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2)  | 标签: 中国 , 香港 , 国民教育 , 公民 , 陈景辉 , 张锐辉 文：陈景辉 原题：谁在国民教育中阉割香港？（张锐辉陈景辉对谈） 信报财经新闻，李志荣，刊于2011-05-21。 这是一个逻辑匮乏的世代，滥用司法程序的恶人先告状，犯法的威胁要上街游行反咬一口……当下一代更需要判断能力，新推出的国民教育科框架却删去「批判」二字，难道反逻辑言论将蔓延下去？ 这框架暂未定案，教育界正秘密磋商。条文争拗尚且搁置一旁，国民教育本质更应趁早厘清。今次请来两位嘉宾，陈景辉和张锐辉。双「辉」组合纯为偶然，两位的言论却能互相辉映。陈景辉从反高铁事件开始让人认识，是八十后知识分子，亦是本地社运的年轻核心；张锐辉是中学通识教师，其中负责「今日中国」部分，每年都会带领学生返中国大陆交流，上年考察团探访许志永律师，回程后学生就许志永被逮捕一事，上书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予胡锦涛，此事成为各大报章头条。陈景辉主力探讨原则性问题，张锐辉则从经验和教学环境出发，审视国民教育的优劣前景。 陈：陈景辉（社运人士） 张：张锐辉（中学通识教师） 李：李志荣（记者） 文字整理：李志荣 一．Bad taste 国民教育让品味沦陷 李：坊间反对国民教育建议的舆论，大部分都认为是变相洗脑教育，两位对这个说法有何意见？ 张：其实，在香港，教育大概不能洗学生的脑。因为香港资讯流通，除非一个人在这言论自由上做了手脚。 陈： 「洗脑」一词，其实是侮辱国民教育。我认为，国民教育应该是「快乐教育」，不须硬塞，提起六四事件学生的绝食书，学生自然会被感动。为什么要将之弄得这样核突？君不见从来洗脑教育在香港都没取过成功，那些填鸭式、不容其他见解的教育，学生总会忘记得一乾二净。 如果国民教育希望令学生心中建立一种「理想」的国民形象，首先，它一定能吸引学生眼球。山河大地、世间万物很多都很漂亮，但前提是你要告诉学生，他们是可以选择的。和谈恋爱一样，你不能要求别人爱上你。这样的国民教育是很bad taste，它只会令传授和接收的人品味沦陷。 张：这些是明眼人都觉得戆居的做法，政府夹硬要学校做，老师不能不做，不能不badtaste，这会给学生很差的印象。这样学生会认为，原来有权的人就能为所欲为，老师亦无可奈何。老师敷衍了事，虚应、犬儒、不讲真心话，这会塑造了一个被动的国民素质。虚伪的教育油然而生。 二．偷换概念，制造倒模效果？ 李：当然，坊间亦有支持国民教育的意见，例如黄均瑜校长曾撰文道：「内地的制度和生活模式，有别于香港人所熟悉的西方模式，让学生加深对中国模式的了解，也是理所当然的。」 陈：香港明明是一个资讯流通的地方，我们对中国的认知就算不比内地居民多，至少也和他们一样。因为有很多新闻只是香港才可以报道。 政府要我们去认识国情，其实是要透过认识，产生对现今政权的认同。 张：一向的论调也是这样！所谓「认识国家」的「国家」，其实就是要在今天这样的政治制度、人民现有的自由空间上的境况。而「理解国情」的「理解」，就是要接受现实，不要质疑，亦不得以其他制度来比较。如果我们作出质疑，就代表我们破坏游戏规则，其潜台词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被动的国民，而非主动。 陈：这个国情观念是一个政治观念，而不是认知观念。他们说香港人对中国不满，是因为对中国不认识。 这令我想七十年代的国粹派。当时大陆很多人避难来到香港，因为大家都觉得内地情况不妥。但香港一些民族主义者仍觉得大陆不是其他人所说黑暗堕落，他们不断组织大陆探访团，参观一些预先安排好的景点。 这类操作在今天重现！ 最吊诡的是，我们似乎不能从七十年代的错误中学习。文革的路是错的，但当时人们觉得只要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政权正面的一方，人们便会相信这美好的政权会带来好的未来。当时的国粹派鼓吹以洗脑式的探访、对话作国情教育方法，让下一代觉得资本主义的美好都是假象，负面新闻是西方抹黑伟大祖国的阴谋。 当然四人帮倒台后，所有社会主义的浪漫想象通通幻灭。错过一次就不能再错。 李：我知道张老师每年都会带领学生往中国参观，但行程皆是学校自己设计。 张：当学生到内地参观，看见上访者遇到制度上阻碍而申诉困难的情形，生活上不受保障的情况，然后回想在报章杂志网络资讯得到的印象，其巨大落差都会给学生带来巨大震撼。 当然，亲身体验国家发展的正面印象，也会为学生带来同样的巨大震撼。但问题是当学生看见这些负面印象，会否减低他们的认同感？事实是不会的。无可否认学生在看见所谓国家较立体的一面时，已经长大，早在小学初中教育他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当学生看见内地的负面情况，不会抗拒，反而会有更深入的思考，研究自己能贡献什么？即是说，学生的身份认同不单没有降低，更被提高。当然，这种反思就不是官方所希望学生走的一条路。 陈：政府对「国民」定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精神之间是有所矛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精神「共和」，是指「政治是众人的事业」。共和国的国民是自由的，国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共和国里，国民通过一种政治生活来实现我们的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在政府的指引内写出来。 