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有什么样的考试， 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 作者 早报记者 田波澜   发表于2012-06-22 00:54 许纪霖教授由法国“高考”考题和南科大复试考题谈论基础教育中的应试话题。 　　 许纪霖教授由法国“高考”考题和南科大复试考题谈论基础教育中的应试话题 　　 “有什么样的考试， 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 著名学者许纪霖 　　2012法国“高考”哲学考题 　　法国时间6月18日上午8时，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考试。 法国统一的中学毕业会考（BAC）的成绩在法国就是申请大学的依据，所以也可以算是“高考”。  　　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在法国时间早上8时开始、中午12时结束（北京时间下午2时到6时），2012年普通类会考各科考生的哲学试题如下：  　　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么？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寻求真理的义务？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社会经济科考生试题  　　题目1：是否可能存在天生的欲望？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贝克莱《消极服从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早报记者 田波澜  　　“据我在法国留学的博士生透露，今天是法国‘高考’（BAC）的第一天，考试内容为‘哲学’，总共4个小时，就一特定题目撰写论文。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法国有这么多的哲学家，而中国只能盛产应试者了。” 　　6月19日晚，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法国“高考”哲学考题引发网友热议，截至记者发稿，此条微博已被转发29267次，有评论7083条。 　　巧合的是，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的自主招生复试也于19日上午在全国八省同时开考。南科大是国内首家自主招生选拔且自授文凭的高校，这场复试 共有1357名考生参加，尽管仍采取笔试形式，但考题却让考生们眼前一亮，比如，让考生7分钟内连续写出1-300的数字且不能涂改；在40秒内记忆10 个双音节汉语词汇然后默写；在一大堆无序数字中找出相邻两个相加为10的数字。大多数考生都提前交卷，面带微笑离开考场，他们纷纷表示试题简单、新颖、好 玩，不考知识点，完全可以“无备而来”。而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则表示，复试主要考察考生的记忆力、想像力、注意力和洞察力，考生如果能在两个小时内全部答对 或答出，他的智商就是相当高的。如果考生半个小时就做好的话，那他不是天才，就是不够小心。 　　在2012年高考刚落下帷幕的今天，法国“高考”的开放性考题和南科大复试题的探索都成了热门话题。面对当下的众多考试，人们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出题考查我们的后代等话题。就此，早报记者专访了许纪霖教授。 　　法国高考首考哲学 　　比美国更重视人文教育 　　东方早报：请谈谈你最初看到法国“高考”哲学考题时的印象，你为什么会在第一时间将这些考题发布在网上呢？ 　　许纪霖：最初是我在法国留学的博士生发邮件给我，我看了之后很震撼，我想贴出来可能也会给网友一些思考的刺激。说实话，我们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研 究生是否做得出来，我有点怀疑。如果要我来做，我也得做些准备。这些题目非常有深度，有思想力。我第一反应就是法兰西民族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出了这么多大 哲学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是从童子功练起的。在法国，不管以后学文科还是理科还是社会经济科，他们从小就有着很好的哲学训练。在中学阶段法国就开设 了大量哲学课程，有一位法国人留言说，他是文科生，当年高三每周上8个小时的哲学课。他们的中学毕业会考（BAC）考七天，第一天考哲学，第二天考历史， 第三天考法语，然后才是四门其他课程，由此可见人文所占比重之大，而总分里哲学的权重最高。法国这个会考就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法国的大学录取新生以会考成 绩为依据。 　　这些题目出得真好，比如“我们是否有寻求真理的义务？”，寻求真理是古希腊的传统，而法国今天也被后现代思潮冲击，这个题目可能是在古希腊传统 与后现代交锋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若在中国，这可能是哲学专业博士生考试的题目。“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自由？”“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吗？”这些都是 很有深度的题目，简单明确，但后面的知识面很广，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什么？”关于劳动，马克思、亚当·斯密、阿伦特等哲人都有很多 精彩论述。如果你没有这种发散性思维，你也可以解释卢梭的《爱弥尔》或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这些都是欧洲的经典，它也没有指定段落， 而是让你自己选择。总的来说，这些题目既让你有发挥的空间，又让你有选择的空间，这给我们的高考命题以很大启发。 　　东方早报：有些网友认为法国“高考”考题似乎与考生的日常生活、道德思考等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你怎么评价？ 　　许纪霖：法国比美国更重视人文教育，法国的十大高中尤其精英高中很重视读经典，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些都是法国高中生的必读书。 所谓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些基本经典，在中学阶段就要求读，而且要读原典，读完还要讨论，所以他们的人文素养很深厚。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是一个文明大国，到今天 法语文化还能和美国所代表的英语文化相抗衡的原因之一。法兰西当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是近代文明的代表，到今天它还在坚守这种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 启蒙的文明，而这种坚守不是所谓精英的坚守，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来坚守。 　　