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中国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公盟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
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
许志永博士自北大毕业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他曾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参与揭露了黑砖窑奴工事件等等。 2022年6月22日,是许志永博士因“厦门聚会”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在山东省临沭县法院开庭审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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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政治文明方向前进

作者:许志永 | 评论(15) | 标签:所见所闻

进步年代

从1978年开始,中国告别了近30年的专制主义回光返照,在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重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一个半世纪以来坎坷磨难的现代文明进程。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在快速变革的同时,保守和改革的声音在意识形态层面曾经发生激烈碰撞,那是一个喧嚣启蒙的年代。1992年之后随着新一轮改革,社会深处涌动着自由的潮流,深刻变革在无声无息中展开。这是一个进步的年代。

今天,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口号的渐进改革中,劳动力、资本已经基本市场化,公有比例逐渐减少,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和国有财产平等保护已经写入法律。经济改革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今天,自由和多元正在成为社会潮流。人们已经拥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择业机会和更丰富的生活方式,连那最偏远地区的农民,也纷纷走出家门,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形成浩浩荡荡的城市移民潮。与社会流动相适应,各种思潮纷纷兴起,儒家、道家、基督教、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潮在发展。

今天,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曾经狂热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已经被和谐社会取代,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野蛮政治留给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阴影正在消散,我们正融入人类文明的潮流,这个民族的精神正在获得解放。

今天,社会透明度已经大幅提高。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手机短信等成为快速便捷的传播信息的渠道,无论遭遇什么样的阻力,技术在进步,社会越来越透明。与此同时,传统媒体越来越自由,与律师群体一样,这群天性自由主义者已经冲在改革的最前沿。

今天,执政者权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秩序的根基在转型,从恐惧变为道义。置身于经济市场化、社会自由化和人类文明的潮流中,从最初的个人魅力型统治到指定接班人再到未来的民主选举,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这是一个进步的年代。

伴随着柏林墙倒塌飞扬的尘土归于平静,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惨烈的实验正在成为过去,曾经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正在创造经济奇迹和幸福生活。

今天,在柏林墙倒塌20多年之后,中国报纸上关于东欧国家的新闻越来越少,曾经的嘲笑声已经渐渐归于平息,他们已经在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民主法治的国家,繁荣的经济,自由公正的社会。

俄罗斯,在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震荡之后,从1999年开始经济腾飞,由于民主制度,俄罗斯的经济成长属于人民,和中国的经济成长不一样,他们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这个庞大的国家很快就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曾经作为民主负面例子的印度,从1991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曾经梦想成为一个大农村的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正在被拖入现代化潮流,与经济改革的同时,他们开始完善民主制度,他们的经济正在快速成长。

而我们的邻居,那个依然坚持20世纪共产主义实验的国家,他们的人民遭受无止境的贫困和苦难,那应当是我们的忏悔。

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今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环境,自由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挡。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后,中国必将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我们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繁荣与希望的背后

这是一个进步的年代,但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政治体制相对滞后已经给国家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快速发展的经济并不健康,谁也无法预料突然发生什么;人均收入提高速度远远赶不上GDP增长速度,社会“繁荣而不富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保障建立速度远远跟不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社会正义严重缺失,成千上万遭遇不公正的人在北京各信访机构奔走呼号……

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不可回避政治制度的变革。一个正义严重缺失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和谐稳定的社会,太复杂的官僚体制泯灭人的道德尊严,太多的特权腐败带来弥漫整个社会的失望气息,太多的社会不公制造人们心底的愤怒,在繁荣与希望的背后,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

这是一个遭受腐败严重侵蚀的国家。

腐败已经严重腐蚀了整个国家机器,在权力面前,一切法律规则都可以失灵,都可以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官员,节日里忙着给自己的上线送礼;警察,一手交钱一手办事;检察官,查处腐败不是为了惩恶而是为了权力斗争;法院,判决可以听命于权势和金钱;监狱,有钱能减刑;军队,有钱能买党票……可悲的是,这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几乎成了中国人的生活常识。

