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核心提示 　“您好，家里有人吗？我们来人口普查。”这样的话，在60岁的庄鹏老爷子嘴里每天要重复几十遍。但彬彬有礼的问话通常得不到回音儿，如果门里稍有动静就能让老爷子兴奋得抖擞精神。入户摸底普查，在庄老的眼中是个体力活儿，更是个斗智斗勇的脑力活儿，而且普查至今剩下的都是“攻坚战”。比如上周六一天，庄老先生和同组的张小梅敲了34家的大门，却只敲开了其中的4家。 ■答疑解惑 信息录入后销毁原件 美国的人口普查表有72年的保密期，72年后可以解密开放。我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是否也有保密期呢？市人普办负责人介绍说，我国并未规定保密期，这是因为所有包含个人信息的基层信息表在录入保存后会依法统一销毁，确保个人信息不会外泄。 “信息录入环节也不是由个人手工一个一个地敲，而是采用‘光电录入’的方式。”市人普办相关负责人向记者确认，普查记录表通过扫描仪扫描后，与扫描仪相连的数字识别系统即进行工作，将表格转换为数据库，届时，汇总表格中将不会出现“张三”、“李四”的姓名及个人信息，“最小的汇总单位是居委会。” ■政策解读 瞒报超生将从重处理 国家人普办、国家人口计生委等单位日前联合下发的《关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认真做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防止漏报瞒报的通知》中规定，对在本次人口普查登记过程中如实申报的政策外生育的人员，可按本省(区、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较低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生活困难的家庭可分期缴费。为了消除各级人员顾虑，通知要求，普查登记结果不作为对基层各级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各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绩效考评或奖惩兑现的依据，不得追究以往绩效考评成绩；对继续瞒报的，一经查实，依法从重处理。

百万老人因独生子女政策养老难 鄂现老人自杀屋 2010-08-27 22:52:41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北京) http://news.163.com/10/0827/22/6F4KUUME00014AEF.html 核心提示:多年来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以及现代化背景下空巢家庭的激增，传统的家庭赡养早已不堪重负。学者称，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有调查机构称，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自杀屋、自杀洞。 环球网8月27日报道  一位92岁的老人瘫坐在月坛街道敬老院宽大走廊的一张轮椅上。他嚷嚷着想站起来，旁边的护工随即用力把他架起，只让他的脚粘粘地，之后又松手让老人摊坐下去。 老先生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加之重度老年痴呆，终日需要护工照料。“如果不送到这里，我们一家人根本没法对付。”85岁的老伴王老太太无奈地看着这一幕。 在老先生身边，还有20多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大多已不能说话或行动。一些老人插着鼻饲管，低垂着头颅，目光呆滞。 这所专业护理院要照料50位失能老人，但仍无法满足护理院所在社区的需求。这个敬老院常年都有50名老人排队等待入住。 不论是乡镇集体所办的养老院，还是市属的福利院，北京的公办养老机构一律满员。即使是收费高昂、定位于中高端群体的北京太阳城银龄公寓，至8月25日也只剩下最后两间空房，“过了这周末来，怕是就没有了”。 3816家养老服务机构、61823张床位，依然无法满足京城226.6万老人的养老需求。北京一所普通街道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一位老人一般要等两年左右，才轮得上一张空床，“只有等走了一个，才能进来新的。” 不独北京，在中国各大城市，一床难求。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6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1899万人，失能老人已达940万人，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人。 社会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一个失能老人拖累一家人。”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评论。多年来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以及现代化背景下空巢家庭的激增，传统的家庭赡养早已不堪重负。在不少社会学者看来，大幅增加养老设施和服务投入已是当务之急。 养老缺口：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 虽然全国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目前尚不满3000万人，但在杨团看来，养老服务的提供，可以比作正反两个金字塔：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口结构是正金字塔，失能老人只是最顶端的部分；向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则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最顶端的那部分老人需要提供最多的关怀照料。 然而，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落差。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2万张。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70张之间。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保守估计，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专业的护理人员更是奇缺。全国所有机构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而拿到护理证的只有两万多人。 按中国的传统，对老人的照料义务，更多是由家庭承担，但家庭的抚养能力却几乎达到极限，不得不借助于社会机构和服务，这越发加剧了社会养老服务的短缺。 家庭形态的变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推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步入晚年，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家庭负担极为沉重。 同时，当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动、家庭小型化也大大冲击了家庭旧有的代际抚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7%。而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的留守几乎成为常态。空巢家庭的增加以及家庭人数的减少大大降低了其对老人的抚养能力。 这种情况，在农村更为突出。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的留守几乎成为常态。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在山西、陕西、甘肃农村的调查，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一半得自己照顾自己，或由配偶照顾。 即使家庭成员尽到照护义务，赡养质量也常不如人意。来自社科院的一份《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显示，传统家庭照护标准低，专业性差。在农村的农忙季节，家人对老人的照顾容易被疏忽或中断，身边无子女的老人更易被忽略，甚至一些子女在身边的老人还遭遇弃养。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曾透露，农村老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农村自杀人数比例占我国自杀人数的90%。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曾在一个公开会议上透露：“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在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了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 拮据的社会化：七成依赖家人 家庭照顾的缺位，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变得必要而紧迫。而赡养成本的提高，又令家庭不堪重负。 上述《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显示，高龄老人不仅需要问安式照料，即经常性探望，还需要生活照料、康复保健方面的服务。