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2010 年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年，不过，很快我们就可能记不起这一年发生过什么，因为这是个神奇的年代，一年会比一年更加令人难忘。所以啊，我想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前，匆匆记下 2010 年最令我难忘的事儿，我担心钟声一响，就把它们忘记了。这一年，我写了几十万字、近百篇的博文与小说，你还记得其中的几篇吗？                           祝福我们的家，祝福我们的国，祝福我们的天下！                 老杨头在1965。每当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能够从那个年代经过45年的风霜雪雨活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啊！       我也曾经年轻过 ……     2010 年最令我难忘的是我正好 45 岁。这本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却看到两个统计数据。据统计中国的亿万富翁平均年岁是 45 岁，而中国挑选进入太空的宇航员的平均年龄也正好是 45 。 45 岁，原来竟然是人生中崛起得最高的一年？虽然我既不是亿万富翁，也上不了天，但这个数据还是让我倍感安慰。看到这个数据之前，我常常为自己与年岁不太相配的激情与充沛的精力感到不安。曾经就有年轻的网友语带嘲讽地对我说，你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怎么还 ……   我挺理解的 , 到了我这个岁数的中国男人，一般不会再用这种口气说话与写文章，一部分人功成名就了，一部分人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功成名就了，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了。像我这种还在到处折腾的并不多。     2010 年我继续在世界各地奔波，几个大洲走了一遍又一遍，欧洲就去了好几次，鉴于有网友质疑我总是去欧、美、澳这些“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地方， 2010 年，我去了东南亚好几个国家考察。就在 2010 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制定了“走遍中国”的计划，同时得到了几千位网友的热烈响应，在这里，我要对你说一声：谢谢！并和你约定：不见不散哦！   这一年，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亲朋，尤其是默默支持我写作与推广民主理念的见过面的以及从未谋面的网友，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寸步难行。我爱你们。          这一年，我的《家国天下》出版了，感谢出版社，感谢编辑同志，也要感谢那些职责所在而负责审查的诸位，翻开这本书，你即便不喜欢它，我相信，你也不至于痛恨它。用心观察、有心思考、用心写作，我相信，只要还有“心”的人，就不会体会不到我的“用心”。我相信 ……   感谢推荐《家国天下》的几位老师：鄢烈山、袁伟时、沙叶新、冯崇义、于建嵘，更要感谢默默推广这本书的亲戚、朋友、网友。 我爱你们！               这一年，我继续推广民主、自由与法治的普适价值，有朋友以为我走火入魔了，其实，是“民主”走火入魔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民主大潮一定会席卷而来，如果我们准备好了，全民之福；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也许会很糟糕。愿在新的一年里，大家幸福、和谐，耶——    

（宋石男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见报署名为“四一”）   按常理度之， 1912 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就像是给儒家出示了红牌，儒家制度就此出局，儒家文化则进入博物馆。因为中华民国建立在以约法与议会为代表的新型现代文明之上，儒家不再是权力运行的逻辑依托，也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来源。奇怪的是，这种推理并不成立。在民国初年，尊孔读经的潮流堂皇而行，政治上的推动者为国家元首或地方军阀，文化上的组织者则是各怀心事的遗老遗少或社会名流。 就中央而言，袁世凯是推行孔教最力之人。 1912 年 9 月，袁世凯发出《尊崇伦常文》，表白对孔子的爱慕，且支持成立孔教会； 1913 年 6 月，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 9 月又颁发《祭孔令》，并由袁世凯亲率百官，进行民国首次官方祭孔活动； 1915 年的《国民学校令》中，以法律形式确定读经在学校的地位。至此，官方倡导的“尊孔读经”运动初步体制化。 论者常以为袁世凯推行尊孔乃是为帝制复辟开路，如鲁迅就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制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在我看来，袁世凯尊孔固然有称帝的个人野心，但也有维系政权运转、国家稳定的考量。辛亥鼎革，新政权面临意识形态危机，旧有的儒家文化看上去正在断裂，新晋的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又未真正深入黎民之心。对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民众而言，所谓宪政共和，无异于天外飞仙，他们对之不可能有深刻了解，也未必有炙热情感。国人共识或曰共同信仰的缺乏，让袁世凯陷入深深的焦灼中，他说：“今之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目光投到传统中去，希望借孔教之魂，为新政权开路。