民族的整体素质 　　取决于基础教育 　　东方早报：一些网友在你发布的微博后面评论说，怪不得法国乃至欧洲是出思想家的地方，而中国的高考似乎更多的是在强调记忆，法国的哲学考题似乎更注重自由阐释，在你看来，高考考题的价值导向与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许纪霖：有什么样的考试，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这一点非常清晰。我越来越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要运用哲学的时候，就变得特别 傻。无论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还是在一些会议上，一些非学术工作者发言，通常会用他们学到的那套哲学，如一分为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这些未经思考的语 言领导着人们的思维，这种思维就形成了一种公共文化，而这种文化具有很大的教条性和封闭性。 　　当今中国要怎样成为一个人文大国？我想首先要从基础教育开始。而当今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试教育，不仅高中是应试教育，现在的大学也如此， 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客观题，然后设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答案，实际上人文学科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是开放的。它可以有多种解释和理解，只要你持之有据、言之成 理，那就OK了。没有标准答案，这是人文学科的特点。但中国今天的高考，甚至包括研究生入学考试，比如历史学在内的四门学科，都是全国统一考试，这使得很 多大学生学历史都像高中一样，完全是死记硬背，抓知识点。我想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反思：中国这么一个有智慧、有哲学头脑的民族，再这么折腾个几十年，大概会 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民族，只会赚钱，不再会思考。 　　东方早报：也有网友质疑说，法国这种考题阅卷教师很难评分。 　　许纪霖：实际上，法国是有参考答案的，但只是参考而已。它出开放性考题并不意味着阅卷老师就可以随意评分，其中某些知识点是需要你掌握的，但这 些知识点并不是评分的硬性规定，而容许你有一定的发挥。所以，这些试题既有形成共识的一面，也有让你个人发挥的一面。法国在这方面比较灵活，而且它从上到 下都非常重视教育，在法国最难考的证书是中学教师资格证，过去那些大哲学家都是做过中学老师的，比如萨特等，都有过在中学教书的经历。法国的中学教师资格 证就像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证一样，是最光荣、最拿得出手的证书，水准非常高。所以，一个民族，不仅要看知识精英怎么样，还要看民族的整体素质如何。而民族的 整体素质实际上是取决于基础教育。 　　有个性化表现空间 　　中国教育才有希望 　　东方早报：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单位的南科大自主招生复试题也引起很大关注，这些题目与中国传统的高考试题也明显不同，比如要求考生7分钟内从1连续写到300不许更改，对此你怎么评价？ 　　许纪霖：我不想对这些具体的考题作评论，但我觉得南科大的考题体现了朱校长的风格。朱清时校长一再强调，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要有想像力和创造 力。现在我们的应试教育都是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而不去考查学生潜在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我想南科大的考题大概体现了朱校长心目中对优秀学生的理 解。当然，结果怎么样，现在要下结论还太早，但是我一直认为，一般的大学可以采取统一考试的方式，但一流的大学应该放开，应该容许它们有自己的招生方式， 然后形成每个大学的不同风格和模式。英、美真正的大学一定是有个性的，它们对人才的选拔是不统一标准的，日本一流的大学招生时会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加科考 试，这个加科考试就体现了这所大学的特点和自主性。中国现在的考试是一根筋，从北大一直到考大专、职业学校，都是同一套试题和同一个模式，这对中国教育最 有杀伤力。所以，我觉得应该多一些南科大这样的探索，让各种类型的大学在自主招生和常规考试当中，都有个性化表现的空间，这样中国教育才有希望，才能打破 今天这样一个应试教育的“血统”。 　　东方早报：对比法国“高考”和中国已有的高考命题方式，以及南科大考题的探索，你觉得作为知识和价值导向的中国高考命题应在哪些方面继续完善？ 　　许纪霖：我也不赞成全部放开，中国一放开就乱了。所以，我认为教育部应该分类进行，一般的大学目前仍采取这种统一高考的方式，但是要放开一些优 秀的大学、一流的大学，首先从“985”大学开始，然后让它们有像日本那样的加试模式。一步一步来，中国问题切忌“一刀切”、“一窝蜂”，全部放开的话也 会乱，因为中国很多大学在这方面缺乏经验。 　　现在高考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这不利于选拔一些最优秀的学生。现在的高考模式只考察学生的一种能力——应试能力，它没有办法检验一 个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今天中国内地科技界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我可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也拿不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中国只能做山寨大国，因为它 适应能力很强，你有什么东西，它马上适应和模仿，而原创力很弱，这就和我们的考试、基础教育有关系，法国和我们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整个考试改革要增加主 观题的比例，让考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有发挥的空间，而且这种改革就像我刚才说的，先从一部分高校开始实行，慢慢会形成一种导向。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个人、国家与天下：现代认同的多重维度”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23-25日，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6月23日（周六）上午 开幕 9：00－9：15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持：刘擎；致辞：许纪霖、萧高彦 第1场报告与研讨 9：15－10：45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题：传统与现代 主席：刘擎；评论人：黄乐嫣 白彤东，夷夏之辨与民族国家——试论儒家之国家认同观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认同 萧高彦，张佛泉的自由之路：一个共和主义的诠释 第2场报告与研讨 11：00－12：30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题：文化与价值 