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北京背離李瑞環的茶壺理論，香港政策失敗，把責任推給被極度誇大的「港獨」。 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次談話中，李瑞環把香港的治理比作「宜興的茶壺」——茶壺中的茶漬才是名貴所在，不識貨的人刮掉它，反而毀了茶壺的價值。 這段講話在香港引發了高度的共鳴。主權的交替即將發生，香港人對未來半是期待、半是惶惶。不錯，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然取得驚人成就，但這個製造了大饑荒、發動了文化革命、又在六年前把槍口對準自己的青年的政權，一定不會把這套方式引入香港嗎？即使它不使用暴力，這個滿口教條的黨能明瞭香港人對民主、自由、法治的感受嗎？它又能克制自己偏執狂式的控制慾，讓「港人治港」嗎？ 時任中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的講話，讓很多人獲得一時寬慰。這個準確的比喻，令人覺得至少黨內的開明人士仍能把握到問題的本質。 十七年過去了，北京部分遵循了諾言，香港「馬照跑，舞照跳」，它也動用自己獲得的龐大物質力量，來幫助香港保持繁榮。但在政治上，似乎再沒有一位領導人能發出「宜興茶壺論」式的論調。它一方面意味中國崛起給北京帶來的傲慢，不再需要敏感於香港的感受；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著政治能力的顯著衰敗——伴隨著早期領導人的離去，極權系統難以生產出富有洞察力的新人。 國力的興起與政治能力的衰退，造就了今日中國的面貌，而香港則成為這種症狀的最佳折射。在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中，胡錦濤對於港澳部分的發言在香港引發了一陣驚恐，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對中聯辦日益明顯的干預表現出的不滿，被北京理解成「港獨」力量。這是極權政治再熟悉不過的論調，它把任何不同於自己的聲音視作異端，把異端又視作敵人，而不斷創造敵人，則是它保持自身權力與合法性的方法。在昔日，當你創造了「階級敵人」、「幕後黑手」這樣的概念時，也意味著你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與經濟失敗，全都推給這些力量。而在香港的問題上，當北京使用出「港獨」來形容不滿聲音時，也表明北京不承認自己在香港政策的失敗與技窮，把責任推給即使不是無中生有、也是被極度誇大的「港獨」勢力上。比起李瑞環通過茶壺理論來強調「兩制」，胡錦濤的講話則明顯著重於一國。 此刻的香港（西藏、新疆、台灣亦然），這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的邊緣地區，如今面臨著雙重的壓力。一方面是極權力量，它雖然衰竭、仍舊強大，你可以從十八大報告中瀰漫的意識形態腔調中感受到它，這種極權式思維仍試圖壓制一切不同聲音、不斷製造敵人。另一方面，中國崛起造就了新的帝國誘惑，這帝國也充滿了規訓一切的願望，它對於邊疆保持了本能性的恐懼與懷疑，憂慮它成為包藏反叛的據點。極權與帝國的衝動，都是難以控制的，它總傾向於不斷累積、擴張自身的權力，直至被自身的重量壓垮。 不論「宜興茶壺論」多麼巧妙，它也不再適合於此刻的香港。北京的新一代領導人有可能表現出更多的政治技巧、或是淡化意識形態色彩（這一代接受過八十年代的舉蒙運動），但香港已不是十七年前的香港，它需要的不是開明專制，而是更為徹底的民主體制。北京和香港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是體制上的對衝，無法僅僅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 多年前，香港的民主領袖李柱銘也做過茶壺式的比喻，他說﹕「香港民主有如日本料理店的紙門，誰想硬闖，沒人可以阻攔。不過若懂得尊重，就會先敲門，獲得門內首肯才入內。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亦如此。」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看到北京的大員們粗魯地清掉茶垢，大腳踏破紙門，還理直氣壯。當他們創造了「港獨」這樣的名詞時，一定不知道莎士比亞在《麥克白》中的警告，語言是有魔力的，你說出了它，它就會纏繞著你。就像一九九六年的導彈演習把台灣向外推一樣，「港獨」的討論則讓香港的心離北京更遠，在兩邊築起新的籓籬。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亞洲週刊

一 脏话此起彼伏。比起七个字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过度陈旧的”抵制日货”，”小日本，X你妈”、”野田佳彦，傻X”与”血洗东京”、”对日宣战”的口号，显得干脆有力，更带有一种暴虐式的快感。 游行是封闭循环式的。你先在德国学校门口，加入一个正在集合的队伍，等到人数到了一百多人以后，就可以出发了。在路上，它们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松散的方阵。有的队伍人数众多，红旗招展，有更多的标语，声音更嘹亮，有的则松散、气势不足。但每个队伍第一排总有人举着毛泽东像，也总有人手中拿着扩音器，带头喊口号，还有一些人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与”义勇军进行曲”。 队伍时走时停，让人想起运动会的入场室。两旁则是栏杆与蓝色警服的警察，宣传车则一刻不停播放着这样的呼吁：政府与人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必将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但请人们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你熟悉那种音调，似乎粉碎四人帮、天安门事件，都是这样腔调的宣传，充盈着”党”的味道，它总和你站在一起、总理解你的内心、总有义务指导你，总用空洞的抒情的来表达。 在经过日本使馆时，口号声更嘹亮，人们甩出了手中的矿泉水瓶与鸡蛋，它们穿过一排排的手拿透明盾牌的防暴警察与漆黑铁门，进入了只有警察与两位摄影师的院落里，或是在砸在四层灰色楼房墙壁上，上面挂满蛋青与蛋黄。楼里似乎空无一人，比起马路上的吵闹，它散发出一种令人特别的镇定，像是一种高度压抑后的沉默。不知馆内的工作人员对这一切会做何想。他们一定会有一种深深的被围困感，其中混杂着屈辱和莫名的神秘，旧大使的车上的国旗被人路上抢走了，新大使在上任前却突然逝世。我突然想起了1999年夏天那一幕，当成群示威者向美国使馆仍石块后，尚慕杰颓然在只残存几片碎玻璃的窗前的向外张望。中国人仍很少意识到，在我们高呼”日本帝国主义”或”美国帝国主义”时，在世界的眼中，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帝国。