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评论

Itsuo Inouye/Associated Press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访问了北京，恰逢此时，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发表声明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争议之下的钓鱼岛。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凸显了以下几点：围绕着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中国正在努力平衡美国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以及一旦外交斡旋受阻于国防战略之时，可能引发的危险误解。 五角大楼内部把支撑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政策的军事战略称为“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它依赖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来克服潜在敌对力量设置的地雷、潜艇、反舰导弹和其他先进的技术手段，这些手段专为把美国排除在“禁区”之外而设计。 虽然海空一体战也适用于伊朗，但它却在亚太地区吸引了最多的关注。美国在该区域的盟友将其视为美国对中国愈发强烈的对抗活动的回应。另一方面，北京把它解读为一个清晰的信号，显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政策。 上周，在尖阁诸岛（钓鱼岛）危机爆发时，我正在北京和中国战略机构的不同成员会面。这些对话明确显示，北京把美国的海空一体战构想和“转向”亚洲的更广泛战略全都视为挑衅。同时，和他们进行的讨论表明，在和我会面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近几年，解放军自己的战略、或者北京强力的区域外交有时几近于好战，而这可能会引起邻国的警惕。 与此相反的是，许多中国官员表示，他们相信，只有在海外强硬地坚持中国的立场，中国才能赢得其他大国的尊重和合作。 就自身而言，美国官员煞费苦心地强调，海空一体战计划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设计这一战略，是为了维持必要的军事能力，以维护中东及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然而，私下里，这些官员承认，该计划明显是为应对台湾或者南海争端可能引发的冲突而制定的。 中美两方都认为自己的军事准备是防御性的，而对方的准备是出于抱有敌意的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毫不奇怪地发现，两方公开发表的努力打造和谐关系的宣言听起来空洞乏力，至少，两国彼此之间是这样看的。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预计，中国在2011年的军备开销达到了12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花在获取“反介入”能力上了。尽管军费数字夺人眼球，但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没有经过考验。中国军队最后一次经历大规模军事冲突，还是在1979年进兵越南失败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安全的主要担忧来自内部，这意味着军队的很大一部人员和资源被用于保卫国家的边界，以及支援维护治安的力量。此外，将中国军队有效地进行分治，以阻止其形成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而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也对军队能力有着不良影响。 美国人倾向于将美国军方视为有利于全球各国的国际秩序担保人，不论是在波斯湾维护稳定，保护那里的石油安全地流向欧洲和亚洲，还是提供一个安全覆盖，使得欧洲和亚洲国家得以搁置对抗，而专注于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 但也不难发现，美国如何看起来是对中国具有威胁性的，特别是当美国在防务上的花费是中国六倍，并且与亚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强的军事力量结成了正式联盟或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力量有着对全球的承诺，而专注于亚太地区的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尽管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有关“转向”的言论，在这一地区美国军队和海军陆战队实力也仅会恢复至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水平，美国并没有考虑新的长期部署计划，同时整个美国国防预算也将在未来10年内减少4870亿美元（约合3万亿人民币）。 我不建议美国收回海空一体战计划，或是撤回其面对反介入的威胁时，更为广泛的努力。美国的海外军事力量投放能力，对于保护民主统治，保持与重要贸易伙伴的通商，以及令美国的盟友们安心，都是很必要的。 然而，这个理念必须被嵌入一个更加广泛的政治策略中，同时应当意识到中国战略决策层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个策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则是必须与中国最高领导层、学者、战略家及下一代军事领导层成员保持广泛交往。 作为两国对话中的一部分，需要对美国军事现代化的原因，以及中国自己的军事能力和行为，进行经常、坦诚的对话，对话还应提及，长期维持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所能带来的益处。 相比之下，如果仅狭窄地关注于军事策略，将可能会助长相互猜疑，而这种猜疑可能会升级为代价高昂的敌对状态。这两个国家都必须记住，军事计划描述的是最糟糕的情况，用来应对风险的发生，而不是对理想结果的描述。