张：每个国家都有公民教育，正正是政府拿来偷换概念，每人都做，我们不得不做。但外国的国民教育都是由个人出发，了解不同人物的事迹，他们如何塑造今天的国家模样，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国民教育。 但今天政府的做法，正是由上而下，由政府画一个公民生活模样，然后我们老师便跟着这模样去教学生。 三．圈定框框难以突破 李：现在的国民教育有什么问题？陈：我们会在政府的指引中发现，香港在国民教育中被阉割，香港的公共空间叫「社群」，这是很「小学鸡」（※香港网语，小学生的贬称，这里引用的意思为“不成熟、幼稚的思想”）的。我们要学习的「公共生活」只包括学校里要守规则，返工要守时，要遵守基本法。 香港的公民生活被局限到办公室和尊重基本法，但香港实在有他自己的公民传统。由1966 年天星小轮加价引起的暴动，七十年代的火红时期，八十年代议会内争取民主，1989 年百万人上街抗争。至今天的保育发展、新界运动。这公民传统在国民教育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张：在国民教育里淡化香港角色，其实正在逃避责任。我们在2018 由自己选特首，香港市民的权责转变得很厉害，但这个课程没有为下一代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是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们是否应该先着重香港的权责，然后将经验带回中国。 国民教育为政治而设，香港的老师已习惯了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会偏向说山河大地，只有这个情况才能突破政治限制。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香港獨立媒體的最新更新： 检视新界原居民“传统”─侧面了解丁屋来历 / 2011-05-23 13:58 / 评论数( 0 ) 谁害怕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前世今生 / 2011-05-20 13:10 / 评论数( 0 ) 工运诗人邓阿蓝专访 / 2011-05-18 15:23 / 评论数( 0 ) 《打擂台》的战魂 / 2011-05-16 10:16 / 评论数( 1 ) 历史现场──比较中环和柏林的地下世界 / 2011-05-13 11:35 / 评论数( 0 )

北京法律援助组织“公盟”负责人许志永5月20号下午“被失踪”，他的失踪在北京引发很多曾经得到他帮助的弱势群体的不满。海外的博讯网报道说，星期一，近百名访民和农民工一度要去北京市公安局抗议，但被当局劝散。 许志永5月20号下午向同事发了一条手机短信称：“我已被带走，郊外。”目前他仍无音讯。 事件引起正在北京聚会、研讨农民工子女平等教育权的近百名家长们的愤怒，他们即时发出集会短信，表示要集体去北京市公安局“要人”。 该研讨会由许志永所发起，旨在为在北京打工的数十万农民工的子女们争取公平教育权利。 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许志永是北京比较有名的维权律师，一向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多年来，从北京动物园搬迁、出租车制度改革、救助访民和流浪者、孙大午案、毒奶粉案，到近期的夏俊峰案和刘萍参选事件，许志永及其团队都在进行不懈的努力。 “在中国的律师很多为民众维护权益、依法维护权益遭到了迫害和打击，不仅是许志永。我们知道像盲人律师晟光诚，他仅仅为遭受到计划生育人身侵犯和迫害的人说一些公道的话，那么被判刑，现在仍然遭到了打击。全家无法生活，不断遭到骚扰和威胁。” 许志永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公盟是一家以个案援助和法律研究为依托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公益性民间组织。 它的前身是2003年成立的「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由就收容遣送制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的「三博士」许志永、滕彪、俞江和张星水律师等发起。因无法获准在民政部门登记，2005年「阳光宪政」更名并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的律师李劲松说，维权律师在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你如果维权你帮助没权没势的老百姓维护他们的法定权利，客观上就成了那些有钱有势的对立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自然他们有相应的反作用力的。在反作用力之下又是有很直接的压力或者伤害。” 自2003年以来，许志永领导的公盟在司法公正、住房拆迁、食品安全等方面参与代理了多起维权官司。2009年，公盟因为被当局指为涉嫌偷税而遭到查办，但是北京市公安局2010年撤销了这个案子，并解除了对许志永的取保候审。 