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

萝卜网 |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文/肖锋 走着走着落入下水道被冲走,开着开着在二环被淹死,或不幸被禽流感击中……这是突发事件引发的安全感。而更深层的安全感是集体性焦虑和制度性焦虑,说和谐点,是社会转型焦虑。 按照任志强的说法:“移民的原因有许多种,但最重要的是安全感。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食品的安全,空气的安全,教育的安全,权利的安全,等等,没有安全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解决了公民安全感的问题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 休怪网民“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因为这个命、这个心、这份焦虑大家人人有份。 阴谋论和谍战思维占据主导思维。人们在大环境中没安全感,就越该到小环境、小世界中去找。因为安全感是互相给的。于是我们看到,在网上人们忧这忧那,可关了微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喝个小酒或打个小牌、看场《泰囧》,或和家人计划明天到哪里玩一下…… 小区读《弟子规》、学国学的越来越多。我们从过去找智慧。对待世事变幻,古人的智慧还管用吗? 近2亿新生代农民工城里进不来、乡下回不去才是大问题。试想2亿人在城外转悠是个什么场景。 不只情场,职场、商场、官场都在上演“甄嬛传”。 企业家商场上攻城拔寨,还要时刻提防仇富。冯仑告诫企业家要“后半夜吃肉”。因为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家玻璃。 企业家最担心的还是政府变卦。必需绑定一位大哥,但押宝押错了呢?远离权力赚不着钱,和权力贴太近会摊上事。万达掌门人王健林称,“万达只跟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不妨理解成肺腑之言吧。 重庆事件后有钱人最担心财产权和生命权。王维嘉在亚布力论坛上说,如果不是一位英国人的意外死亡,重庆模式会借助某种社会情绪在全国发酵并复制。他分析说,《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什么公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财产”前面要特意加“合法”两字?他呼吁企业家们不但要自救,还可以用智慧和法律手段让救助机制惠及更多的人。所以他们特别关注吴英案件。 贪官过去清贫,今天报复性索取。进去是随时随地的事。他们最没安全感。裸官是牺牲我一人,幸福全家人。 中产的担心要朴实得多,无非车子、房子、孩子。油价朝七暮八,国五条让以房保值和以房养老的落空。小孩上学赞助费明禁暗升。 股民担心证监会变卦。买白酒,整死你;买地产,国五条;买银行,又清理理财产品……股民终于给逼疯了,都跑去吃药。可上火药又出了问题……难道把钱存回银行当冤大头吗? 其实以上担心都不算什么。近2亿新生代农民工城里进不来、乡下回不去才是大问题。试想2亿人在城外转悠是个什么场景。 养老方面,未富先老其实是个伪命题。根本问题是未富先懒,整个民族没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和闯劲,财富的大饼越做越小,这才是整个民族的远虑近忧。 马斯洛需求五层次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下中国人在这五个层次同时出了问题:食品、安全、归属、尊严、自我实现。比如归属,转型期的中国人跌入陌生人社会,有如行驶在没有风向标的大海上。 有人指责媒体对人们的不安全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他们是亚马逊森林中报警的吼猴,是泰坦尼克前端的瞭望者。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社会出现反向情绪。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 同时,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跌破及格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蓝皮书还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表明为一种集体性焦虑。但蓝皮书没有指出对政府的信任跌至冰点,老百姓成“老不信”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们安慰自己,你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对世界的态度。佛家以“诸行无常”来达到心态守常。面对世事无常须持一颗平常心。 想象一下三四线城市的生活。亲朋好友常聚,晚饭后广场跳舞,彻底与世界和谐。可你甘愿过这样的小日子吗?焦虑使人进步,焦虑使社会进步,导致变革发生! 缺安全感的人喜欢把伞买大点再大点。