每一个国家都有腐败,但与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同,我们国家的腐败是制度性整体性腐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拉关系、走后门、权钱交易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态。在执政权力受到制约的国家,哪怕是民主不健全的印度,媒体可以直接调查最高官员的腐败,司法机关可以独立侦查审判,在野党目光紧盯着执政官员,他们的腐败过去几年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正在好转,可是在我们国家,权力没有真正制约,反腐败几乎是党的纪委的专利,司法机关不能独立办案,更不要说媒体和反对党监督了。国人对于“反腐败”已经失望,很多人不相信反腐败是真的,他们宁愿相信那些下台的腐败官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已经适应了特权腐败的社会,不会为“关系”感到羞耻,但是每一次“关系”的背后都是特权腐败,都是不公正。只有极少数个性倔强的公民为写在纸上的正义而呐喊,他们是上*访的冤民,每逢两会、国庆节、124法制宣传日、世界人权日等象征权利和尊严的日子被强行抓捕、关押、遣送、非法拘禁。而习惯于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也并没有真正放下不公正,没有人真正喜欢托关系才能办事的社会现实,他们不情愿地把不公正埋藏内心深处成为莫名的烦恼和抱怨,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火药桶。

这是一个缺失正义底线的国家。

宪法缺少应有的尊严,那些神圣的条款没有能力捍卫正义,那些庄严宣告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被各种法规或者权势者所剥夺。以立法的名义,他们把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乎是一句空话,当政府机关滥用职权,当农民的土地被掠夺,当城市居民的房屋被拆迁,法官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意愿担负起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相反,他们可能沦落为腐败体制的一员,甚至以法律的名义迫害那些为权利和尊严而抗争的人们。

以大局的名义,无处不在的权力肆意践踏法律和正义。本应作为社会正义守护神的法官成了官僚体系中卑微的一员,他们是被操控的木偶,该立案的不立案,该公开审理的不公开审理,该依法判决的枉法裁判,这是一个没有正义底线的社会。当公民受到不公正的伤害,复议被维持,起诉不受理,温和上*访转回地方没用,激烈上*访被劳教,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人们信赖代表良心和正义的地方,这样的社会让很多弱者感到绝望。

这是一个普遍缺乏责任感的国家。

当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府政策,国家摸着石头却拒绝过河。腐败官员忙着自己升官发财,他们纷纷把子女和财产转移到国外。人大代表讨论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从不把宪法赋予的权力当真。法官不在乎正义,办理案件只是给领导交差。维稳部门只管压制具体的事件保住自己的位置,不管背后多少有深刻的矛盾。

在一个崇尚权力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职业都缺失了浩然正气的责任,怯懦、自私和贪婪横行。企业家不得不和官员搞好关系,担心自己突然被抓起来定一个罪名。律师不敢代理一些所谓敏感的案件,担心自己突然被无法预料的原因吊销执照。媒体不敢直面真正的社会问题,担心报纸突然被关闭。毒奶粉可以出没数年,黑砖窑可以长期存在,医疗鉴定部门被贿赂左右,关系到国家未来的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信仰,没有前途,没有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

这是一个严重缺乏个人尊严的社会。

漫长的专制传统形成了皇帝和太监文化,有的人高高在上,有的人匍匐在地,而那高高在上的人也因为泯灭良心而内心孱弱。今天,中国人依然没有走出权力膜拜的阴影,官员成为这个社会里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有权力左右别人的生活。

在一个缺少民主法治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企业家为了自身安全为了发展常常不得不讨好官员,学者写论文也常常要揣摩官员的想法,艺术家的表达也要看官员们的好恶,法官为了自身地位不得不听命于权力作出违心的也是违法的判决。权力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大众在官员面前是卑微的,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卑微的,太多的阴谋和猥琐造就了大量中国人人格的扭曲,造就了中国官员那一张张阴郁的脸,造就这样一个普遍缺乏尊严的社会。

那些写在宪法中的神圣的权利不会让中国人感到自信,当人类社会普遍享有民主、法治、自由的现代文明,中国人没有“素质”选举自己的乡镇长,中国人因为发表批评官员的言论而遭到跨省追捕,中国人没有权利自由使用国际互联网,当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为钓鱼岛主权奋力拼搏,大陆的爱国志士没有资格举行一场和平的游行。