李劲松说，许志永被指控偷税实际上是政府找借口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当时我也考虑到了司法的问题。一方面许志永涉嫌有没有偷税的问题？但我知道中国的涉嫌偷税犯罪或给社会造成危害的金额大的、多的主要还是房地产开发商跟那些有钱有势的贪官互利。我曾经就这个问题直接给国家社会总局、国务院反映过。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所偷漏的土地税这一项就应该是超过了几百个亿。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没有受到相应的刑法处罚。” 李劲松说，政府打击报复维权律师常常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偷税或者经济犯罪等等。 “他们作为个体来说，就算是真的偷税了我也相信，他的金额和数额远远不如我刚才说的那些偷税的弄几百个亿或者上千个亿的房地产商或者是有钱有势的这些官员。这里就存在着一些执法的选择性的问题，就是选择性执法的问题。选择性执法在中国目前的法制状态就不是由原来的人质状态或者说封建专制状态往现在文明法制转型的发展过程中转型是不可避免的。”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呼吁有关当局尽快释放许志永律师，维护维权律师的合法权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我们没有放弃   许志永 一年多以前滕彪在公盟办公例会上提议为夏俊峰法律援助，我表达了忧虑。我们遭遇的失败已经太多，承德陈国清等无辜公民五次被判死刑至今仍在狱中，我们付出了 6 年多的努力仍没有结果，还有江西乐平、广东揭阳等地的死刑冤案，都沉重压在心头。现在又增加一个，几乎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抗争，毕竟有两死一伤的后果，一介平民的夏俊峰，谁愿意为他主持正义？如果我们辩护失败了，一个人的生死责任我们怎么承受？   但大家经过两次讨论以后还是同意了。一个原因是，除了滕彪，找不到更适合的律师愿意提供法律援助，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法知道结果，只管尽力让自己的良心平安就够了。   滕 彪出庭辩护了，他尽力了最大努力。二审开庭那天，同去的纪录片工作者何杨在法庭外被打。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关注，接下来我们还能做什么。也许 我们继续呐喊，去最高院呼救，可声音那么微弱。幸运的是，二审裁定出来之后很多公民开始关注了，现在，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在法律上，夏俊峰不该被判死刑。首先，城管的过错是从轻情节。夏俊峰在街头被殴打并拖上城管车辆，已经有 6 份 证言，二审法官说夏俊峰在庭上说自己主动愿意到城管办公室，那不符合事实。其次，夏俊峰拔刀刺人是防卫行为。虽然除了夏俊峰外，没有目击者看到夏俊峰在城 管办公室里被打，但是夏俊峰身上的伤痕以及死者刀伤部位和走向能够证实夏俊峰当时所处状态，他是被打跪在地上时拔刀刺人的。另外，城管队员在街头殴打夏俊 峰，还曾经多次殴打别人，这些证据也间接证明夏俊峰行为的防卫性质。辽宁高院没有采信辩护人的证据，但也没有排除防卫的可能性，在重要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判 处夏俊峰死刑是不公正的。   这是死刑判决，人命关天，和一般的判决对证据要求不一样。最高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除审查法定情节外，还应审查案件起因、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等量刑情节。   而 辽宁高院不管这些，二审裁定书表述：“辩方出示的照片显示、夏俊峰在左前臂内侧有两处明显的皮下出血，但不能证实系何时形成，因为双方在拽、夺液化气罐肢 体接触时所形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综上不能认定上诉人遭到了明显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即，辽宁高院并没有查清楚夏俊峰是否有防卫行为这关 键事实，在关键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就判处一个人死刑，有违法律规定。     二 审裁定宣布后的第二天，夏俊峰的妻子张晶来到北京。很难过，我们没能帮得了她，而此刻滕彪因为特殊原因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但我们不能放弃。二审结果出来 后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夏俊峰的生命会突然被结束，以往很多案件中家人接到复核裁定时死刑已经执行。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夏俊峰找到最好的最有社会担当的律 师。我能想到的最合适的是陈有西先生。大约一年前我们在北京见过面，这位同时具备专业性和政治智慧的前辈让我敬佩。 5 月 17 日，陈有西律师经过慎重权衡后，同意提供法律援助。   