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独立

《1959 拉萨!》封面及前言、目录

拉萨民众为什么包围罗布林卡?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是否策划了“拉萨事件”?藏人为什么要集会抗议?在此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引发了藏人和西藏工委及解放军的对立?解放军又是如何“平叛”的?双方各有多少伤亡?流血是不是真的无法避免?“拉萨战役”以后又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中国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从未正面回答。所谓“1959年西藏平叛”一直是只有宣传,没有史实;只有结论,没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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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博弈

无论中國政府如何抗议,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向中國施压的企图从没有消停。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国际博弈的需要、意识形态作祟、流亡藏人的争取、中國政府的僵化。 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國博弈的一张牌,不承认这一现实的人或者愚蠢无知或者是天真过度。西方大国何时使用“西藏牌”,取决于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博弈需要。利益决定动机,动机支配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西藏现状如何,短期内都无法打消其利用“西藏牌”的企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西方世界对社會主義中國的刻板成见是历史悠久的,难以在短期内消弭于无形。虽然中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部分媒体、学者、政客和人權组织对中國的刻板印象并未明显改变。这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交织共振。 流亡藏人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達賴喇麻已赋予“西藏问题”巨大的品牌效应。无论是“非暴力”运动还是暴力抗争,很多西方人宁愿相信流亡藏人。“西藏问题”竟然演变成测试西方政客人權立场的风向标,这不能不让笔者关注流亡藏人全方位、立体式、现代化的全球传播体系。 与此相对照,中國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直是孤军奋战。无论是国内新闻媒体、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被外界视为官方声音。在国际上,北京一直是以政府力量对抗西方政府、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北京对流亡藏人发动的“人民战争”应对乏术,对西方社会的围攻缺乏新对策。 抛开西藏内部局势改善和国际关系变化等因素,从传播作业角度考量,中國亟需调整其西藏政策,尽快改变单纯依赖政府力量应对国际压力的僵化模式。事实表明,中國政府的应对理念与策略已滞后于国际政治生态演变,传统模式积弊甚多。要解决西藏问题,中國亟需新理念、新制度、新手段。 流亡藏人的三大资源优势是達賴喇麻、“非暴力”主张和全球网络。其中全球网络是流亡藏人国际影响力的放大器。依靠本土化创新,流亡藏人成功实现了“影响力传输”。为实现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流亡藏人将工作目标锁定于政策制订者。借助媒体、影响公众只是流亡藏人影响精英阶层的手段而已。 边疆隐患制约中國的发展。在笔者看来,西藏问题是边界问题的难点,原因之一是流亡藏人的抗争理论、战略战术和全球网络已经日臻完善,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中國政府应在西藏问题上大胆创新,摸索出符合信息化、全球化特点的应对理念与技术手段,这对解决其他边疆问题大有助益。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中欧社2010年2月18日首发 (本文已被和谐,通过国外网代理搜寻而成,编者加) 中国报道周刊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4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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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的历史参考文献所谓“农奴制度” (上)

人民公社其实就是一种农奴制,实际上整个毛时代,除了极少数属于领袖阶级的高干以外,农民俱是农奴,工人俱是工奴,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中共事实上的身份世袭制度下,从被统治阶级到统治阶级的阶级流动实际上是中断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知道 … RT @yangpigui秦刚的话有此含意:奥巴马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林肯的仰慕者,应会重视解放奴隶的重要意义,因此应理解中国在59年解放西藏农奴的重要性。但这种论据无疑将奥巴马的决策和其肤色挂勾,对奥巴马来说十分唐突;对将达赖喇嘛视为精神领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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