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

工业思维批判   段永朝（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   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   我先从一幅漫画说起。小时候看过一幅体育漫画，至今还记得。在一个举重赛场，戏已结束，观众散场，一个清洁工大妈把杠铃这边抬起扫一扫，那边抬起扫一扫——这个漫画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太正眼看某些事情的时候，太煞有介事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被解构了。   “意义互联网”的这篇文章，虽然我位列作者之一，坦率讲这篇文章的最终成稿，我自己都没怎么仔细看过。意义互联网是个大话题，也不是说所有的意见我们三个人都很统一。比如最后发表的时候，叫“适当的社会”，我就强烈反对这个词，当时我推荐的术语是“恰当社会”，我认为“恰当”读上去琅琅上口，“适当”这个词我认为软了一点，还有一点“适应”的意思。“恰当社会”说的不是适应，而是“刚刚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试图对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的说法。   今年 5 月 11 号在杭州参加淘宝十周年活动的间隙，我和胡泳、俊秀聊这个话题，我给他们举了一例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控制论创立者维纳写的《人与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这本书里，维纳提到了美国诗人 Oliver Wendell Holmes （ 1809-1894 ）写的一首诗《奇异的单马车》。这辆使用了一百年之久的单马车，充分显示了令人称奇的精湛设计，“以致无论是车轮、车顶、车杠或座位，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不经济的、其磨损程度超过了其他部分的地方。”（参见《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p.45 ）这就是说，“好”的马车之所以“好”，就是当它坏了的那一刻，所有的地方都一齐坏了，不存在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坚固的情形。如果说，你穿的一双靴子帮都开了，底子不坏，这就不是“好”的鞋子。所以什么是“恰当性”？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社会，其实跟今天追求速度、 GDP 增长主义的工业社会是针锋相对的，也跟任何文艺复兴以来乌托邦的社会思潮是针锋相对的。工业社会和乌托邦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自私和稀缺”。所以他们推衍出来的“社会进步”的景象，有赖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今天工业社会证明自己正当性的最大理由，就是“丰饶社会”，它的技术轴线是“速度革命”，是对自然的大肆掠夺、猎杀和“逼索”（海德格尔的术语），它是以占有为目的的。   在工业社会里，你会看到大量的分析师、投资家、企业家的图表，它都是描画一个“上翘的箭头”，以此来证明其正当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信息社会的分析师，所操持的语言与腔调，也不过如此。这个“上翘的箭头”，你不知道它指向何方。   所以思考互联网，我觉得“恰当社会”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但需要同时警觉的却是，对工业思维的反思、批判，或许只是将工业思维埋得更深而已。   我跟汀阳老师十几年前见了第一面，今天见第二面，我对汀阳老师的学识十分景仰。但容我说这么一句，或许我们在传统思想里浸泡得太久了，我们的根子在不知不觉地汲取着来自古典的养分，我们被“深度格式化”了——但却很难自知。对此真的有点悲观。每当我意欲将工业思维作为批判的对象，审视之、解构之、反思之的时候，我总担心是否已经误入歧途？我说的悲观，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情状：我们真的能拯救自己于工业思维的齿轮和铁皮之下吗？   这恐怕只是理解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序曲。当然，我们还得从脚下出发，虽然所有的词语都是可疑的，都需要略加脚注以后才能使用，但我们不可能不挪动脚步。美国学者 Jackson Lears 在《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一书中细腻地指出，消费社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被“吸收”成为消费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是消费的语句和倒反。只有这两个斜面才能构成这个神话。”（ p.230 ）作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 p.227 ）与消费打情骂俏，一方面直通通地“消费”它，另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呻吟”着，这样的情状，已经让所谓的“批判”彻底地沦陷了。   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起点”，不得不努力辨识的“起点”。这就是我所说的“带毒运行”的状态。   由这个所谓的“起点”出发，小心翼翼地“说出”什么对未来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看到的东西，可能在未来会显路出它的古怪之处。我们今天思考着的东西，未来恐怕会漂移出我们的“视界”之外，对此我们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我举三点。   第一，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会面临一个最可怕的挑战，就是“精神分裂”。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 Deleuze and Guattari ）合著的那本大部头著作《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所说的那样。德勒兹试图重新定义“欲望”（力比多之流， Libido Flow ）以及“欲望的生产”。他不满于传统哲学对“欲望”的污名化，即只是将欲望作为需要管束、压抑的对象。他认为欲望是积极的、生动的、生产性的。用德勒兹独特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通过解放与异化的双重过程，实现了对欲望的“解辖域化”，但同时将欲望逼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精神分裂并非指某种疾病或者个体身体的病态，而是指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的力量，精神分裂使主体意欲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原则的束缚，抵抗资本主义解放主体之后再度异化主体的图谋。德勒兹说，精神分裂是迈向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而分裂的主体则是资本主义内部颠覆的真正的力量。   结合我对汀阳老师“共在存在论”的粗浅理解，精神分裂的根由，就是主体的共在性或者说同在性。孤独的、特立独行的个体主体哲学破灭了，个体的重要性让位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关系），让位于彼此印照、依存的第三态。互联网，恰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空间，可能的存在感的空间。