陈 律师在电话中问，你们几位为什么不继续代理呢？比如彭剑律师、黎雄兵律师等，在法律上我们也能提供专业的帮助，其实滕彪的二审辩护把该说的道理基本讲清楚 了。但我们不能代理该案死刑复核，我们资历浅薄，生死关头不敢担当这份责任，还有就是，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敏感”，我们生怕因此给夏俊峰带来任何不利的 影响。把这份沉重的责任交给陈有西律师和他的团队，我们终于可以对张晶说，我们尽到责任了。   到杭州签完委托协议后，今天马银玲送张晶回沈阳。她没有白跑这一趟，感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祝福。这里特别需要提到屠夫，他从一开始就不停呐喊，尤其是二审结果出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他的努力有很大关系。     在一个极端不公正的社会里，一个小商贩在被欺侮殴打过程中奋起反抗杀死暴力执法者，最后要被这个国家判处死刑，夏俊峰的生与死，注定要成为公共事件。   也 许城管们觉得自己冤枉：维护城市市容市貌，怎么就不被理解呢？这是一个有着大量穷人的国家，辽阔的乡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他们涌入城市寻找新的生活和未来 的希望，给城市带来繁荣的同时，在富人们看来也带来了脏乱差。城管驱逐他们，维护的是一部分人的整洁，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的是伤害。   作为一个有着大量穷人的发展中国家，城市过分追求奢华是一种罪过。北京表面上没有贫民窟，那不值得骄傲，那是因为权贵们太强势了。同样是发展中国家，里约热内卢、孟买有贫民窟，北京其实也有。北京的贫民窟就在地下室和“城中村”里，比如六郎庄原住民 4000 多，现在居民 5 万多，那是大量在中关村工作的城市新移民的居所。城管们不断拆迁“城中村”，把穷人赶到五环以外， 2010 年驱赶居住地下室里的人们，号称要清空地下室。 2011 年他们打算拆掉六郎庄，五万新移民又将不知到何处安居。最近，他们扬言要消灭“群租”。他们为了某些人奢侈的环境权，甚至仅仅为了某些官员的防火责任，肆无忌惮地欺侮最弱者，而城管，不管有意无意，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天然地站在权贵一边。   这 是一个极端不公正的社会，一边是权贵奢华，一边是穷人默默忍受屈辱。人们对城管的愤怒，其实是对权贵的愤怒，这个国家没有资格维护少部分人的奢华而让多数 人受到伤害。夏俊峰们只是为了生存，以市容市貌的名义傲慢地甚至野蛮地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人们在良心上无法忍受。当夏俊峰为了底层人的尊严而反抗，如果 因此被判死刑，这将是对这个国家深深的伤害。     这些天，为夏俊峰案奔忙的同时，心中时常隐隐作痛，想到了承德案，朱彦强的母亲最后一次电话是两个月前，奔波17年之后，连她也快放弃了吧。   1994 年 7 月 30 日和 8 月 16 日，河北承德两个出租车司机被杀，警方怀疑到了第二起案发附近庄头营村村民，审问了 20 多个人以后，最后圈定 4 个“问题青年”——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和朱彦强，一番酷刑，他们承认杀了出租司机。一审死刑，上诉后发回重审，再判死刑，上诉、发回， 2004 年 3 月，河北省高院三次发回重审后终于第一次做出二审“留有余地”的判决，三个死缓，一个无期。   2004 年 2 月，已代理此案六年的吕宝祥律师找到我们。经过几个月对一审辩护律师、法官、检察官、目击证人以及当事人本人的深入调查，我最终确信他们是无辜的，决定代理。在狱中，我曾承诺何国强 1 年就会有结果，可如今 7 年过去了。   我们取到了当事人没有作案时间的铁证，调查过该案真正杀人凶手的家人，组织过 180 多位法律人的签名，三次申请示威游行，无数次到最高法院申诉。两个月以前，朱彦强的母亲又一次来到最高法院，里面的人说，上次叫到你们的名字没有答应， 6 个月以后才能再来，就这样，满身是病的她白跑了一趟。她在电话里没有抱怨，但那一声叹息深深刺痛了我。   “上次”是指 2010 年 12 月 的一天，我托付黎雄兵律师去最高院代为申诉，填了表，等待一上午没有消息，他去接待室打听，保安说这天法官没来，不熟悉情况的他有事就先走了。最高法院是 这样的程序：填完表后，你就得坐在那里等着，也许半天，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一两个月，黎律师不熟悉他们的规矩，于是被“惩罚”了。   几年前，朱彦强的母亲、杨士亮的父亲等四个被告人的父母几乎每个月都来一趟北京，他们闯过中南海，到过温家宝家，在最高法院门口和我一起举过牌子，可是渐渐地，他们放弃了，从去年开始，只剩朱彦强母亲一个人了，现在，经过这次我们的失职，她可能也要失望了。   这么多年的信任啊，我们真的让人失望。可我很想对她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在这个国家里，总得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不能绝望。     公民 许志永 201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