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评论

北京 2010年10月，中国海关对携带入境的每台iPad征收1000元关税。海关无视iPad配置不同价格也不同，一律以5000元的价格征收20%关税。在香港购买智能手机和其它电子设备远比大陆便宜，有人在香港花了3000多元买的iPad要按照5000元来征收。即使是在国内购买的iPad，携带出国回来时也要缴纳关税。 Michael Lionstar 中国作家余华 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引起一片反对声音。国家商务部也明确表示反对：海关向iPad征收1000元进口税，违背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承诺。 2011年1月，我携带iPad出国，在北京机场出境时询问哪里可以申报，以免回国时还需要缴税。 问了四个工作人员都说不知道，第五个终于知道了，他说征收iPad关税的规定取消了。（事实是，关税减半，并未取消。） 我问他：“规定取消了为什么不向社会公布？” 他反问我：“为什么要公布？规定实施时也没向社会公布。” 相比国家部门的一些可笑规定，地方部门的一些规定更加荒唐。2001年，深圳一些医院要求，护士应保持“露八颗牙齿”的职业性微笑；2003年，湖南省在录用公务员的体检标准中要求女性乳房对称；次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巡防支队发布了一项命令，在编警察腰围超过2尺7的将下岗；2006年，浙江省交通厅规定，男性工作人员不能留胡须；2007年，为了遏制过高的辍学率，福建省平和县规定，初中没毕业不能结婚。 虽然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有些已被取消，但它们显示了权力在中国的傲慢姿态。不难想象，那些官员们在讨论这些可笑规定时的情景，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喝着好茶抽着好烟，用逻辑思维判断社会问题，不管社会问题的复杂多变，也不会去考虑社会是否能够接受。他们知道会有反对的声音，对此他们不在乎，因为中国社会的公权力长期以来侵犯私权力。只有当这些规定出台引发社会强烈反对，继而让他们的上级领导不高兴：“你们是在添乱，不利于社会稳定。”他们才只好悄悄撤销这些规定。 在中国，行政部门发布的规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今年1月1日实施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为减少中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颁布的这个新规定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其中闯黄灯扣除6分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对。（中国的机动车驾驶证一年只有12分，如果12分全部扣除，驾驶证就被吊销。） 许多人批评，闯黄灯扣6分会造成更多的追尾事故。就是官方媒体也质疑这个规定，新华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三个信号灯各司其职，交管部门将黄灯作用归于红灯，不仅技术上难以做到，且明显违法。”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安部交管局被迫表示：对闯黄灯的司机以教育为主，暂时不扣分。 这期间一个段子流行起来： 某男子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才匆匆到家，妻问何故。 他答：“昨夜路口遇一黄灯闪烁不停，今天早上六点才恢复正常，闯黄灯扣6分，路口倒车扣9分。” 妻又问：“为何不打个电话？” 他答：“开车打电话扣3分啊。” 该男子冻得直哆嗦，妻问：“在车内何故冻成这样？” “下大雪，我在车外不停擦号牌，遮挡号牌扣12分。”

Kim Kyung-Hoon/Reuters 北京——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如今，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在掌权数周内，也就是去年11月，在观看中国国家博物馆名为《复兴之路》的展览时提出了这个口号，该展览讲述了中国在西方及日本手中遭受百年屈辱的历程。习近平借用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美国梦”概念，将自己的烙印打在了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愿望之上。 此后，这个概念获得追捧。在最近的一周内，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提到中国梦的次数不少于24次。网上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到底什么是中国梦呢？ 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就是“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根据官媒新华社，中国梦意味着所有劳动者都应该”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梦想联系起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在过去3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者的个人梦想主要是物质上的追求。中国人想要购买自行车或者电视机，从农村搬到城市，为他们的独生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 如今，无数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基本的经济商品。他们关心环境，想要拥有政治话语权，希望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佛教非常受欢迎，基督教也发展迅猛——以致于根据一些统计，如今在中国，基督教信徒的数量超过了党员的数量。 但这些都不用去考虑。如果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刻意模糊的概念，旨在代表任何人想要的任何事情，其模糊范围也一定是自上而下决定的。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把它称作无用的魔杖（挥舞它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发生），很多人都在中国政府控制较弱的新浪微博上嘲讽说，这不过是共产党进行宣传的废话罢了。