主席：沙培德；评论人：刘擎 曾国祥，人性尊严与跨文化之价值认同 蔡英文，福利国家的规范性论据及其实践上的限制 王斑，人文主义与世界文学 6月23日（周六）下午 第3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3：30－15：00 【A组】主题：天下与国家；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黄乐嫣；评论人：白彤东 赵刚，清代多民族天下观的形成 任锋，旧邦新命与天下公民：宪制会话中的现代认同问题 裴自余，略论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观 【B组】主题：法国政治思想；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曾国祥；评论人：李永晶 倪玉珍，民主革命与专制的隐秘关联——托克维尔关于行政集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刘拥华，道德、政治化与空洞的世界主义 崇明，现代政治中的抽象与认同：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哲学 第4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5：15－16：45 【A组】主题：中国政治传统的现代彰显；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陈赟；评论人：任锋 任军锋，中国政治中的“公”与“私” 王利，中华文明的现代处境 成庆，晚清士人的普世主义想象——以康有为《大同书》为例 【B组】主题：现代性与宗教；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王斑；评论人：王寅丽 刘文瑾，恶与痛：审美现代性中的主体精神 张容南，查尔斯•泰勒论祛魅与返魅 曾誉铭，启蒙的自我批判：生存处境、政治与宗教 6月24日（周日）上午 第5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8：30－10：00 【A组】主题：文化传统与政治认同；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白彤东；评论人：王利 高全喜，保守的现代性 陈赟，“家天下”与“天下一家”：三代政教的精神 叶斌，毛泽东自由观述论 【B组】主题：政治理论的多重视角；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萧高彦；评论人：江绪林、吴冠军 陈伟，共和主义：一种政治理论 叶浩，两大国关理论夹缝中的两岸和平思考 李蕾，知识的流动：介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或者，美国人如何能认同中国的知识？ 第6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0：15－11：45 【A组】主题：公民与德性教育；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高全喜；评论人：唐小兵 沙培德，伦理教科书：民初学校教育里的修身与公民道德 瞿骏，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以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为例 【B组】主题：李大钊与现代思潮；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高瑞泉；评论人：成庆 杨芳燕，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从风俗保群论到第三文明论 段炼，寻求超越—以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为中心的研究 顾红亮，梁漱溟的国民性话语批判 6月25日（周一）上午 第7场圆桌会议 9：00－11：30 主题：现代政治与认同 主席：蔡英文、许纪霖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南方都市报   2012-06-17 作者:许纪霖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42.00元。         近年的读书界，流行的是“民国热”。民国热有两个热点，一个是“民国范儿”———那些民国的文化精英，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海峡两岸的行情常常倒着走，当老蒋在台湾逐渐被人忘却的时候，这边对他的兴趣却日渐浓郁。特别是近年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所解密，新的资料带来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新近出版的有关蒋介石众多学术成果之中，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研究丛刊之一《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火枪手”：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他们一反注重政治褒贬的传统研究套路，对蒋介石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既非如唐人《金陵春梦》式的漫画化、脸谱化，又不是像陶涵(Jay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那样一味拔高美化。这一由民国史领域中生代的佼佼者联手打造的三重奏，将蒋介石置于民国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从其个人童年经历所造成的记忆创伤和孤僻性格、国民党体制的内在矛盾、地方冲突到蒋宋孔家族内部的微妙关系、四十年代风云骤变和蒋介石个人的阅读史等方面，描述了这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三位作者像许多蒋氏研究者一样，也曾经远赴胡佛研究所阅读、摘抄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档案，并在书中多次引用，但他们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迷信蒋的日记，以此作为终极性的判案依据，而是将蒋的日记内容与其他史料加以比照分析，从而以一种 3D式的全息图像，将蒋介石的多重性格和历史功过客观地展现出来。     我个人虽然研究的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但在1980年代，因为开设《中国国民党史》课程的需要，曾经一度钻研过相关论题。30年过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已经有质的长进，此次阅读《天下得失》一书，常有击掌叫好之冲动。以我个人阅读之体会，书中有几个独特的分析角度深得吾心，愿意在此有所发挥。     民国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少历史大人物童年时皆有“孤儿寡母”的经历，鲁迅、胡适如此，蒋介石亦是如此。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幼小心灵过早落下记忆的创伤，既成就了其特立独行、有社会担当的大志向，也会对其一生性格有扭曲性塑造。