将来很清楚，我们似乎一下子透明了，但你同时会体悟到，其实越透明越陌生。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更深的奴役。会有一大堆欢乐的羊，也有欢乐的舞台，但我们再也无法用以往的术语言说欢乐或者感知欢乐。欢乐成为陌生的惊喜。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今天，意义本身早就抽离出我们的生活，它需要附着在别样的生产机器之上（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但这个“共生的机器”尚在襁褓之中。今天的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意义只是符号的存在，是死寂的、干巴巴的，是空洞而教条的，是总体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个性化的。我们今天消费的不是物品，是物品上面附着的文化符号。工业时代到了晚期就是这样的（可参考鲍德里亚的论述），所以未来我觉得会引发文化大萧条一样的精神分裂。   第二个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对工业时代的整体看法，我有一个比方，叫做“甩干筒”。工业时代是巨大的甩干筒，指的是工业时代总体上是“杀死灵性”的过程。尼采之后的哲学传统，包括海德格尔、韦伯、德勒兹、巴塔耶，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一个内容，就是认为工业时代将神灵驱逐出了人的世界。其实我认为不止工业时代是如此的，工业时代只是驱逐灵性的总爆发而已。这个可能要上溯到汤因比所说的高级宗教诞生的 2000 多年前，或者要上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高级宗教与轴心时代，是指人类几大文明似乎在一个狭小的时间窗口期内，奔涌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溪流，转而汇聚成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文明长河。   在这个文明长河中，宗教的基本形态是人格化的、系统的、与世俗生活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嵌入的，或者说其实是世俗化的。我认为高级宗教出现之后，甩干筒就摆在那里了。这种文化思潮的一个特征，就是追溯、探寻所谓的“终极意义”。终极叙事的传统绵延流长，工业文明的终极叙事，只不过是“大写的人”、“理性的人”、“进步主义”等等。我们今天的文明冲动，依然不能摆脱追本溯源的念想，不能摆脱“一揽子建构宏大体系”的欲望。还原论、本质主义、总体性、两分法等等，总是让我们相信有至高无上的神在那里，这个神在自然科学里面就是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那个神。我们相信，最后总可以把“那个东西”手拿把攥地捏在手里，什么东西呢？本源、本质、真理、太一、道、梵天，不一而足。   工业社会到底是把什么甩出去了呢？就是把灵魂甩出去了，把灵性杀死了。我说的“好消息”，就是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参考我和奇平的书《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11 月）。这个灵性，是比高级宗教、人格化的神更久远的灵性，是原始宗教、泛灵论时期的那个“神”。所以，互联网可能会迎来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这是“泛神”的世界。这个时间关系很难展开来讨论，以我自己的见识也觉得需要深入思考，现在只能说期望如此。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世界就少一张至关重要的“牌”。（赵汀阳：有什么迹象呢？灵是怎么回归的？）汀阳老师问了一个直率，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我想先把第三点说完，回头再谈几句感想。   第三，讲一下技术问题。今天美国人对互联网的兴趣已经超越了“比特意义”的互联网，已经在玩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比如脑机接口、脑神经网络、类人脑、具身性智能（ Embodiment Intelligent ）等等。这势必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未来的“人”，还是今天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意义上的这个人吗？我对此深以为虑。   比如，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希格斯粒子。这个粒子被称作“上帝离子”。我认为，这意味着超弦理论以及标准模型会进入理论物理的主流。过去超弦也好、标准模型也好，都只是大胆的构想，保守的主流物理学界对此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我觉得这将再度点燃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想像。简单说，就是多重宇宙、平行世界的理论架构，或许并非仅仅是科学幻想。   联系到互联网，大家想想看，今天的赛博空间中，人机对战、角色扮演、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以及人工生命、人工社会、复杂网络等学科的蓬勃景象，无一不展现出某种征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彼此缠绕、卷入、镶嵌，将以超乎人们传统想像的方式，大步向前。   汀阳老师刚才问道，迹象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迹象。我认为未来的互联网会日益变得有“温度”、有“情感”、有“味道”，这一定会大大超越我们今天的时空观、世界观。互联网将抛弃传统思维中“确定性”的思想，将拥抱复杂性思想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却不是古典概率统计、通信工程中命名的“背景噪音”或者“知识的不完备性”。传统思维看待“不确定性”，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而理性“终将”把这些怪异的玩意儿一扫而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笛卡尔式的、牛顿式的清爽世界，是用漂亮的公式、光滑的曲线、明晰的运动轨迹来刻画的世界。想想看，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的主线，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灵性如何回归呢？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思考、探索、表达这个问题的方式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天人合一”只是一句勉为其难的解说词，其实骨子里我们得承认“不可言说”，“不可说”。我也就只能尝试下“强说之”。互联网多重空间的展现，摆在汀阳老师这样的哲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多重主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有一个说法叫“身体转向”，比如梅洛－庞蒂的观点就是这样。千百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人的肉乎乎的身体，有温度、情感的身体，不是被宗教贬抑为肮脏的欲望的载体，就是被现代笛卡尔哲学归集为抽象的主体而忘却掉，忽略掉。我从互联网这里看到了身体回归的可能。具象的身体不再只是一团肉，或者尊贵主体的寄居地，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也是神学的主题。   