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十九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的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的国家的行列走入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一过程不过是“脱贫”。人要“脱贫”，只要勤奋自律，凭着卖力气大致就可以。但“脱贫”后要“致富”则不那么简单，要从事更为高级复杂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要想维持，就不能仅仅靠等着外国公司的订单、等着外国的投资。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   靠什么在中国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在这里，让我重述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计算， 2008 年美国ＧＤＰ以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日本的ＧＤＰ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 2008 年中国的ＧＤＰ也达到四万四千亿，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和日本（四万九千亿），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 2010 年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但是，以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国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设在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香港等地。其中香港虽然属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其经济乃是大陆经济的边缘，按国际惯例，其ＧＤＰ总量另外计算，不属于常规ＧＤＰ排名中的中国经济体内。中国大陆城市在各种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中名次最高的是上海，但很难见到上海排入前二十名的。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已经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其不相符。比如，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的强劲发展中积累了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却几乎只能认购美国的国债、购买美元资产，并冒着这些积累随着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的危险。想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保值，却也要听命于人。这说明中国如果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级金融中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大概也是 2009 年 4 月 29 日 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指出：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 …. 到 2020 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他进一步介绍说，到 2020 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四是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   可见，中国政府已经有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要把世界的金融中心建在中国。面对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金融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要令人信服地回答着两个问题，就必须具有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理解金融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   1840 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竟被英国的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如果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等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原因。但是往往漏掉了金融。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十八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今日颇有些相似之处：中国货物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产品在中国却没有市场。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欧洲国家不得不用白银（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支付从中国的进口。中国成为吸取世界白银的无底洞，造成了欧洲的白银紧张。这和中国产品遍及全球、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的今天是何其相似！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发明的出口产品。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彻底转变了中英的贸易平衡，使中国从大量的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白银不断外流。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在拿破仑战争后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着活跃的股票市场。而中国虽然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无现代金融可言。不要说股票市场属于闻所未闻，甚至连通行的白银也没有钱币化。市场上大量流通的是外国银圆。也正是因为有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可以长期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要知道，当时一只现代化战舰，价格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一座最大的工厂。一只舰队，就等于全国最大的几个企业飘在海上。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所提出的财政挑战可想而知。但英国政府对此能从容应付。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无金融市场所依赖。其政府财政还是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   那么，金融市场为什么如此神奇呢？我们不妨简单回述一下世界金融史。   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以粗旷的线条钩勒，那就是从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最后到达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中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都是被这种金融的潮涨潮落所决定。   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以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为主宰。但是，以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北部意大利地区和以布鲁日等城市群为中心的西北欧“低地国家”（相当于今日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部、和周围的德国部分地区）成为两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享受着相当充分的自治，城市由工商阶层而非封建王侯主宰，在经济上则以工商贸易为主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其中“低地国家”的主业是毛纺业。北意大利城市则在手工业以外主宰着海上远途贸易，即使是地处内陆的佛罗伦萨，在崛起为能和“低地国家”抗衡的毛纺业中心的同时，也通过金融的手段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原材料贸易。在 1300 年以前，这两个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由经过法国香槟地区的陆路所连接，也导致了香槟地区贸易的繁荣。   虽然这两大地区经济都相当发达，但在金融方面，还是意大利城市国家先行一步。这里的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特殊性质。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但风险大、旅途远。最重要的的是，海上贸易需要大量的、长时间的投资。在地方的简单商品交易中，一个纺线的农妇可以早晨拿几个钱到市场上买些棉花，第二天早晨拿着纺好的线到市场出售，随即用所得的钱再购买棉花、回家开始下一个生产周期。