这是一个道德底线缺失的社会。

历史可以是假的,英模可以是假的,药品可以是假的,文凭可以是假的,思想汇报可以是假的,庄严的宣誓也可以是假的。在一个崇拜强权的社会里,阴谋诡计受到推崇,承诺可以不算数,合同可以不执行,官员不会为受贿而犹豫,法官不会为枉法裁判而羞愧,警察不会为打死无辜公民而忏悔。

漫长的专制历史,阴谋暴力的阴霾深深笼罩这个国家的政治。国家公权力本应作为社会道德的底线抑恶扬善,然而当权力的根基不是开放的服务竞争而是不择手段的枪杆子,当公权力充斥极度自私贪婪和诡诈之术,不但不抑恶扬善甚至抑善扬恶,于是父母不得不告诉孩子该怎样提防别人,该怎样蔑视那些写在书本上的道德,怎样从这个不公正的体制中不惜一切手段攫取自己的私利。

当公仆们大讲廉政的时候,他们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当他们大讲和谐社会的时候,他们的官僚主义恶习就是最不和谐的杂音。没有信仰,没有纯真,相互琢磨成为千千万万社会精英的生活常态。在一个道德良知被丛林法则逆向淘汰的制度下,普通百姓做好人难,官员做好人更难。那些写在教科书上的道德理想从未能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孩子们的梦想和憧憬一走出课堂就会被无情粉碎。

无处不在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以阴谋暴力而不是以民主法治为根基的权力,让一切建构道德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显得那么荒谬。当几乎所有的公仆都无法避开腐败的漩涡,当那最偏远乡村里的村官也必须学会做虚假的汇报,当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都变成私下里调侃谈资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道德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是一个充满暴戾气息危机四伏的社会。

贫富悬殊已经超过社会动荡的极限,社会最大的不公在于权势者没有约束,权势和财富靠不平等的机会,靠泯灭良知的阴谋诡计和对基本道德法则的破坏;最贫困者在权势腐蚀的市场中没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甚至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也能成为贪官污吏的腐败机会。惨烈的自焚已经不是新闻,接连的极端事件昭示着可怕的绝望。无制约的自私贪婪的权力不断制造出愤怒的“刁民”,群体性事件随时演变成剧烈的动荡。

在一个一切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因为缺少来自民众的直接的选票制约,官员们只需要“摆平”上面就可以升官发财,他们从来不需要“讨好”人民,他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于是我们悲哀地看到,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们在人民面前是如何的冷漠和傲慢——这在基层政府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广大内陆地区,很多基层官员和人民的关系如同水火。

由于腐败官僚们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公正败坏了这个社会的根基,不满和抱怨充满了整个社会氛围。虽然通过激烈冲突直接表达出来的只是极少数,但这种不满如此普遍以至于国民普遍失去了对公权力的信任。

当矛盾激化的时候,那些只需要讨好“上面”而不必在乎老百姓的怨愤的官僚们常常向人民展示权力的傲慢和冷酷,他们因此常常把小的冲突激化为大的事件。一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和成千上万聚集在北京抗争的冤民早就在警示我们,在繁荣与希望的背后,这个国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历史的方向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这个样子?难道中国人天性比较坏?天性喜欢说谎?天性喜欢阴谋诡计?天性喜欢被奴役?天性更刁蛮?天性喜欢拉关系走后门?天性不愿意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负责任?