想像一下未来我们两个肉身相见，无论是否相识过，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们的虚拟化身就会告诉彼此的肉身，对面是谁？是怎样的人。将来生人和熟人没有区别，因为我们刷一下眼镜，彼此在赛博空间里的存在就有了交集。在这个意义上说，多重空间带来的颠覆或者想象是巨大的。   最后总结一句话：思考互联网，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传统的学问统统需要改写。比如经济学， 2008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实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学危机”。英国《卫报》观察家栏目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此番金融危机的根子，在于古典经济学、金融学的大量数学公式的滥用，比如瞩目的期权定价公式 Black-Sholes 公式。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者们，在套用这个公式计算价格、设计金融衍生品的时候，完全把这个数学公式得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抛之脑后。我们今天套用的公式、套用的思想、套用的理念，一部分已经透入骨髓，成为所谓社会秩序、伦常纲纪、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用法国后现代学者利奥塔的话说，已经成为流行于世的“宏大叙事”。社会学也是如此。今天的所谓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心理危机等等，其实是社会学危机、政治学危机、心理学危机。简单说，我们的学问，还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当然，这倒不是要得出一个反传统文化、反传统经济学、社会学的什么结论，如果这样的话就太浅薄了。至少，我的想法是要提出问题，提出更加基本的问题，要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理念，乃至存在状态表示怀疑。我常说，我们是“带毒运行”的状态——这里马上就需要补一句话，“带毒”？那岂不是要呼唤“解毒”吗？不是的，解毒，是纯净水思维，是逻各斯主义。带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误读”啊。   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谈意义互联网这个事情呢？俊秀年初跟我谈意义互联网的说法，我立刻觉得这是个好词儿，一拍即合。的确像他所介绍的那样，香农（ Shannon ）的信息论，其实不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信息论，只是通信的、工程的信息论，意义是被抽离掉的。 2004 年俊秀主编的“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中，我有一本书名字叫《比特的碎屑》，里面谈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其实是一种“被许可的计算”，在丰富多彩的技术世界背后，总是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操控的手。这个操控的手，今天是在技术专家、极客、新闻媒介、大亨、投资者的手里。这其实是传统互联网的样貌。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其实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这个样貌。   传统互联网中，意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工业化的，即“先生产后消费”的程式。未来的互联网，我觉得意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将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不是摆放在那里，就等你来享用，或者来诠释，来解读的。借用汀阳的术语，意义是“共在的”。意义是双方握手的那一刻产生的，而不是“预制灌装”的。按照工业化的预制罐装的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文本、意义，弥散着塑料、机器的味道，其实是通向威权、集权之路的定制品。信息时代显然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请看王俊秀刚才解读的这篇文章。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将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趋势与特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转入低速增长时期；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达国家力推制造业振兴，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加速，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两大新动力；“创新发展”备受重视，新兴产业蓄势待发，争夺产业与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更趋激烈；全球能源结构与供求格局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加剧金融动荡与通货膨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世界经济的大调整令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诸多新变化，我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创新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分化，美国将保持温和增长，欧洲经济仍将处于金融危机之中，日本经济仍难以摆脱失速状态，新兴经济体增速有所回落，但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的大调整令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诸多新变化，机遇与挑战的内涵不同以往，我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创新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模式，构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才能在世界经济大调整中趋利避害，乘势而上。 　　 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 　　 ——世界经济转入低速增长期 　　 2007年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繁荣时期，尤其是2004—2007年期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9％，比近30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近1个百分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二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三是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四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的体制调整与开放政策带来的制度红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世界经济的繁荣，拖累世界经济步入了低速增长时期。