那就大家一起把这把伞做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商业周刊称“2017年中国经济或现拐点”:三条主要经济曲线要发生拐点。第一条是人口红利为零,第二条是基尼系数要突破0.6动乱线,第三条是投资转换率由在改革开放初期1: 3跌到1: 0.7。 我们赶上了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就像中大奖可奖金总领不到。 个人的不安全感受制于社会大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及全球化变量。消除全社会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是变革而不是维持现状。@刘胜军感叹,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流,发现大家都是明白人,对社会局面的危险性、改革迫切性没有太大分歧。问题是,私下交流时每个人都无比焦虑、扼腕、摇头、拍案;但在公共场合,大多数人又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难得糊涂。这是改革迟滞的重要原因。犬儒主义才是改革最大的敌人。 张维迎最近提问,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答案是可能的,第一是理念的力量,这是华盛顿的伟大之处。第二是安全感,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对谁都不好。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我们突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有安全感。从百姓到企业家再到官员。社会急需自上而下的共识,坐下来谈谈。 据说,缺安全感的人喜欢把伞买大点再大点。那就大家一起做大这把伞。 一个社会好不好,第一看人们有没有梦想,第二看个人梦想能否实现。 什么是中国梦?国家版的中国梦是国家强大和国际光辉形象,个人版的中国梦是更多的钱、环游全世界。两者是一致的,但先后顺序很重要。个人成功并有钱有房有车有尊严,国家才强大才被看得起。大国崛起没有大国民崛起,断难维持。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75660102e1ii.html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埃里克•施密特:未来属于Youtube 最常吃的食物,决定着你的未来 未来游戏 什么是中国年轻人想要的未来 未来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未来世界如果是这样的,你喜欢么?!并非IP的广告哦! (@fun4hi) 未来投影仪,稀饭不? (@fun4hi) 5个免费的未来字体下载 (@uuhy) 未来同学会 (@jdxi) 初音未来Project mirai2 3DS平台秋季发售 (@hexieshe)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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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习近平的“中国梦”(余英时)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梦”是习近平最早提出来的,在2012年的11月底,在参观一个有关中国复兴的博物馆里面谈到,要恢复中国的伟大就必须要有“中国梦”,“中国梦”就是要怎么样强大起来,用民族主义的方式跟着党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这个观念当时是习近平从美国偷来的,美国一向有“美国梦”,美国建立国家以来这个梦已经几百年了,还在坚持,这是她的理想。 习近平提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觉得党的危机很大。在今年3月12号中央政治局内部一个谈话,感觉到共产党遇到很大的危机,如果不赶快有所动作的话,恐怕就要亡党亡国了。所以他一定要有所作为,所以他提出要打老虎、打苍蝇等等。用意当然是很好,可是到底怎么实行,又是怎么个结果就是很大的问题。 在习近平提“中国梦”以后,今年3月17日就是人大闭会那一天,李克强召开记者招待会也大谈“中国梦”,一方面是支持习近平,一方面也表示他有决心有信心进行政治改革之类,但是这种说法就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我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两期大陆的反应很有意思,第一期是第一批的杜导正老先生,他是办《炎黄春秋》的,党内批判中共很有力的人,但还是党员,他听了李克强答记者问非常满意,认为他从容不迫也没有文稿,当面答复一千多个记者,说的东西都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人民为主题,说的话好像很有诚意,所以他很感动。