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标语

计划生育,曾经是中国为了控制人口的一项基本国策。该政策一直从1970年代初期持续到了2021年,不同时期的具体政策内容不同。该政策饱受舆论批评,被指责为违反人权、不起作用和人口数字造假导致政策执行时间过长等。在执行层面,因为过于残酷的“强制绝育”、“强制流产”和罚款下岗等处罚,备受国际和国内民众反感、批评。

1970年代初期,中国一改之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1979年,“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并在同年提出“一胎化”政策。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副总理陈慕华兼任首任国家计生委主任。

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上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1982年5月,钱信忠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开始“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强制上环政策,同年导致了大量孕妇被强制流畅,妇女被强制绝育。外界普遍认为,钱信忠的政策开启了“计划生育”最残酷的一面。第二年,钱信忠被免职。然而,之后钱信忠留下的“强制绝育”和“强制流产”的政策却一直在执行。

2015年10月,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过低,带来了一些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加速开展全面二胎,在中国大陆实行3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正式走入历史。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实施“三孩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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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商业:独生子女政策的悲惨后果——中国,诱拐大国

核心提示 : 男女比例失衡让中国近几年的女性及儿童的诱拐事件频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诱拐国 原文: 誘拐大国になった中国 一人っ子政策の悲惨な余波 来源:日经商业 地球危机系列 作者:石弘之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9日 译者:huamei 近年来,诱拐、贩卖人口的现象急剧增加,一方面,子女数量的减少导致结婚人群大幅缩小,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的增加也为儿童贩卖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与此同时,各大体育盛会的兴办也为以男性游客为目标的色情行业带来了更大的需求。尤其在中国,近几年来女性及儿童的诱拐事件频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诱拐国。 独生子女政策与婚龄女性数量不足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去年一年拐卖儿童案件裁决数为1,107件,与前年相比增加了11%。 中国公安部于去年4至5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诱拐活动,共查处案件306件,打掉72个人口诱拐团伙,救出214名被拐女性、196名被拐儿童。犯罪集团中有6人被判死刑,1,061人被处以5年以上刑罚。 人口贩卖的地下组织规模庞大,甚至不乏妇产科医生、护士等。组织内分工细密,“绑架”、“转移”、“贩卖”均有专人负责。除了杀害被拐儿童的父母,给孩子服用安眠药等手段外,也有组织将被拐儿童伪装成自己的孩子转移到外地。而从绑匪处花50元(1元约合13日元)就可买到一个孩子,再转手贩卖时卖价可达 1200元。 有的村落举村从事诱拐活动并以此为生。在某个由83人构成的小村庄中,被揭露出来的从事拐卖活动的就有45人。而一个自称河南省山东香华高级技术开发公司的骗子公司,竟在10年内诱拐了2,500人。 据公安部推断,一年当中被诱拐的女童、少女达数千乃至数万人,但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从事反诱拐领域的NGO(非政府组织)推测,一年间的实际数目为30~50万人。 发生在中国的诱拐事件几乎没有向被拐者家属索要赎金的案例,这是因为诱拐是以人口贩卖为目的。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男尊女卑的观念再加上悬殊的贫富差距,多重因素的影响成为了人口贩卖猖獗的温床。 中国政府从79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汉族夫妇原则上只准生一个孩子,违反这项规定将被处罚。截止到06年,中国成功地抑制了约4亿人口的增长,这是另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的成果。然而,高压的政策也诱生了其他社会矛盾和冲突,诱拐事件频发便是其中之一。 男女比例失衡与婚姻诈骗 由于一对妇夫只准生一个孩子,而更多的家庭想要男孩。尤其在农村,男人是家庭劳动力的支柱,女儿则被认为是一家的“累赘”,同时,男子继承家族血脉的传统观念也根深蒂固。虽然法律上禁止,但胎儿的性别判定还是成为了一个商业项目。通过超音波对胎儿的性别进行判定,很多人流手术只因怀的是女婴。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男女比例的平衡被打破。今年6月,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去年男女出生比率为,100(女):119.45(男)。其中,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100:192。正常的男女出生比率为100:103~107,由此可见,中国的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 20岁以下的男性比女性多3200万人。在农村,这个差距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在大多数女性都不愿意嫁到农村的情况下,男性都外出打工。20年之后将有3700万适婚女青年找不到对象。 与此同时,在出嫁女性数量不足这个背景下,婚姻诈骗的现象也急剧增加。据报道,在河南省,一个想结婚的27岁的小伙子娶了老婆,但却在婚后第10天发现新娘与3万8千块钱的彩礼一同消失了。调查发现,仅两个月时间,就有包含该男子在内的11人,因同样的失踪事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结婚难的现状,导致彩礼的数额也在节节攀升。