蒋介石即是一个典型，《天下得失》对此有专章分析：“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蒋一生多疑，对人缺乏信任，即使成为独裁者之后，也以培植双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党务中的C C和三青团，特务系统中的中统和军统、黄埔系中更是派系林立。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童年的创伤有关，因为孤儿寡母、见惯了世态炎凉、旁人白眼，蒋除了母亲之外，无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后无法摆脱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记之中，常常感慨、质疑友朋、同仁和部属之不可靠。一代枭雄如此狭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败走麦城，也不属奇怪。     民国成立以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重变化。民初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由于多重政治势力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宪政的权威重建，最后议会中的两党忙于党争而让袁世凯从中渔利，易议会民主制而改行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袁最后却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在经历了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之后，南方的国民党借鉴苏俄的党国体制，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广泛实行社会动员，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脆弱的党国体制，其原因乃是后起的蒋介石以党军起家，以枪指挥党，军权始终在党权之上。与其说是党国体制，倒不如说是军国体制，党国体制不仅依靠暴力，而且有一套震慑人心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统治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如果设计得好，还会产生宗教般的神魅性。但军国体制就不同了，其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既匮乏有神魅的意识形态，也缺乏有严密纪律的全国性组织。蒋介石的本质乃一军人，而非党魁，他的权力从枪杆子而来，也靠枪杆子维持，而其权威只是建功而已，全然缺乏作为党国体制的党魁所必须的思想魅力，如同袁世凯一样，他的威权统治缺乏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因此一生都没有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只能借助法家的“术”与“势”来掌控天下。由于其对部属缺乏信任，又有意制造派系间的矛盾以实现制衡，因此执政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内部统一，派系倾轧，一己之私利常在党国利益之上。前不久我在凤凰卫视频道看专题片《决战孟良崮》，国民党中第一王牌军74师之所以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就是因为各路援军妒忌张灵甫，要看他的好戏，见死不救的结果。而一盘散沙的军国体制所面对的，却是由思想团结起来的、组织严密的中共。蒋介石与其说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不如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输给了对手。     《天下得失》一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部涣散和内部矛盾都专章和精彩的描述。对我个人特别有启发的，乃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不仅有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内部三巨头中，蒋介石是浙江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广东人。早期的国民党元老，因为孙中山的缘故，基本以粤人为主，长期掌控着“党统”。而凭借党军而后来崛起的蒋介石，则借助江浙的势力而坐大，“党统”和“军统”在抗战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另一个是传统的地方封建割据要求。周锡瑞教授早就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共和，另一张是封建。但以往的主流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统一趋势，而对封建割据缺乏注意。近代的封建，在表现形态上换了一张面孔，改以“民主”为号召，在“民主”的背后，往往隐蔽着一个“封建”的真实面目。从20年代到40年代几次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反蒋，皆以“民主”为号召。历史是非常吊诡的，善与恶经常纠缠在一起，善的背后有恶的动机，而对恶的追求有时候又无意成就了善的事业。近代中国“民主”与“封建”错综复杂地镶嵌在一起，可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当中窥见一斑。(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眼界，还原历史与和人物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本真性。这三位民国史研究领域优秀的中生代学者，实现了这一超越，标志着21世纪的蒋介石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1927年蒋清党的时候，郭沫若写过一篇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此刻我想说的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许纪霖教授谈学院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体制化 发表于《南风窗》2012年第12期 当今中国大学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体制化进程，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曾经大喝一声“大学不是养鸡场”，来批评大学在学生培养体系方面的异 化，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的“名利场”，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象触目皆是。学术似乎不再是一 种韦伯所言的神圣的志业，而仅仅是为稻粱谋的职业而已。