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

史泰龙无疑是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廉颇老矣的《敢死队》犹余威不减。回想20多年前，《第一滴血》风靡全球，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兰博不仅成为美国的英雄，也成为人类的英雄。兰博以他的血肉之躯和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为每一个平庸的人树立了一个关于英雄的生动形象，兰博甚至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每一个个人都是上帝之子，所有的社会团体和国家都为他的利益而存在。这就是“人权大于主权”的现代政治学精神。 《第一滴血》与几乎所有史泰龙的电影一样，也是史泰龙写的剧本：退伍兵兰博回到家乡，遭遇到警察盘问和刁难，也就是查验身份证和暂住证之类。年轻贫穷无业无家无房无车的兰博被警察作为“三无人员”拘捕。在警察局，兰博开始享受喝水洗澡按摩等待遇：喝水就是往死里强灌;洗澡就是用高压水龙头喷射被扒光衣服的兰博，而且是冬天刺骨的冷水澡;按摩就是警察们轮流上去殴打。兰博眼看要被折磨死了，就开始反抗，他打倒警察后逃跑。之后就是兴师动众全城大搜捕，从全国调来的警察警车警笛威武雄壮浩浩荡荡。为了抓捕这名“危险分子”，天上直升飞机、地上搜山围剿、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狙击手。兰博眼看就要被“消灭”，电影让兰博成为一名英雄，他用一块石头打下飞机，用树枝做成的弓箭射死警察，然后他占领了警察局，警察搬来了军队和坦克……兰博向国家投降。 可以非常确定的说，《第一滴血》这样的电影是不可能被中国人拍出来的，但这样的故事却每天都在中国发生：8年前，刚大学毕业的孙志刚被警察以查暂住证为由拘捕，2日后惨死于收容所;5年前，退伍兵崔英杰被城管抢走他用来谋生的三轮车，崔英杰苦求无果后怒杀城管;3年前，温文尔雅的杨佳被警察以偷自行车嫌疑拘捕殴打，杨佳反复诉求无果后怒斩6名警察;前年，邓玉娇在反抗国家干部轮奸中用修脚刀刺死“领导”……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写过一部著名的作品《利维坦》，他将国家比作《圣经》中的“利维坦”。利维坦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它是耶和华所创造出来的最大的怪物。国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庞然怪物。一个人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如同蚍蜉撼大树，显得极其微不足道。国家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国家拥有人还是人拥有国家，这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第一滴血》是一部个人挑战国家机器的悲剧，如同堂吉诃德与风车的战争，虽然胳膊拧不过大腿，但这种不屈的意志足可以证明人的伟大与高贵。英雄似乎永远是一种悲剧角色，否则大概就是奸雄。 去年夏天，曾经激情演绎《角斗士》的罗素•克劳为我们又贡献了一部英雄史诗《罗宾汉》。电影中，罗宾汉对骄横的约翰王有一段十分诚肯的忠告：“如果你想要建立一个未来就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国家的法律让国王恣意奴役人民，国王要求人民忠诚却不提供任何回报。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只知道，暴政只会带来毁灭，建立一个国家就像建立一座教堂，从下到上，只有赋予每个人以力量，你(国王)才会有力量。如果陛下提供一个公正的司法，司法中以人权法案的形式，确保每个人每个家庭获得安全，不会无故受到侵犯，没有起诉不得监禁，工作吃饭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同样的快乐，这样的国王是伟大的，他不仅会获得人民的忠诚，也能得到人民的热爱。”影片的最后，罗宾汉对一群自由民朗声宣布：“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城堡，每个人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宫殿，我们在寻找什么?是自由——是法律赋予的自由。” 无论《第一滴血》还是《罗宾汉》，还有梅尔•吉普森《勇敢的心》，都是一部部关于英雄的赞歌，首先它是一部人的电影，但在中国，一般不存在人的电影，而只有国家的电影。这里只有国而没有人——人为国而存在，而不是国为人而存在。因此，任何敢于挑战国家机器的个人都国家公敌，而不会成为英雄。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所有人的第一使命，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任何人。因此，维持国家的稳定不仅成为国家自身的要义，也成为全民的基本义务，更是中国各级官府的工作重点。如果说朝鲜金氏王朝的政治是先军政治，其意识形态是先军主义，那么也可以说，中国政治就是维稳政治，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是维稳主义。 