他希望李克强能够执行他所说的话,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像李锐老先生像何方老先生都是90岁以上的人,联合他们一块写信支持他。 但是另外还在《明报月刊》有一篇文章是近代史学家章立凡先生写的,他把“中国梦”的来龙去脉讲的很清楚,最基本的他认为“中国梦”最基本的东西,潜台词就是跟着党走个人才有希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精神最后跟着党走中国才有出路,中国有了出路个人才有出路,这是章立凡先生的判断。我想他的判断也有相当的道理,不过他对李克强的答记者问评价就没有杜导正老先生那么高。 第一他认为李克强的集体的语言太弱势,这种动作在他看来是掩盖一种不自信;第二他觉得绝大多是的问题都安排给官方的媒体和所谓友好的媒体,不会提为难的问题的。而且他基本上认为没有真正面对政治改革、反腐败、户籍制度、计划生育、农民失地、强拆房屋以及房价等等实际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只是提到,表示一个理想。所以从这一方面说,李克强的说法好像还是陷于一种空谈。但是杜导正和章立凡两位先生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真正要讲为政,不再多言,不是说话,而是要实行,实行什么呢?就是实行1982年他们自己的定的宪法,不管他好坏,有没有缺点,照字面意义实行过来,这已经就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可是在这一点讲恐怕也做不到,所以他讲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失望的,比较悲观的。 另外我们要看看习近平所谈的反贪官到底是诚意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讲他很有诚意,也可以假定李克强是有意要改革,可是我想他们受到的限制非常大。最近在《纽约时报》我就看到一篇报道,报道四个北京的居民,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举着许多标语支持习近平打贪官的运动,结果这四个人遭到毒打,被逮捕起来了,居留在警察局。到底什么结果还不知道。他们支持的很简单,标语是贪官、裸官不杜绝的话,中国梦只是白日梦。这是老百姓的声音,如果不把这些贪官、裸官都抓起来,不解决掉就根本不可能谈什么改革的问题。他们提出关心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官员的财产到底怎么样?这个在习近平3月12日政治局内部谈话中也提到,29年了早就有一个规则定下,国家的官员要把自己的财产和经济来源申报给国家,然后发表出来,让人知道他有多少财产,这是很普通的,最起码的东西,但是习近平也承认29年来始终有阻力,有干扰,根本不可能实行。 现在老百姓提出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有提出更为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他们知道现在贪官成千上万的,等发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就拿着外国护照,把钱早就汇出中国,然后跑到外国去享受他贪赃得来的大批金钱。所以老百姓提出要查所有的贪官是不是拥有外国护照,拥有外国护照应该追求到底,所以从这种种可以看出来,老百姓对于习近平扫除贪污是非常支持的。可下面的人对于习、李所提出的东西并不当回事。如果真正当回事,就不可能抓这四个居民,三男一女,而且把女的打得流血满面。所以这种种可以看出来中国要想扫除党内腐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看到刘云山的那个报告,也是最近刚出笼的,他在报告中说中共有8千3百万党员,70%就是5千多万是不合格的,还有许多是应该开除的。第一,党员不合格那就是他犯了种种罪行,有种种犯规的地方,另外更坏的就是贪官,这些你要想动也是动不了,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些不合格的党员仍然在党内。 换句话说,他要清理这些的话就是清理整个共产党,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如果真正清理成功了,那么就是整个换了一个党了,完全面目一新了,等于是一场革命。所以包括刘云山这样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感到无奈,那么你可以想象共产党如果想改革有多么困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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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星期專訪》 吳介民︰以人權捍衛台灣生活方式