面对这种看上去席卷一切的体制化进程，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反抗的可能或者说重新想象未来 学术生活的可能？本刊特约记者风石堰（唐小兵的常用笔名，早年世纪沙龙斑竹名）就此议题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体制化 风 石堰：许老师，谢谢您接受《南风窗》关于知识分子专题的专访。我们想跟您讨论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体制化。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 和大学的行政化等对学术自由的压抑。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于公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 子，那么现在讨论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进程意味着什么？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体制化会成为一个问题吗？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知识阶层心态上的体 制化这样一些切身的基本问题。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体制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叫做科层管理。马克思•韦伯讲，资本主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会计制度，就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第二个就是非人格化管理的这个科层管理制度。 这 套制度，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有的是士大夫官僚制，它的背后是博雅之学在支撑它，它有一套儒家信念的，更多的是一套礼治。但是，这套所谓的资 本主义化的官僚制度，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以科学、理性和合理化的名义、服从公司化的管理目标：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而整个效 率管理的核心是科层制官僚，由他们通过权力意志来制定游戏的法则。这套东西中国人过去是不熟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向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中国。 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它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普遍化，无论是企业、事业、政府机关，还是大学、中小学，皆以此为运行模式。中国的大学自引入这套考核评价体系之 后，现在这套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是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每个人在选拔、晋升等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量化考核指标，遵循的优 胜劣汰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之中，学术共同体内在的标准被完全取代，而代之以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比如发了多少篇权威刊物、核心刊物文章、拿了多少课 题项目、得了什么层次的奖项等等，它是“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特别是“去学术化”的，与有多少学术内涵、创新价值无关，只是一个外在成功的标 志。 第二，这个体制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整个学术生产的资源与分配，都在体制里面。这个体制掌握了整个知识生产、学术生产的绝大部分资 源，而这 个体制指的是行政意志，上到教育部，下到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完全由他们来操控，即使有专家评审，但评审的标准和最后的裁断权却 不在专家手里，现在常常还出现这样的情况，专家投票的结果竟然还对专家保密，美其名曰是怕专家泄露消息，实质是更方便行政意志的黑箱操作。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你几乎无法超越这个体制，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荣誉、社会身份，收入多少和职务升迁，都与之捆绑在一起，几乎是“天网恢恢”、无所逃避于其间。 记者： 李泽厚曾经概括说1990年代相对于之前的198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而学问家凸显的变化趋势，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学术上的专业化进程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都特别凸显，那么知识界的这样一种变化与体制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 许 纪霖：1980年代，中国人还不太了解学术生产体制是什么样子的，官僚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形式化的条条框框管理大学。现在回想起 来，1980年代大学体制没有什么钱吸引老师，老师们业是普遍的清贫，但知识分子却因此获得了自由。因为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对人的压抑只是意识形态层 面的左倾余毒。而且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他们一言九鼎，学术上好与不好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判断。那个时代的知识界，还不是靠形式化的东西来 评判学者，虽然意识形态不断干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但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即使你不服从，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喜欢的研究。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个自由，不但是没有这么多的考核体系等外在的压迫、而且心态上和精神上也是比较自由？ 许 纪霖：在80年代，人们在精神上、心态上也放得很开，即使有很多压抑，但大家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似乎充满信心，人的物质欲望也不那么膨胀，多多 少少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称之为是一个“后理想主义的时代”。