80年代的时候,彩礼的数额还非常小,90年代,这个数字已上升到1500~3000元,到了02、03年彩礼的数额高涨至6000~1万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农村家庭几年的收入。也正因为如此,花钱买一个被拐来的媳妇要相对便宜得多。 诱拐案件大多针对年轻女性,因为男性花钱更愿意 “娶”一个年轻老婆为其传宗接代。价钱则从几千元到两万五千元不等。据报道,有人买老婆甚至曾花了4万块。 难以遗返的朝鲜女偷渡客 近来,外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成为了诱拐的新目标。因为这些从贫困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夫妇,大多都有几个孩子。一亿五千万的农民工大军,生存得不到任何保障,即便发生诱拐事件,警察多半也不会全力侦察处理,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国内对诱拐案件的大规模打击以及更加严密的戒备,使得犯罪集团又将目光转向海外,海外女童、女性被拐案件渐呈高发趋势。据AFP通信社报道,很多从朝鲜偷渡到中国的年轻女性被卖到了农村。 据朝鲜偷渡者援助组称,偷渡到中国的朝鲜男子,在被中国政府发现后多被强制送返回国。女性因其“经济价值”高,因此会受到特别庇护。目前,藏身于中国的朝鲜偷渡客中有八成是女性,而这其中有90%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中国的掮客,则通过向驻守边境的朝鲜士兵行贿的方式,帮助这些朝鲜女性偷渡到中国。贿赂的金额每人从500元到1,000元不等。“在中国可以挣到大钱”,一些偷渡到中国的朝鲜女性就是听信了掮客的这番话,才被卖到了农村,成了“中国媳妇”。这样一个朝鲜女性的贩卖价格通常为五千至一万元。 在这样的交易中,买方多为农村残疾患者或独身中老年男性。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家庭中有孩子是残疾人的话,父母往往会花钱买一个新娘以照顾孩子日后的生活。 此外,脱衣舞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也是一个贩卖渠道。被贩卖到这里的女性如果被某男性买家看中,他就会花钱从别人手中将其买过来,如此转买转卖,有的女性甚至被转卖达七八次之多。 跨境诱拐 与朝鲜相同,缅甸也成为了人口贩卖的“供给地”。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对缅甸女性的诱拐、贩卖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的规模。与中国南部的云南省接壤的缅甸,人贩子通过花言巧语从那里诱骗出女性,然后再把她们带到山东、安徽、湖北等缺少媳妇的农村贩卖。贩卖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水涨船高,从08年的一到三万元,跃升至最近的四五万元。 据云南省公安厅称,07年被诱拐后遣送回国的缅甸女性只有54人,08年为87人,09年则达到268人。然而这个数字仅仅是警方根据报告的失踪人口解救出来的人数,实际的被拐人数要远高于此。尤其在越南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被诱拐贩卖到中国来的女性数量急剧增加。 人口贩卖,英语是“Trafficking”,日本警视厅将其定义为人身交易。以强制劳动、性榨取、获取移植器官、儿童买卖、强制结婚等为目的交易,都被称其为人身交易,这种交易在跨境交易中为数不少。 联合国在49年颁布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公约》中明令禁止贩卖人口,直到96年在“反对儿童商业性榨取世界会议”等各种场合,这条规定被不断强化。可是在今天,各地贩卖人口的地下组织仍然存在。 特别是以儿童为目标的犯罪组织。由于少子化而导致的劳动力以及结婚对象不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农村家庭买进年幼的孩子以便于掌控。此外,在少子化现象不断加深致使家族制度分崩离析的时候,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以护理老年残疾人为借口的跨国婚姻交易也越来越引起注意。 另外,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人口贩卖也成为了最高效、便捷的赚钱手段之一。大型国际体育盛会的召开往往会吸引大批男性游客,不仅带动了色情产业的发展,更为拐卖女性提供了更强的动机。 目标:南非世界杯游客 据南非当地的NGO称,今年的南非世界杯吸引了来自美欧等地的4万名性工作者。这其中有很多是被拐女性,埃塞俄比亚等地少女被拐案件也有所增加。 德班作为世界杯会场之一,在今年5月,15名曾被监禁在小屋里的少女得到了警方的救助和保护——她们都是为提供性服务而被拐卖至此。德班和开普敦两个港口城市已经成为人口贩卖的基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份有关儿童卖淫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未满18岁儿童被诱拐,被迫从事卖淫活动,其中以发展中国家尤甚。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每年大概有6至10万的儿童被迫从事性交易活动。 不仅是菲律宾,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卖淫少女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据泰国政府调查,虽然总数不明,但国内的性工作者中有40%未满18岁,10%未满12岁。 在印度的约有120万名儿童被强迫从事卖淫活动(联邦警察局公布的数据),而这一数字,在斯里兰卡为4万(国际劳工组织),孟加拉国为3万(联合国儿童基金),越南为2万(NGO)(调查年份各异,数字为过去数年间的统计)。根据泰国的调查,买春客当中有三分之二是来自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地的游客。其中,单纯以买春为目的游客不在少数。 儿时无法接受完整的教育,以后很难找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这是与贫困息息相关的连锁反应。很多儿童因感染爱滋等性感染疾病而死去。在印度,器官交易引发的诱拐也越来越引起注意。 在中国,女性数量越来越少的现状将持续加深。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面对日趋高发的女性诱拐事件,将如何制止?这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沉重课题。 相关阅读: 经济学人:针对女孩的战争:性别杀戮 博客:中国来鸿:我的悲惨“相亲”经历 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调(2003数据) 本文标签: 文集 , 最新消息 , 看中国 日经 , 独生子女政策 , 男女比例失衡 , 诈骗 , 诱拐儿童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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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年中国城乡均可生二胎?

