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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汇存底到最快的铁路，崛起的中国拿下多项世界第一，但发展带来的环境灾难、消费者的毫无节制，也使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环境灾难的引爆中心。”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亚洲环境特派员华衷…

路透平壤10月14日电（中国首席记者 林洸耀）–在我周末前往朝鲜之前，我听到过不少有关朝鲜的可怕传言：因货币改革一败涂地，一名内阁部长在其他领导面前被执行死刑。另外，朝鲜食物难以下咽，还有弄虚作假的面子工程等等。 　但我在朝鲜的四天旅程中发现，朝鲜人虽然贫穷，但有礼貌，很骄傲，而且肯定不是容易被左右的。我这次去朝鲜，是去见证被选为接班人的金正日幼子金正恩的首度公开亮相。 　尽管28年来我一直在观察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事务，但这是我第一次去朝鲜。我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朝鲜问题专家。我也非常清楚，在朝鲜的短暂停留期间，我们的所见所闻很有可能是被充分设计好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 从我们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发现，朝鲜的确没有辜负“世界上最神秘国家”这个称号。周六晚上11点我们已经在酒店登记入住，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外国记者仍对第二天的行程知之甚少。 周日早晨5点半，负责接待路透记者的朝鲜陪同人员给我的房间打电话，告诉我和我的同事们在30分钟之後下楼。 他们没有说我们要去哪里，但是把我们带到了市中心，去看朝鲜的节日庆祝仪式，还有年轻的金正恩。 陪同人员给我们担任翻译，并确保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事情，没有和我们不应该与之交谈的人谈话。 我们在对一名陪同人员的电视采访问到金正恩的问题时把他吓了一大跳。他皱着眉头抱怨道，我们的问题“太敏感”。 很多朝鲜人很害羞，拒绝接受电视采访。 还有一名接待员因为允许我们与路人交谈，而被首席接待员斥责了一番。他脸色苍白，我一个劲儿地给他道歉，抱歉让他惹上了麻烦。 当一名美国电视记者在金日成广场进行播报时，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想法是，会讲英语的朝鲜陪同人员可能会去揪走他。 一位陪同人员走身边走过时摇头说：“我们国家有那麽危险吗？” 一名美国记者提醒我，朝鲜人是“小偷”，他们会多收我们的电话费和上网费。因此我就做好了挨宰的准备，但最终的账单让我给了我一个蛮愉快的意外。 但没有人给我名片，也许这是朝鲜人多疑且对外国人警惕的一个表现。 生活剪影 平壤的生活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基本上没有变过，另一方面则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金正日家族的影子无所不在。“伟大领袖”金日成的雕像和画像随处可见，平壤的主广场也悬挂着一幅巨型画像。 在外面看到的每一个朝鲜人都佩戴着金日成的像章。 当节庆时金正日出现在广场看台的二层时，台下参加检阅的队伍高举手臂，跳跃着欢呼“金正日万岁”。还有些人流出了幸福的眼泪。 很多有关金正日家族的事都经由官方媒体润色，形成个人崇拜气氛。 我们没法决定去哪里，被带往一座装有1.7万多朵鲜花的建筑，这座鲜花的名字是由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字命名的。 在这个一尘不染的城市，交通主要靠步行，大多数居民上下班和上下学都靠走路。 别指望坐汽车，连自行车都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出租车？更是闻所未闻。 不过这种情况也就最大程度上减少了交通阻塞和空气污染。 巴士和电车很拥挤，但穿着整洁的人们很有秩序地排队上下车。 时尚和汽车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专利，他们挎着带有品牌名称的包包，在酒店餐厅里吃饭。 谈到时尚，一位平壤居民说，平壤女性直到近期才可以在夏天不穿裤子了该穿裙子。但不清楚这是什麽原因。 平壤的街头看不到乞丐或残疾人。 路上几乎没有路灯。可以看到妇女和学生们摸黑走路回家，这显然说明，平壤治安良好，犯罪率低。 外国人一抵达金日成机场，就被要求交出手机。 朝鲜境内有四种手机：一种用于外国人打给外国人，一种用于朝鲜人间彼此使用，一种用于某些特定外国人和朝鲜人互相通话，一种用于政府官员进行联络。 除了通讯，朝鲜执政党–劳动党还严密控制媒体、教育等很多方面。 借用毛泽东形容北京的话说，朝鲜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不屑于乞讨 朝鲜长期以来一直缺乏食物。上世纪90年代，据称连年洪灾後造成100万人死于饥荒。但朝鲜拒绝接受美国援助。 朝鲜经济曾一度强于韩国，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在饥荒和大规模军费开支的重压下，朝鲜经济目前远远落在了韩国後面。朝鲜常规军规模超过100万，大多驻扎在朝韩边境附近。 在其东亚邻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朝鲜错过了这班车。 朝鲜人很爱面子，宁可用核威慑，也不肯乞求援助。 朝鲜因核武器项目受到了制裁，这让朝鲜人的生活更难过了。 朝鲜领导层仍对东欧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崩塌和1991年前苏联解体耿耿于怀。 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把朝鲜和伊朗、伊拉克一并列入“邪恶轴心”国家後，朝鲜曾亮出核威慑的利齿。 Korean American Private Exchange Society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路透：“我们可以没有糖果，但我们不能没有子弹。”他指的是军队。 　这位匿名人士说：“我们不是伊拉克，别搞错了。” 　一些分析人士说，在这个被精心与外界隔绝的国家突然面临外界影响的时候，朝鲜的政治和军事精英是很惶恐的，他们是改革的最大阻碍。 　当我们从机场乘车去酒店时想和司机攀谈几句，司机向我们挥挥手，表示他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汉语。但我们要到酒店的时候，我两次比划着询问这是否就是我们的酒店，司机用汉语说“对”，然後说“Yes”。 他意识到自己露了馅，然後又挥起手来。 当我向一名酒店店员比划着询问是否有垃圾桶时，她放下电话，摊开两只手，让我把糖果的包装纸扔到她手中，我尴尬地照办了。 在一家拥挤的酒店餐厅里，一群朝鲜人走了进来，我把桌子让给他们让他们做到一起时，一名中年女性向我点点头，表示感谢。 她显然要比一名来自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家新闻机构的摄影师礼貌得多。当这名摄影师在我身边的位子被一名朝鲜摄影师占了之後，他站起身来，挡在我的面前，阻挡了我观看歌舞表演的视线。 我想即使是最不客气的接待人员也有柔软的一面，一个微笑可能就会改变些什麽。当我们的行程结束，汽车要开往机场的时候，我抱拳拱手，向首席接待员点头示意。他报之以微笑，点头，向我挥手。 或者，他只不过觉得我们这群找茬的人终于走了，可以松一口气了。（完） 编译：高虹 发稿：王燕焜 路透全新邮件产品服务——“每日财经荟萃”，让您在每日清晨收到路透全球财经资讯精华和最新投资动向。请点击此处( here )开通此服务。