一个人有了一些超越个人的大关怀，有时候也就不那么将个人的利益得失太当一回事，相信 国家好了、个人的前途也会水涨船高。 记者：这有点像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讲述的那样，西南联大的时候，知识分子有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虽然很贫穷，但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许 纪霖：真正的变化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如今体制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性力量，管理阶层像资本家一样，相信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 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四是赢者通吃。简单地说，拉开资 源和收入分配的档次距离，形成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享受蛋糕中的大部分，而让底层的去分残羹剩饭，这样，就可以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拼命往上挤，按照 体制的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这套严酷的学术生产体制如今多大学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构成了致命的生存压力。虽然这套体制 像高考一样，表面是客观的、公平的，量化指标面前人 人平等，但是否可以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文章，是否可以拿到项目课题、是否可以获奖，最终还是取决于人，而这个人，一定是拥有权力的。于是，不少学者的心思 不是在做研究上，而是如何去“攻关”、拉关系、走后门。前不久媒体披露的湖南高校职称评定当中评委公开索贿事件，便是一个例子。当一个体制缺乏有效的监 督，当学术自身缺乏自主性的时候，这个体制必定会产生结构性的腐败。而腐败哪怕是个别的、局部的，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普遍的全局的，人们不再相信体制的公正 性，而只迷信权力。于是，拼爹、拼关系，成为一套人人信奉的潜规则。 记者：这样一些人，对体制的不满，其实有很多牢骚的成分，是因为他没有成为体制中占据核心资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真正对这个体制有反思和批判，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抱怨的人只是在发牢骚？ 许 纪霖：特别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那里，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体制都不满，不论是成功的、还 是失败的，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皆是牢骚满腹。私下聚会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到了慷慨激昂、愤世嫉俗、涕泪俱下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大 部分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拼命适应这套体制、实践这套体制、按照这套体制的规则来生活。很少有人试图去抵抗这天荒谬的体制。于是，这套 体制就像荒谬的高考制度一样，人人不满，却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十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在体制内部谋生的人，也越来越觉得在体制面前的无可奈何和 个人的渺小。 更要命的是，这套荒谬的体制不仅是外在的宰制性力量，而且已经内化了，成为了许多学者的内在价值标准。衡量一个老师学术的能力， 不再像过去那 样，从学术的内在尺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质量，而只是看外在的指标：文章是发在哪一级刊物？项目是省部级还是国家级？获奖是一等奖还是三等奖？研究报告被哪 个级别的部门所采纳、哪位首长有过批示？老一代的学者还好一点，还残存一点过去的学术标准，我发现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 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这种体制的内在化是更悲哀的，纵然对体制有诸般不满，但体制的价值和标准却已经 成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 记者：依照人之常情，这两种取向的冲突应该还是会造成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种痛苦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在体制化的进程中间慢慢被抹除掉吗？ 许 纪霖：一开始可能有痛苦的的感觉，但久而久之，当体制被内化之后，人们便被洗脑，从痛苦走向麻木，这就是体制内化的效果。体制本身不可怕，可怕 的是被内化。这个内化，就像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那样，用我的说法是“自觉而不自愿”，也就是说，在意志上，是被迫的，并非心甘情愿，但似乎没 有选择空间。但在理性层面，却有非常自觉的因素，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拼命去适应这套法制，最终被体制内化。 体制会永远让你成为一个怨恨者 记者：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学术界对一个好的学者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上对于成功人士的判断标准，已经慢慢同一化了？ 许纪霖：什么是好人，什么是一个好学者，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过去社会有一套价值和伦理标准，行内也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今天都被折合为统一、中性的量化指标，由行政意志、权力意志所主宰的形式化指标，学术的自主性消失了。 我 今天要更强调的是体制如此被内在化的。体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于我们的内心。哈维尔当年分析说，当卖蔬菜的经理把“全 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牌打出来的时候，尽管他干的只是随大流、是应景的活，但这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也是被内在化了，成为一个普遍的虚假。久而久之， 虚假的应景便会在内心发酵，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品味，只剩下空洞的外在形式。 