然而，即便这种非常空泛的概念也需要接受审查。 共产党绝不会容忍人们对中国梦的诠释与其议程相悖。上个月，中国民族主义报刊《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的文章。文章称，中国梦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提高软实力，也不是说要抛弃共产主义理想，更不是宪政梦、人权梦、民主梦。 美国梦推崇个人主义：只要辛勤耕耘，你就会有收获。但是，中国梦似乎更推崇集体主义：只要你辛勤耕耘，国家就会有收获。 要提防那些不赞同这种诠释的人。今年1月，一向大胆敢言的中国报刊《南方周末》计划发表一篇叫做《中国梦，宪政梦》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倡分权。最后，审查者删除了与宪政主义有关的内容，并把文章标题改成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现实，如今它还想对中国人的梦想进行控制。 人们可以看清这一点。在讨论国家干预的过程中，网民开始根据习近平的措辞来调整自己的言论，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称，用来讽刺审查的委婉语“和谐”一词正在被取代。例如，倘若这篇文章被发表在中国，它就很可能会“被梦掉”。

中国主管宣传、教育的部门和共青团正在启动一轮春季宣传攻势，目标是让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接受“中国梦”。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要求，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习近平上任总书记伊始，便选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借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道出了他心中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中国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称为近代。在官方审定的历史课本中，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列强的侵略史，也是中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史。官修历史并不倾向于把这段历史描写为，大清被迫改革开放并向西方学习，甚至被迫尝试君主立宪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这种历史教育客观上起到了激发民众“爱国”和“仇外”情绪的作用。 如果说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梦想首先是民族独立、国家强大，那么这个梦想今天已然实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就实现了民族独立，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实现的伟大政治梦想只有一个：民主宪政之梦。 当代中国，对社会与青少年最需要的教育，是公民教育、宪政教育与法治教育，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青少年学子，缺少的不是梦想，也不是爱国情怀，缺少的是公民政治常识与生活安全常识。 科学家讲求科学精神，政治家也应当追求政治文明，践行人类共同的价值，使国家政治获得真正的进步。民主宪政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中国政治精英在清末之时，梦想的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的核心是用宪法约束权力，是让君主制和平过渡，只作为国家象征而存在，主权在民。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时，倡导的也是民主宪政。国民党声称，中国需要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过渡到政治文明社会，而共产党主张，中国的民主宪政可以一步到位，延安农民可以拿黄豆当选票，就可以实现民主选举，由此推论所谓军政训政，只是国民党不实行宪政的托词。 1949年中共建政后，抛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毛泽东的个人权力登峰造极，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及其后任者们，恢复了经济领域的常识，靠市场的作用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起飞，在政治领域则固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不容民主宪政制约党权。 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更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倡导宪政的《零八宪章》的发起者刘晓波被判刑。 当《南方周末》以自己的方式呼应习近平的“中国梦”，在“2013年新年献词”中将“中国梦”与“宪政梦”联系起来时，便不容于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识形态官员。媒体禁谈宪政梦想，近期网上热传的红衣大叔《我的中国梦》视频，网友把自由民主宪政看成自己的中国梦，也遭删除。 将普世价值归入西方价值，并加以对立，又屏蔽了媒体与民间的民主宪政梦，习近平今天提出“中国梦”，能够装进去的也只有民族主义。将中国梦统一为党国复兴梦，继政治经济文化之后，梦想也被党垄断。 习近平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句话是“蛋糕论”的翻版，即只有大家一心做大蛋糕，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到更多的蛋糕。不过，人们会问，蛋糕做大做成之后，依据什么原则来分蛋糕呢？三十年来，中国穷尽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把中国这块蛋糕做成世界第二，但整个社会财富，集中在不到人口百分之三的权贵手中。 就是马克思也不认同这个逻辑。马克思曾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逻辑是，每一个人好，国家民族才会好，所以当政者应该通过宪政，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平幸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帮助人民实现梦想，而不是将人民视为国家实现梦想的工具。 大清不改变君主专制，败于日本。日本不放弃军国主义，最终战败。缺少民主宪政的“中国梦”，既无法承续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努力，也无法在现实中凝聚支持中国政治进步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孩子们大脑中安置“中国梦”，不如为中国人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至于把领导人的讲话当成重大的教育内容强力推行，更是不可取的。