《星期專訪》 吳介民︰以人權捍衛台灣生活方式 記者鄒景雯/專訪 「民主平台」一群學者近期提出了針對台灣與中國交往的「宣言」,共同起草者之一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說明,過去幾年的兩岸談判,重經貿而輕人權,馬政府不願意將人權問題攤開來與北京談,屈從中共的遊戲規則。因此《自由人宣言》嘗試開啟一條思想運動的戰線。這條戰線的武器是人權與人民主權。他強調,人權是「弱者的武器」,也是專制者與依附專制者的照妖鏡。 問:你們民主平台成員,為何選在這個時刻提出《自由人宣言》? 吳介民:原因很簡單,我們試圖將兩岸互動,從「國共壟斷」的「政商特權利益分配」解放出來,從人民,也就是「被統治者」角度切入。中國政府繼「人民幣攻勢」之後,對馬政府步步進逼,要求「政治對話」。「政治對話」說白了,在「九二共識」的緊箍咒底下,不允許「統一」以外的選項。當今兩岸談判,由國共兩黨壟斷,幾年來簽訂了十八項協議,滿足了特權政商利益,卻排拒了人民發言與監督的空間。特別是馬政府第二任之後,對岸在他們所設定的軸線上步步進逼,國台辦系統與他們屬意的團體不斷在營造「政治對話」壓力,逐步要跨越不可逆的點,我們感覺到這樣的氛圍逐漸在形成,因此希望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尋找脫困的方法。這其中勢必具有較高的理想性,但我們不是政治人物,不需要陷溺於選舉遊戲當中。故而這份宣言跨了一大步,直接要求將「人民」、「人權」、「人民主權」納入兩岸和解的視野。我們主張:兩岸各自改善提升人權,之後簽署「基礎人權條約」,在這之前,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談判。易言之,《自由人宣言》嘗試開啟一條思想運動的戰線。這條戰線的武器是人權與人民主權。人權是「弱者的武器」,也是專制者與依附專制者的照妖鏡。既然是思想運動,我們看的不是眼前的立即成果,而是三、五年的持續,希望喚起整個世代的精神。 是民主傲慢 還是北京政權傲慢 問:宣言提出後,引起了多元的討論,有媒體批評這是「民主傲慢論」、「人權傲慢論」,你們如何回應? 吳: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與我們只有一海之隔,統治這個國家的政權,不讓主張憲政民主的劉曉波講話,判他重刑,軟禁他的妻子劉霞,國際媒體探視劉霞後,劉霞被毆打,然後我們在YouTube上看到劉霞這個勇敢的靈魂在鏡頭前失聲、顫抖;這個政權不讓一個盲人律師(陳光誠)講真話,將他監禁,出獄後每年花幾千萬人民幣對他進行「維穩」,事實上就是全家軟禁,不讓他們與外界聯繫、外出看病,當他逃出中國之後,這個政權繼續迫害他的親友;數以萬計上訪(請願)的老百姓,被當作罪犯,關進勞教監獄、精神病院…。現在,這個政權宣稱我們是它的一部分,制定「反分裂法」,部署兩千枚飛彈,對你展開「人民幣攻勢」,面對這個政權,我們要求它善待自己的人民,我們要求它保障台商、台生在中國的人身自由,這樣的要求傲慢嗎?我們從弱勢的一方,要求它節制「吞噬的欲望」。是我們傲慢?還是北京政權傲慢? 不過,談到「民主的傲慢」,我們很重視來自對岸朋友的善意提醒,例如王丹。社會與社會的民主對話,是兩種生活方式、兩種反抗精神的相互理解。我們知道,中國有無數為人尊敬的反抗者、維權人士,奉獻生命在爭取自由,因此,我們需要以「互為主體」的態度,推動兩岸間經驗交換,這是一個相互學習的歷史過程,不是「誰來指導誰」。我們宣言中「人權早收清單」有的項目,就是《零八憲章》主張的內容,這表達了我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致敬。 輕率嘲諷 才是知識份子的犬儒 問:也有報紙諷刺《自由人宣言》是「道德經」,你們又怎麼看待? 吳:《自由人宣言》有基本原則(人權總路線),有步驟(短、中、長期),也有具體作法(兩岸政府各須改善的人權項目與人權早收清單),我們要督促我們的政府、政黨,朝這些目標前進,也希望我們的談判代表將這些議題放上談判桌,所以一點也不打高空。媒體刻意漠視我們提出的具體議程,這種輕率的態度、以「不可行」嘲諷我們的新思維,才是知識份子的犬儒。 以「務實」包裝「失敗主義」,只不過再一次重申「霸權的真理」,要求人民屈從,接受「中共限定」的兩岸交往方式。前述媒體較之更露骨(更急著向北京輸誠),在社論中如此作結:「只要堅持一個中國,兩岸之間什麼都可以談…。」 嘲笑理想主義,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廉價的批評誰都會做,要提出alternative(替代方案)卻很難。我們絕不宣稱《自由人宣言》萬無缺失,但我們拋出理念,期待我們的社會多一點卡繆在小說《瘟疫》中主張的「正直」,為台灣提出突圍的可能性。卡繆說,只有正直可對抗「瘟疫」。正直就是每一個人,無論多麼渺小,各盡本分。我們也期待對中國人民(而非中共政權)有同理心,對自由民主人權有同理心的對手加入討論,而不是目前所看到的。 中國專買政策 侵蝕台灣根基 問:在這次的社會對話過程中,岔出了一個旁枝,也就是台獨有沒有市場的插曲,你們的態度究竟為何? 吳:有些媒體借題發揮,操作所謂的「台獨無市場論」,藉由這個被扭曲的說法來反駁我們。談到統獨,值得好奇的反倒是:統一有沒有市場?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不斷把子女送到國外,移民、置產,享受從人民搜刮而來的財富,讓自己成為隨時可以落跑的「裸官」。自己都不想當「中國人」的人,掐著你的脖子要你做「中國人」。這樣的一個國家,對你有沒有吸引力?請這些台灣的媒體,到大陸去做個民調吧。 好吧,談論市場,再讓我們看看,民主與人權在台灣有沒有市場?在大陸有沒有市場? 