对于老人的照顾者来说，长年照护失能老人也容易产生身心的压力和慢性疲惫，他们则需要一种替换性的服务，或是日托服务。根据国际经验，失能老人中还有相当部分需要入住机构，入住机构率普遍在3%-5%。而相较于中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这些服务无疑都显得昂贵。 按照护理标准，机构收住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2：1，基本不能自理的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4：1。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根据有关调研粗略计算，人员工资加上护理院住所的设施设备、材料、老人餐饭等等，每月仅成本在1200元以上。在一线大城市，收费则更加高昂。前述月坛街道敬老院严格坚持非盈利准则运营，老人每月的平均收费也在2600元左右。这已经超出了绝大部分老人的支付能力。 在广大农村地区，没有社会养老金的老人更高达90%。正是由于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缺漏，据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跟踪调查，69.9%的老人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学者孙炳耀表示，养老服务的需求，正是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才出现，但“我们对养老制度的设计，还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而对照顾服务这一块没有考虑。” 鉴于养老机构的紧缺现状和收费偏高，加之居家赡养的传统思维，不少老人仍执着于居家养老。但针对居家养老的入门服务，也不便宜。 政府能否成为养老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并不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常说的“未富先老”。“中国人均GDP跨过3000美元大关，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在王振耀看来，国家的富裕，应该反哺这部分老年国民，增加社会福利投入。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也表示，在市场、第三部门都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定位不明，既无法以“福利国家”的姿态提供民众无力支付的社会服务，又缺乏刺激社会化供应的政策手段。 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对养老服务缺口缺乏科学的测算。孙炳耀担心，尽管在老龄化的压力及社会各界的推动之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最终“挤”入十二五，但由于相关测算的缺失，也只能是一份原则性的规划。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

关于“计划生育”的话题，今年被提上了台面，引起不少学者、官员和广大网友的关注。近日接连接到一在京的山东老乡电话求助，所遇难处也与此直接相关。     　　前几日乡计生委清理育龄妇女未进站检查和超生情况，这位老乡的哥嫂去年结婚，今年外出打工（至今），未能按计生委要求时间进站检查，管理区书记带计生委一行人进户清查，未找到其哥嫂，便将其母亲抓至乡政府大院羁押，并称只要他嫂子回来进站就放人。他父亲眼看他母亲被抓走，便与计生委人员理论，相关工作人员即以“抗拒从严”的态度，粗言以对，见他们人多势众，且态度蛮横，只理论了几句，他们便把人抓上车带走了。所幸未受皮肉之苦。而近日同村的几位类似情况的老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不配合”，招致群殴，没少受皮肉之苦。     　　截止到今天其母已经在乡政府拘押一周，其父仅见过一面。在这种情况下，老乡问我该如何办。我思量计生委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通过司法途径，如果能够依法进行，肯定可以解决，但能否依法处理，按照现行“传统”，很不乐观。除此，可以通过媒体关注，通过舆论压力督促政府放人。但在此之前我想还是先让其父打110报警求助，我也知知道公安部门（尤其是地方）与同级政府向来是“配合”相当默契的，但依然寄希望人民警察能够帮助协调解决。     　　隔天晚上电话打来，他告诉我他父亲没有给乡派出所打电话，因为对他们没有报什么希望。但问题总要解决，一气之下决定到县城去请律师，准备状告计生部门。     　　第二天他的父亲真的去县城的律师事务所咨询了律师。律师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他说计生部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如果上诉，若按正常法律程序走，官司一定能赢。结果他的父亲还是放弃了上诉。后来老乡电话里解释说，请不起律师。     　　我知道最现实的办法是其哥嫂尽快回家进站检查，既可以满足政府部门的要求，要能把老妈妈释放回家。但其哥嫂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家，一来按照工厂要求不能随意请假，二来即使请假，除去买花车票汽车票的时间不说，只路上所花时间就要一天。     　　他焦急上火，气话吐口而出，实在不行就回家找人收拾他们。我告诉他那是下下策，也想到了因此类情况引发的不少负面影响：群体事件、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等。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但往往也是最容易发生的。     　　我想到了“上访”——官方认可渠道的上访。昨晚从县政府官方网站上查到了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让老乡打电话找政府信访部门反映。     　　今晚他告诉我，上午给县政府信访部门打了电话，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政府工作人员讲了一遍。结果人家不紧不慢客客气气地说，那就让你哥嫂尽快回家吧，回家之后你母亲自然就放出来了。老乡一惊，问道，这可是犯法啊，人民政府怎么乱抓人民，非法拘禁老百姓啊？这位工作人员回答说，这是县里开会统一部署的，到现在为止全县还有两千多未进站和超生人员。     　　好一个全县“统一部署”，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可以置人民的人身自由于不顾？何况，只是晚进站几天而已。     　　事实上在我的老家以及河南等地这种事情并非新鲜事，自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对存在超生现象的百姓，所采取的非人性的措施远不止于此。只要不交超生费，计生部门有种种措施应对：车子、粮食、家具被整车装走，马牛羊被牵走，房子被拆，父母兄弟被抓到政府关押，当事人及父母被殴打者也大有人在……当然，只要交足了超生费（也有一交再交的情况），万事大吉。     　　如此“计划生育”，结果：政府变相增加了收入；富人无形中拥有了超生特权；盼子心切的穷人只能组成与政府斗智斗勇的超生游击队。当然，也有一些躲不过的平民有的认栽，有的选择了极端的表达方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跟政府关押、殴打百姓一样，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自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树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大旗，邓时代将人民从文革中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力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国家经济总量实现大幅增长，效率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不“公平”的现实严重，两极分化趋势严重，权力与资本相互更加的趋势也较显著，普通民众的利益不时收到侵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改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说明党中央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个现实。胡总在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严肃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近年来温家宝总理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要让人民群众有尊严。但从现实来看，人民争取有尊严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且不奢望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求人民政府以《宪法》为纲，不要侵犯人民群众的权益，尤其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这是一个社会，一个政权稳定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