近年来，中国的不少公共事件、群体性事件或腐败大案，都是经由普通民众在网络上爆料，才引起各界关注、评论和挖掘，从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并最终促使当局处理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公民记者、公民新闻的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并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接下来是电台记者寇天力制作的6集特别报道，与您探讨中国公民记者、公民新闻的生存与发展，及其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促进。...

前中共高级官员、退休的官方媒体负责人以及老记者、老作家等23人发起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结束新闻审查制度，保障言论自由。 这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援引1982年宪法第35条有关公民自由的规定，激烈抨击中国新闻出版界的现状，指出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公开信的23位发起人有原中共高级官员、退休的官方媒体负责人、老知识分子和老作家，包括毛泽东的秘书、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原中国日报总编辑于友、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等。 *老报人：新闻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铁流本名黄泽荣，是中国知名的资深记者和老作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述了他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初衷。他说：“我们国家的新闻一直到今天也不是开放的，仍然是党的喉舌。新闻本来应该是社会的眼睛，现在变成党的喉舌了，因此报道极不公正。近些年来新闻甚至连党的喉舌都不如，变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铁流介绍说，最近一、两年来，中国连续发生六起警察抓记者、作家的事件，都是因为这些记者或作家的作品侵犯了某些权贵的利益。尤其是报告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因触犯陕西省官员，而被当地公安从北京抓走的案件轰动了全中国。9月底，谢朝平在各方压力下获得保释后，参与营救的辛子陵、铁流等40余位记者和作家举办餐叙活动，萌发了上书的念头。 *资深媒体人成为要求新闻自由的中坚* 铁流表示，除了23名发起人之外，这封公开信还获得470多人签名联署。他说，这些发起人和联署人的特点值得关注。 他说：“第一个特点是老中青三代，最大年岁是于友，97岁，原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好多新闻界名人、当年新闻界的元老，都参加了签名。岁数小的是22岁，大学生。第二个特点是新闻界签名的大概占了百分之60，包括记者、报社部门主任、出版社社长等等。第三个特点是，签名的百分之90都是中共党员，而且是老党员，有些人的党龄甚至比胡锦涛的岁数还要大。” *新闻法治化，报刊民营化* 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目前实施的新闻出版管理条例以及地方政府管制新闻出版的“执行细则”。 公开信还提出一系列改革新闻出版的具体建议，包括实行追责制，取消强化审批制度的“预审制”；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开放互联网，网络管理部门不得随意删除网上文章；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试点探路，把报刊民营化作为政治改革的方向之一；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港澳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等等。 *中宣部是祸国殃民的黑手* 公开信还建议，“在适当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提起管理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宣部，老报人铁流的义愤之情溢于言表，他把中宣部比作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一只黑手”，到处封杀，到处打压，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都敢过滤和删改。 他把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长刘云山称为“千古罪人”。他说，领导人的一些愚蠢行为让中国在世界面前蒙羞，刘晓波获奖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他说：“刘晓波这件事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应该说诺贝尔和平奖不是诺贝尔委员会授予的，而是胡锦涛给予他的。刘晓波就写了一个零八宪章，就是个言论，你判他干什么，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结果不是别人要颠覆你，而是你自己丑化自己。” 这封公开信10月11号出现在网络上，但是转载公开信的个人博客和网站很快被删除或采取了清理行动。不过铁流证实，直到现在，一些网站仍在转载这封公开信。 *兑现承诺， 落实宪法条文* 中国青年报资深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虽然没有机会在公开信上签名，但他完全支持公开信的观点。他说：“呼吁书写得非常清楚，就是需要把你的宪法条文落到实处，不要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纸空文。中共建政已经60周年了，你向人民承诺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在哪儿呢？” 李大同曾经是中国青年报著名时事评论栏目“冰点周刊”的主编，他2005年因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被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定性为“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于2006年受到撤职惩处，冰点周刊也因此而停刊。 中国政府对于新闻言论自由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不久前中央政府驻香港的中联办宣传部门负责人对香港记者表示，当社会秩序出现危机时，协助政府执行应急措施是媒体的首要责任，监督政府则是第二任务。香港记者协会对此提出反驳，说这种概念与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