当下中国，几乎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企事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据官方公开的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仅以拦截上访的“截访”为例，其巨大的花费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如在中共#%大期间，为了保证所谓“零进京”，河北某县组建了驻京工作组进行截访和劝返，人员包括主管信访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信访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25人，全县到京截访的人36人。据最保守的估算，当时整个河北省进京截访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而全国在北京截访人员有近10万人。这么多官吏和雇佣人员到北京截访，其花销绝不是一笔小开支。山东一位基层官员曾坦言：“上面传信来要我们去截人，立即派出两三个人过去，连吃带住加汽油费，一次就花了一两万元。”而事实上，截一个上访者的费用有时完全可以解决上访本身所要反映的实际问题。 据去年披露的信息，2009年中国官方花在“维稳”上的开支高达5140亿元，与5321亿元的国防军费几乎相仿。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而且只是计算了内保费用，还不包括其他各种政府的“维稳”行为。花纳税人如此多税款，可见维稳主义在中国官方执政思想中的重要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黑社会组织的安元鼎公司可以作为中国维稳主义泛滥的一个典型注脚。陈行之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说：“各地政府”与安元鼎保安公司“签订《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每被遣送回原籍一个人，当地政府即给安元鼎支付3万元。安元鼎2008年的营业收入为2100万元，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其业务范围包括上海、成都等地。接受各地官府委托后，安元鼎保安公司在维稳主义的大旗下对一些官府眼里的上访者和“破坏稳定者”大肆进行绑架、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罪恶行径。至此，维稳政治已经走向犯罪和黑社会，或者说，走向罪恶。 最近，北京警方破获了一个“黑监狱”，“黑监狱”系一个保安公司开办，关押的全部是进京上访者，老至八旬老人，少至吃奶婴儿，“经常挨打，吃不饱饭，睡不好觉，更没有自由”，活着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公民霍小丽遭“黑监狱”凌辱后，向北京警方报警，黑监狱适才曝光，为此，8月16日，陕西定边警方赴京将霍小丽拘捕并带回定边。当时警察未出示任何合法手续，5名肥硕的警察将霍小丽的头发抓住，拳打脚踢，强行将她塞进车，直接从北京开到陕西定边县看守所。从黑监狱到黑监狱，这里没有任何法律。 维稳主义的蔓延使中国精神病院正在沦为可怕的集中营。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近年来屡屡曝出“被精神病”事件，许多健康公民被权力当局以精神病的名义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你大可以想象对一个正常人进行的治疗：全身捆绑、注射大量的镇静剂……直到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或者白痴。 2009年6月，3名江苏常州市民到北京反映问题，在乘坐14路公交车时，司机崔林以车上有上访人员为由报警。时隔一年多后的2010年7月，常州警方“突然想起”这件事，以3人拒不购买1元公交车票为由，将她们先拘留、后劳教。3人不服，分别起诉当地劳教部门“非法劳教”，但一审、二审均败诉。3人均坚称当时购买了公交车票，但常州警方声称，司机崔林指认她们没有买票，而“崔林”只存在于警方口中，谁也找不到这个人;即使3人没有购买车票，哪怕是每人偷了1块钱，也不至于被拘留并被劳教;事发地在北京，理应由北京警方管辖，常州警方的手伸得太长;既拘留又劳教，明显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所有受访的法律专家都认为这起案件蹊跷、荒唐、匪夷所思、常州警方涉嫌滥用职权，但这种荒唐事发生了，这3个公民只是维稳体制的牺牲品而已。在维稳面前，是不存在法律的。 孙立平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用“维稳政治”绑架了中国社会。对这些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普遍地存在一种安全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不稳定幻像”，即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这种“不稳定幻像”的主观感觉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和维稳主义滥觞。 3年前北京开了一场运动会，几乎将所有的穷人都赶出了北京。没有了收破烂的，整个城市几乎垃圾成灾。从那场运动会开始，中国开“菜刀实名制”之世界先河。广州市在2010年亚运前期开始，菜刀、大型水果刀将实行实名制购买、定点销售制度，并称广州部分地区已经试行该“菜刀实名制”，市局开始在全市试行。“菜刀实名制”要求购买菜刀、大型水果刀者必须登记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购买刀具的种类、数量及用途等六项资料。这实际上是照搬上海SB会维稳手段而已。可见对中国官方来说，一切穷人和购买切菜工具的人都有犯罪嫌疑。 