北京 黑石集团创始人 施瓦茨曼在清华大学设立3亿美元奖学金 成为本周西方媒体头条。他个人出资1亿美金，每年将资助20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主要为美国学生。 Michael Lionstar 中国作家余华 这个世界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单笔捐赠之一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只是一些财经报纸和网络财经频道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篇幅不长。代表民间声音的微博对此也是不太关心，在数量不多的微博里，有人赞扬施瓦茨曼，也有人质疑他。质疑者提到，2012年末黑石集团收购上海一个集5A甲级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于一体的综合体项目，所以施瓦茨曼的慷慨是为了让黑石集团在中国挣到更多的钱。因为1911年在美国人帮助下创办的清华大学，是中国产生高官最多的大学，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锦涛，还有朱镕基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但关于施瓦茨曼捐赠，还有人发出骄傲的声音：“我们教育他们。”这是一个双关语。 第一层意思是角色互换。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和欧洲国家，现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来到中国，学习我们的语言、文化和经济。 第二层意思是教育西方的商人，要想在中国挣钱，必须学会服从政府和讨好政府里的官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政府采购团赴美国和欧洲采购大宗商品时，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在签署协议之后，只是打开香槟庆祝一下就完事了。这让中国的政府官员十分不满，花了这么多钱买你们的产品，连一个丰盛的晚宴也没有。没过几年，美国和欧洲的商人们就明白了，要想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中国去，首先要让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吃好玩好。 前不久，我们的政府出于不会说明的原因，发起了对苹果公司的围剿。这次围剿是从今年3月15日的CCTV打假晚会开始的。韩国的三星公司在中国的质量问题不少，可是他们在3月15日的打假晚会上投入巨额广告费，还有其他曾经被CCTV曝光过有质量问题的公司也给打假晚会投入广告费，所以他们都逃过了一劫。苹果却没有给打假晚会投入广告费。打假晚会后的半个月里，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百多篇抨击苹果售后服务的文章。 可是在微博上大量民间的声音支持苹果，网民们不满政府对自己国有公司那么多的质量问题不去追究，却去抓住一个iPhone4的后盖说个没完没了。 这次事件有点像三年前的谷歌事件，当时施密特选择了强硬的立场，拒绝在中国大陆自我审查，将用户定向到谷歌中国香港网站。相反，蒂姆·库克却选择了合作的姿态，不同寻常地做出 正式道歉 。 清代的《笑林广记》里有一个笑话：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要过城门，举起来竖着过不去，端起来横着也过不去，一位老者指导他，只要将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过去。 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西方的商人们要想在中国挣钱，必须服从我们政府的指令。即使指令不合常理，也要服从。三年前施密特拒绝将竹竿折断成两截，他想提着竹竿过城门，结果发现城门关闭了。 昨天有人问我，如果强硬的乔布斯在世，苹果会向中国政府低头吗？我说这个假设性问题没有意义，我的兴趣是想问问施密特，现在是否后悔当初没有将竹竿折断成两截？

很多观察者都对中国的对朝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嘲讽，但有必要在“诉求”和“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作出区分。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战略诉求一直都很清晰，而且这些诉求也一直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首先，中国对朝政策是自身地缘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无论决策者们是把朝鲜看成盟友、战略缓冲还是“麻烦制造者”，他们都对美国在自己家门口的力量存在感到不舒服，都不希望美国借朝鲜问题提升自己在东亚的影响力。其二，对朝政策也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邓小平外交原则的一部分，即维持区域稳定，防止国际上出乱子打破国内经济发展的主题。 在这样的总体诉求下，对于朝鲜这一所谓“传统盟友”，最自然的选项当然会是柔性的。更何况在朝核问题于1988年第一次成为国际事件的时候，当时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金日成之间长期且通畅的个人关系也自然而然使得柔性对朝态度是可行的。 但问题是，当柔性政策被证明失败之后，中国却一直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调整。而现在，这种诉求与方法的跑偏已经成为越套越紧的悖论。 首先，柔性政策早就为朝鲜所用，成为其持续发展核计划的供血泵和保护伞。