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独立

台北 — 台湾的一些藏人团体2月13日举行集会，纪念十三世达赖喇嘛发表“西藏独立宣言”100周年。近来中国藏区藏人自焚事件频发，台湾今年藏历新年气氛低调。 *藏人团体台北飞行集会* 藏青会台湾分会主席旦金(美国之音申华拍摄) x 藏青会台湾分会主席旦金(美国之音申华拍摄) ​​“西藏青年议会”(藏青会)台湾分会和“台湾自由图博学联”成员，星期三(2月13日)在台北举行摩托车飞行集会，纪念“西藏独立宣言”发表100周年。 ​​藏青会主席旦金在故宫前发表演讲：“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希望台湾人和中国大陆来到这里的观光客，真正了解西藏的历史。历史上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西藏人现在是流亡和难民身份，而在西藏的藏人则完全无法过自由生活，一百多人已自焚。” 为自焚藏人默哀(美国之音申华拍摄) x 为自焚藏人默哀(美国之音申华拍摄) ​​集会者向自焚死去的藏人静默一分钟。现场有大陆口音的游客向集会现场这边拍照，交头接耳，然后匆匆赶着各自的行程。 *西藏独立宣言* “西藏独立宣言”是指十三世达赖喇嘛1913年2月13日发布的一份文件。集会宣传品上印有这份宣言的中文译本，以及当时西藏的国玺，钱币，地图，护照。嘎厦一位官员1947年起使用的护照上，印有印度，美国，法国等国签证。 *韩国一青年谈西藏问题* ​​一位会讲中文的韩国青年主动索要宣传品，并对美国之音说：“我以前不知道西藏的历史，觉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打算去西藏旅游的过程中，我读了几本书，看了很多纪录片，所以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特民族，西藏人应该得到宗教自由。我现在反对西藏被包括在中国大陆之内。(记者：你反对西藏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我反对。” 回答有关达赖喇嘛希望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但享有“高度自治”的问题时，这位韩国青年回答：“我听说了达赖喇嘛的这种观点，他不想完全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只是要求自由。如果完全独立不可能，高度自治也是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一位台湾民众如是说* 台北故宫前旅游者藏青会集会现场(美国之音申华拍摄) x 台北故宫前旅游者藏青会集会现场(美国之音申华拍摄) ​​现场观看集会的一位计程车司机对美国之音说：“不是讲永远不可能(实现西藏独立)，现在保证不可能。你今天西藏独立，那么新疆要不要独立？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西藏问题，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隔个海，独立都不行，就别讲西藏了。” *藏历新年低调* 藏青会组织的这次活动，正值藏历新年期间。台湾西藏之友负责人李介媚说，由于许多藏人一年来自焚抗议，今年台湾藏历新年期间的气氛十分低调，流亡藏人举办的喜庆活动大为减少。 fullrss.net

作者 小青 西藏喇嘛频频自焚事件引起全球关注，不少西藏维权人士和汉人知识分子以及异议人士均呼吁喇嘛不要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也呼吁各界关注藏人问题。最近，旅法作家，自由撰稿人安琪在前哨再次发表文章分析喇嘛自焚事件，在今天的关注中国专题节目时间，我为各位摘录安琪的文章。 无知和偏见 文章指出。从海外华人与西藏流亡者接触的经验来看，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良知。对许多人来说，藏传佛教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深奥难解，而西藏问题本身既复杂又敏感，所以很难对西藏发生的事件作出及时和客观的反应。其次，一直以来，国内大部分人对于西藏的宗教文化、对于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认知局限在中国政府制造的舆论氛围和宣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电影“农奴”的政治说教里，长此以往，难免出现一种由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偏见造成的隔膜。尽管大家对中共一党专制深恶痛绝，但一牵扯到西藏问题时，一些不明真相者（遗憾的是，由于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不明真相者”在注重实际的中国人中为数甚众）即使主观并不情愿，客观上也会不自觉地相信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所有发生在藏地的诉求都是“骚乱”，都是海外“达赖喇嘛集团”或“藏独势力”煽动的云云。傲慢和缺乏常识，使得一些人对五体投地朝拜寺庙的藏人感到困惑，甚至认为这就是愚昧、落后。自去年三月西藏境内接连发生僧人自焚事件以来，在可见的大陆媒体，罕有反思与同情，多有附和中共宣传，辱骂甚至“妖魔”达赖喇嘛，从中可以感到文革延续下来的思维定势和语言暴力。尽管这种声音远非主流，但由于“主流”无声，因此，这“一面之词”至少在大陆便掩盖了大部分真相。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 “大不敬”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大无知”――即“无明”造成的。在21世纪的今天，西藏人为了宗教自由和尊严，竟不得不采用“自焚”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憾，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所谓文明世界的耻辱！假如有人为西藏人权向中共说不；假如有人公开为西藏呐喊；假如大学生走上街头，打出还西藏自由，要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横幅，如此等等，情势肯定会有不同。