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8月12日在犹如鬼城的深圳开幕。当局如临深渊，诸多安保措施堪比北京奥运，扰民不断。深圳多条主要道路11日午起已陆续被封闭禁行，其中开幕式所在的南山区，大街车影罕见，人迹全无;深圳机场更因实行禁飞令，偌大机场冷清得可怕。车主、市民和旅客不仅出行受阻，连到主场馆附近趁热闹也被驱赶，商店生意无得做、中港货车受阻，网民直指深圳“在怨气冲天中，迎接官府的盛会”。还有港媒称深圳在摆“空城计”。 当局为了营造繁华景象，要求开幕式时，主场馆附近五百户居民要离家五小时，但家中要亮灯。为配合开幕式，深圳机场11日实施分段禁飞，中午的时候，候机厅放眼尽是空凳，部分飞抵深圳的旅客，因出租车站车辆甚少，而需苦候的士。机场到晚上7时左右已基本清空，部分灯光未有开启，冷清得犹如鬼域。 权力当局开个运动会，将全体国民视若无物。大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当然少不了把8万多名上访人员等“治安高危人群”驱离深圳。同时在深圳买菜刀要实名制登记身份证。还清拆油画村，拆除布吉有‘中国油画第一村’之称的大芬村外墙油画。此外，邮政、国安、公安和海关等部门近日下发通知，大运会期间，所有寄往深圳的邮件和速递，寄件者须登记身份证，标明物品的内容，以及收件人资料等，否则要重点检验。部分物品如锂电池、化妆水和乳液等物品禁止寄送，致使内地不少网商囤积大量的货物无法寄出。 这让我想起三国时期的一段故事，刘备入川后为了维稳，认为饮酒乱性，酿酒消耗粮食，所以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不仅严禁饮酒、藏酒酿酒，哪怕家中有酿酒工具，也要受到严惩，一时举国惊恐。简雍一次陪同刘备巡视，看见路上一对男女同行，就对刘备说：“彼欲行淫，何以不缚?”，刘备说：“你怎知其欲行淫?”简雍说：“彼有其具，与有酿酒具者同。”刘备听罢赧然一笑，禁酒令随即撤销。 历史的进程有时让人觉得颇不可思议。朽木未倒之前，人们仿佛觉得它永远不会倒。如果了解历史，那么上一次菜刀实名制是在700年前，征服了中国的蒙古鞑靼对汉人实行菜刀实名制。一个村只有一把菜刀，在蒙古村长手里，做饭时登记借用，当然，汉人新娘的初夜权也在蒙古村长手里，汉人为了保持血统，不得不摔死第一胎。按当下中国官方制定的历史教科书的说法，那是中国人最阔气的时候，伟大的可汗领导着“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可惜在鞑靼们如此强大的维稳主义下，这个不可一世的牛逼国家只维持了90多年，果然如当年文天祥所嘲讽：“强虏从无百年运”。 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巧取豪夺，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私产，将民众视为牛羊、草芥和仇寇。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虽然模范官吏陆贾曾经一本正经地忠告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但中国每一个统治者无一不是流氓出身，依靠暴力建立政权，自然试图以暴力来维持权力。这种心态在当代更加严重，因为当下中国政治已经彻底去知识分子化，完全变成了酷吏和兵卒治理的强暴体制。这种反文化的低智高压统治往往是极其脆弱的，也无比愚蠢，甚至愚蠢最终成为一种特色和优点。 如果把政治比作婚姻，那么维稳就是不择手段的阻止离婚，不惜恫吓威胁和暴力镇压，只要维持婚姻现状即可。这种婚姻其实只是一种名存实亡的合法强暴，之所以要维持，是因为失去了信任和感情，婚姻早已经破产了，维持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相而已。之所以维稳，是因为权力合法性缺失导致自卑和怯懦，内心充满末日心态的恐惧，如同那个杯弓蛇影的故事。 在心理学上有个扔孩子理论：一个人老是担心在窗前玩耍的孩子会从窗户掉下去，担心成为一种焦虑，接下来产生幻象，想象孩子从窗户掉下楼的惨景，最后他就把孩子从窗户扔下去。孩子果然掉下去了，既证明了他的担心是对的，也使他如释重负地解除了焦虑。防止孩子掉下去的办法竟然是把孩子扔下去，这就形成一种悖论和怪圈。而眼下，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实际上却常常僭越和践踏法律，滥用暴力和权力，人为制造了很多危机，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富兰克林曾经说：如果认为安全比自由更重要，那他就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这种将安全视为高于一切的维稳主义来自于假想敌理论，就是先设立“假想敌”，然后针对假想敌制定对策方案，也可以叫做“预案”。方案一旦制定完毕，剩下的就是寻找假想敌。在毛万岁时代，所有的假想敌都被冠以“反革命”的帽子，而在当下，所有的假想敌都被贴上“破坏稳定”或“破坏和谐”的标签。当维稳主义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国家政治时，就会出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维稳运动，所有人都将被假想为国家的敌人，如同毛时代的“阶级敌人”。 国家成为维稳主义的唯一主体，而全体民众则被置于国家公敌的地位，那么国家也就成为全民公敌。这种维稳主义以全体公民作为假想敌，以维稳打压公民维权，一切以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不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将全体公民作为国家和政府的“麻烦”和假想敌，而不是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和权力来源，这是对政治伦理的一种背叛。 