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发表公开信,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30周年之际,广东计划生育官员表示,2033年中国达到人口高峰后有望全面放开二胎。 中国媒体援引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的话说,在完成控制人口预期目标前提下,2033年中国人口达到16.5亿时,城乡居民可以生二胎。 在谈到广东的情况时,张枫认为作为远期目标,“十二五”(即2015年)后广东有望实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两胎的政策;到2030年,城乡居民有望都可以生二胎。 中国上海去年已经修改政策,准许夫妇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胎。张枫透露,广东有些地方也已经开始实行类似政策。 另据报道,中国五省在明年将试行夫妇双方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便可生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对人口政策作出“微调”。 备受争议 为了遏制人口增长,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发表公开信,实行包括流产在内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但是,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不少人口和社会问题,包括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男婴多于女婴。 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30周年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普遍发表文章和评论予以纪念。 新华社署名文章称,这封公开信“成为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史上的里程碑”,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过去30年来“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势头,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则说,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多的基本国情基本未变,人口素质有待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流动迁移规模大。 针对独生子女政策30周年,坚决反对堕胎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批评说,30年来,这是最违反人权的政策。 史密斯称,他接触过各种人权个案,但没有任何政策像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样对如此多的妇女和儿童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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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独生子女政策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要求取消一胎化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强 1980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从此以一胎化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全面推行。 30年后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政策是否应继续实施下去在中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980年的公开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正好是30年。 变化的呼声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迅速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改变,放开二胎生育的呼声日益增强。更有学者提出应该立即取消计划生育,使生育回归自由。 中国30年前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目的是为了减轻人口增加对就业,经济发展和资源造成的压力。1979年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就在一次报告中说:“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 不明智的一胎政策 中国社科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对BBC中文网说,虽然当时节制生育是必要的但一胎化是极不明智的一项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只考虑到了人口膨胀的风险,却没有考虑到人口限制过严违背自然规律,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的自然。一胎化造成了一种伦理残缺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环境在成长的一代独生子女许多人冷漠,自私,脆弱。 叶廷芳教授进一步表示,如果不采取当初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当然会比现在多但并非不可承受。他举例台湾和他的家乡浙江人口密度都很大,但经济发展都很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叶廷芳教授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非科学思维的产物,威胁中国人子孙后代的精神健全和健康,必须尽快废除。 计划生育应叫停?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学者,《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的看法则更为激烈。他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 易富贤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计划生育造成中国人口发展畸形,性别比例失调。他预测计划生育的恶果将在2012年全面爆发。到时候,劳动人口减少,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老年人口和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迅速上升。人口未富先老。光棍危机爆发,到2016年有近30%适婚年龄的男子将打光棍。这些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想而知。 此外,中国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享受巨大的“人口红利”。全世界现在都在享受中国人口红利的好处。但从2012年起,中国的总劳动力人口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走下坡路。 易富贤说,人口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不搞计划生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会自然下降。 易富贤主张彻底改变中国的人口政策,“加快”停止计划生育。不仅是废除一胎化,而且要完全生育自由。 循序渐进 中国社科院的叶廷芳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的彭希哲教授等学者并不主张易富贤这样激烈的政策调整。他们认为,从理论上,从人的自由选择权力考虑,应该放开自由生育。但从中国目前仍面临巨大人口压力和环境资源压力的现实考虑,这一目标只能逐步实现。他们认为中国应尽快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将人口政策调整到放开生两个孩子的阶段。即“二胎晚育”的人口政策。 中国政府目前在人口问题上面临两难局面。他们意识到随着中国社会迅速老年化,应该尽快放松30年来对人口的严格控制。但又担心一旦放松会出现出生率的强烈反弹。不过一些“微调”已经开始。有报道说,在黑龙江,吉林,浙江和江苏等地将试行夫妇双方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便可生第二个孩子。一切迹像都显示,在中国实行了30年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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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强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得失

