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用先进文化引领发展,发展将呈现境界之美;用先进文化浸润生活,生活将呈现细节之美。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以文化高地建设引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提升了发展的境界,创新了发展的思路,聚集了发展的合力。2011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等6个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都位居全国第一,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市民安全感指数和市民生活满意度也位居全国第一。与此同时,重庆还被一些国际知名媒体评选为2011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城市”、“亚洲最佳投资城市”和“全球15个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 　　“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未来,也是抓民生、抓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不断增强的“文化软实力”,正成为重庆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 　　 “思想解放”催生“内陆开放高地” 　　文化的高度,决定发展的高度。 　　“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里无处不在的软实力。只有文化才能让人类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只有‘以文化人’,人的素质和境界才能全面提高,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2011年11月24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应邀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主题演讲。几天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又应邀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专题讲座。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学习,还要注意学习方法,要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层次和文化品位。市委中心组举办的高品位、高层次、高水平的系列讲座,从此成为“受欢迎、起作用、有实效”的“思维盛宴”,使“理论之树常青,创新之泉常涌”。 　　市委中心组学习是引领重庆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发动机”和智力引擎。2008年初,薄熙来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动员会上,提出要用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和中央对重庆的要求这“三把尺子”,“量”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三把尺子”使全市干部群众的头脑更加清醒。查找差距、“加塞”学习成为时尚,“5加2”、“白加黑”成为常态,重庆跨越式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观念的更新带来了方法的创新。学习过程既是提高认识和水平的过程,更是解决问题、科学发展的过程。2008年以来,重庆市委常委会定期确定重点课题学习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市委全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内陆开放高地”和“文化高地”、“文化强市”,成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奋斗目标。 　　重庆市委精心办好中心组学习这个“干部队伍建设示范班”,着力解决“不敢解放思想”、“不愿解放思想”和“不会解放思想”的问题,将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的直辖市。 　　2011年,重庆外资投资实际到位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5%,增幅全国第一;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350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增幅全国第一;完成海外投资60亿美元,位居全国前列。这三项令人惊叹的指标,标志着重庆已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 　　 “唱读讲传”形成“干群和谐如一家” 　　古人讲:载舟覆舟,可畏惟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政权的核心就是人心,一个政权稳定与否就在于人心向背。得人心,有两个方面极其重要:一是执政者能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能不能把道理讲清楚,让大家都理解你的政策。执政者不仅要懂得自己应该干什么,而且要让广大的民众知道你在干什么。大到国家,小到城市,都是这个道理。 　　干部队伍的境界,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境界。重庆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主旋律,变生硬说教、简单灌输为潜移默化地感染,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使广大干部群众由被教育对象变为自我教育的主体。由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策划,市委宣传部每月编辑出版的《读点经典》丛书,选取古今中外诗词佳作,开本小巧,好读好带,很快成为深受干部群众喜爱的“口袋书”。这套丛书目前已编辑出版37辑,单辑发行量超过70万册,并成为一些兄弟省市领导干部的“必读书”。 　　“唱读讲传”强化“公生明,廉生威”、“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理念,培养了各级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大智慧”,奠定了重庆“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人文基础。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先后召开了8次全委会,次次都关乎民生。会委会相继作出了“五个重庆”建设、“民生10条”、“共富12条”、“民主法治15条”等重要决定,形成了重庆科学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全市各级干部不当“和稀泥”的瓦匠,不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木匠,人人争当“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迎难而上“硬碰硬”的铁匠,一心一意谋发展,俯下身子为民生。 　　2008年以来,重庆市委在基层党组织建立“书记接待、成员走访、办理答复”三项制度;同年,启动“干部大下访”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座谈走访、驻点指导、专题调研等形式,带着感情、责任、法律、政策下访群众,推动矛盾大排查,问题大解决;2009年,在全市机关干部中普遍开展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进三同”和“结穷亲”党性作风实践锻炼。 　　