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作者： 信力建   建国以来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翻大饼”运动的历史——所谓“翻大饼”就是指领导人根据自己喜恶，将整个中国社会象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全然不顾如此折腾给黎民百姓社会生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这方面的佼佼者当然首推“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翻大饼的大手笔主要集中在建国初和文革时。 建国之初毛泽东翻大饼主要是对中国自晚清启动现代化以来积累起来的各类人才的全面清洗。这首先体现在政治上，因为仅依靠1949年的党员规模远不能满足建政需要，故而当局采取了放手发展组织的政策：一方面经过初步筛选后，政府系统留用了原国民党政权的部分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则快速发展新党员，某些地区因之甚至出现了“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式。然而，出于对原来旧政权人员和新党员的不信任，所以从1951年春起开展了系统的审查与清理。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要求各地在镇反运动中除打击社会（外层）中的反对势力外，还要“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干部中暗藏的反革命份子”，“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份子”。经过反复斟酌后，毛将中、内层再细分为“党、政、军、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八个方面进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于5月21日发布了《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正式清理旧政权人物。执政党虽着力于清理中、内层，可建政后各项事务蜂拥而至，受制于时间急迫，无法对组织内所有人员进行“精雕细刻的审查”。彭真此时就曾明确说过，由于“工作很忙，普遍地一个一个地详细清理还不可能”，所以“只能初步清理”——这几乎就是随意处置的意思。其方式是组织部门主要通过整理、查阅各种档案数据的方式，发现政治不纯份子。在整理、查阅的各类档案中，国民党政权遗留在大陆的档案最受到重视。审查者认为，国民党档案是一份珍贵的“原生态”数据。通过对它的查阅，可充分了解被捕人员的审讯表现，同时还可作为审查、处理留用人员的参考和依据。在组织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各地整理出大量“敌伪档案”，仅上海市就清查出国民党政权七十六个中央级机关在沪的重要人事档案，江西省也从国民党“南昌行营”档案中发现众多“剿共”人员、庐山训练班和“自首叛变份子”的原始数据、执政党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投入档案整理工作，其目的只有一个，组织部门依照档案可按图索骥地发现、判断干部的历史问题，从而使国民党管理层人员身陷这天罗地网中，无所逃遁。民国时期的管理层精华被一扫而光。 其次则是对经济精华的清洗，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家的毁灭上。当时企业家则分成几股应变，有些留在大陆，很少到国外。一部分到香港，成为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而留在大陆的企业家，其结局大都十分悲惨。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私人企业主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的说法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这样大规模改造的结果，是一大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毁于一旦——据统计：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文革期间的翻大饼则是对中共自身建国后培养起来的各类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的清洗。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因在一线负责而地位大升的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将其势力进行清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具体方式则是 “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于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借此将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彻底砸碎打烂，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翻大饼”。据统计，这次 “清阶”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刘少奇、周恩来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统治精英被一扫而空。 到邓小平时代，虽然这翻大饼的力度和频率都已经远不如毛泽东，但还是不绝如缕。大的折腾也有两次。首先是打倒四人帮后对毛“极左势力”的清洗，这就是所谓“清理三种人”运动。“三种人”包括：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主持党内人事调整清理活动的，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派，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为主，目的是防止改革开放的方针被文革遗留分子进行翻案。1981年5月8日、6月8日，陈云分别出具《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着手进行党内人事改革与新老交替。同年7月2日，陈云在省级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以王洪文为例，指出必须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进行选择。1982年7月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并首次提出：“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强调了要警惕“三种人”。“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对此三类人进行清理。1983年，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重申。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要清理出去，更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还有一次就是“八九”风波，这次折腾除了在上层对原来赵紫阳的势力进行清洗而外，就是大范围地整肃了曾经活跃一时的知识分子，结果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流亡现象中，包括了当时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精英。以刘宾雁为代表的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以郑义为代表的出生于四五十年代，在当时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出生六七十年代的学生精英。不是说这些精英个人的才质是无可替代的，而是说他们的精神气质中蕴含着社会进步中最宝贵的品质，如今中国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这种东西，这也就是知识精英普遍流亡后造成的明显影响。逮至第三代领导人走上政坛，翻大饼式的运动便告式微，再没有出现大规模全社会的整肃运动，顶多是将诸如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这种政治野心家和贪腐分子进行小范围的清算，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现象。 按现代国家文官制度要求，政府公务员应当相对稳定，具体说来就是：政府最高领导层可以以选举方式经常更替，但作为政府公务员却只对法律或法定职权负责。各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文官的法定地位、权力、责任、义务，文官职务常任，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也就是说，公务员应当做到的也只是忠于国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服务。因此，各国文官制度几乎都规定要“政治中立”，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要之，文官制度体现了“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显然，“翻大饼”式的政治运动跟这种现代文官制度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彻底抛弃这种政治挂帅意识形态主宰的集权国家运作方式，中国才有希望真正进入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