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李娜 2008 年脱离“举国体制”而“单飞”， 2011 年创造历史，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 成 为 中 国 乃至 亚 洲在 网 球四大 满贯赛 事上 夺 得的第一 个单 打冠 军的人 。 对于我这个八十年代就力主突破“举国体制”的人来说，这样的突破为中国体育创造了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其意义值得反复玩味总结。 我不妨把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观点概括一下：“举国体制”在体育上，并非没有效力。恰恰相反，其效力可以说大得非凡。在冷战末期的奥运会中，美国不仅不敌苏联，甚至被东德超过。考虑到后两者在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规模上，都远不如美国，这样的业绩即使把兴奋剂的因素算进去也相当可观了。中国 2008 年在北京奥运会上的突出表现，同样显示着“举国体制”的效力。 但是，效力不等于效率。看看金牌的含金量就明白。奥林匹克运动本质上还是业余的。虽然经历了商业化的洗礼，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大部分项目上的奥运选手都是业余选手。以百米这一极端人气且有商业价值的项目来说，十几年前美国短跑名将格林，在破世界纪录前一年还在餐馆打工。“举国体制”的效力在于，通过公共投资、在全国范围内选材、从小系统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自然能够以专业的压倒业余的。另外，“举国体制”可以采用计划经济式的金牌战略，专门在冷僻的项目上投资。比如，划艇、射击、冰壶等等项目，大多数中国人碰都没有碰过，一般也不知道规则，很难欣赏。但是，因为是冷门，搞的人少，我们用追加公共投资的方式就能培养出许多奥运冠军。 这也不奇怪，“举国体制”在越流行的项目上表现越差。比如田径的热门项目和足球等等，中国运动员很少有所表现。刘翔可以拿跨栏金牌，但是中国培养不出一个百米能进决赛的选手。而在商业化程度高的项目上，即使把苏联东德算上，“举国体制”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表现。直到冷战末期，篮球、网球、拳击、足球等等项目，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选手基本都是不参赛的。其业余选手大体也能和“举国体制”的专业选手维持同一水平。俄罗斯是在“举国体制”被突破后，才迎来了网坛明星辈出的时代。换句话说，“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以快马和人家的中马或慢马比赛。真到了和人家的快马较量时，就不太行了。 李娜的意义在于，她赢得的不仅是国际上流行的项目，而且是最商业化的项目之一。她是在和最快的马比赛时赢的。这已经超越了“举国体制”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商业体育的竞争力。 但是，“举国体制”有效力而无效率，更体现在社会层面上。我曾把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比作前苏联的军工体制。这种比喻在冷战时代特别贴切。当时苏美不仅在奥运会上竞争，更在进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有论者指出，冷战末期，苏联提供的军火在中东的阿以战场上面对美国的武器不堪一击。这种危机也是逼得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五十年代苏联卫星上天，让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但二十年后就不是对手了呢？原因在于，苏联的军工体制是“举国体制”：把全国最好的科学家、工程师集中起来，通过大量公共投资，发展先进的武器系统。因为这种尖端技术涉及到国家的竞争力，所以高度保密，和民用产品隔绝。这样，军工和一般的民用工业，就形成了你赢就是我输的零和游戏：军工越发达，占用的资金和人才就越多，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就越少，民用工业就越落后。最终，苏联的整个工业体系在军工的釜底抽薪下衰落，军工最终也成了无本之木，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军工，则和其体育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体制。政府的国防建设，是建立在到私营企业订购产品的基础上。大部分军事技术都是私营企业开发的。联邦的投资，也必须通过私营企业产生效率。而这些私营企业，如波音公司，大多是军民并用。要知道，冷战中的每个尖端的军事技术，都属于极端烧钱的项目。苏美最终没有开战的事实，似乎意味着这些武器都没有派上用场，钱都白烧了。在苏联确实如此。因为高度保密的军工技术对民用工业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但是在美国，私营企业可以把许多军工技术迅速转为民用，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军工产业得以刺激整个工业的发展。 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最大的问题也在这里。中国人都知道，在“举国体制”中，运动员是层层选材，七八岁的“好苗子”从小就被关在体校进行封闭训练，和社会隔绝。这些人中，大部分没有成为职业运动员，能够在全国比赛中拿个名次的已经属于凤毛麟角，在国际大赛中出头的更如中彩票一样稀罕。这些人除了自己的项目外，几乎不具备正常的生活能力。他们在体育上的技能，也无法传授给社会。如今，“冠军搓澡工”之类的新闻屡见不鲜。说明即使是最成功的人，大部分也生活潦倒。专业运动员退役后除了进入体委等“举国体制”的官僚集团外，几乎没有出路。至于那些“没有练出来”的大多数，命运就更是惨不忍睹。也就是说，“举国体制”戕害了大部分运动员的事业和人生。