台灣過去幾個世代,多少人血淚犧牲,才造就今天這樣仍然脆弱的民主政治,這個體制還沒完備,還有缺陷,還值得深入追求,正因為過去的努力,了解到民主的脆弱,我們才看得懂中共的「專買政策」(專制收買)正在一點一滴侵蝕台灣的根基,才懂得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生活方式。守護「社會開放性」,絕不能輕易撤守。 中共怕談人權 台灣在怕什麼? 每到台灣選舉,中國民眾關注台灣選情的熱力不減,他們為什麼如此熱心?因為在他們生活的國度,沒有民主與選舉,所以中國網民不止是在「圍觀」台灣選舉,他們也在「抗議」中國政府,宣洩不滿。在台灣街頭抗爭中,經常看到陸生的身影,例如反核、反迫遷、反媒體壟斷,以及五一勞工遊行,他們知道民主不只是選舉,也和我們共同反思選舉民主的不足。 真相是:中國仍是一個沒有自由選擇的國家,人民渴望政治權利、要求節制政府權力。你說,人權與民主在中國有沒有市場? 最近,十歲女孩張安妮被「不讓上學」,因為她出獄的父親繼續搞民運;川震後調查校舍倒塌的譚作人,曾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拘留,至今還在坐牢;即將訪台的陳光誠,他在山東的家人近日連續遭到偷襲、恐嚇。他們處境如此艱難,依舊勇敢反抗,為了什麼? 說到底:中共怕我們談人權。那麼,台灣人在怕什麼呢? 問:你們希望當權者藉由這次的行動聽到什麼聲音? 吳:過去幾年兩岸談判,重經貿而輕人權,馬政府不願意將人權問題攤開來與北京談,屈從中共的遊戲規則。去年法輪功學員鍾鼎邦在大陸遭國安單位逮捕,暴露出中共濫權逮捕,台灣政府營救無力。在宗教信仰可以被政府宣判為「邪教」,家庭教會隨意被公安騷擾的國家,台灣人到此經商、就業、留學,不需要跟它談人權嗎?最後,我們要放任中共以它的人權標準拉台灣下水,還是要主動出擊,拿起「弱者的武器」,防衛我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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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珠江论道: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 信力建   3月14日,在好友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的引荐下,与著名策划大师王志纲先生会面,同座的还有杂文家鄢烈山等人。王志纲的大名,可能大多数人还是耳熟能详的。 王志纲其人 王志纲,1985年至1994年任新华社记者。其中,对东西部关系问题、广东和邻省政策磨擦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诸侯经济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对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胶东模式进行过系统的总结,产生重大影响。发表《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中国走势采访录》、《珠江三角洲启示录》等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出版《中国走势》、《商战如战场》等5部专著。从1992年开始,王志纲介入电视领域主持拍摄多部大型电视专题片,引导出我国电视片纪实风格的新潮流。1994年下半年成为独立策划人。1995年创办王志纲工作室,任首席策划。作为工作室的灵魂人物,是工作室理论和方法的创建者,主持了诸多成功的案例,包括广东碧桂园、99昆明世博会、山东双月园、重庆龙湖花园、广东金业集团、杭州宋城集团、杭州天都城、贵州茅台集团、中体产业等策划项目。2001年主持广州星河湾、南国奥林匹克花园的”华南板块”之战在地产界引起轰动,成为业界典范。 2002年4月创办并主持“北京财智经济战略研究院”,整合城市与区域经济方面的专家,重点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咨询工作。 起名是相当有学问的事情 王志纲先生是比较随和的,刚开始见面就与我开玩笑说:“我以为‘信力建’是一个品牌,不知道原来是名字。”大家会心一笑之后,王志纲三句不离本行,他接着说:“对我们策划来说,起名字是相当有学问的,很多地方政府、企业就要你给他们地方或企业起个名字或想一句广告语,一个名字、一句广告语就值300万以上,我真是绞尽脑汁。像后来的“碧桂园”以及他们的广告语“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都是我想出来的。” 中国向何处去 王志纲说,他此行来广州见几位比较知名的学者,主要是希望大家为他的新书提供一些思路。十八大、两会都开了,中国向何处去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本来他作为一名商人,做好自己的生意就是最大的贡献了。但北京的出版社找到他,希望他能够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加上体制内体制外的经历,写一本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书。