现在回看此前数次朝核危机，平壤几乎一直在演同一个剧本：闷头发展核计划，出其不意或者是我行我素地进行核试验或者发射试验，当国际社会要进行制裁的时候总能获得中国的“呵护”，经济吃紧之后会有最高领袖秘密或者不秘密的访华。然后这个怪圈周而复始。 这使得中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替朝鲜背负国际上的指责，而且作为地区性大国，也无法展示出应有的责任感。在中国国际声誉愈加下滑的今天，这更成了一个负面因素。更重要的是，柔性政策甚至没能赢得来自朝鲜的一丝感谢或者配合，反倒是中朝关系不断降温。比如2006年，朝鲜进行核试验，国际社会纷纷责问中国为何不提前进行预警，但事实上平壤仅仅提前了20分钟通知北京。2009年10月温家宝出访朝鲜庆祝中朝建交60周年，而朝鲜的朝中社发出来的图片中，金正日几乎没有一张微笑，这在深谙图片宣传学的中朝两国来说，背后的含义也不难理解。 更大的悖论在于，柔性政策所带来的客观后果，已经完全背离中国的政策诉求。今年二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他将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以应对朝鲜的威胁。而在去年冬天的竞选中，他还承诺要重新解读日本和平宪法，以便军方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三月，面对朝鲜不断升级的威胁言论，美国史无前例地派遣了两架B-2隐形轰炸机飞赴朝鲜半岛进行力量展示。四月，韩国政府要求美国允许韩国自行生产核燃料，而美国媒体称这将使韩国获得核武器的关键性技术。 这对那些“反遏制论”者和“战略缓冲论”者们来说，简直就是尴尬的讽刺。在朝鲜几次三番血洗首尔东京华盛顿的表态之后，它不仅没能帮中国“拒敌于国门之外”，反倒是为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强化提供了最好的动力。此外，它也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存在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不难想象，在当下这种状况下，如果美国今天撤出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日本、韩国明天就会迅速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来回应朝鲜的威胁。那个时候东北亚将会成为核武国家最密集的地区——所有五个国家，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包括中国自己，将都是核国家。且这些国家之间都有着理不清、剪不断的恩恩怨怨，这对于中国又是好是坏呢？ 还有一种对中国保持对朝柔性政策的解读是中国的影响力。外界常常猜测中国其实对朝鲜并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中国也时不时透露出自己“斡旋到最后一分钟”的无奈，但这怎么听都像是个假命题。中国是朝鲜最主要的献血者和保护者，而朝鲜又几乎无法实现基本的经济自立，在这种情况下，说中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难以服众，恐怕关键还是中国的决策者们还没有想清楚要不要“玩真的”。十几年间，中国除了偶尔的字面抨击外，外界所知的最实质性的压力，就是配合（或者说默认）了国际社会对朝鲜一些资金链的查封，并在2003年掐断了对朝鲜的石油供应长达三天。而这些，显然并不能被看成是对中国约束力的真正测试。 现在中国决策者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柔软的对朝政策还要维系多久，以及还能维系多久。从朝鲜方面来看，十几年下来，朝鲜的核能力已经从“有没有”变成了“有多少”和“能投射多远”。《华尔街日报》在对比了朝鲜和伊朗的核能力之后发现，在“制造核弹头”、“进行爆破试验”等六项核武能力指标中，朝鲜具备全部六项，而伊朗只有两项。年轻的金正恩大将并没有展示出任何改变其父核政策的迹象，反而在言辞和实际举措上更加冒险。从中国方面，六方会谈、经济援助、经济改革劝说、国际政治上的奥援等柔性政策如果不是破产，也基本上支离破碎了。反倒是在国际社会面前，频频遭受朝鲜的公开羞辱。 也许新的中国领导人会寻求一些改变，比如国内门户网站上关于朝鲜的新闻大多开放了评论，央视主持人也可以不无愤慨地说“朝鲜一手捧起了粮食，一手按下了核按钮”；但另一方面 ，《学习时报》副编审 邓聿文 也因为发表对朝强硬言论而被撤职。这说明新的领导人或许还在考量拿捏，虽然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但时间肯定不站在中国这一边。

致编辑： 此信是对《 在美国学习中国 》一文的回应。 拖着大包小包凌晨三点走出北京西站时，我有些担心，同时更为兴奋：毕业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终于要以自己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了！ 我和作者年龄相仿，研究生学得国际关系，了解的是西方知识体系，也曾在《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实习过。学习实习期间，我同样感到自己的思想体系被打破，又被重建，经历了数次顿悟后，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 我曾饶有兴致地早晨四点起床去看房屋强拆现场；金正日去世时，跑到街上采访老中青三代对这件事的看法，试图一窥毛时代留给中国社会的印迹；乌坎事件爆发后，我的学校召开讨论会，从中国农村的治理到政治改革，再到民主转型，年轻人各个慷慨激昂，一副要救中国于水火的样子； 为了更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和所有人聊天，聆听他们的观点和认知，把这当做我认识社会的体验。我渐渐地觉得自己成了个局外人，兴致勃勃地旁观着发生的一切，享受起那种似乎站在中国社会的高处，指指点点，云山雾罩的感觉。 然而，毕业后的种种体验改变了我的心境。 白天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北京的地铁里，没有立足的空间；晚上在寒风中打车，屡遭拒载；电视里的新闻，不是体制内的赞歌，就是体制外的窥探；我感觉北京高楼林立，一切的繁华与我无关。 当这些生活现实成为常态，我觉得自己渐渐失去了学生时代那份观察中国的潇洒。当我置身于这个复杂的世界，被大量的信息包裹、被各种问题和矛盾缠绕，我感到疲劳，觉得从前那些在象牙塔里对中国社会的“指点江山”实在是虚无。 而让我更深切地意识到，当面对社会现实，“站在高处、指点江山”是多么无力的一件事是——我带姥姥在同仁医院走一遭的看病经历。 我走进医院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满为患。门诊楼像是一个快要决堤的湖，门口是被冲破的口子，水溢出来，把很多人冲到走廊上；门诊楼里则更是人山人海，等待挂号、检查、交费的人排着长长的队。