“举国体制”越发达，这么被戕害的人就越多。过去三十年中国享受着“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裕，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切肤之痛。但是，如今 20-30 岁的劳动力供应已经开始减退，年轻劳动力越来越珍贵。“举国体制”把这么多年轻人变成劳动市场上的“废物”，就更加难以被社会所容忍。况且，“举国体制”中的专业体育场馆和训练设施，多对社会封闭。这方面的投资越多，民间体育设施的资金就越少。所以，从人才和设施等方面看，“举国体制”和全社会的利益形成了你赢就是我输的零和游戏。 李娜们“单飞”所创造的商业体育模式，则恰恰相反。她们不仅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的增长，而且会刺激全民的体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李娜不是一个李娜。她的整个团队，构成了一个企业，不仅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也会给国家提供税源。“单飞”排出了国家的投入，不消耗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恐怕还不在于李娜这种精英运动员，而在于那些一般的运动员对社会的贡献。在商业模式中，运动员不可能关在体校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必须想着自己如何生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之道，就是向社会推广自己的项目，自己开设培训班、当教练赚钱。这样，他们不仅成为纳税阶层，而且刺激了草根体育的增长，也提高了全民的健康水平。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我居住的这个人口不足六千人的小镇中，中学划艇队的教练就是前美国国家队的队员。她本是奥运会金牌大热门，但因美国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而错过机会。她退役后，没有什么到体委当官员的机会，只能自己奋斗，到处推广划艇项目，最终在中学找到一个安定的工作。她利用自己骄人的资历，到处给学校的划艇队募捐。家长们看自己的孩子能有这么好的教练，自然都慷慨解囊。甚至我自己跟着几个父母也去上了一个星期的课。社会的体育投资，就是这么形成的。这如同商业社会中的军工一样，顶尖的技术，马上就向民间渗透，一般人能够享受其利。再看看中国为了几枚奥运金牌，挥金如土地修建了水上训练基地，出世界最高的价钱请来了最好的教练，也确实训练出一些世界级运动员来。可是，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指出的，这些运动员本人根本不喜欢划艇。所图的就是熬到奥运拿个牌“够本儿”，以后再也不要碰划艇了。你能指望他们在中国推广划艇运动吗？ 中国正在进入急剧的老龄化，维持人口的健康水平、延长工作年龄，马上就会变成紧迫的问题。在这方面，体育本是立国之本。可惜，“举国体制”和全面健康，几乎成了你赢就是我输的零和游戏。商业体育则正好相反，走的是一条共赢的道路。所以，我希望李娜的胜利能帮助我们攻克“举国体制”这一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编者案：去年曾在本博客转载了一位前亚洲冠军的来信。这次因为世界体操冠军王府井街头卖艺的新闻，这位前冠军再次来信，并在我极力说服下同意公开转载。圈内人的话，给我们看待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值得关注】   薛教授好啊：                      看微薄今天的热门话题了吧，我看您也做了一个小评论，世界体操冠军王府井街头卖艺，采访他的视频您看了吗，说的非常诚恳，而且真实，没有半点假话，很黑暗啊。                      昨晚看完我不知说些什末，无奈，伤心，痛心，举国体制就是这样的后果，让我们的运动员没有尊严的活着，谁不想过体面的好生活，一个世界冠军落得这样的下场，我不觉得惊讶，因为这样下场的优秀运动员大有人在，脱离社会20年后，从新选择生活很艰难，在运动队没有相应的指导就业谋生的技能，不说了，没什末意思，我早就说过，这样悲惨的运动员媒体还会报道，如果体制不改变，以后的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不说了，自力更生吧。                    我以前给您写的博文您删了吧，现在想想没有任何意义，除了读者看看运动员的笑话而已，删了吧，删了吧，您这样的学者呼吁半天管什末啊，什末也不管用，没人管就是没人管，无奈啊。                   您写的几本书我都看了，天才那本写的不错，10年定律很对，我们专业的都要10年以上达到顶峰，我10岁开始练体育，12岁进业余体校，13岁半进专业队，26岁退役，13年的专业运动训练，前面3年的业余训练，每天5个小时，或是少点就3个小时，一周6天训练，每年10月底全年比赛完了放假10天，过年仅休息2天半而已，常年这末练，我弱不惊风的身材经过特殊且专业的训练，成了半个天才，成了亚洲冠军，颇有点名气，常年全国前3，呵呵，对您写的表示肯定，别的书写的也不错，培养精英里面，对体育做了很多介绍，很多领袖都是运动很好的人，但是情况和我很不一样啊，人家是上学，体育两不耽误，体育练就人刚强的意志品质，细腻的做事风格，而且脑子都很聪明，很多人不理解运动员，以为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其实根本就不是，比赛是技术，战术的较量，没有一定的头脑无法打败对方，尤其是到了比赛最后面的时候，水平相当的运动员之间较量的还有心里素质，我们经常在比赛中运用心理学，气势很重要，自我暗室能成功拿下比赛也很重要，比赛中要时刻关注各个选手的比赛成绩，要心里明白什末时候轮到自己上场，要算计好上场前热身活动时间，遇到下雨，刮风也要坚持参赛完，风雨无阻，呵呵，赛前要注意休息，准备好比赛要用的东西，雨伞，风衣，水，比赛证，很多零碎的东西要带，知道几点比赛，还要知道提前几个小时出发到比赛场合适，要守时，不守时的话，司机是不会等着的，等等这些细节，常年的运动员生活，让我养成了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作风，只不过就是当时没人告诉我学习而已，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运动队真的不告诉运动员学习，我们的家长也没有文化，况且都是农村出生，张尚武的采访视频我看了，说的都是实话。                     