他认为,目前中国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现在很多政府部门,还是用管家奴的方式来工作,已经与现实完全脱节了,才容易导致社会矛盾,这是很荒唐的。他把现状概括为:经济基础多元,意识形态混乱,上层建筑空转。 邓小平南巡是为了救自己 王志纲:目前很多经济学家跟我们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当时深入到改革开放破题的第一线,整个市场经济是怎么来的我都很清楚。1984年,我就在广东,一直到1994年才离开广东。整个广东的重大事件我都参与过,包括邓小平的92南巡,南巡的过程是怎样的,来来往往的电话汇报沟通,我都在旁边。事实上,邓小平的南巡是为了救自己,因为要“批邓”嘛,他先是去上海,后来被打回来了,那个时候邓家都强烈感觉到危机感,因为改革开放遇到阻碍,呆滞不前。但邓小平得到了杨尚昆等人的支持,然后还派军队赶过来保驾护航。高层看到邓小平是铁了心要改革开放了,也就马上调转风向。 WTO让国人富裕起来 王志纲:离开体制20年以后,与各个省级干部等进行“无缝对接”,合作很多,知道各地的经济奇迹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成都崛起、西安大发展、大北京首都圈、江苏改制、昆山模式、浙江怎样从小狗经济到狮子经济,其实这些都与WTO有很大的关系。有些客户做了十几年资产才千百万,突然变成了十几二十个亿,什么造成的?就是WTO。短短十年,中国就成了“世界威胁”,是第二GDP强国,这时候就到处花钱烧钱,旧体制的复辟,然后体制一下子逆转,政府突然之间无所不能,社会主义优越性如何如何。到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政府进退失据,一夜之间非常鲁莽和匆促地出台了四万个亿。这四万个亿,造成了大量的国进民退,官商勾结,效率低下,地主大批出现,整个改革30年的成绩一夜之间打回去了。胡温这十年的坐过山车式发展,是非常有意思的,但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双轨制争论 王志纲:1987年我还采访了华生,当时关于双轨制的问题,争论很大。赵紫阳当时还就双轨制说过一句话:学者总希望政治家采纳他们的建议,从而流芳千古。而政治家却要为这些建议的使用,负上历史责任。当时双轨制催生了许多腐败,我问华生怎么看,华生无奈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然后我又问他是怎么得出双轨制结论的?他说:他是学数学的,后来学数理经济学,他是用数学模型测算出来的。其实这也是现在经济学出现的很可怕的问题,都在搞沙盘推演,看起来很严密,但中国的经济情况和西方经济的定量化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统计学就是很扯淡的,随时为政治服务。华生也没想到,最后竟然出现了“官倒”怪胎,一下子民怨沸腾。但在我看来,双轨制确实是不二之选,因为中国像东欧、苏联等一样搞休克疗法是不可能的。 弯道超车车毁人亡 王志纲就准备出一本新著作《中国病》(暂定名)征询我和鄢烈山的意见,鄢烈山首先从媒体人遭受各种审查困境谈了自己的看法,鼓励王志纲要出这本书。另外,鄢烈山老师还谈到当时有媒体采访他关于薄熙来的看法,鄢老师回答说“薄熙来要竞争入常非常正常,他不服气是很正常的,应该鼓励地方诸侯竞争,但他选择的民粹主义手段不合历史潮流不符合人心,但他有合理性的一面。如果中国每个人都想当总统,那就有救了。”王志纲说:“当时重庆搞‘唱红打黑’的时候有人问我是什么看法?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弯道超车,第二句是车毁人亡。” 500家族应先有改革共识 听完王志纲和鄢烈山的谈话后,我说了几点观察和看法: 1、在目前中国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群众自发的信仰是很重要的,并且这是建立公民社会一个基础。新教和罗马教廷不同,罗马教廷有教宗、有组织,新教随五月花号到美国之后,受到了排斥,就没有组织。在以色列犹太人金殿被毁之后,有一个重大的转变。拉比原来是个牧师,就是负责祭祀的祭师,但是在没有金殿的情况下,身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就成为了教师,拿着圣经和塔木德去传教,走遍天下。现在美国民间的发育,主要是靠新教。在民国时期,教会所办的学校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并且质量和水平都达到了一流。 2、现在的500家族既有权也有钱,这也以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毛在世的时候,所有财产都是毛的,像朝鲜金家一样,谁敢拿都得毙掉。后来邓上台就跟其他元老瓜分了毛的财产,也就是说毛是董事长,邓是摄政王、代理董事长,邓之后的最高领导人就都只是总经理了。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500家族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选好合适的负责任的代理人,那有可能出现王志纲说的毁灭的情况。他们现在应该内部讨论好,他们要知道现在环境这么恶劣,贫富差距巨大,贪了权钱有什么用?