在我们仍觉得自己是历史的受害者时，很多地区的人们则认定中国正在给他们带来新的恐惧与伤害。 二 游行队伍沿着亮马桥路北侧向东，直到一个高澜大厦的路口再折回，最终回到德国学校门口，倘若你愿意，可以一直循环的走下去。 这是北京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你看得到凯宾斯基、四季酒店的高楼，也经过加拿大国际学校与好运街上的成串餐厅。它们都是一个迅速丰裕、开放的社会的象征。但是在过去的几天里，这新的繁荣显得如此脆弱。 我打量着周围的人，这些热衷于拿着手机拍照人们，真的在乎钓鱼岛，真的愤怒于日本的所为，真的有勇气冲进旁边的酒店，砸烂玻璃吗？ 在过去的几天里，遍布中国的反日游行，演变成一场社会骚乱。除去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还有令人瞠目的极端情绪的复苏。当你看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像，或是”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宁愿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小日本”的标语时，你真感到黑暗亡灵再度复活，扼住了这个民族的咽喉。这场反日游行，跳过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游行传统，直接与义和团衔接了起来，它以空洞的仇外为名义，行所有的罪恶之事。 仅仅用”乌合之众”或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来概括吗？在骚乱发生后，香港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大陆人民以实际行动证明，洗脑教育的危害性。同样是群体示威，比起香港人，大陆人的表现混乱且残酷。这也令人想起埃里克•霍弗的著名比喻，他用西红柿与龙葵来比喻不同类型的群众运动——它们都属于茄科的植物，它们在形态与内在都有诸多相似之处，西红柿营养丰富，龙葵则有毒。 我们正品尝的龙葵，既与长期的扭曲历史教育有关，是一个失败的公民社会的必然后果，但更重要的是，它明显被上层的政治斗争操纵。 但这一次示威的暴力与粗鄙程度都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杀光日本人”与”活捉苍井空”这样的口号并存。它与几年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相关，人们的不满需要宣泄，失意者很容易演变成狂热分子，钓鱼岛或是日本只是这种情绪的借口。但不要以为这是一群狂热分子的冲动。倘若你生活在中国，你一定知道倘若有大批的警察在旁，你是很难去砸毁路边的商场的，尽管人们哀叹道德沦丧，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们对于”非暴力”早已达成默契。 在这样超级的维稳状况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场普遍性的城市骚乱。而这一切，也必然与上层的权力斗争有关。倘若没有慈禧的默许，义和团不可能进京，没有毛泽东的上层权力斗争，文革式的混乱很难发生。而如今这场社会骚乱，也伴随着新的权力交替。 三 用了40分钟，我走完了示威路线。看得出，大部分人着迷于这行动本身。抗议仍是个新鲜事，或许在他们的一生中，也很少有机会走在马路中央，呼喊口号。他们拼命的拍路旁的景象、还有自己，享受着观看别人也被别人观看的过程。对于钓鱼岛、日本，他们必定都一无所知。倘若观察他们脸上的表情，你会知道他既很难热爱什么，也很难仇恨什么。他们是高度功利的，也是高度表演性的。即使走在了一起，喊了共同的口号，你也感觉不到陌生人之间萌发出的亲近感，激发出共同情绪，人们只是松散的凑到了一起。 不过，每个队伍的一头一尾，都看得到这样的活跃者，他们大多皮肤黝黑，留着平头或光头，他们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或者拿着话筒，他们带头喊口号，催促人们步子快一些，声音大一些。 “这画像从哪来”，在游行快结束时，我走到前面，问这个举画像的小伙子。 “是自己做的”，他说。 “那为什么每个队伍的都一样？”我继续问。 “哦……”他的表情有点尴尬。 “是发的，发的”，他身旁的一位光头大汉不耐烦的说，”问那么多干吗？”

“ 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 的真正渴望。 ”   一   “ 如果你直接批评政府，会被关进监狱吗？ ” 在学院的餐厅午餐时，我偶尔会被这样问道。剑桥的克莱尔堂里穿梭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人们相逢，又匆匆离去，表达着对别人短暂和浅薄的兴趣。 当坐在对面或旁边的人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除去感叹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就会对我的人身安全感兴趣。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体，它是繁荣、也是禁锢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可能只有朝鲜、古巴、缅甸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罗斯都更好些。 我该怎么向这些陌生人解释呢？一切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危险，但仍旧很危险。除去那些头脑最愚钝、心肝最麻木的人，没人不知道这是个专制、腐败甚至可以说邪恶的政权。但是，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彻底的极权体制，你不必担心因私下的言论而获罪。事实上，从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到出租车司机，他们在餐桌上、闲谈时咒骂、讥讽现行体制，已经变成了一项娱乐。 你在公共空间上，很难看到、听到这种不满，到处是国家富强、和谐社会的赞歌。人们生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这二元世界又加剧了虚伪与嘲讽的蔓延。中国似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感到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人们表示不满、充满讥笑，却又很少人准备真的改变它。似乎嘲讽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满足。在嘲讽中，人们自认已经改变了现实。