在今天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 面大家激烈地诅咒体制的不公平、各种各样的“拼爹”规则；另一方面，又竭力地适应体制法则，拼 命要往上挤。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只相信关系网络，一旦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肯定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水平不够，一定是关系不如人，“恨爹不是钢”，然后更 激烈地诅咒社会的不公正。在知识分子当中，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舍勒所说的怨恨。然而，这种怨恨的对象，并非针对体制本身，而只是权力的操控者，其 实，怨恨者和体制本身，在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怨恨者与怨恨的对象、共享着一套共同的的价值标准。之所以产生怨恨，只是因为体制没有容纳 他，让他有获得利益的空间。而怨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想办法来改变体制、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而只是希望自己更能适应体制、往体制的金字塔顶端爬 升。但金字塔形的体制的顶端是没有尽头的，上了一个层次会产生更高的欲望，与更上层的既得利益者比较，又会产生更大的不满足，因此怨恨会更加深一层。因 此，在体制内部，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怨恨者。体制会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的怨恨者，伴随你的一生，漫无尽头。 我 将今天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怨恨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等级社会里面，因为以贵族为中心的等级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各安其 位、各守本分，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尊严。怨恨只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当中才能产生，形式上人人平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鼓励你去竞 争，但在实质上有很多潜规则，被权力或者金钱所操控。于是，才能便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取决于权力和金钱的因素。比较更成功者，人们会产生怨恨，欲 望永无止境。怨恨也永无止境，而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发泄傲慢，因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补 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怨恨者因此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伶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 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于是，怨恨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而且也存在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也充满着怨恨。 人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同时在社会当中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傲慢。 业余精神与点滴的抵抗 记者：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按照这样的分析，这样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其实在鼓励今天的学院在不断地生产一种占有式的、利己式的人，这样的人格类型，无论是作为一个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社会的中产阶级、甚至是精英阶层也好，更少的会考虑公共的责任的问题，更多的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在不断扩张自己的生活利益。 许 纪霖：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肯定，是建立在占有社会各种稀缺资源基础上的，所以他 称为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今天的学术体制对人性的预设，就是这套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社会的预设也是一个丛林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随 着市场化的深入，权力又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中国社会和人性中的恶这些年的确在增长。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恶在增长，善也在增 长。即使在大学内部，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另外一些趋势在出现，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这个抵抗并不是“无限的抵抗”、或“绝对的抵抗”，而是一个“有限 的抵抗”、或“点滴的抵抗”。 今天的中国并非一团漆黑，大学里的许多学者和老师，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学术底线，而社会各界因为开放 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形成，人才的争 夺成为比照顾关系更重要的考量，因此，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真正是人才，有独特的、超群的能力，可以埋没得了一时，却埋没不了永 远；在一个单位呆得不舒服，可以跳槽到另一个地方。我并不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看到社会当中随着恶的增长，对恶的抵抗也在增长，黑暗虽然弥漫、但光 明却犹如星星之火，尽管尚未燎原，没有连成一片，但已经给人带来了希望。 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 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不要说自己无可奈何，没 有选择，不要以环境不好、现实黑暗而原谅自己的怯弱，更不要一边诅咒黑暗，一边加入黑暗。人性是脆弱的、有限的，对黑暗很难做到绝对的抵抗、无畏无惧的抵 抗。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可能，应该有有限的抵抗、点点滴滴的抵抗，力所能及的抵抗。