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三十年。虽然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因此而大幅度下降,但中国各地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种种措施也遭到来自中国和海外人权组织的批评。就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作家高新和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讨论中国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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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深圳修改来港生子规定 考验一国两制

近年每年有数以万计中国妇女来香港产子,她们在港所生子女不算「超生」,但深圳建议修例,规定日后的深圳户籍居民在境外生育第二胎,且子女返回深圳居住的,视为违反生育规定,须要缴交十多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有香港学者指出,条例未知能否遏止中国内地妇女来港产子,但恐怕会对一国两制造成一定冲击。 由于中国实行每个家庭只许生育一个孩子,以及香港医疗条件较佳,近十年,中国内地妇女来港产子的人数逐年上升,但由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的生育条例不在港实施,亦没有处理在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返回内地后的情况,故此毋须按违反生育规定受罚,包括为数由数万至近三十万元人民币不等、按各地生活水平厘定的社会抚养费,来港产子「超生」成为一个灰色地带。根据港府数字,过去两年,每年来港产子的妇女都有三万多人,当中,逾七成会带子女返回内地抚养。 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上周公布《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指相当一部分深圳市户籍居民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到港澳等地生育第二,甚至是第三胎,有关子女虽然不在深圳入户,但在深圳生活,享受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险待遇等,故应纳入生育管理,并应缴交内地居民「超生」所须缴交的社会抚养费。 《条例》建议,深圳户籍居民在境外生育第二胎,且子女回深圳居住的,视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并由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按规定征收约为12万至16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 对于超生人员,《条例》亦规定,除不得录用、聘用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外;自接受当局处理后五年内,有关居民及其子女的户口不得迁入深圳,亦不能享受户籍居民的福利,包括享受廉租房及公共租赁住房等优惠政策。 不过,妻子为深圳户籍的萧先生向本台表示,有关规定并不合理,因为他的孩子在港出生后,已丧失深圳户籍,不能在深圳享受当地户籍所带来的福利,包括入学条件,跟内地人超生根本是不同的,不应增收社会抚养费。 除了公平性之外,条例对香港亦带来影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条例》未知能否减少内地妇女来港超生,因为这仍须视乎内地执法的严谨程度和打击贪污的力度。对香港来说,则是好坏参半。 在港出生的内地人士子女,一样可以享受香港永久居民福利,对香港福利是一种负担,而有近三成内地父母表示,会在子女二十一岁前,可能把他们带来香港居住,亦为香港教育形成不稳定性,郑宇硕指,《条例》可能对减少这些问题带来正面影响,不过,有关《条例》难免会对一向不受内地法规管制的「一国两制」方针造成冲击。 他指出,若深圳可以规限返回内地的超生子女,那末,香港的独立司法管辖区概念便会出现缺口,日后会否出现内地政府禁止中国内地人来港购买股票和楼宇的建议,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tags: 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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