据预测，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将降至2．9％，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五年的3．6％和危机前20年的3．1％—3．2％的平均增速。 　　 导致未来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高负债、高赤字、高失业和低储蓄的结构性问题。美、欧等重灾区经济体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能走出困境，其政府、企业、家庭通过“去杠杆化”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并非易事。二是世界经济处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下行阶段。新一轮产业革命尚处于孕育期，5年内难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三是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 ，全球人口总抚养比将自2015年后开始上升，对储蓄率与投资率产生不利影响。 　　 ——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 　　 发达国家由于占世界经济份额高，长期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未来五年，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在全球经济份额下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加重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可以从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持续上升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两方面显现出来。 　　 ——两大新动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 　　 各国发展理念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包容发展”的理念。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战略和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成为整合全球价值链的两大新动力。 　　 制造业将更加受到各国重视。过去20年，东亚、南亚等地区的一大批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与服务活动中占据日益重要地位，其中，中国取代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发达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端价值环节，在享受低成本进口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挑战，结构调整和失业压力上升。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反思危机前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纷纷推出了 “再制造业化”战略。围绕制造业振兴，美国政府制定了包括基础设施更新、人力资源提升、5年吸引1．5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 “选择美国”计划、“五年出口倍增”等一揽子措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制定了振兴制造业的类似计划（尽管名称各不相同）。可以预期，全球制造业供给能力将快速扩张，在需求不振的形势下，未来世界经济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此外，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将成为整合全球价值链的新动力。在全球生产价值链整合中，发展中国家将更为主动。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各国利益更加融合，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合作也将更为深入。 　　 ——“创新发展”备受重视，新兴产业蓄势待发 　　 从历史经验看，重大的危机往往会激发新一轮技术革命。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措施，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更加重视新技术研发与新产业发展。美国政府2009年、2011年两度发布《创新战略》；英国政府发布了《技术蓝图》报告，明确提出英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创新科技投资之地；德国出台了《纳米技术2015行动计划》、“生物经济2030国家研究战略”、《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总量、技术储备、人才与产业基础等方面仍将占有明显优势，继续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方向。 　　 面对科技创新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体也不甘落后。俄罗斯发布了《俄罗斯联邦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印度提出2020年成为知识型社会与全球科技领导者的目标。中国则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新兴经济体在技术研发上急起直追。针对日趋活跃的技术创新，西方有学者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从近中期看，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将不断拓展新的应用领域与模式。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3D打印、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加速发展。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与大规模应用，对全球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和能源地缘政治将产生深远影响。但是，未来五年，尚难以看到可以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重大技术突破，新兴产业仍处于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尚难以担负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任。 　　 未来各国围绕人才、资金、技术与标准、知识产权、市场的争夺将更加白热化，在产业与技术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多样。 　　 ——全球能源结构与供求格局深刻变化 　　 国际能源领域正处在大变革时期。一是能源结构将发生重要调整。2005—2011年，太阳能和风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6l％和25％。风电已连续5年成为欧盟第一新增电源。