问题是这些情形在西方国家频频发生，但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却出奇地沉寂，简直匪夷所思。 钱不能买来一切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经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中国对西藏无人可以取代的经济援助，许多国人对此也感到困惑，认为西藏人“不领情”。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物资援助从来也没能真正地得到西藏的民心，而飘零的达赖喇嘛，却紧紧维系着西藏人的灵魂呢？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宗教民族来说，“吃饭哲学”从来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与泰国、缅甸等佛教国家一样，在宗教意识尤为浓厚的西藏人的观念中，出家为僧是受到尊重的，“家有和尚”在西藏家庭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家甚至有四、五个孩子相继出家为僧。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虔敬佛事。这与当下重物质轻精神的中国社会大相径庭。 即使在世俗观念中，对精神价值的认知也是如此。就象文革期间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当时国人眼中的外国人，是比中国当权者更“尊贵”的“特权阶层”。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特殊待遇。但是这些外国人也并不“领情”，因为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几个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有限区域，如“友谊商店”，外国人居住区，“涉外酒店”和“涉外餐馆”等。他们不可以接触中国人，不可以与中国人交朋友，生活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虽然物资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却被限制或被剥夺了。而今，一些新富起来的中国权贵，多了一种“包养意识”，动辄拿钱来说事，对内不惜工本，一意孤行地坚持“红色意志”。对外则用金钱合同扮演大国角色，贬低和扭曲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形象。为什么“大把花钱”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思。 陷入民族问题困境的中国政府，应该深刻反省民族政策。说到底，西藏毕竟不同于中国，西藏有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有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中国政府一方面丰富西藏人的物质，一方面却用严苛的行政条规来限制他们的信仰自由，让他们“戴着枷锁”祈祷，这对于重精神的西藏民族来说，难道不是精神蹂躏吗？更何况，西藏人从来也不甘愿“被养”。为此，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抗。因为在西藏人的精神理念中，“被养”与“被奴役”是同义词。 应该建立汉藏对话平台 达赖喇嘛常说，“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 现实提醒我们，解决西藏问题，不能仅仅指望国际社会，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层面。汉藏民族的沟通和了解，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和同情，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才是汉藏共同走向民主之路的真正推动力。 以海外汉藏对话为例， 1997年10月，流亡藏人在伦敦举行首次题为“汉藏对话，寻找共同点”研讨会，与会汉人多为八九流亡者和几位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海外学人。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藏人，远离家园的悲情应该是汉藏聚会得以实现的基本原因。那次对话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有三：其一、汉藏之间积怨太深，需要沟通和了解；其二、西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专制下中国人的共同问题，不同点在于一个是信仰宗教的藏民族，一个是被所谓“红色信仰”窒息下的汉民族。其三、汉人身上明显存在那种潜在的居高临下的大汉族主义立场。 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除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积淀外，当年的八九流亡者中，大多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前共产党人”，或是“体制内”民主派，或是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思想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不自觉地受其自身的局限。 欣慰的是，对话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正是汉藏流亡者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对话双方建立了联系和友谊，西藏问题也成为许多大陆流亡者和海外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发展到今天，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和学人学者，以捍卫西藏的宗教文化为己任，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藏人的诉求，产生了较大影响。