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在中共最高层排名第三的总理温家宝，新年伊始遭遇到新的批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元月期发表了主席胡锦涛要求抵御西方文化的讲话，同时，也发表了谈中国社会道德的署名文章，含蓄批评了温家宝关于“道德滑坡”的观点。 *党刊《求是》暗批温家宝？* 中共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可谓流年不利。这位接替朱熔基担任国家总理的天津人，新年伊始，就遭到了其前身是《红旗》杂志的党刊《求是》的不点名批评。 该月刊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用毛泽东的辨证法观点，驳斥了温家宝去年提出的“道德滑坡论”。 文章说，“考察道德现象，离不开具体的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文章列举种种理论、观点、现象和事实，努力证明“我们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文章也承认中国的社会道德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尽管该文章也分析了出现这些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文章并没有具体提到近几年来出现的毒奶粉、地沟油等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和讨论的涉及公共安全和影响的社会重大事件。 在海外媒体上，秋石的这篇元旦文章，被解读为“暗批温家宝评价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立场有问题”。中国近年来还出现了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还不时有老人倒地无人扶、街头行凶无人救、孩子被车碾压多人路过视而不见等社会新闻见诸报端和网络，人们惊呼：中国人的道德哪里去了？！ *温家宝批中国道德滑坡* 温家宝(去年四月)曾表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中共面向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光明日报》曾于去年两度发表社评，批评温家宝的“道德滑坡”论。 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报》也援引专家的话说，官德败坏导致道德环境恶化。而这种情况， “足以威胁中共的执政地位。” *毛派批温家宝到湖南不去毛故居* 撇开道德问题不谈，温家宝的一些观点和行动，也不断遭到某些网民特别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的抨击。 新年第一天，温家宝到湖南视察，《湖南日报》4日报道，温家宝2003年当总理至今，已经八次到湖南“调研”。乌有之乡注意到，但“从未到过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 海外的多维新闻网报道，中共政治局其他八个常委中，胡锦涛、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都在任上到过韶山毛泽东故居，吴邦国、周永康也曾在政治局委员任上去过。 乌有之乡网民发现了温家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劣迹”。在网上说：湖南日报的记者“没有写X先生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毛主席的故居韶山，还是的确X先生忘了去了，或者是忙得无法去了？湘潭离韶山只有几十里吧。谁知道，请告诉我。” *温家宝近年十多次提政改* 这些年来，温家宝多次在国内外场合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多维新闻网说，“其政治立场倾向西方普世价值。”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2010年10月发表“郑青原”文章，暗批温家宝“背离正确政治方向，”“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去年春天，温家宝曾邀请香港政界人士吴康民单独见面。温家宝说，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这两股势力阻挠改革，影响人民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 2011年4月，人民日报再发中纪委文章，要求“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在涉及基本理论、路线、纲领、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不容许说三道四，我行我素。” *多维：温家宝退休前最后一搏* 到2013年，温家宝在总理任上已满8年，开两会时估计将退休。他这些年来多次呼吁政治改革。温家宝说过：“停滞和倒退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多维新闻说，这最后一年多里，温家宝“动作频频，尤其在政府行政部门力推政务改革，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又剑指‘三公经费’。试图一改此前‘空喊’政治体制改革的形象。”报道说，温家宝以此在做“最后一搏”。 *温家宝母校谈政治运动影响家人* 去年10月25日，温家宝曾回母校天津南开中学。温家宝生于1942年，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他说：“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大饥荒年代)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 香港的政论刊物开放最近一期报道说，温家宝的祖父温士瀛在中共上台之前是天津一位教育家，其父温刚则是天津第33中学历史教员。官方报道曾说其祖父死于天津解放前夕。温家宝叔祖、中共外交官温朋久曾说其兄长(温士瀛)天津解放前夕被害，是他一辈子最难受的事。但按温家宝说其祖父死于1960年，“虽说是脑溢血，但可以推定是死于政治迫害”。“温朋久文革也遭受迫害，坐牢多年。开放报道说：“由于其父辈和祖辈的遭遇，温家宝痛恨文革，自然可以理解。” *姜维平：温家宝把握最后机会* 曾在中国东北特别是在大连工作多年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姜维平，因得罪薄熙来被关押多年。旅居加拿大的姜维平新年刚过发表文章题目是：温家宝把握最后的机会。姜维平说，“各级官员的‘势利眼’已由‘胡温’转向‘习李’，但是，温家宝还有最后的机会，如果灵活而果断地把握，不仅会使自身免于赵紫阳晚年的下场，还会推动中国和平转型，开启自上而下的政改里程。” *温家宝“否定重庆模式，肯定乌坎模式”？* 文章说，去年底(12月27日)，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有两个亮点：一是委婉否定了“重庆模式”，二是不点名地肯定了“乌坎模式”，强调了村民自治。姜维平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统治者引导人民向何处去的问题。 *华商报：左右为难的温家宝* 德国的华商报网站曾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政坛的异数：左右为难的温家宝。文章说，温家宝最近在中国遭到左右两边的攻击。乌有之乡曾发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的文章，题目是“千古兴亡，亡于一相”。2009年，《文革研究》网站发表了张德勤的文章，题目是“对温家宝总理的六点意见”，点名批评温家宝，把温家宝和赵紫阳这个1989年被推翻的中共前领袖联系起来，“把对温家宝这个现最高层领导人的攻击，和中国最终的政治取向，联系起来。” 除了左派，自由派知识分子余杰也曾在香港出书名为《中国影帝》，指名道姓批评温家宝太注重“作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及现职（204名）