美国页岩气呈现爆发式增长，2011年美国页岩气产量是2000年产量的 15倍，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34％。2009年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未来全球能源结构将进入油、气、煤、可再生能源、核能五足鼎立的新格局，可再生能源和非常规油气成为新的快速增长的两个领域。 　　 二是国际石油供求格局出现重大变化。非常规石油资源带动石油储量增长，美国页岩油的勘探开发成为未来石油资源新增量的重要来源。未来非常规石油产量增大，开采成本较高，加上主要产油国严重依赖石油出口，低价石油的时代难以再现。石油消费中心东移，生产中心西移。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正成为新的石油消费中心。 　　 三是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将出现新的格局。美国能源独立取得重要进展，减少了对中东地区的依赖，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了巨大空间。中东、北非地区一些产油国政局动荡和存在战争风险，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尽管各国在二氧化碳减排上存在分歧，但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各国达成多项共识，为进一步展开双边和多边磋商、达成新的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奠定了基础。 　　 ——全球流动性过剩，金融动荡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金融危机后，出于救助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降低融资成本和稀释外债成本等多重目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世界经济将面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局面。 　　 全球流动性过剩将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一是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加剧跨境资本流动。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过剩的流动性会四处寻找高回报的机会，在不同国家之间套利，从而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并可能冲击各国金融市场甚至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兴经济体由于其相对较好的增长前景，将成为资金流入的重要选择。三是加剧汇率波动，发达经济体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本国货币的汇率，推动各国间竞争性贬值。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资金流入压力，可能推高其汇率。四是可能在局部形成新的资产泡沫，积累新的金融风险。五是美国将多方维持“美元霸权”。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美元的贬值，加之美国经济相对地位的下降，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不利影响。面对其他货币的挑战，美国出于战略利益考虑将多方维护“美元霸权”，对任何潜在的竞争货币采取打压措施，从而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加速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有所不同，美国次贷危机源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和过度金融创新；欧债危机源于政府过度负债。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国内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带来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缺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实力对比的新变化也对全球治理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变革快速推进，全球治理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 （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有所提升。二是20国集团G20取代8国集团G8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明显提高。三是发达国家加速推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绕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挑战，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极力推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试图将气候变化、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纳入国际规则。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新兴经济体利益诉求分化、协调能力较弱，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声音，制约了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作用发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规则制定的局面中期内难以改变。 　　 ——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 　　 金融危机后，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贸易摩擦影响的国际贸易金额占比不到1％，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仍是主流。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各国将主要精力转为构建区域一体化安排，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与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非歧视原则不同，区域贸易安排会对非成员国形成贸易转移效应。各国均担心被边缘化，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争相加入或发起新的自由贸易安排。未来五年区域一体化将保持快速推进势头。 对大国而言，区域一体化战略还可以将经贸利益与地缘政治战略有机结合。大国将推动自己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在已经和准备启动的自贸谈判中，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东盟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对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4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