中国人也是人,这个民族和所有的文明人类一样拥有良知,向往自由,渴望正义,愿意付出。只不过,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政治体制败坏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败坏了这个民族的法律和正义,败坏了这个民族的道德良心,几乎所有的人身不由己适应恶劣的丛林法则。

三十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是没有进步,但是和经济社会的进步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整个社会良心在复苏,大地震中能够看到那千千万万乐于奉献的人们,整个社会关于民主政治的观念已经转变,批评专制向往民主几乎成为全民共识,而官员的思维、语言、行为模式甚至面部表情都已经和这个社会严重脱节,一个鲜活的例子是,从外交部发言人到各级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严重脱节预示着政治变革必然要发生,这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并不希望革命和动荡带给普通人伤害,但是我们不得不担心,留给改革的时间还有多少。

现在,中国到了认识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并主动朝着政治文明方向前进的时候了。我们国家必然要实现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场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西方或东方的蛊惑,而是来自自然的人性,来自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所要摆脱的不仅是二十世纪人类的梦魇,而且是上千年来深入这个民族骨髓的政治恐惧的阴霾。

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这场变革是人类两百年来政治文明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辉煌的顶点,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的政治文明不仅属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自英国大宪章运动以来,在近八百年的时间里,人类政治文明经历了希望,也经历了二十世纪专制极权回潮的挫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新秩序必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

中国的政治文明将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新的起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从来没有摆脱过恐惧、暴力、残忍、邪恶的欲望等人性恶的一面的控制,人类的政治从未摆脱野蛮的丛林法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将标志着人类终结野蛮政治的时代,进入文明政治的时代,进入一个以道德良知为根基的文明秩序,人类将终结自相残杀的历史,共同分享和平幸福。

1993-03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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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应当是美好的

    作者:许志永 | 评论(1) | 标签:理想, 政治家, 信仰

    一个朋友发短信说,你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从政可能是一条现实的道路。我回复说,你离政治太远了。

    其实后来我又觉得这个回复不够准确,准确地应该说,你离我所理想的政治太远了。我想,我并没有误解你的意思,在中国人眼里,从政意味着开始了一条城府很深少说真话投机钻营的道路,政治几乎成了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代名词,这是政治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

    看到这期南方周末讲述了《奥巴马的信仰》,一个美国黑人从政的经历。奥巴马的母亲是美国白人,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奥巴马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华尔街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成为高级管理人员挣百万乃至千万的财富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梦,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两年后他回到芝加哥的黑人社区,从事社区自治服务。他在社区里扎根多年,全身心推动黑人社区住房条件改善,推动黑人与白人社区融合等辛苦而细致的工作,为陌生人的生活改善和尊严而努力。2004年11月,奥巴马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但无论他处在什么位置,热衷于公共服务是他的本性。

    奥巴马的故事就是一个美国政治家,也是民主法治健全国家千千万万政治家的成长的故事,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把为公众谋福利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甚至作为自己的信仰。也许,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乏精明的甚至是阴险的政客,但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里,政治家的主流——总统、议员、州长、大大小小的市长们大都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至少,公共服务是他们的专业特长。华盛顿带领大家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美国之后主动告老还乡,林肯为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献出生命,罗斯福带领美国乃至全人类走出法西斯恐惧的阴霾,他们都是怀着美好的理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这种贵族精神气质传承了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不缺乏这样热心公共服务的人,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就是把这样的人选到公共职位上,21世纪的今天,这样政治文明的国家已经成为人类的主流。

    我羡慕这样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也应该这样。在这样的国家,权力根基不是阴谋、暴力和恐惧,而是人性善的一面——良知、美德、公共服务的能力。在这样的国家里,权力游戏规则不是黑箱操作比谁更野蛮残忍,而是阳光下的公平竞争,比谁更守信用,更道德,更有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公众的自愿选择或者法律裁决。在这样的国家里,权力更替不是充斥阴谋诡计刀光剑影,而是一场全民的狂欢,人民服从国家权力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服从程序正义基础上的法治秩序。这样的国家属于人民,他们的人民也一定会发自内心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

    可我们的人民没有这么幸运过。在漫长的专制历史上,我们的国家无论姓李还是姓朱,一直都是某个家族或者利益集团所有。江山是打下来的,人民,如同牲畜一样都是江山的附属物。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本应代表人民的公共权力成了少数人私欲的工具,于是,为了争夺权力,政治成了阴谋诡计不讲道德没有底线的代名词。政权更替常常伴随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人民在巨大的灾变面前像蝼蚁一样无声无息。即使那号称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李世民是通过杀死自己的哥哥夺取皇位的,所谓儒家在赤裸裸的阴谋权术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直到二十世纪甚至今天,人民无权参与权力更替,他们在横飞的流言中等待着命运对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未来的裁决。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史,也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史。