3年多来，重庆干部累计走访群众5026.3万户次，建立民情档案21.6万册，“结穷亲”57.6万户，投入127亿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27万余件。干部下去了，民意上来了;问题解决了，民心回来了，“草鞋作风”进一步融洽了“干群和谐如一家”的鱼水关系。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干群关系“好”或者“很好”的重庆市民，已经由3年前的56.2%上升到2011年的75.8%。 　　 文化民生培育城市“根与魂” 　　最宏大的文化工程，在社区的楼栋院坝里;最美丽的文化风景，在居民的举手投足间。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重庆提出了“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在未成年人中开展“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大学生中开展“六个一”社会实践活动，以建设“民生国企、责任国企”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积极培育重庆城市精神，实现了文明城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全覆盖，创新开展了餐桌文明大行动，推进户外公益广告建设，坚持每年评选“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和道德模范、美德少年、“雷锋式警队”、“白求恩式医院”。 　　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山村小学任教，在讲台上坚守到癌症晚期的“80后”“最美山村女教师”曹瑾;20余年资助300余名农村贫困学生，自己至今居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的水泥厂普通职工郑书明……一个个践行核心价值的动人事迹，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凝聚着城市的精神，催生出知荣辱、守法纪、讲诚信、树新风、做好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文化要贴近人心，文化设施要贴近普通市民，实现在“惠民”中“慧民”。2009年，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将文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重庆市委全委会又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据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介绍，近5年来，全市预算内文化投入每年都明显递增，文化设施建设已累计投入300亿元，每年的经常性文化运行支出也由5年前的5亿元增加到了近30亿元。全市实行城市住房开发投资的1%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以大投入夯实文化发展的基础。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城镇“15分钟文化服务圈”、农村“半小时文化服务圈”，基本建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财政每年为远郊区县划拨3000万元，兴建了区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四大件”。从主城区征收的城市建设配套费按照每平方米4元用于街道文化中心建设，累计建成街道文化中心100个、社区文化活动室2169个。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914个，配套村文化活动室8967个，标准农家书屋5400个，文化大院12000户。2010年以来，累计投入7.3亿元实施“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工程，安装广播终端6万个、直播卫星接收设备90万套，发放彩电11.4万台，解决了500万人口看电视难的问题，广播“响在了老百姓的耳朵、通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遍及城乡的群众大舞台，是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广泛开展的送电影、送图书、送故事、送戏剧、送展览、送春联等“六送”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让老百姓实现了从“文化吃饱”到“文化吃好”的跨越。 　　贴近时代，经典才有魅力;把握市场，文化才有活力。2005年，重庆以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为着力点推进专业文艺院团改制，“第一个吃螃蟹”的市歌舞团整体转制，划入重庆广电集团。市财政对市级专业文艺院团的扶持从“养人”转为“养事”，按演出场次进行补贴，鼓励和引导院团贴近演出市场，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市委宣传部牵头拍摄和重点组织创作的《周恩来在重庆》、《记忆之城》、《解放大西南》、《医者仁心》等50余部影视剧作品，成为立足本土优秀文化资源、彰显新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2010年末，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

海外人权组织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去年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继续恶化，至少有34名记者被捕入狱。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天发表了《人权观察全球年度报告（2012年）》，其中有关中国大陆的部分有7页，分别从维权人士，司法改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多个方面审视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报告指出，在中国，敢于不按官方准则报道的记者仍然受到新闻审查的威胁， 2011年至少有34名中国记者因含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监禁。2011年6月，中国政府还表示要把那些报道食品安全丑闻时“误导公众”的记者纳入黑名单。 现居加拿大的姜维平曾是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因用化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一系列揭露大陆官员贪腐的文章，涉及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姜维平2000年底被大连国安局逮捕，并被以“危害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判刑8年。该案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后，姜维平2006年被提前释放。对于中国目前的新闻自由情况，姜维平表示： “我注意到了去年整个新闻自由状况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在大幅度地倒退。倒退的状况特别令日担忧。但是没有办法。很多地方对新闻自由的尺度进一步的收缩。对新闻记者的打压进一步的升级。有些手段令人发指。” “人权观察”的报告特别提到山东记者齐崇怀的境遇，齐崇怀在揭露山东滕州政府的腐败情况后，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2008年被滕州市法院判刑4年。在2011年6月，同一法院又以漏罪为名，用“敲诈勒索罪”和“职务侵占罪”将齐崇怀加刑8年。姜维平对此评论说： “齐崇怀的事情我也写过一篇报道。这是典型的枉法追诉案件。为什么在一审就判刑？提前出狱的时候还要给他加刑？主要是齐崇怀在狱中不服气，多次传出来一些声音，使地方当局非常恼火。