2011年与2012年转折之际，媒体自然要预测新一年的局势。中国是世界大国，在新的一年里，中国向何处去，对世界的走向十分重要。世界报文章表示，2012年中国共产党18大上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将退下而由习近平接替。2013年中国人大选举，习近平也会成为新的共和国主席。这一年，中国体制也许会走向某种松动，但是这一年中国社会维权的呼声也将是越来越强烈的一年。 文章认为，原则上说，中国的权力交替问题已经解决，习近平在明年10月18大接手党的主席，然后再于2013年三月接任国家主席。同时，李克强也会顺理成章地接替国务院总理一职。除了胡锦涛和温家宝之外，中共政治局常委九人中将有五个会退下，接任的人选中，人们经常谈论的有现广东省委书记“自由派”汪洋，他的对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及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等人。这一年新旧交替，气氛紧张，高度戒备。旧班子不愿意出问题，新班子还没有完全掌权。但是，老百姓虽然被排除在政治游戏之外，但却渴望参与。 从罢工的工人，被强拆的民众，律师与维权人士，一直到互联网上坚决为言论自由抗争的网民，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要求权利。同时，在中华帝国的边疆地区，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族群问题也日益严重。 文章写到，中国2012年将要掌权的第五代领导人是“上山下乡”的一代，这一代人在其青年时代被取消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在邓小平时代却接受过改革开放的熏陶。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但是他们的子女却在西方最好的大学上学。习近平和薄熙来的孩子都在美国哈佛大学上学。现在台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二人均为工程师出身，而即将掌权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则均属于“政治学”出身，习近平学的是“马克思主义”，而李克强则是学经济与法律的。 习近平属于太子党，其父习仲勋是广东经济特区的领头人，他任职广东一直到1981年。习仲勋据说属于中共党内的自由派，并在1989年反对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开枪。文章表示，习近平的家庭关系网络使他成为中共权力圈子内最接近开明派的人士，有些说法甚至表示习近平就是胡耀邦的隔代继承人。不过，文章作者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开明派却受到党内带有浓厚毛主义色彩的左派的牵制。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启动有限的政治改革。不过习近平的问题是他可能被打上“红二代”的标记。 另一位新领导人李克强同习近平不同，他出身于安徽一个农民家庭，一直在共青团工作，受到胡锦涛的保护。不过，李克强要继承温家宝的工作却也非容易。温家宝被认为是中共这一不人道的政权中的最具同情心的领导人，而且他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呼吁政治改革。

2011年12月19日，重庆市委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薄熙来延续其一贯的“民生”牌，认为“民生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改善民生就是发展民主，就是保障人民权益。反过来，发展民主可以促进民生的改善”。他也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无需赘言，民主与民生都极端重要，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各地政府则有不同试验。扩而言之，在民主法治尤其是宪法的“顶层”大框架内，充分放手让各地自行探寻发展之路，或是未来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必由之路。这种良性竞争已有迹可循。 比如，始于1999年一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论坛的官民互动，最终发展为著名的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在征地、拆迁、财政支出等诸多领域由民意主导，协商民主为中国人真正认识，并进而开始激活基层人大的活力。 再如，在土地流转上，成都通过还权赋能，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不同于主流的政府征地模式，成都新探索的核心，在于土地确权及公平交易，成败关键则在是否能保障农民的自主流转权，杜绝任何超经济的强迫手段。 而广东拟于2012年7月松绑社团登记，为公民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由个人、社团、大学、工会、非营利公益组织、民企组成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只有这样，广东再三强调的“把政府目前能下放的权力都下放”、建设“有限政府”等改革思路，才不会流于空言。乌坎村民因土地权益受损而爆发维权事件，近日亦朝良性互动的局面转进。村民诉求的理性，政府回应诉求的诚意，都不可或缺。这类事件，恰是考验民主与法治能否落到实处的紧要关口。 这些创新，都事关国民土地权利、政府公共财政、社会管理体制乃至民主宪政，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经验，肯定会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更具体的思路。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是全面转型，自始即离不开整体筹划。1980年8月18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集中谈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篇讲话，被普遍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话来说，它就是直指改革核心的“顶层设计”。 这样的顶层设计，当时已有部分得以落实。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为最高权力的交接规则化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彼时，“允许看，大胆闯，不争论”，上下呼应，拓展出了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这些制度红利，才是中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成长的根源所在。 但高速成长里也夹带着诸多不公不义。早在2004年，由争议国企改革成败得失引起的大讨论，就已揭示出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而1990年代以来，利益急速分化，特殊利益集团日趋成型，曾经无比强大的改革动力有所衰减。 地方依然有竞争，有创新，想干实事的官员也还存在，但在“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治理格局中，这种制度竞争却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下，地方竞争的核心动力仍是对上负责。民众满意与否，无法直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任免，等级授职链条过长。上级以GDP为考核，地方就难免各种投资冲动；上级规定维稳一票否决，地方便不惜重金不顾规则强力搞定。短期行为盛行，本地民众的长久利益，反倒位属次要，甚至成为某些地方官员短期政绩的牺牲品。 由于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考核期限短，下级官员必然倾向于早出政绩，出看得见的政绩，而难以静心从立国根基着眼，老成谋国。于是，很多制度创新短时灿烂后随即泡沫化，难免人走政息的结局。比如财产申报，由于缺乏全国立法，即便民意有强大诉求，仍苦于无法深度介入，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的种种探索，只能渐归沉寂。 真正良性的制度竞争，理应有更鲜明的价值取向，有持久的动力机制，在于推动权力回归本位，在于落实官权民所授，民权法来保。如此，方能稳步推进改革创新，导引中国走上全面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