行走在这擦肩接踵的人群里，我拉着姥姥一会儿靠着蛮力向前挤，一会儿侧着身子，见缝插针地蜿蜒前行；周围非常嘈杂，人们用各种方言大声交谈，确切地说是吵架：患者因为排队互不相让，医生高声维持秩序，患者因不满而到处埋怨。 不仅看病难，当初挂号更难。 我先后通过网络、电话、自己排号、向票贩子打听等多种方法试图挂到一个专家号，都以失败告终。最终还是找了拐弯抹角的关系，挂上了一个300块的“特需号”。 在排队、争吵中，我不断思考：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医疗制度到底有哪些体制上的问题？然而，一边思考我却又十分疲惫，这听上去关乎“医疗体制改革”的宏大叙述，终于在我的认知里：从抽象变为具象，开始层层分解。 这赤裸裸的社会现实还在发酵。  工体周边夜夜笙歌，转角不远的天桥上却是和衣而睡的乞讨者；凌晨的三里屯酒吧里，群魔乱舞，室外卖气球的老大爷不安地推销气球；还有送快递的人被随意训斥，超市里的收银员身体蜷成虾米；夜阑人静的小区里，操着四川话的老两口，摆弄垃圾旁的破家具，嘀咕着：好着呢，修修还能用。 而且这种状况似乎没有解决的出口。无法指望的政府，冷冰冰的社会，无能为力的我，连自己都管不过来，还有精力关心弱势群体，还有能量关切国家的前途吗？ 我的其他朋友和我有着惊人相似的忧愁。他们开始走入社会，也发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同时被传统的社会期待——找对象、结婚、买车、买房等压力牢牢控制。 我们一起聊天， 要么集体陷入悲观情绪，要么就谈论如何在社会中立足，或是互相劝慰：“现实点吧！要么适应，要么拉倒。 ” 其实，我的这些年轻朋友，不是没有理想和追求。他们正直、善良、努力。而我们所处的中国社会像一个由不同车厢组成的火车一样，卯足了劲向前冲，不管是否超载，是否前方是一道断崖。年轻的我们上了车，就要忙着放行李，找座位，跟人抢卫生间。说起理想，还是先要挤到头等车厢，找个宽敞的位子再说吧。我们的生活就像每天在挤火车，20多岁的青春活力，被一点点消磨，这事能赖我们吗？ 北京像一个放大镜，很多问题和矛盾都在这里被凸显。白天的时候，它很吵、很乱， 不轻易施舍笑脸。唯有到了晚上，车水马龙退去，这个城市渐渐显露出它人性的一面。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在人行道上，打打闹闹，他们肆无忌惮地说着家乡话，笑声爽朗。那时的北京才是鲜活的。 如果说以远观的角度看中国，它的确像一件艺术品。近看它却像一个大漩涡，慢慢地将我吞噬。当赤裸的社会现实落在我年轻的肩膀上时，当初那份迫切的评点中国热会的一腔热忱，不知该何去何从……

北京的很多胡同和古建筑正在面临拆除的命运。 北京——我住的院子位于老北京的中心区域，能看到几百年来一直帮助百姓计时的鼓楼。 如今，鼓楼每天仍然会为游客敲鼓。但在过去几周里，在与鼓楼毗邻的那个广场，却有另一种声音隆隆作响，大锤正在砸倒周围的建筑。 多年以来，政府一直在提议把鼓楼和临近的钟楼附近的建筑夷平。2010年，当地媒体报道，除了钟楼和鼓楼之外，周边区域的建筑都会被拆除，包括蜿蜒的胡同和破旧的四合院，从而腾出空间建设 全新的“北京时间文化城”和地下商场 。 这最后并未成为现实。然而在2012年底，政府张贴出了新的通知，要求当地的商户和居民在2月24日前搬离。我的家距离广场隔了一条胡同，因而幸免于难，然而按计划，数十座院落将被拆毁。许多住户已经离开了，留下来的则要求得到更多的补偿。 政府最新的计划是，将广场恢复到本来的样貌，就像18世纪的清朝地图里绘制的那样。这块区域现在芜杂地排列着各个时期的建筑，一些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许多建筑则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更大的可能性是，政府的这一举动是出于商业目的。鼓楼所在的区域是黄金地段，位于中国首都的核心地带。在居民离开后，官方就能收回土地，通过出售或批租获取巨大的收益。官方也希望产生更多的旅游业收入。通过拓宽广场周边狭窄的道路，开发商还能增加车流量，尤其是旅游巴士。 我的一些邻居对此表示出了乐见其成的态度。他们说，这片房屋破落的杂院也该拆除了。有时，一座院落里要挤下九户人，而且有的房屋没有供暖或下水管道。对他们来说，保存历史遗迹是一件奢侈的事，政府给予的拆迁补偿也很诱人，每平方英尺660美元，政府还在市郊提供一套公寓。 但在刘进民（音译）看来并非如此。他年近花甲，是一位退休的武术运动员。他就出生在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现在住在另一条能看到钟楼的胡同里，其景观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里，他为旅游团提供午餐。为了让他搬走，政府给出的条件是乘坐公交车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的，四环外的高层公寓。那里离岳父常去的医院、儿子们就读的体校、门外他和朋友们聚起来打麻将的地方都很远。 刘进民认为，毁掉胡同，就意味着毁掉老北京生活的肌理。几周前他对我说，“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普通人离开了，和他们并存的文化也就离开了。”刘进民哪儿也不去，他说他曾因为抗议拆除自己居住的上一处院落，坐过两个月牢。旧院子最后还是被拆掉了。 过去几周，推土机已经开始在鼓楼区域大举开动。在最近一个周三的下午，我发现我最喜欢的咖啡馆上了锁，店里已经搬空。水果店成了一堆砖块，附近，五名警察正在逐户敲门，他们从昏暗的窗户向内张望，试图诱骗还没有离开的逐户搬走。 鼓楼一带的确颓圮，部分原因在于推土机的威胁一直不断，住户和店主没有太多动力投资维护。但在附近，拆迁的威胁没有那么紧迫的其他胡同里，有个性的咖啡馆开业了，此外还有鸡尾酒吧、餐馆和精品酒店。这个区域正在变得越来越上档次，不过这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提高房租、挤走本地住户。这些变化是零敲碎打地发生的，因而这块区域仍然保留着自身的魅力，吸引着游客。 这种方式比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展好多了，众多复制的历史街道像迪士尼乐园(Disneyland)一样。前门大街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购物区，被拆毁后于2008年重新开放。如今的前门大街上充斥着仿造的晚清风格门脸，还有一棵人工的树和一辆仿造的有轨电车。前不久，鼓楼前那条路上的胡同都被拆了，经过重建后，进驻了包括肯德基和咖世家(Costa Coffee)在内的一些店铺。 尽管这座城市在保护那些最富盛名的地标性建筑时还算谨慎，比如鼓楼和故宫，但它却不把胡同里的无序生活看做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迎合国内游客，就意味着要加大力度修建熠熠生辉的假建筑，而不是维护原汁原味的破旧建筑。 天安门附近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区，叫大栅栏。在这里，市政府正在对促进开发的其他办法进行实验。而在鼓楼，正如在老北京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为时已晚。北京有3000条胡同，其中的三分之二都已经被拆毁了。然而，如果政府采取得当的政策，情况本会有所不同。