年前并有国内学人试图冲破禁戒，通过互联网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向尊者提问题等等。这似乎可以表明，汉藏隔膜可以消除，人为的鸿沟将不复存在。这是否也表明，大陆流亡者能与西藏流亡者对话，中国政府也有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可能性？坦白地说，当今中国的政府官员，并不比流亡之初的海外民运人士更保守。关键在于是否有对话的诚意和自信，是否具备与“现代化”的达赖喇嘛对话的能力。 藏人受难，匹夫有责 如果说八九六四造就了海外汉藏对话的契机，那么现在可以说，“解除”政治“武装”的达赖喇嘛，不仅提供了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契机，也提供了境内汉藏对话与沟通的机遇。 事实启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国内促成包括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内的汉藏对话平台，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假如我们是西藏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古人言：“己所不欲，无施于人”。谁都没有理由将我们曾经刻骨铭心的被殖民、被压迫的痛苦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相信有着不屈反抗历史的“中国人的脊梁”，应该能够以邻邦印度为榜样，抵御来自强权的欺凌，支撑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护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 当人们了解西藏，当西藏维权与中国民间维权一样形成一体，成为群体的民众的声音时，西藏问题将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西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 同理，中国政府可以用“第三只手”操纵国际社会，可以不理会西藏人的感受，甚或可以采用某些背弃知识分子良知的“智囊”之“计”，对达赖喇嘛“束之高阁”，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但却不能不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不能不考虑正在崛起的“80后”、“90后”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对西藏问题的追究。 中国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应该清楚， “屏蔽”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指为“藏独”、从而“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一惯做法，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稍具常识，就会看到，达赖喇嘛不是潜威胁，拒绝达赖喇嘛，不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也就是说，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不仅能顺从民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可以借助达赖喇嘛的“知性”力量――即民主意识和慈悲与尊重的普世价值观，重建大陆早已崩溃的价值体系，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之，假如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将是西藏民族永远的“痛”，是中国政府永世无法解脱的罪责，后果将不堪设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唯色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获得2012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记者无疆界奖”的提名。她应邀发来提名后的感言。 我曾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2010年“新闻勇气奖”，在获奖辞中这样表示：“我并非一个传统意义的记者或媒体人，在网络时代，我将我的书籍、博客、电台专栏节目、Twitter、Facebook，以及照相机、摄像机和对媒体的发声等，综合成一种新媒体－－一个人的媒体。我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新媒体，是从2008年3月开始的。 那时遍及西藏的抗议正在遭受血腥镇压，中国政府垄断所有信息，力图让世人只能听到它用巨量音响发出的扭曲之声。当时身处帝国首都北京的我，利用传统的和现代的通讯手段，连接起覆盖整个藏地的网络，通过相识的或未曾谋面的在场者，收集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在我的博客上发布每日信息，让世界同步地知道西藏正在经历的血与火。那期间，我成为境内藏人发出声音的唯一管道，我的博客得到几百万人次阅读，被认为以一人之力，对抗巨无霸的国家宣传机器。” 其实我现在的这个博客“看不见的西藏”是我的第五个博客，建于2008年6月。之前的博客，使用中国服务器的被关闭了三个，使用国外服务器的被破坏了一个，所以就搬到Google上了。还好，至今还健在，虽然有一次，博客的所有内容突然全部被删除，但经朋友们的帮助，又复活了。