Yarek Waszul 洛杉矶 将在北京十八大上宣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班子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前任20多年前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以高速的经济增长换来社会稳定。 正如最近在中国北方一家富士康(Foxconn)工厂里发生的骚乱所表现出的，即便经济能够维持可观的增长速度，但单靠经济增长本身，并未能产生出那种对于确保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生活满意度。这一经验证明，满意的工作与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人民的幸福感至关重要。 从1990年起，随着中国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实际人均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了一番，然后又翻了一番。现在大多数家庭拥有至少一台彩色电视。在1990年以前罕见的冰箱和洗衣机，目前在城市里已经很常见了。 但是，我和同事进行了一项调查，对这些调查数据作出的分析中，却没有证据表明，普通中国人的幸福感比过去提高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低于1990年。而满意度降幅最大的，是那些处于财富金字塔最底层的三分之一人口。但即便对于顶层的三分之一人口，满意度的提升也相当有限。 我们的数据由五家调查机构采集，其中一家是中国研究机构，时间跨度是从1990年至2011年。调查集中在城镇地区，那里是经济增长集中地区。受访者被问及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他们的感受按照1到10的分级进行评价，10表示非常满意。 在这段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时期，他们的幸福感却出现下降，这的确令人吃惊。毕竟，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会自信地预测，物质生活水平翻了两番，应当会使他们感觉比过去幸福得多。 然而，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之后，我们发现，幸福感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呈现一个“U”形。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到2005年前后，呈下降趋势，到2010年有所恢复，达到了略低于1990年的水平。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期，幸福感却出现这样的“U”形趋势，应该做何解释呢？ 在自由市场改革启动之前，大多数中国城镇工薪阶层享受着所谓的“铁饭碗”，即永久的工作，以及由雇主提供的广泛的安全保障，其中包括食品补助、住房、医疗、儿童保障 、养老金，并为成年子女提供工作。在这段时期，尽管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但是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几乎与发达国家的人一样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向私有化转型，迅速打破了铁饭碗。效率低下、盈利能力低下的国有企业中，数以十万计的工人下岗。失去工作也意味着失去雇主提供的安全保障。越来越多农民工进城务工，却享受不到福利。仍然在岗的城市工薪阶层，对自己的就业岗位是否安全、福利是否能够持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担忧。城镇地区生活满意度出现显著下降。 尽管在21世纪最初几年，工人下岗显著减少，失业水平也开始下降，中国人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担忧却仍在持续。 对于就业安全的担忧，在民众对经济状况满意度的感受中得到了反映。2007年，收入水平最低的三分之一中国人中，只有27%表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这个数字与1990年的42%相比出现下降。收入水平最低的三分之一人口所反馈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下降，这反映了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的破碎，这些人当中自称健康状况良好或很好的比例下降到了44%，而1990年的数字为54%。 中国的转型与中欧及东欧国家的转型，在若干方面存在相似性。我们掌握的中东欧国家生活满意度数据，与中国相似。在几乎所有国家，生活满意度最初都出现下降，随后又回升到了略低于转型前的水平。与幸福感变化的U形走向相伴随的，是出现大规模失业、社会保障体系崩溃，以及随后一定程度的好转。 然而，数据的相似性到此为止。在欧洲，经济增长最初急剧下降，但之后出现反弹，紧跟生活满意度数据的变化。但在中国，经济产出和消费迅速扩张的同时，生活满意度却出现下降。这种差异显示出，只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就业安全和社会保障对人们的幸福感也十分关键。 我们能从中国的转型中学到些什么？当然不是说中国应当回到社会主义制度，回归那种粗放、低效的中央计划模式。但中国的市场转型，的确引发了普通中国人对一些事情的担忧，诸如能否找到并维持一份工作，能否获得平价、可靠的医疗服务，以及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政府近几年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和改善失业及退休福利，此外还改善了医疗保障体系。然而社会安全网仍然需要大幅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建设强有力社会安全网的需求在美国受到攻击的同时，世界上最热衷资本主义的国家，却无意间证明了，社会保障对民众幸福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