墨西哥蒙特雷 在印度，人们会问你关于中国的问题；在中国，人们会问你关于印度的问题：哪个国家将在21世纪会成为更具统治地位的经济体？我现在找到答案了——墨西哥。 Adriana Zehbrauska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汽车、航空航天和家用产品等制造业领域，墨西哥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GE就在克雷塔罗设有办公室。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弗里德曼 你说这不可能？嗯，的确，仅有1.1亿人口的墨西哥永远不可能在总体经济影响力上匹敌中国或印度。但我在参观了蒙特雷的工业/创新中心之后学到了一些东西。你所读到的关于墨西哥的一切都是对的：贩毒集团、犯罪集团、政府的腐败和脆弱的法治都在阻碍这个国家的发展。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儿。实际情况是，今天的墨西哥，看上去更像电影《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和《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的疯狂混合体。 墨西哥已在变。似乎墨西哥人潜意识地决定，国内与毒品相关的暴力事件，是他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也应该予以打击，但不应该再用来定义这个国家了。墨西哥已经签署了44项自由贸易协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称，这是中国的两倍多，是巴西的四倍。墨西哥还大大地增加了毕业于其学校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数量。把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该国发现的大量廉价天然气）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工资水平和运输成本相比较，就会并不令人惊奇地发现，墨西哥现在正把制造业市场份额从亚洲夺回，并在汽车、航空航天和家居用品领域吸引到比以前更多的全球投资。 《金融时报》2012年9月19日的报道称，“如今，墨西哥工业产品的出口量，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量总和还多。例如，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把墨西哥作为生产基地，供应一部分销往中国市场的菲亚特(Fiat)500型汽车。”然而蒙特雷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从年轻一代墨西哥人（该国50%的人口年龄在29岁以下）中涌现出的技术创业企业的数量，这得益于廉价、开源码的创新工具，以及云计算。 “墨西哥没有让自己经历的那场危机白白浪费掉，”公民参与中心(Center for Citizen Integration)的主任帕特里克·凯恩·桑布拉诺(Patrick Kane Zambrano)说，他指的危机是，墨西哥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输给了中国，所以它们除了提高生产力以外别无选择。桑布拉诺的网站就体现了这里的年轻人利用技术从事社会行动创新和模拟的热情。该中心将民众发布在Twitter上的讯息汇集到一起，这些讯息包罗万象，有关于坏掉的路灯的，也有关于“危急情况”的，中心还实时地将它们标注在一款蒙特雷地图手机应用程序上，提醒民众避开哪些街道，通知警方哪儿发生了枪击事件，并以多少天或多少小时来计算警方解决问题的速度。 “中心通过施加压力来推动变革，”该中心的负责人贝尔纳多·比沙拉(Bernardo Bichara)告诉我说，“一旦一个公民感到自己并非无能为力，他就渴望能实现更多变革……首先，网络将商业民主化，然后又将媒体民主化，现在正在将民主本身民主化。” 如果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寻求新的议程，他也许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同墨西哥建立更密切的一体化关系上，而不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阿富汗或叙利亚问题上白费力气。让墨西哥与美国的制造业以及创新能力更好地一体化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它会让美国公司获得更多利润，更有竞争力，从而能够在国内国外进一步发展，同时，它也会给墨西哥人一个留在国内并减少暴力的理由。我们每天和墨西哥有价值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的贸易，而我们在阿富汗每天却要花三亿美元。这不明智。 我们需要更微妙地看待墨西哥。当我在参观蒙特雷理工学院（Monterrey Tech，被称为墨西哥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农业生物技术中心时，该中心的负责人、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美国科学家盖伊·卡迪诺(Guy Cardineau)告诉我，在2011年，“我的女婿从阿富汗服役回国，我们谈论起他来墨西哥度圣诞节的事。但他告诉我，美国军方说他不能来，因为国务院发布了去墨西哥旅游的警告。我认为这相当讽刺。” 尤其具有讽刺的是，美国公司的确正在此地迅猛发展，这就是墨西哥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9%的原因之一，也是蒙特雷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在去年创下历史新高的原因之一。 “20年前，大多数墨西哥公司还不是全球性的公司，”Softtek公司（墨西哥主要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之一）的总裁兼创始人布兰卡·特雷维诺(Blanca Treviño)解释道。这些墨西哥公司把重点集中在国内市场和为美国提供廉价劳动力上。“如今，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得不参与到全球竞争中”，这就意味着“要提高效率。我们在中国无锡拥有一个（软件）研发中心，但如今，我们在位于阿瓜斯卡连特斯市的研发中心从事同样的业务会比在无锡中心更高效。” 墨西哥依然存在大量尚待解决的政府执政问题，但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15年的政治瘫痪之后，墨西哥的三大政党在新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的领导下刚刚签署了一个“大妥协”，也被称为“墨西哥协定”，共同打击阻碍墨西哥发展的能源、电信和教育垄断。如果他们成功了，也许墨西哥能教给我们一些关于民主的真知。公民参与中心的比沙拉说，墨西哥人最近开始对美国产生疑问。“我们过去总觉得我们的政党应该像美国政党那样——我们现在不这样想了。我们过去总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像美国政府那样——我们现在也不这样想了。”