逃出国外就能够免责吗?现在联合国都通过决议,你作恶犯罪贪污,无论逃到哪里都要被抓。像金家、卡扎菲这些独裁者,发生大事他们在国外的账户很快就被冻结了,这样贪污也是白贪的,逃也没法逃。所以,如果500家族有智慧,就该尽快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和妥协的民主机制,其实民主和宪政也是保护有钱人的。像薄熙来,被抓的时候要想着尽快请律师,让审判公正。但他在重庆一手遮天、践踏法制的时候,有想过他也会成为落水狗吗? 3、民主要从私有化开始。本身有产权,对政府就有诉求。要收税,就得让资本家去创造财富,否则税从何来?把鸡杀了,鸡蛋就没有了。杀鸡取卵的话,就会回到文革时候,也就是官不聊生。其实八九年时候,动荡的原因是官不聊生,官在妒忌。因为当官的收入很少,没有私企的收入多。现在的问题是,经济政策很可能就再次导致官不聊生,这四万亿和疯狂信贷,对老百姓进行了财富掠夺,如果再来这样的盲目投资或者盲目的城镇化,就很容易出问题了。官员的财产就很可能被掏空,现在银行存款谁最多?就是官员,他们占有了最多的社会财富。而当财富被稀释之后,就会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战争。 4、与美国的关系应该重新定位。从邓小平开始的国家领导人,其实在上台之前都会访美,之后就坐稳江山。每一位领导人临近上台“转正”时,都会先访美,去拜码头。但现在主流媒体还在宣传美国是敌对势力,忽悠老百姓反美,但领导层内部并不认同,很简单的表现就是100多万的裸官大都把家人送到美国去,生活或者读书,他们从心里是认同美国的价值观的。假如这种情况在古代,就相当于把儿女家人都当成“人质”压在别的国家了,并且还有近2万亿的债务借给美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也是最大的,这个政府怎么看都不像是“反美”的。既然事实是这样的,为什么还要宣传反美呢?所以,政府应该跟人民说清楚美国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大多数人对习李新政还抱有期待 在座的还有人认为,现在大家对习李还是有期待的,尽管现在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知识精英或多或少都有基本的民主意识,但大家都知道推行民主是件挺危难的事情,所以他们还是希望出现明君。毛泽东开创了一个时代,邓小平开创了一个时代,习能不能也开创一个时代呢?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无论是江还是胡其实都是过渡人物,大家更多的是把希望放在习身上。习能为中国带来什么?即使他也将面临不小的挑战,这个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物如果能选择一个好的路子,那中国很可能平稳过渡,但如果他还是个过渡人物的话,那就有崩盘的危险。中国的三大精英占不到10%的人,但他们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一群关键人物。同时,他们都有对革命很深的恐惧感,并且对民主也有恐惧感,他们认为民主将剥夺他们的权利,即使民主是个目标,但短期内实行很可能给他们带来损失。所以,大家才寄托明君出现,带领大家平稳走向民主,这是最好的结局。 在中国最不安定的是官员 在座还有人提到,中央党校曾经做过一个调查,90%以上的官员希望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最不安定的是这群官员,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在这样的体制下,按照党章宪法,官员应该是穷人,是无产者,不应该享乐在前。但权力这么有诱惑力,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取大量财富,但他们拿着财富有什么用呢?他们不能光明正大地用,活着很没安全感没意思。所以他们希望法律能够规定他们获取的这些财富成为正当的,他们也清楚民主价值是最可贵的,而他们的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的,不然不会把子女送去西方,包括薄熙来。这么多年来,精英结构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普世价值。所以说“五不搞”只不过是宣传手段,他们心里非常明白的。 酒逢知己千杯少,不知不觉席间谈话近三个小时,谈得非常尽兴。王志纲先生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见识过人,王志纲品牌得以在策划界首屈一指绝非偶然。王志纲说他现在主要在搞花钱不挣钱的东西,就是办战略思想库,我说我也办了一个信孚研究院,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接近的想法的。我们最后约定,各自成立和主办“饭局”,他是北京饭局的总张罗人,我是广州饭局的总张罗人,不图经世致用,只图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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