我在博客上发表过一篇帖子：《我的博客生涯：从”绛红色的地图”到”看不见的西藏”》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8/blog-post_31.html，对这些事件有记录。 这几年来，我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最让我感动的是，出现了诸多化身。当然，这都要感谢我见过的、没见过的朋友们，从各自不同的远方付诸热情、心血与时间，从而有了– 1、英文博客专页（由High Peaks Pure Earth建于2008年9月）：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search/label/Woeser 2、法文博客（由Fran?ois先生建于2011年10月）：http://woeser.wordpress.com/ 3、荷兰文博客（由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建于2011年12月）：http://www.nrc.nl/china/door/tsering-woeser/ 4、日文博客（由集广舍建于2011年4月）：http://www.shukousha.com/category/translation/woeser/ 另外，我的博客文章还被翻译成德文、意大利文、挪威文、保加利亚文等多种文字。 前面说过 ，我把以博客为主的诸多表达视为”一个人的媒体”。我会把”一个人的媒体”一直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无权者的武器。当然，这武器由文字构成，其资源来自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以及今日所遭受的被毁损的处境，所有这些既是抵抗压迫的力量，也是我不放弃、不妥协的理由。 为此，感谢第八届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提名我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获”记者无疆界奖”提名。 唯色 2012年4月10日 德国之声

三月，对于西藏是敏感的，因为有那么多饱含历史沧桑的日子，概由1959年的3月10日延伸开来。三月，对于中国也是敏感的，简称为“两会”的荒诞大戏， 一年一度在此时开幕。一位以讽刺专制为主题的漫画家，给这个政权的权力者们画上了长长的鼻子，我们都知道这是说谎者的标志。 在这出荒诞大戏上，“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的代表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一概都是充当花瓶的角色。所以我们会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五彩斑斓，点缀着帝国盛世的风景。而这样的风景，在前苏联这个多民族的极权国家，早就有过。 有些“少数民族”代表倒是换上了名牌西服和锃亮的皮鞋，也戴上了显得斯文的眼镜，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现代风尚，然而一开口就是错，而且错得低级，以至成了笑柄。 印象深的是，在中国较少官方色彩的媒体《南方周末》采访了“两会”代表——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向巴平措和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香港的越来越多官方色彩的凤凰台也采访了“两会”代表向巴平措。 尽管报道都是在“两会”结束之后出现的，却具有“两会”的特色，即长长的鼻子。我们熟悉的西方童话点破过这个秘密：长鼻子是随着撒谎越多，变得越长。而拙劣的撒谎者常常会因为撒谎越多，露馅越多。 比如，向巴平措说，“2012年整个自治区的5000多个行政村，都派了驻村工作组。这个不完全是为了维稳，主要还是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驻村干部一年一换，三年之内，全区将有2万多干部驻村。” 比如，向巴平措说，“中央领导也跟我们讲，稳定压倒一切。现在，我们常规的、非常规的维稳都在进行。所谓常规维稳，就是政法机关各司其职去维稳；非常规维稳，指敏感时期，实施特殊的管制措施，包括对街面实行一些控制。” 比如，白玛赤林说，“九寨沟一年就有几千万的游客，把九寨沟破坏了吗？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土地，2011年才来了六百多万人，把生态破坏了吗？” 这些话就不分析了，罗列在此，明白人自明白。 尤 其是向巴平措说：“送领袖像，这是西藏特有的一种方式，有历史传统……藏传佛教里，很多菩萨实际就是活生生的人，比如释迦牟尼、宗喀巴大师、松赞干布、文 成公主，都把他们作为拜的对象……因此送领袖像在我们这里并不奇怪，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受到僧尼的欢迎……挂不挂领袖像，都是自愿的，并不强迫。” 此言一出，顿时哗然。而且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研究集权政治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一个范例。 在 美国的汉人学者何清涟最近撰文写道：“中共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共产党用政治暴力来解决宗教问题是不合适的。这只能造成 共产党与各宗教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只会造成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在紧张、造成政府与各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我可以预言，中国政治和宗教之间的 冲突今后会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实说谎话是需要勇气的，需要的是出卖良心的勇气。对于这样的勇气，特别赋诗一首： “他血红的眼睛/他游移不定的眼神/他露齿的笑 他皮笑肉不笑 /他开过枪的手/他藏在台下的手/没错，我说的是这两人/一个叫白玛赤林/一个叫向巴平措” 2012年4月5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