Clarissa Sebag-Montefiore 中国政府对青藏高原地区的投资带来了好坏参半的结果。 中国刚察——下午1点，一家藏式小餐馆内，四名中年男子围在放满了啤酒的矮桌旁。随着下午慢慢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们，这些人镶着金牙，在厚厚的羊皮袍子下穿着牛仔裤。他们对我说，他们是被重新安置的牧民，但是却没有牛羊，除了喝酒之外，他们几乎无事可做。 媒体对西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以 自焚来抗议 中国政府治下的政治和宗教压制的那些藏人身上。然而，在青海省这个尘土飞扬的小城，以及青藏高原上其他类似的地方，最普遍的问题是牧民群体的迁居。这种现象的起因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快速开发进程。 对大多数牧民来说，在中国共产党于20年前开始迅速加大在当地的投资以前，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数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太大变化。中国政府自诩明白怎样做对藏人最好，因此在这些地区开始了一项“文明使命”，带来了显然好坏参半的结果。 一方面，连达赖喇嘛(Dalai Lama)都说，藏人应该对中国政府的投资心怀感激：公路、基础设施、卫生保健和学校。本月早些时候我造访刚察时，见到了一家新建的大医院，当地的学校里还有维护良好的体育场。住宅开发项目明快的淡黄色，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大街后面的山坡上。 但是，中国政府也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各地藏人的自由，使得达赖喇嘛将这种做法谴责为“文化灭绝”。他们关闭了藏语学校。寺庙里经常有警察巡逻，还被强制进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去年，中国政府 分发了100多万 张共产党领导人的肖像和中国国旗，供西藏自治区的寺院、学校和农户悬挂。而藏人自己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却遭到禁止。 中国政府还下令私人牧场建立围墙，并重新安置人口（往往被强制执行），这损害了藏区牧民声称对土地拥有的权利。自20世纪90年代运动开始以来（过去10年出现加速），西藏自治区和中国西部的藏族聚居区，共有100多万名藏族牧民被重新安置。据官方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 报道 ，从2009年到2012年，政府为让青海的藏族牧民定居，投资了5.5亿美元（约合34.6亿元人民币）。 牧民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生活方式，换来了每年的少许补助。他们经常被重新安置在镇上的小区里，就像我看到的那些彩色的房子，在这里当地官员可以更容易地监视他们的活动。一名年轻的藏族人告诉我，“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把房子当成监狱。牧民群体已经消失了。” 剩下的人们已经被变成了社会的最底层。很多年龄较老的藏族牧民都是文盲，一旦花完了补助，除了偶尔能干一些建筑活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赖以为生。不会讲汉语的人抱怨说受到了歧视；他们称汉族的商店主不让他们碰农产品。 一个聪明的年轻教师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他梦想着到省会西宁去，那里离这里坐大巴只需三个多小时。但是由于他汉语不流利，那个城市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现在只能呆在自己家乡的小镇里。 少部分人比较幸运。我的向导今年30岁，是一个聪明谦逊的人。他生长在青藏高原上一个半游牧家庭。他享有了父母所欠缺的受教育机会，英语和汉语都讲得不错。在我们的行程中，他穿着昂贵的耐克(Nike)外套，用的是iPhone 5手机。他在大城市成都有一份工作，每月的收入有1300美元，对未来似乎充满热情。 他的老家在一个大草原上，那里散落着一些漂亮的过冬的小屋，草原上牦牛在慢慢吃草。我们来到他的老家时，他向亲人和朋友赠送了藏历新年的礼物。亲友对他的好运感到兴奋，然而他们的喜悦也掺杂着些许失落：这个年轻人离开了家乡的村子，他的成功也标志着牧民群体的消逝。 他说，“一上学真的就很难再回来当牧民了，现在我不可能再回去照看牲畜，太无聊了。”

Anthony Burrill 最近在与一名记者同行交谈时，我表示自己对一种无休止的言论感到恼怒，这种言论认为，对那些深受康涅狄格州纽敦令人发指的枪击案打击的人来说，相信上帝是唯一慰藉。肯定会有一些伤心的父母和我一样相信，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生命。无神论者无法从“死去的孩子们现在是天堂里的天使”这种想法中寻得安慰。“这就说明了无神论的局限，”同事回答道，“什么都不信，结果在人们承受苦难时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人们广泛认为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积极的东西，这种误解正是为什么占总人口约20%的世俗美国人没能发挥与人数相当的公共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缺乏世俗社区组织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阻止我们的最强大力量，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既理性又饱含激情地去发言，尤其是在发生震惊全国的大事、群情激动之时。这使无神论者难以抹去“缺乏人性的智能机器人”形象。 