡老师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亲近。 有一次我与蔡老师做完一期节目一起飞回北京。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在北京机场排队等出租车。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从栏杆下钻过去插队。我忍不住批评他说，哥们儿你也太不讲规矩了，大家都在排队等车，你怎么好意思插队呢？蔡老师看到后也过去批评他，而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装没看见。这个青年人受到我们的批评后，面子上也好像挂不住，但就是不认错，反而把脑袋掉向另一边，装作听不见，继续赖着不走。蔡老师本来想让他认个错也就过去了，结果这个青年人的态度刺激了蔡老师，于是蔡老师就凑到他前面去，指着他的鼻子批评他。结果这个年青年人又把脸掉向另一边，还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一下蔡老师更生气了，气得身子都发抖了。我看到蔡老师情绪这么激动，就过去拦住他打圆场，说这人这么没教养，咱就别理他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发现蔡老师真是气得不轻，到了车上之后手还在发抖，而且一直跟我讲说中国搞不好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一点都不守规矩，脸皮还这么厚。从机场出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蔡老师的情绪一直都没有平复。 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才理解了蔡老师的痛苦与无奈。蔡老师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宪政上。宪政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无论有权力的人还是没权力的人都要讲规矩，都要守契约。蔡老师面对一个插队的人，既生气又感到无能为力，规则在中国真是一分钱都不值。可想而知，当蔡老师进行更宏大的中国宪政的研究时，一方面对中国宪政之路孜孜以求，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对蔡老师是一种何等的煎熬！ 刚去世的高华老师是我的南京老乡。他在南京的住宅是南京大学分给他的，与我外公外婆在龙江阳光广场的住宅只隔了一栋楼。我每次回南京，都要到他家去拜访一下。高华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革史，在其经典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要把事情讲清楚的愿力。高老师不止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在有些人完全罔顾事实，令他非常气愤。比如中国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饿死许多人，这是国际范围内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基本共识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有些人竟然睁眼说瞎话，对这个事实进行歪曲，反而将严谨的历史研究成为诽谤造谣。有一次高华老师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秋石客的人。我说我听说过此人，但基本不怎么关注。高华老师非常认真地说，这个人的言论实在是太恶毒了，心理非常阴暗。于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言论，发现的确是不靠谱，将一些枝节问题拿来意图颠倒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后来很多次，高华老师都跟我提起这个人，言语中多有气愤之意。 对我来说，秋石客这些不靠谱的言论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高华老师这样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就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让高华老师产生这么大的情绪上的波澜，可想而知，每当他看到乌有之乡上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否定大饥荒的存在，或者赞颂毛主席就是伟大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是多么苦闷。 我并非说这种精神的苦闷一定导致癌症，但在我看来，文革中有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莫名其妙地得了癌症，这背后一定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来讲，癌症就是一个人的运转程序进入了死循环，死机了，因此身体机能全部紊乱了。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彭德怀将军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他明明是对的，然而却跟周围所有人都讲不通，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受阻，完全可能将一个人逼入“死机”的状态，他不得癌症才怪呢。 而对于高华、蔡定剑这样执着而敏感的学者，当他们这种求真的、固执的、坚持的精神，与这个社会整体的氛围进行碰撞的时候，不仅要以强者的姿态独自承受内心所受的创伤，更要承受这些碰撞所带来的长期的紧张和压抑。这种撕裂的甚至是拧巴的生活状态，给两位老师造成了多大的折磨！ 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就像佛教讲的那样要“信解行证”，而最后的圆满在于“证得”，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一定要把结果证明出来，才能印证我们内心所坚持的东西，也就是佛家所讲“断烦恼，证菩提”。而从我的角度来看，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对他们一生所求，有自己的“信”，“解”，“行”，但独独没有“证得”。而这种痛苦和煎熬乃至曲高和寡处的困惑和迷惘，也许是造成他们得癌症一个重要原因。 蔡定剑老师和高华老师的去世，很长时间都像是压在我心里的巨石，让我觉得这仿佛是一种悲剧宿命。好像在中国探寻这些会给人以暗物质般压力的学问时，所有的的知识分子都注定要承担许多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 对此我想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家都要保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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