公元前878年，周朝的第十位天子姬胡即位，因为他实行极其严厉甚至恐怖的维稳政策，后世称为周厉王。严厉到什么程度?所有的镐京人都不敢说话，即使是在路上见到也不敢打招呼，只能互相交换个眼色。看到如此万马齐喑的和谐社会，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则回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3年之后，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即周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镐京的贵族、平民和农民一起把政府平了，姬胡跑到了彘，说是流亡了。这一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年号，叫做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开始。

他们只是一群蝼蚁，为生命四处遭人白眼，而生活又苦不堪言。城市不是他们的，他们也从来不妄想会被城市接纳，可是任何活动，他们总是最早接受劫难的一群。他们是大运会被迫消失的一群人，他们是被医院送到荒郊野外等死的一群人，他们是被汽车碾压数次而不会令车停下的一群人，他们是在收留所里面非正常死亡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死“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只是蝼蚁，人类是不会去在乎一只蝼蚁的死去。     祖国，我的名字叫苦难   文 / joachimbene（上海海事大学）     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  ——《加拉太书》5:14   一位城市的拾荒者，昨天比平时多捡了几个瓶子，他想奖励自己一下，坐一次到城市几年从未坐过的公共汽车去另外一个地方碰碰运气。他也买了票，可是他异样的着装，肥大的蛇皮袋，有点难闻的气味，说明了他拾荒者的身份。司机不肯为他开车，乘客也略显肮脏地把他的物品扔下，这可是他赖以存活的资本。他没有反抗，默默地走下去，和以往一样，步行去没有目的的地方，而车辆继续在他身边一辆一辆飞驰而过。 也许这样的场景你曾经听说过，或许还曾经见过。对于上车的那位拾荒者，你或许也皱起眉头，屏住呼吸，也许你还曾下意识地看紧自己的手机钱包，朝里面的位置再挪动一下。也许你还为那位男乘客的行为暗暗叫好，也许你对这一切早已经见怪不怪，也许……可我们又有多少人会站起身来，对那位司机说“你这样做不对”。又有多少人想起他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们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兄弟姐妹。 我记得有人是这样为这种行为辩驳：“不要拿‘我也会老’作为指责我的借口，不要对我的这种行为指指点点，作为乘客，他把那异味的蛇皮袋带上公共汽车，谁知道里面藏着多少恶心的东西，我也有权利捍卫我免受传染病威胁的自由。”     我们在乎的真的只是那有点异味的蛇皮袋，承认吧，我们所在乎的完全没有我们所说的那样冠冕堂皇。如果拿这个蛇皮袋的是如“丧家之犬”的孔子，如果拿着这蛇皮袋的是我们的上海市委俞书记，司机还会不发动机车？乘客还会把这个蛇皮袋扔下去而不觉心中有愧？恐怕就算让他们把热脸贴到这个蛇皮袋上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脏，这时候谁还会去在乎这个蛇皮袋有什么异味。在我们的内心其实完全可以忍受那略显难闻的气味，正如忍受那公交车上粗俗的香水味道一样，但是我们却无法忍受我们和拾荒者共处一车的事实，因为“我们”比“他们”高贵。 他们只是这个社会被抛弃被遗忘的一群贱民，他们的身份早已经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烙上永久的印记，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生，他们的死早与这座城市划清关系。他们的身份与这座城市彻底无关，你无法在户口上去探寻他们存在的痕迹。 他们没有名字，你可以呼作张三，也可以呼作李四，更多的时候只是被我们社会标为“拾荒者”这个统称。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会想起为他们留下遮风挡雨的地方，他们只能在别人抛弃的瓶瓶罐罐残羹剩饭里求得生存。大城市只会去记得那些大人物的挥斥方遒，对于他们的存在，我们一无所知，也从来无心去知。 他们从哪里来我们无从知晓，他们今天吃不吃上饭我们也不会去关心。对于他们的处境，这座城市从来都也不会去记起，我们像躲避瘟神一样漠视着这群人的存在。像我们的祖祖辈辈一样，这群人只能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了上天，上天让他们生就生，上天让他们死就死，对于生活，他们也许可以简单到最原始的两个字——活着。 他们没有亲人，没有身份，除了那早已经埋没在尘埃里的生命，他们真正的一无所有。对于那不开车的司机，我们还会说她是某公司的职员，我们还能去探寻她的痕迹。而对于这个拾荒者来说，除了留在视频里的短暂时光，他的下车注定是汇入大海，下一站在哪里，他还会在上海么，这一切都是未知。     如果可以穿得像个人样，谁会整天穿着同一件捡来的衣服生活。如果社会保障做到位，他们又有多少人会靠这种方式屈辱生活。谁不愿意过着有明天的日子，谁不知道整洁比肮脏要好很多。可是他们能够获得这些么？如果不是遇到什么灾难，又有多少人会离开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如果不是生而不平等，又有多少人会选择乞人口食，而这些我们问过他们没有？