这是江南方志上记载的中国农村典型的工商贸易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农妇的利润非常小，但她除了第一次买棉花的钱外，几乎不需要什么投资，而且最初这笔小投资也马上可以收回来。海上贸易则不然。一条船出海经常要一年半载，在远方大量收购奢侈品需要巨额的资本。因此，海上贸易的繁荣，就必须以长时段、巨额的投资为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商人创造了贸易伙伴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有两种：一种叫 societas maris ：海运商人出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者出三分之二，事成后大家均分利润。另一种叫 commenda ，据说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学来的，更接近日后的股票投资：海运商人本身不出资本，资金全由不亲身冒险的投资人支付。等商船满载而归后，投资人获得四分之三的利润，航海的商人则获得四分之一。这样，投资者和经营者彻底分离，颇有些现代上市公司的味道。早期的金融，也从这里起步。在这些城市中，工商信贷渐渐成了气候。我把这些城市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华尔街”。   这一“中世纪的华尔街”，使意大利这几个本不起眼的城市国家异常强盛。比如，威尼斯就靠着自己雄厚的财力，领导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君攻克了从来没有失守过的君士坦丁堡；后来甚至一度囚禁了欠债不还的拜占廷帝国的皇帝！象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国家，在顶峰时期其人口也不过十几万人，但却能支撑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并且殖民地遍布地中海，长期维持着海上霸权。所谓“炮舰外交”，就是威尼斯所发明的。由于有了初期的金融市场，这些国家在危机时刻通过向市民发放国债来支付战争费用，并发展了国债的次级市场，使国债可以如同股票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另外，意大利的大商人不仅向本国的政府放贷，而且还成了欧洲各封建王侯的债主。比如佛罗伦萨的几个超级公司，就频频向英王室放贷。作为交换，英王室给予这些公司出口英格兰羊毛的特权，使佛罗伦萨控制了毛纺业的原材料。   1300 年前后，连接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海路打通，意大利金融势力绕过法国内陆，通过地中海－大西洋航线直达“低地国家”，开始了在西北欧的渗透和扩张。但到了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大陆到达亚洲的航路，打破了威尼斯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哥仑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白银通过大西洋滚滚涌入欧洲。同时，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拜占廷，并在地中海上获得了军事优势。意大利城市国家失去了对传统贸易航线的控制。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低地国家”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相继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十六世纪末，这一地区奋起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经过了八十年之久的独立战争，以北部荷兰为首的诸省终于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形式独立。阿姆斯特丹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取代了南部的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尼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的果实，不仅标志着第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也把世界带进了现代。要知道，当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第一帝国，也是世界帝国，直接统治的人口就达两千万，而且几乎垄断了美洲的白银，即世界主要的硬通货。尼德兰仅仅是这个帝国北部的“低地国家”北端的弹丸之地，是几个省构成的松散联盟，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在军事、人力、资源、财力等方面，都不可能成为哈布斯堡的对手。尼德兰最终的胜利，就如同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战胜大英帝国一样，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个奇迹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尼德兰所倚仗的金融市场。   尼德兰属于“低地国家”中后起的北方地区，秉承了“低地国家”从意大利学来的金融传统。不过，作为学生的“荷兰金融”，比起作为老师的“意大利金融”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先，虽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发明了国债，但国债的发放经常还是根据贫富强行摊派。荷兰则迅速摆脱的这一强制模式，把国债作在市场上推销，让投资者自由认购。第二，国债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不仅各国投资人都来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购买国债，而且各国政府也通过这里的银行发放自己的国债。也就是说，国债的买卖双方都可能来自境外。而意大利的国债发放，对外国人防范很严，比如不让外国人直接认购国债，在次级市场购买后又砍其利息等等，生怕自己的财政被外人控制。总之，荷兰的国债几乎彻底市场化了。再有， 160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也从此诞生。这种股份公司比意大利海上贸易的合作伙伴更进了一步。意大利式的贸易伙伴是一次性的。商船出一次海投一次资，满载而归后大家分成。这样，商人每出一次海就要募一次资，资本供应很不稳定，很难进行一两次航行以上的长远规划。上市公司则不同。投资人通过买股票投资，但无权临时撤资，要拿回钱来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股票在市场上抛售。这样，公司有了稳定的资本投入，投资者需要钱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   “荷兰金融”之所以能有这些创新，根本在于整个尼德兰的政治结构是以地方自治城市为主体，各城市的政府多为共和政体，行政权力由地方贤达所掌握，受到市民阶层的制约，不象王室那样肆意妄为。荷兰省议会决定的财政拨款，也必须经过各城市代表参加的投票表决。任何一级政府决定发放国债，都要考虑未来的偿还能力，同时也不敢赖账。因为债主多是市民，具有影响政府的力量。这样，因为有借有还，政府信誉就好，发放国债时不必强制，只要利率有吸引力，投资人自己就来购买。购买的人多了，国债就走俏，政府可以压低利息，借起钱来也就便宜。这是“荷兰金融”之精髓。相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没有这些制约，肆意搜刮，而且经常借债不还，金融信誉很差。一般的商人，除非在非常高的利率利诱之下，否则不会贷款给这样的王室。要知道，尼德兰对哈布斯堡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十年，旷日持久不说，还有其他列强卷入，耗资甚巨。美洲的白银也不够哈布斯堡用的。哈布斯堡需要借债时，利率一般都是两位数，甚至有到 20% 以上的。尼德兰一方因为有阿姆斯特丹这样的金融市场，政府金融信誉又好，借债时利率也就五、六个百分点。这样低的费用，使尼德兰一方在危机时刻可以大量低息借贷，最后拖垮了背着高利贷的哈布斯堡王朝。   等尼德兰获得独立后，阿姆斯特丹就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欧洲除了普鲁士外，各国政府都来这里通过发放国债借钱。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没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哪个国家也打不起仗。后来尼德兰的统治者奥伦特亲王威廉三世密渡英吉利海峡，出人意料地登陆英格兰，掀起“光荣革命”，抢夺到英格兰的王冠，建造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这一庞大的冒险，靠的就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的秘密借贷。他王座坐稳后，又说服英格兰议会采取荷兰的金融体制，发放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税收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消费税的征收，保证国债的偿还。他从荷兰带来的一批金融专家，也正好帮助在伦敦确立的这种制度。“荷兰金融”变身为“伦敦金融”。后来美国的独立战争，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的联邦政府也到阿姆斯特丹通过发放国债借钱。不借用荷兰的金融体制，美国怕是也没有资源独立，至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独立。 《怎样做大国》选载