现在想想，如果当运动员那会利用业余时间学好英语，多多看各种书籍，知道凭借过人的体育成绩还能到美国上学的话，申请美国长青藤大学应该不成问题，而且是全奖吧，无奈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知道看书，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荒废了大好时光，唉声叹气，呵呵，今年过了一半了，我算了算，半年在当当和京东买了有60多本书看，每天上网看3个小时左右博客或微薄，没时间出去玩，1个多月回一次家，家离我自己住的地方15公里，半个小时车程，因为是郊区不堵车，半年前开始学钢琴，现在看88个钢琴五线谱没有问题，有1及水平，每天练琴3个小时，本来想练5个小时钢琴，由于现在知道自己缺知识太多，这几年只能疯狂补回来，补回多少是多少吧，不能当文盲啊，自己如果没有文化，如何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所以每天只能留给钢琴3个小时的练习，作为成人来说练的时间很充裕了，每周上2次钢琴课。一次50分钟，老师说我太刻苦，进度太快，留的作业总是弹的还行，我告诉她，我是搞专业体育出身，谈钢琴对我来说轻松多了，练3个小时玩的似的，这样她就理解我为何有毅力了，我自己每天搞的和大学教授似的，除了有事或是上班一定要出家门，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家里做学问，研读各种书籍，上网看各种新闻，视频，您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呵呵，像您学习，不说了，博文您删了吧。                    在罗嗦几句，您的微薄挺敢说话的啊，对国内看不惯的您也说，勇于说实话的人不容易，我看您总是被网友炮轰，呵呵，其实这也是和国内读者互动的渠道，您的长跑照片表情还真不好看，看您很是热衷体育啊，精英就是您我这样对吧，哈哈

日本女足战胜美国捧得世界杯，我正好错过了比赛，听到消息后赶紧上 CNN 网站，发现是那里最大的一篇报道。一口气读完报道，对这个“日本奇迹”感到心潮澎湃。但是，一看下面网友的评论，就傻了： “日本人矮小，丑陋，美国的白人姑娘美丽”。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我们反而给他们提供安全保护，给他们钱，现在他们又拿我们的钱贿赂裁判。” ……. 虽然这样的评论就来自几个人，但一时间成了主流。我越看越怒，随手写了两篇“激情评论”： “看了这些留言，感到美国人输不起。看看国际学术能力测试就知道，你们的成绩垫底，却自以为是老大。一个住在地下室里的非法移民的孩子，即使开始不懂英语，也能轻而易举地在你们的学校中把你们击败。我的孩子要是不好好努力，我只需对她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就会变成美国人的！’她还真怕。醒来吧，最富有又是最无能的人们。好好向世界上其他的人学习。几乎所有人都比你们强。” “你们想过当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吗？第一，你比别人胖；第二，活的比别人短；第三，智商比别人低；第四，更可能蹲监狱。不过，过去我还一直以为你们美国人至少在运动上很优秀。看了这些评论，才发现你们连这个也不行。你们还剩下什么？” 我承认我有点偏激。但是我决定和美国愤青较量一下，故意用了这等挑衅性的语言。一个小时后回去一看，有点意想不到。第一，那几篇让我愤怒的仇日留言，早已无影无踪。第二，我的两个帖子，几乎成为最热的。特别是第一帖，网友有 18 位投票“喜欢”，反对的一票也没有。第二帖因操作失误贴了两次，加起来也获得了十张左右的拥护票，反对的没有。不过，有一位爱国网友和我较真，留下这段话： “不对吧，我看到的留言，都是恭喜日本，象日本致敬呀。谁输不起了？再说，哪个国家没有些脏事呢？说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肯定也能挖出你们那里的很多脏东西。” 他的话，倒让我重新对美国媒体进行了一番思考。我早就知道，美国说是自由，但象 CNN 这种严肃媒体，网管其实很严。这倒不是说人家不让你发表不同意见。网络评论栏前所得很清楚，欢迎讨论问题、发表各种意见，但是不能发表谩骂、仇恨性的言论，而且每条评论下都有个“举报滥用评论”的链接，你一点击，那条评论就被传到网管那里审查。想想看，你如果在评论中不讨论任何问题，只是说许多脏话，侮辱人不说，你的话本身也没有任何值得别人读的信息。况且，美国是个文化多元、种族多元的国家。如果大媒体听任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毫无根据地对骂，确实对社会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美国有所谓的“仇恨性言论”这一类，在任何场合都不被容忍。 我对这套制度，一直理解而且支持。不过，这次经历，则令我三思了。 CNN 的网管工作很有效率。那些咒骂日本的言论，马上就删除了。但是，我作为回应写的那两条“反美”帖，虽然也是够生猛，却都留在那里而且大受欢迎。你一个小时再去看那个评论栏，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哇，美国人真大度呀，真有自我批判精神呀。人家一直恭喜日本，真是输得起呀。所以，那位美国爱国网友感到很冤枉，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你发什么飙？我们的网友不是表现得很文明吗？ 我现在还相信，大部分美国网友在类似的事情上都比较君子。特别是在比赛输了后赞扬对手的风度一直令我钦佩。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些印象，多是经过网管过滤的结果。所以，我最后对那位美国的爱国网友回覆说：“那些恶劣的帖子都被网管删掉了。这也许必要，但这也妨碍了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美国，妨碍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如今面临的如此之多的深重问题都是从哪里来的。”  