世俗人士担心自己貌似在劝诱别人改变宗教信仰。在大学演讲时，过去我总是避免把自己扯进去，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然而经过多年，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这种不自信的态度强化了人们对无神论者的误解，以为无神论者的信念与人生现实脱节。绝对有必要展示，无论是在战场上的散兵坑里，还是在人类受苦和死去的其它任何场合，确确实实都会有无神论者。 现在，当学生们问我是如何开始信仰无神论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这可以追溯到我在7岁时首次遭遇小儿麻痹症疫情的经历。那是在1952年，一个9岁的朋友患了小儿麻痹症，只能依靠铁肺来维持生命。去医院探望他之后，我问母亲，“为什么上帝要对一个小男孩如此残忍呢？”她叹了口气，似乎流露出她也并非很有把握，然后说，“我不知道。神父会说，上帝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但我不知道这些原因会是什么。” 仅在两年后的1954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疫苗就开始了根除小儿麻痹症的进程，我母亲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也许是上帝指引了他的研究。我记得我回答道，“嗯，上帝早就应该指引医生们了，这样阿尔(Al)就不用躺进铁肺了。”（他在八年后过世，那时我已成了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 当我第一次在教室里给学生们讲述这个故事时，让我深感欣慰的是，一名学生说，他看到一个严重残疾的同胞手足受尽苦难，因而对宗教产生怀疑，但是他从来没能与“一根筋”虔诚信教的父母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一名无神论者能做的最积极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怀疑者提供倾听的耳朵，即便这名怀疑者仍是宗教信徒。 尤其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管悲剧是发生在个人还是众人身上，我都会强烈地想起无神论的意义。当我试图帮助一个被阿尔茨海默症渐渐夺走记忆与生活能力的家人，当我看到致命的暴风雨过后无家可归的人瑟瑟发抖，当新闻媒体让我看到失去孩子的父母那种惨不忍睹的悲伤，我不必像所有有信仰的人那样，质问为什么全能而完美的上帝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挣脱所谓的神义论问题的桎梏，是一种积极的祝福，而不是对信仰的否定。对于上帝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威力来阻止滥杀无辜行为这个问题，西方一神论提供的答案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而历史上有很多人（其中一些人被当做异教徒杀害）并未就此放过上帝。 无神论者可以自由地关注这个世界的命运（无论这意味着去医院探望朋友，还是呼吁施行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法），而不是试图向从未现形的来世主宰解释对错。无神论者并不想阻止信徒们从宗教信仰得到安慰。但我们确实希望人们尊重我们深信不疑的理念，即正是因为没有来世，我们在今世的行为才具备更大（而非更小）的道德意义。 当今的无神论者不妨效仿19世纪美国一些伟大的自由思想家，这些人坚持认为，理智与情感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1899年逝世的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是他那一代最著名的演讲家之一，他体现了激情与理智的结合。英格索尔被称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The Great Agnostic)，他认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并无区别，因为人们不可能“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他利用自己的世俗讲坛来宣扬一些社会事业，包括公正对待非裔美国人、保障妇女权利、实施监狱改革以及消除虐待动物现象等。 他还经常在葬礼上发表世俗悼词及提供慰问，明显把这当作一项重要使命。1882年，他在友人孩子的坟墓旁宣称：“站在这座小小坟墓周围的心碎的人，你们不必害怕。在这一切和未来无论什么事当中，更宏大更高贵的信念告诉我们，死亡，即便是最可怕的死亡，都只是完美的安息……逝者不再受苦。” 如今的世俗论者要做的，不只是发起防御性的宣传，称自己“没有上帝也能从善”。无神论者必须正大光明地站起来，而不是把自己称作自由思想者、不可知论者、世俗人道主义者，或称自己“关注心灵，但不信教”。最后那种表述源自心理学行话，其含义很宽泛，讲这话的人可能是担心遭到社会否定的无神论者，也可能是一个观望者，既希望享受信仰的理论效益（包括对永生的希望），又不想受制于信教的义务。无神论者也可能是世俗人道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我承认自己是所有三者），但是对无神论者身份的回避，把我们逼进了一个柜子，使我们在悲剧发生时要么消失，要么被推到幕后。 为了承担起人类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发生在街上和学校的暴力行为），我们必须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大声倡言。我们必须展示出，无神论既建立在逻辑思维能力上，也建立在人类感同身受的能力上。虽然无神论不是一种宗教，但我们也需要以社区为基础的外展项目，这样对于街坊邻居来说，我们的活动人士就像神职人员一样能够被辨识出来。 最后，我们需要像英格索尔那样出现在墓地，力所能及地为人们提供慰藉。 奥巴马总统12月16日在纽敦举行的多宗教祈祷守夜活动中发表演讲称，“世界上的各个宗教——其中很多今天都出现在了这里——都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是什么为我们的生命赋予了意义？”他原本很容易对上述说法稍作修改，变成“世界上的各个宗教和世俗哲学流派”。他原本可以说：“痛苦是我们的，我们所爱的人却不用再承受苦难，不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都希望你能从这个事实获得安慰”。 在现场乃至全国的观众当中，有些哀悼者原本能够因为有人肯定人生富有意义而获得慰藉——即便这些哀悼者并不认为死亡是通向另一次生命的大门，而“只是完美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