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攻击共和，称“民国肇造，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为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流弊无穷”，只有“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提倡天下”，才可“挽回薄俗等情”，将“中华立国”归结到传统儒家伦理之上，以为“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只有儒家才能安天下、治中国。 袁世凯以后的地方军事强人，也莫不鼓吹尊孔，以作为治理术中的重要一环。如 1920 年直系军阀、畿卫戌总司令王怀庆在万国道德会上发表尊孔读经演说， 1924 年山东督军郑士琦等上《为转请明令读经并崇祀孟母致大总统呈》。更典型的是奉系军阀张宗昌，他在山东大搞尊孔读经，与孔子后人孔令贻结拜兄弟，精印儒家《十三经》广为散发，更令各学校读经，对孔子顶礼膜拜。 1925 年 8 月，张宗昌在曲阜举行盛大的祭孔典礼，放话说：“这些年，有人要打倒孔家店，我看是打不倒的。现在我想拨一笔款，重修孔庙寝殿，修完这里再修奎文阁。打的让他们去打，修的咱们还是要修。”可见虽经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在军事强人的统治中仍延续着民国初年尊孔读经的逆流。 军事强人在庙堂之上提倡尊孔读经，遗老遗少则在民间结社相应。 1912 年以后，相继出现了孔教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尊孔团体，《不忍》、《孔教会杂志》、《经世报》等尊孔报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孔教大学。在诸多尊孔团体中，以孔教会影响最大、存活最久。 1912 年 10 月，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 1913 年夏，陈焕章从沪至京，在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设立孔教会事务所，并开始一场国教请愿运动，试图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终因各界人士尤其是宗教人士的反对而未果，仅于宪法草案中加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条。袁世凯称帝闹剧后，孔教会又展开新一轮国教请愿运动，康有为在 1916 年 9 月上书总统，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康有为甚至称，中国人如不拜孔子，则留此膝何用？当然，第二轮国教请愿运动仍以失败告终。      学者袁伟时评价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运动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何以言狭隘？看看他们这些言论就知道了：“孔子之圣智，超越大地诸教主”、“中国之文明冠绝全球”、“经为万世法，而孔教能统一全地球”、“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孔教而能统一全地球，是当时就有在全球遍布孔子学院的奇想了么？ 以今日眼光视之，民国初年的尊孔读经乃至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是要将中国变成儒教国家，实现政教合一，以巩固军事强人的统治，顺便也满足遗老遗少的“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但这注定会失败。中华民国的缔造，是基于宪政共和的要求，是为了让中国人走上通向法治、民主、自由之路。独尊儒家恰恰是对共和之路的反动。若不肃清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残余，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而讲求三纲五常，以等级秩序、礼法约束为核心的儒家，显然不能支持以权利、法治为本位的现代民主政体。 值得警惕的是，儒学尽管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但也饱含神学气息，如李慎之所言，“从孔孟起，儒学就把天或道与人事相联系，特别是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地联系起来，形成一套颇为完整而又精微的理论，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从来皇帝的尊号中都有‘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这样的字样。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这样神圣的光环。”因此，所谓儒教中国，也可视作“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中国”。 1912 年 2 月，蔡元培在《教育杂志》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文中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自由思想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这话相当透彻，孔子之学术与儒家不能等同，儒家与儒教更不能等同，谁如偷换概念，从文化思想上的尊孔，一步步推演成治理术，那就注定是一条危险之路。尊孔在治理术的应用中，有时又会以另一种极端的形式出现，那就是批孔。学者李零说得好，“现代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白天吵架，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应不至于再轻易落入尊孔或批孔的治理术的彀中了。

中国要选择什么价值观 ——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林珊珊 袁伟时   袁伟时刚刚过完八十岁生日，他戏称自己也成了“八零后”。从去年开始，…… > > 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