地方当局操控着司法，就在他要出狱的时候，怕他出来后继续讲话，就给他加刑。通过这个可以看出来为了打压新闻记者，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 法新社的报道说，网上呼吁人们参加茉莉花革命的帖子和即将到来的高层权力交换换届，令中国政府警觉和不安,中国政府在2011年收紧了对媒体的控制，例如，去年7月，《中国经济时报》突然宣布解散其调查报道组；去年9月，《新京报》和《京华时报》被突然划归北京宣传部管辖，从中央报刊系统变为北京地方媒体，根据中国媒体属地管辖规则，这两家媒体对北京市内负面事件报道和异地监督受到更大限制。 谈到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表示： “现在中央政府整体是在抓紧舆论方面的控制。这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我们知道中国的新闻自由相对过去它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现在又突然在走回头路。互联网控制得这么紧，传统的平面媒体又控制得这么紧，整个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把信息的流动完全控制起来。”  “人权观察”的报告在有关中国言论自由的部分还指出，2011年，中国政府继续对博客作家，记者以及近5亿互联网用户实施限制，这违反了国内外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规。报告说，尽管中国当局对媒体和记者加强了控制，中国社交网站的崛起–尤其是拥有数亿用户的微博，却为公民建设了表达言论的新平台，挑战了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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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七周年（赵紫阳七周年祭），7周年（同上），艾晓明（著名学者，维权人士）

 2012年 1月 17日 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社会冲突将加剧？ 记者: 吴心欣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FP 中国每年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图为农民工抵达北京火车站(资料照)。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一半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不过，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全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其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将来可能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6亿9079万人，而乡村人口总数6亿5656万人。这意味着，在中国13.5亿人口中，51.27%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这是城镇人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可能有积极影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2011年12月底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将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李培林认为，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有其积极作用。他说：“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对经济来说尤其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来说可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不过是统计游戏* 不过，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程晓农对中国的城镇人口统计提出了疑问，他认为中国所谓的城市化不过是统计游戏而已。他说：“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为了实行县改市、乡改区，把农村行政区划改成城镇行政区划，所以现在看中国地图，叫某某县的已经很少了，很多县现在都改名市了。当它改名的时候，很多农村人口就被算作城市人口。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中国很多农民被城市化了。” 程晓农指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实行强迫农民“进城上楼”政策，比如薄熙来就在重庆推行这个政策，要农民搬迁到城镇上去，盖了楼让他们搬进去住，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城镇化。程晓农表示，其实全世界城市化的问题，不在于国家统计局怎么统计，而在于农民进城以后，能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如果农民进城以后永远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权益，那他们永远不能算城市居民。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圈农地来赚大钱* 程晓农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在强调城市化的过程中，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黑暗的算盘，就是趁机圈地，搞房地产开发，因为一旦县改市、乡改区，政府就可以把这些农地重新规划为城市开发用地。程晓农说：“所以城市化是一个最美好的、推动房地产开发、强占农民土地的伟大理由，至于农民进城后能不能活下去，这些市长们才不管呢。所以从广义上讲，不仅仅是国家统计局把农民被城市化，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让农民被城市化。” 对于中国有学者表示，城镇化进程将对社会、环境及城市管理者带来巨大挑战，程晓农则表示，该进程引发的最大问题将是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放慢，建筑工程减少，房地产泡沫破灭，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会进一步减少。这样，流落在城市的农民工的生存将成为更大的问题，在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下，他们的生存将更加艰难。所以从短期来看，可能城市化的加速正好是推动社会矛盾加剧的一个重要动因。” *拔苗助长的过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程致宇也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表达了关注。他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城镇化为借口盖了很多设施、楼房，而不是去考虑如何把城镇化进程变成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 程晓农指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成长的过程中确实会出现城市化趋势，但是在其它国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中国，这完全是一个政府参与的拔苗助长的过程。程晓农认为，农民就好像长在土地上的苗，现在这棵苗被从土里拔出来了，这苗还有活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