CNN以《谁是邓文迪》为题报道了邓文迪。网友留言如下（这是今天美东时间晚10：00采录的），有些话很尖刻，可能日后会被CNN删除。留在这里作为纪念。 ·    Texan12 A dose of reality. Wendi Deng is no different from Michelle Malkin – self loathing Asian Uncle Toms eager to pander to whites, including saying self racist things.  Their worship of caucasians (for perceived status and prestige)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ir obsession over expensive designer hands and … more A dose of reality.

　　   “局外人”陈志武 　　一个经济学人的第三条道路 陈志武 　　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曾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不过，对陈志武而言，个人自由超越了一般价值，他选择了特立独行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政府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政府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离开时代的“暴风眼”，也是一种幸运。 　　在耶鲁，在读博的薛涌常常和陈志武谈到对他的羡慕——羡慕他有扎实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也很苦恼。他在北京长大，从小就在这个或那个圈子里混，受到这个那个政治文化话题、大国情怀的很大影响，以至于没有耐心去学习工具性的数理分析框架，没有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 　　当这个长沙的年轻人还在用数学工具解着工程问题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早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人已冲进体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具体政策、举措的选择和制定了。 　　这种学术路径的差别，使得陈志武对学术、经济、文化问题的兴趣点、研究话题和角度，和那些早期就介入政策圈子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从2001年起，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的经济问题研究后，他为自己在学术上设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不根据别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基金来自耶鲁，那是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来源。 　　“对我来说，兴趣才是第一位——研究本身是否很有意思，发现的结果是不是让我很陶醉、为之眼睛一亮，这才是第一重要的。” 至于，“我的建言是否被决策层采纳，是否会对政策和社会产生影响，那是第二甚至第三重要的。” 　　陈志武认为自己身上依然有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但是，“如果把这个情结摆在第一位以后，你会很痛苦，把自己悬放在空中，很不踏实。”“太重的家国情怀，往往使得社会被充满着愤恨、抱怨的人组成。” 　　“中国传统教育的结果，让每个人首先忘掉了自我——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去读胡适的著作和言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应该是利己主义的。真正的利己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只有把自己的事料理好了以后，才有可能为国家和为社会做事。” 　　 人生的自由市场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在政治教研室发苹果，打了4个月的杂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 　　“我现在相信自由市场，和我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我这一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我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我的父母、弟兄姐妹无法强加什么给我。今天对什么感兴趣，就自己摸索下去；明天如果有新的兴趣点，就再作调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我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也许不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甚至是更好、更自然的。” 　　国外的一切，让农村娃子眼花缭乱。最大的冲击，是耶鲁学生食堂的自助餐，“我一看，那么好，这么多的东西随你去吃，光饮料的选择就有这么多。”他喝得最多的是雪碧，整整喝了一年，那以后就再也没碰过，“喝伤了，想到那个味道，胃就难受”。 　　