大国序说   中国已经是个世界大国。这一不可争议的事实，向当今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怎样做大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向想象得那么简单。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到大清帝国，未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国，都走向了衰亡之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国家。它们如何回答，将决定两国未来的命运。   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大国？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 2008 年中国的ＧＤＰ达到四万四千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美元）和日本（四万九千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 2010 年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ＧＤＰ，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的估算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每一个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中国因为物价相对便宜，十美元能买的东西比在美国用同样十美元能买的东西要多。如果按照货币在各国的这种实际购买力来估算，ＧＤＰ就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这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是： 2008 年美国ＧＤＰ以同样的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ＧＤＰ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三万两千多亿上升到第四（在以美元面值计的常规ＧＤＰ榜上仅排名第十二），德国以不到三万亿跌到第五。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十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的大国。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三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说中国不是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还揭示了另外一面。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十三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十三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足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 2008 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为三千三百多一点，在 179 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104 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六千美元排在 194 个被统计国家和地区的第 100 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大国小民”综合症：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还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被人看不上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小民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满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仅是经济贫民，而且是政治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所谓“中国不高兴”的口号一呼百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遗憾的是，以“不高兴”的心态是很难当大国的。人在“不高兴”时作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导致更“不高兴”的结局，并接着触发下一轮的“不高兴”。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不高兴”就会演化为压抑、愤怒、疯狂 … 具体而言，“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心态强调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亏待了自己，进而激发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忽视了这种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是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和大国的地位很难共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不久前，国内有一股强劲的“航母热”，甚至掀起了民间捐款造航母的运动。在中新网论坛“中国造航母，你是否会捐款”的调查中，近万名网友投票和参与讨论，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愿意捐款。其中， 77.53% 的网友表示愿意无条件捐款，只因自己是个爱国者， 8.15% 的网友表示愿意捐款，但会量力而行。有网友留言说，“只要中国建造航母，我愿意捐出一个月工资”，更有网友表示“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资，以支持建造航母”。 我看到这种现象，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首先，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拥有强大的财政机器，能够有效地支付国家的种种职能、特别是国防职能。靠民间捐款维持军力，往往是国家贫弱或破产的症侯。这种破产国家本应与中国当今的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航母热”的导火索，是最近的南海海域争端。中国是世界上领土第三大的国家，有漫长的边疆，加上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开始得晚，和邻国之间在边界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比较多。但是，这和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完全是两回事。作为大国，处理这些事务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大可不必抱着半殖民地的心态，动不动就觉得别人要来瓜分自己。在南海和中国有海域争议或潜在争议的诸国，最大印度尼西亚，ＧＤＰ不过五千多亿美元，相待于中国的八分之一；马来西亚不过是两千多亿美元的ＧＤＰ，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远远顶不上一个广东；菲律宾一千六百多亿，越南不足九百亿，加起来也不过中国的四分之一。和这些国家有一点小争端，如果换上老挝、柬埔寨，也许会演成举国动员的危机。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犯得上吗？这种心态，是属于大国还是小国呢？更不用说，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战略讨论中都特别强调航母这种大型战争机器的过时性，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大家倾注资源发展灵活快捷的高技术小型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等等。可见即使真有国家安全问题，航母也未必是个良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大国小民”需要的未必是真正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解决的是高不高兴的问题。航母规模巨大，有威风，更象个大国宣言。这是“航母热”的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要建航母，还是留给有关决策部分审慎考虑。但“航母热”帮助我们揭示出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种“不高兴”会导致更“不高兴”。大国当然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妨问一问：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还是甘肃、贵州等落后的内陆地区，你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究竟是外国军队入侵、自己马上成为亡国奴？还是生了病去不起医院、干活拿不到工钱、下矿井一去不归、退休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或者房子被人强制拆迁？ 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认为后者才是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最大、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本书所讨论的，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深信，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能高高兴兴地做大国。 本书虽然叫“怎么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三十多年后，也许中国的ＧＤＰ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美国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ＧＤＰ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更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不高兴”。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   以人为中心，自然就要讲人口。