    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辈们曾经努力过,努力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共和国。ffice:smarttags"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先生在上海启程时,军人绅商市民数万人自发相送,“共和万岁”之声闻于数里。建立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多么纯真而又热血沸腾的梦想。然而,专制力量如此强大的惯性终于淹没了文明的希望,没有多少人相信美好的宪政规则,一番争吵怀疑之后还是各自拿起了刀枪,最终胜利的是最不讲道德最没有底线的统治者。

    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迎来了新的希望。今天,文明的政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中国公民社会正在迅速成长,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共识,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全民的期待。我们已经看到,千千万万中国人已经摆脱阴谋政治的束缚,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开始独立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相信,这个民族不会再错过一个新的世纪。

    我们始终坚信,政治应当是美好的,我们不能指望人性的改变,但好的政治应当通过正义的规则促使大部分人抑恶扬善。在一个社会里,好人,那些本性中利他、同情心等善的一面明显超过贪婪、自私等恶的一面的人是少数;坏人,那些本性中恶的一面明显超过善的一面的人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善恶并不明显,他们的行为选择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好人是主流,是榜样,通过良好的制度带动绝大多数普通人抑恶扬善。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坏人是主流,是榜样,他们通过潜规则诱导普通人抑制善良,张扬人性之恶。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提防陌生人说谎话拉关系走后门,大部分人常常不得不违背良心做事,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须改变。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扭转这十多亿人的观念预期。即使一个人认为一个法律是好的,但当他(她)意识到大部分人都不会遵守时,自己也就不遵守了,大部分人都不守法,法治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部分人认为政治就是恶的,所以自己一旦从政就必须放弃道德良知,大部分人不相信正义,所以自己也就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场”,十多亿人的倾向是抑善扬恶。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个场,要把十多亿人的倾向变为抑恶扬善,即从内心深处改变人的心理预期,即必须让人们相信政治是美好的,让人们相信从明天开始坏人会得到正义的惩罚,好人不用贿赂也能得到公正对待。

    在道德良知基础上重建我们的社会,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这需要千千万万优秀公民在制度层面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的努力,需要一群优秀的公民楷模引导人们走向政治文明的生活方式,需要一个足以震憾民族心灵的巨大历史事件扭转整个国民的心理预期。宪政中国需要制度规则,这样的规则正在建立。但仅有好的规则不足以推动宪政良好运转,宪政运转需要第一推动力,需要一群优秀的公民楷模,坚守良知和正义,坚守民主法治的宪政理念,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担当责任。这群公民楷模需要在巨大的历史事件的震撼中改变国民的心理预期,而且,他们有责任尽量减少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

    我很幸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意识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愿意成为这优秀群体的一员。为了责任,我们必须成为纯粹的人,为了一个纯粹的梦想。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认为政治就是革命与反革命、镇压与被镇压的传统观念,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为了建设,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约束权力。我们追求的不是物质财富,不是控制别人的权力欲望,我们唯一的私欲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这依赖于为公众谋福利的生命历程。我们不会在理想主义旗帜的背后埋藏任何阴谋,我们的理想、言论与行动是一致的。惟有如此纯粹,我们才无所畏惧,我们才有彻底的勇气面对一切非议和责难,面对一切阴谋和困境。

    为了责任,我们必须怀着美好的愿望,以宽容的、理性的建设性心态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宽容过去,每一场历史悲剧的真相不应当是仇恨的张扬,而是和解的剧幕,太多的历史悲怆不是这个民族彼此之间的仇恨积累,而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和解与感恩的年代。我们必须理解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看似道德沦落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其实正在渴望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要努力理解所有的人,把每一个人当成自己的同胞,包括那些泯灭良知深陷野蛮政治规则的人,他们是我们同情的对象。我们必须以乐观的期望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以巨大的历史悲悯看那一切丑陋的乃至邪恶的,启迪那深埋心灵深处的幸福的愿望。