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开始感知什么叫自由选择，以及当选择多了，人们又怎样选择生活。他也从零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多年的理工科训练，让他在学术上受益匪浅。“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自发组织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等都曾活跃在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 　　那是非常安静的十年书斋生涯。“每天钻在学术里、推演出不同的新问题。很安静，外界的干扰基本都不存在。”他有个印度裔的学生，两人每天都会通上几次电话，讨论不同的研究问题，就是在节假日也不中断，“很享受，全身心地陶醉其中”。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 得了默顿•米勒研究奖， 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陈志武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仅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的排名是第202位。 　　这个被国内媒体津津乐道的榜单，他本人却不以为然。“这些排名的局限性很大，就是根据在那几年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率来排名。大家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排行的价值判断是非常主观的。” 　 　“第三条道路” 　　2001年7月，在上海飞纽约的飞机上，陈志武翻到了一本当月的《财经》杂志。“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觉得很吃惊，办得和美国的《商业周刊》没什么区别，完全没有那种国内杂志惯有的、意识形态化的官腔官调。” 　　引起他兴趣的，是一篇讲上海法人股拍卖的报道。当时，18个民间拍卖行在周末和周一的晚上拍卖法律上不能在市场上流转的法人股。“这么大的价差，我当时就想弄清楚这些拍卖的价格有些什么规律，和哪些因素有关，交易限制条款对证券价格有多大的影响。” 　　这篇分析如何用中国数据来研究一般性的经济金融学问题的学术论文——《非流动股折价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发表后，在国内外经济学和金融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学界引用率相当高。在他之后，有关这一领域的论文开始陆续出现。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2001年，正是中国A股的转折之年。当时，《财经》接连曝出深圳世纪新源、银广厦等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丑闻。吴敬琏由此抛出“股市赌场说”。几个月后，股指从2245点一路下跌到998点，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在媒体上，关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成了重要话题。 　　2001到2002年，陈志武在《新财富》上开设专栏，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法律以及诉讼案例、内幕交易。 　　“回过来想，自己当时是太天真，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方方面面和美国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种天真也有它的价值：我还是希望给业界的人提供一个参考的样本：美国是怎么做事的，依赖的逻辑是什么。” 　　个人的学术兴趣始终是第一位，“这也是我自己重新认识、思考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果。把自己过去所掌握的数理模型所包含的经济、社会、文化内涵，发挥想象、拓展诠释出来。” 　　个体的幸福和自由，是他一切逻辑的出发点。无论是产权、法律、新闻自由、社会文化以及个人选择，还是表面上不同领域的学科、话题，不管是文化还是制度设计，都围绕着“人怎么活得更好”这一核心。 　　2006年，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陈志武名列其中。 　　他陆续整理出版了《24堂财富课》、《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等书。其中，《金融的逻辑》把历史、社会文化与现代金融联系起来，把枯燥专业的金融问题阐述得通俗而有趣，试图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解答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部分运用金融学分析，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兴趣及热议。 　　未来两年，他还将完成另一部书稿——《文化的金融逻辑》，“已经准备七八年，一直在收集素材和案例。” 　　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或是大学，或是政府机构。 　　“我的朋友、同行陆陆续续都进入体制内。坦白说，我也想过。”“这个社会需要不同的角色，有一些人进到体制内，如果他们能适应体制内的环境，愿意个人做出一些牺牲，可以为中国社会做出很大甚至更大的贡献，那也很好。” 　　“我所希望的，是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不是所有人都得去走这条路子。对我而言，个人自由那是超越一般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