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 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 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 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 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那没有跨出的另外50步，就属于“有限的”、“点滴的”抵抗。在“超人”与“俗人”之间，绝大多数人毕竟属于有 人性弱点、但又试图超越的“凡人”，如何在“凡人”生活之中保持一份不凡的追求，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值得鼓励的“抵抗”。 台湾的钱永祥先 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自己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因为各种原因，许多人很难做 到完全戒荤，食素只是一个人内心的信念，能做到多少算多少，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你，比如完全的戒荤一定比有限的戒荤高尚。所谓“量化”，就是按照 自己的可能，力所能及地去做。对黑暗的抵抗，在我看来，也需要这种“量化的抵抗”。不是一定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 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 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 恶便会少了大半。 记者：您觉得年轻这一代知识分子，就像刚刚您描述的，把体制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内在化了，比如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出生的人，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种对体制 的自觉的疏离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年青一代的生活阅历一直从学校到学校比较单一有关？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所谓新三级的一些人还是有比较 充分的社会阅历，有时候能够保持一种反思、一种疏离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以这么单一的一种方式来应对体制化？ 许纪霖：回到 学术体制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每个体制里的人都无法完全抗拒这个体制，不在乎这套量化指标，但千万不能被体制内在化，失去了学术 共同体独立的价值标准，特别是自身的学术品味。如果能够做到不仅仅以形式化的外在指标，而能够以内在的学术标准来自我评估、评价同行或者要求学生，体现在 教学、研究、招生、论文指导和考试答辩诸环节，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有限的抵抗”了。但现在的大学里面，老一代学者从过去的时代走过来，毕竟还有着自己的学 术标准（不管其对不对），但我发现近十年来从体制里一路走来的年轻一代学者和研究生们，反而失去了这样的内在价值，多以外在的量化指标自我激励、评价他 人、培养学生，这让我感到非常忧虑。 麦金泰尔说过，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利益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即工具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 只是为了换取职称、过更好的生活，一种 是内在利益，即价值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所追求的是这个研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如果有更好的达到目的的方式，比如发现做官能 够更方便地获得职称、有更大利益可图，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学术。但内在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快乐是不可替换的，是内在于学术活动本身的。对于大多数学院知识 分子来说，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外在利益的追求，需要通过学术成果获得必要的位置、收入和体制的承认这是世俗的一面，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 我担心的是，如今不少学者已经将对外在利益的考量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而不再有内在利益的快乐感。本来，学院的生活就要比在商界、金融界、企业界和政界清 贫得多，假如缺乏学者那种独一无二的内在利益的快乐感，只是关心外在利益的功名利禄，那么，你将注定在焦虑与失落当中度过一生。与其如此，还不早早日脱离 苦海，下海经商去算了。 许多人对对未来的体制抱有强烈的悲观态度，从而为自己的随波逐流寻找客观的理由其实，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这并不影响 我们个人的选择。在任何时 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跟着“燃灯者”走？虽然跟的步伐会犹犹豫豫、跌跌撞撞，但只要有更多的人跟上来，光明就有希望。整 体即使不改变，小环境可以因为几个人的“风气”而发生变化的。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 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不说要想守住那些团团罐罐，上了一个层次之后看到更高层次的好处，内心会更加失落，更没有改 变的可能了。既然暂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吧。如果少一份外在利益的焦虑，多一份内在利益的追求，有一种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业余精 神”，那么你的人生将快乐得多，这份快乐不是取决于体制如何对待你，别人如何评价你，而是内心有一份自我肯定的充实，哪怕当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也会在学 生的笑脸上获得肯定，获得精神的巨大满足。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这根脆弱的蜡烛，即使不能照亮别人、照亮周围，也能照亮你的内心，让自己看得起自己。（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风窗》2012年第12期） （本文已经被访者审阅，感谢黄辉协助整理采访录音）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