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损失了多少利益，可是又有多少人为他们思考，在他们那卑微的一生中，社会到底亏欠了他们多少责任。他们现在还都在自食其力，但是比起那些社会的蛀虫来说，难道他们就一点都不高尚，人形的整洁外衣真的就比干干净净纯粹的心灵更值得我们向往么？欧西米斯也许会帮这个社会做出抉择。我们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一个必要的尊重，让他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平等地乘坐公交车，可是这一点，我们都没有能做得到。 他们无处去诉说，上文中的老人只能够默默地走下去。在他们的脊梁上早就已经被压下了“忍受”，对生活忍受，对命运忍受，对不尊重忍受。他们只是一群蝼蚁，为生命四处遭人白眼，而生活又苦不堪言。城市不是他们的，他们也从来不妄想会被城市接纳，可是任何活动，他们总是最早接受劫难的一群。他们是大运会被迫消失的一群人，他们是被医院送到荒郊野外等死的一群人，他们是被汽车碾压数次而不会令车停下的一群人，他们是在收留所里面非正常死亡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死“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只是蝼蚁，人类是不会去在乎一只蝼蚁的死去。 以前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会去学社会学，我以前总是含糊其辞地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回答。如果大家知道发生在我身边怎样的一个故事，大家也许会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会做出这样一种抉择。 那天，我买了一些早点。感觉豆浆不是很合胃口，稍微喝了一口，就随手扔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当我过了一段时间，又回到那个地点的时候，眼前的一切深深地刺痛了我。一个头发花白的拾荒者，捡起我喝过的豆浆杯，一点一点地把它喝掉。我永远记得那一幕带给我的刺痛。本是应该在安享晚年的年纪，是什么把他们逼向城市去谋得生活。中国社会有这么多的不公平，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改变一下么？在社会学这里，我找到我赖以生存的动力。     在苦难深重的中国，这种背叛显得尤为可耻。中国的苦难，永远把他们的肉体，把他们的精神伤害得最深。今天的拾荒者也许是昨天失地的农民，也许是昨天上访的农民，也许是昨天刚逃出的被精神病者。他们是革命中牺牲掉最多的一群人，他们是饥荒中饿死最多的一群人，他们是遭受不公平待遇最深的一群人。 我从来没有忘记提醒我自己的身份，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与这片土地血脉相通，我们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命运是我们这个国家最苦难一群人的命运，革命成果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拒绝着他们的分享，千百年来，从来就没有谁对他们说一句对不起。他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被抛弃，一遍又一遍地又被遗忘。他们是我们看来理所应当被牺牲的一代。 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他们有什么理由被我们所抛弃。老子说过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时与林觉民先生的“以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曾经一起把我深深感动，可是祖先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我们通通把他们一股脑抛之脑后，反倒是那些阴谋之道，假仁假义，政治手腕，厚黑学说在这个社会却屡见不鲜，乃至发扬光大。我们这个民族早已经丢掉了信仰，丢掉了曾经的那份纯真与去爱的能力。 这件事情我从来不想把它看作结束，我宁愿想把它当作一个开始。 在我的心里，想把这件事情和美国黑人平权运动相对比。一个不让座的美国妇女催生了民权运动的一个沸腾的开端。一个被赶下车的拾荒者难道在中国激不起任何太大的波澜。这真的是这个民族的可怜之处，事情发生到现在，除了那位被暂时停职的司机别无他声。也没有学者去呼喊，也没有媒体去关注，他们也许没有新闻价值，他们也许与我们无关。 确实，平权运动是有组织争取权利的一个活动。而拾荒者只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受过教育，松散的、没有任何权利的人的统称。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更加需要我们社会中有能力的人去争取，去保障。他们没有能力诉说，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的借口么？正义，就是保障社会处于最不利地位之人的最大利益。正义，就是不会为了一群人，而去粗暴地剥夺另外一个人的权益，这就是我心中的正义。 我也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我们不在是我们，他们也不在是他们，我们再也不骄傲地去区分彼此，我们他们都是兄弟姐妹。 爱人如己，彼此不分。     （采编：安镜轩；责编：黄理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