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 犬儒主义的盛行，是因为现实的困境不能被传达到公共空间，私下的议论无法转化成公开表达的辩论，缺乏社会组织来将不满转化成正常的行动。这种公开性、组织性，正是一个专制政权最恐惧的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它们的出现与存在。彻底的极权主义，会试图改造人的思想，甚至连私下的念头都要压制。而现在，政权给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权甚至会容纳、鼓励这蔓延的嘲讽，但千万记住，这只是私下的游戏。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足够的内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张，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视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手段。当自由只是一种手段时，它也就经常被交易。政权轻易收买了大学、媒体，让知识分子们用灵魂来交换物质生活。此刻的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这种内在价值观的坍塌，或者说我们从未建立起这种内心的价值系统。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双重危机阻碍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很多议题是明确不能报道的，即使你报道了，你必然会被删除，你的个人可能也会遭遇不公对待，因为所有的媒体仍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 —— 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所有兴奋都将集中于说出那一句常识。 我想不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些鼓舞也经常来自另一个地区与时代。   二   “ 那么，你是写两个版本，还是只写一个 ?” 米克洛斯 • 哈拉兹蒂问道。我们坐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闹哄哄、烟雾腾腾的餐厅里。虚伪的健康崇拜还没蔓延至此，很多人兴致勃勃地谈天、喝酒、大口抽烟。 餐桌中间摆着《天鹅绒监狱》，米克洛斯 • 哈拉兹蒂的一本旧作。一本薄薄的书，算上前言与作者简介，也只有 163 页。原书的封皮已经丢失，只剩下是红色绒布面硬壳，上面印有烫金的作者签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个不羁的诗人。 这本书有关匈牙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 1970 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 1960 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 —— 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东欧国家，匈牙利象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 “ 牛肉汤共产主义 ” 。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我在剑桥的一间小图书馆意外的发现了它。最初，我很不适应它的风格，通篇是陈述句，没有疑问，到处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约翰 • 弥尔顿，似乎再没有引用过任何人的话，似乎它是从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纱被有力的撕开，污浊遭遇了强力去污剂，在不容置疑的口气的帮助下，混沌重又变得明澈。它似乎不是为了 30 年前的匈牙利，也是为此刻的中国而写。 我辨认出那么多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那一类的尝试。这令我愤慨，不止一次谈论他们的放弃。 但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一个为我的编辑，另一个仅仅为我自己。我可以指责中国现行体制的严酷性，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暂时隐藏起来，但它是一个作家对世界和自己更诚实的认识。 我从未有过地下写作的经历。我写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发表。即使经常表现出的尖锐，都含有某种特定技巧。在批评政权时，我知道分寸在哪里，或者自认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不对他们做出具体、细微的批评。用执政党、政府、社会这些整体而模糊的词汇，作为批评的对象。自我审查的机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也来自于市场空间。我不能被市场遗忘，我要谈论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似乎积累起越多别人的注意，我自身的价值也随之提升。无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因为习惯了不去谈论它们，它们甚至开始变得不存在了。而对于另一些人，这些禁区则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去探索，以至于除去禁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正是这两个不同极端的自我审查者吗 ? 他们经常相互指责，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被缓慢地侵蚀，逐渐丢失了自己。 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的争端告一段落。它似乎也让 “ 自由 ” 、 “ 专制 ” 、 “ 审查 ” 这些名词过时，它们不是属于那个已经塌陷的共产主义社会吗 ? 而昔日的异议者们，则被人遗忘。但中国的崛起，则让他们的论述变得再次重要。     （许知远：作家，《商业周刊》执行主编。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39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