所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的地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对中国而言并不新鲜。至少从宋代到清末，中国当了几百年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当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则很快就会失去。到 2030 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表面上，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孩子少了，被抚养人口少了，教育开支少了，中国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但代价是未来几十年的人口老化。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有个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尺度，即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7% 增长到 14% 所用的年份。法国是从 1865 到 1980 完成了这个过程，用了 115 年，美国将在 1933-2013 年间完成这一过程，共 69 年，日本是迄今为止衰老最快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在 1970-1996 年间用了 26 年时间走完这一过程。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在 2000-2026 年期间用 26 年达到这样的老龄化。看看日本就明白，因为用 26 年走完了美国 69 年的过程，虽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八十年代国民所得超过美国，但九十年代背上老龄化的负担，进入了所谓“平成不况”，经济停滞，甚至出现过负增长， 2008 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ＧＤＰ仅为 34,100 美元，和美国（ 46,859 美元）已经不在一个层次。美国因为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中较高，又不断引进年轻的、生育率高的移民，未来几十年（特别是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 14% 后）人口老化速度减缓，甚至会比中国的人口年轻。中国则在 2026 年六十五岁老年人达到人口的 14% 后和日本一样继续急速老化。日本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轨迹，自然对中国有相当的参照。 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和一个年轻的国家自然有不同的经济战略。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具体针对的是 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和他那个“不能不看好中国”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反省。中国靠低端的制造业、靠来料加工、靠给外国公司制造衬衫鞋袜等等达到经济起飞，这在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本来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拥有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时，这样的战略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相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起飞和一些石油国家的繁荣有着非常类似之处，那就是依靠资源发展。只不过中国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国人描述为“庄稼”一样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但是，这些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计划生育的一大代成为主要劳动力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就消失了。一个大国的经济战略，当然要有至少二、三十年后的战略设想。 日本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已经创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世界级品牌，并把日本转化成高工资、高福利、高附加值的三高经济机器。这种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经济，每件产品赢利都比较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每个日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比较多。这样，当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减少后，因为每个劳动力的产值较高，就大大缓解了人口老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后，依然能够以几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维持其经济竞争力的原因。 中国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则基本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大多只能在别人的牌子底下搞利润最低的来料加工。而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和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一样的。中国靠什么缓解日本式的老龄化冲击？如果日本以如此高附加值的经济都无法避免九十年代以来的衰退的话，等着中国的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思索就会太晚了。 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经济就象人一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受多太多教育，经验也非常浅，但是有一身强壮的肌肉，他当然是个打工的好料子，靠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是位负责的长辈，你就会劝说他，扛大包可以，但要适可而止，挣点钱可以去读书，日后可以避免找个更高层的工作。毕竟你不能永远这么扛下去，年纪大了就扛不动了。“衬衫经济学”则根本不考虑这个小伙子会老，于是不断给他打气：看看，你干这行比谁都好！要一直这么干下去。这是你的优势。我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的经济在十七八岁刚刚起步时可以扛大包，但必须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有以后怎么当经理或工程师的长远考虑。大概各国的情况都是如此：干粗活、端盘子打工的以年轻人为多，ＣＥＯ等等领导层，则多是更有训练和经验的四五六十岁的人。如果中国经济步入中年但还在打工，这个经济就有问题。 我能想象“衬衫经济学”派对我的批评：打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你要强行走高端的路，就是要刻意增强政府干预，人为地提高劳动力成本，这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去！要回答这一批评，就必须超越经济学的范畴来讨论问题。这也是我下几部分的中心。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种“经济学原教旨主义”。仿佛一离开经济学来讨论经济问题，就是反市场经济。事实上，任何市场经济都是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框架中的。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想的政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通过由选票所塑造的政治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立学校体制、医疗和退休等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这种介入，也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文化和道德层面，西方所信奉的“信托责任”，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必须为他人利益考虑，甚至在许多时刻要他人利益优先。这种价值观念本是从基督教的传统而来，甚至有反市场规则的因素，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被法律化，也成为约束和维护市场经济的重要武器。 这也是我下面几部分要讲的问题。这里最敏感、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如今，中国的主流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价值，并正在摸索中国独特的民主之路。在我看来，最现实可行的路主要应该从基层走。村民自治的基层选举就是非常好的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国家从经济领域退出开始，即所谓“放权”、“搞活”。这种国家权力的退出，应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行政领域，让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用我的说法，就是从经济承包走向政治承包。基层自治体有效地发挥管理职能，不仅能够减轻国家的财政意识，而且还能让老百姓尝到当家作主的滋味，强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