    为了责任,我们必须有勇气放弃自我。改变这个漫长历史传统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有人愿意担当责任,愿意付出代价。我们惟有的力量是道德,是上帝植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良知的种子。我们的力量必须非常强大,必须强大到让最邪恶的暴徒在我们面前自卑地放下刀枪,惟有如此,这个民族才有可能实现和平转型,才能变成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虽然我们不会轻言牺牲,但必要时我们必须有放弃一切的勇气,唯有巨大的放弃一切的勇气,阴谋和暴力才会卑微渺小到没有意义,我们才能战胜阴谋和暴力,才能张扬人性的善,才能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

    当大多数人都在沉默时,必须有人不能沉默;当大多数人都在抱怨时,必须有人不能抱怨;当大多数人都已经放弃希望,必须有人不能放弃。为了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必须有人坚守良知和正义。不仅坚守,他们还必须有足够的智慧成长,让良知正义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这个时代需要一群优秀的公民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达成共识,成长为一支健康的力量,推动这个伟大的国家完成政治文明的历史转型。

    如果说二十年前,这样的梦想还只是一个稚嫩的梦想,如今它已经成为我的信仰,我的生命。无论经过多少挫折,无论付出多少代价,这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我要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公民,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那个优秀公民群体的一员,我要让人们相信理想和正义,让人们看到这个变革时代的希望。是的,我已经在从政(指自荐竞选区人大代表胜出——xqm侍者注),我在追求理想的政治,文明的政治,我要以自己一生的行动向这里漫长专制阴霾下的亿万国民证明,政治应当是美好的,政治的确是美好的,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事业。

    200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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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万延海携家属离开中国抵达美国

    万延海

    [Alain Arnaud / rsr]

    著名艾滋病维权团体爱知行研究所创办人万延海不堪政府打压携家属离开中国经香港来到美国。美联社说,他和他妻子及女儿以商务出差为名先抵达香港,然后来到美国。在采访中万延海说,“走之前,我们没有告诉很多人。抵达香港后我们一直等到星期四晚上,买了飞机票,在机场通过安全检查后,才打电话告诉一些朋友。”纽约时报说,上星期四飞离香港的万延海及其妻子和4岁的女儿,在费城的朋友家度过了周末。他在费城的朋友是美国 “艾滋病政策项目”主任克劳斯。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万延海表示, 政府对研究所和他本人的打压越来越严重。报道说,“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4月20日北京市消防部门以安全检查为名对他们进行的骚扰,第二天又派了地方消防部门的人员前来。他的朋友克劳斯告诉纽约时报说,万延海告诉她,北京市政府税务部门的官员也来找他们,这是不寻常的。美联社说,来找麻烦的还有商务部门和行业部门的官员。

    去年7月北京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就是被当局以“偷漏税”为名取缔的,其负责人许志永被当局带走羁押。万延海说,老实说我非常担心。我感到如果动作慢了结果可能不太好。纽约时报说,虽然万延海及其组织过去也受到打压,但最近的检查的背景是当局对民间组织和草根团体的范围更广的镇压。

    纽约时报说,当局一直非常留意从海外获得资助的团体,并对这些资助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美联社说,万延海逃离中国的时机正值中国当局对来自境外捐款严加管制之时。今年3月,政府首次决定严格管制接受境外捐款的非政府组织,这一措施严重打压了像爱知行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今年3月25日,中国当局撤销非政府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当时,万延海就表示,这样的规定对经费来源本身就不稳定的民间非政府组织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万延海在接受纽约时报时说, “如果你在中国工作,他们就把你当作打压的靶子。如果你离开,他们就不再瞄准你了。” 他对美联社说,“我在中国时,当局把我当作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说 ,如果你不听话就吃掉你,但是,我离开后他们就得另眼相看,因为我已经不在他们的笼子里了。”

    纽约时报说,星期一,爱知行办公室接听电话的杨姓工作人员说,该组织仍在工作,当问及万延海时,他说,我不知道他的情况。美联社援引万延海的话说,虽然他离开了,但爱知行研究所将继续在北京运营。未来几天,他希望能与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见面,讨论如何进行合作项目和进行资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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