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对索甲仁波切的指控突出了藏传佛教不妄语戒和三昧耶戒的危险之处 原文： Lama sex abuse claims call Buddhist taboos into question （译注①） 作者：Mary Finnigan 发表：2011.7.1 12.41 BST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图：一位流亡的西藏尼姑围绕主寺和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居住地顶礼转经。 摄影：Ashwini Ahatia/美联社】 1994年11月，美国女子贾尼丝・都(Janice Doe)向西藏喇嘛索甲(Sogyal)仁波切求偿一千万美金，指控他犯下“肉体、精神和性侵犯罪”。此案庭外和解，贾尼丝签下一份保密协议，同时得到现金赔偿。 索甲否认性侵指控，但是最近加拿大视觉电视台(Vision TV)播出了一个调查纪录片《以开悟之名(In the Name of Enlightenment)》，其中出现了对他不利的新证据（译注②）。一位化名咪咪(Mimi)的年轻美女描述了一段性侵关系。 自1994年诉讼之后，咪咪是第一个公开宣称与索甲的性剥削有直接关联的女性。 索甲（姓拉嘎尔[Lakar] —— 仁波切是一个称谓，意为“如意宝”）是藏传佛教组织日巴(Rigpa译注③)的头面人物，在全球41个国家建有130个分会。他是畅销书《西藏生死书》的作者，并曾与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一同出演电影《小活佛(Little Buddha)》。索甲是一名声名显赫的上师，可能是达赖喇嘛之后最有名的藏人。对索甲通往佛教巨星的道路而言，贾尼丝案只是一起小小的波澜 —— 尽管在互联网上，有关他的性生活耸人听闻的谣言日益增多而且持久不绝。 这些指控提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为什么受到魅力无比的宗教领袖性侵的受害者们不愿谴责罪犯？ 在加拿大的纪录片中，咪咪展现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 —— 这一名词用来描述被害者对罪犯产生依赖的矛盾反应。咪咪说：“那个打我们的人，也是唯一对我们有好感的人 —— 赐给我们食物和栖身之地。“ 社会学家阿曼达・冯・埃克(Amanda van Eck)是伦敦经济学院邪教信息资源中心(INFORM)副主任。 她说，女性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恐惧：“在某些群体中，人们害怕受到报复，”她说，“这意味着她们不想公开发言。在其他情况下，恐惧与担心报复交错在一起，人们害怕随之而来的负面后果 —— 诅咒，不被拯救，被邪灵占据，或被到负面力量攻击等等。” 如果外面的世界已被邪教领袖妖魔化，冯・埃克说，女性也可能担心没有人可以信任。 在互联网论坛上许多妇女选择躲起来，匿名描述性侵犯事件，因为她们想甩掉过去，而不是重温生命中痛苦不堪的往事。 还有些人觉得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家庭。 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佛教组织中有两个禁忌，这两者都有可取之处，同时又都可以作为操控的工具。 其中之一是不妄语 —— 这对试图建立平和的心理状态特别有用，但同时也不利于批评言论的流通。 其二是三昧耶戒(samaya) —— 虔信上师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教义之一。它有助于在上师和新弟子之间建立关系，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种肆无忌惮的威胁 —— 破除三味耶戒会给你和你的爱人带来灾难。 另一个因素是，进入一个大师的小圈子会给你在组织内带来崇高的地位。女性们被说服视上师为神，满足他的愿望和率性，承担带有惩罚性质的工作，并在需要时提供性服务。 她们离开家人和朋友，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并信服地视组织为家庭，其中上师（与恋父情结混淆）拥有绝对权力和控制。当女性意识到自己被邪教虐待、剥削、胁迫时，往往为时已晚而难以自拔。她们全情投入，摆脱组织独立生存的机会不复存在。 无论与索甲的关系是否如同指控的那样构成性侵犯，这些事件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些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西藏喇嘛怎么会吸引这些年轻的西方美女呢？答案植根于神秘的密宗 —— 唯一一个在证悟之道上引入性结合的佛教传统。 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杰弗里・塞缪尔(Geoffrey Samuel)教授解释说：“在最高瑜伽密教第三重，性结合会带来证悟体验。它带来的感悟有助于达致终极解脱 —— 换句话说既是佛境。“ 塞缪尔教授也指出，虽然藏传佛教经典中的确存着这种鲜为人知的神圣性结合的论述，但它不应该与现代新密教运动混淆，也不适合于刚刚�依佛教的新人。“人们应该得到合理的警告”，他说，“一位年长的大师勾引一名年轻女子可能为了不是帮助她证悟。” 流亡海外的藏族难民容易感觉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威胁。他们的社会习俗视批评喇嘛为禁忌。达赖喇嘛受到这一习惯的限制，其他在西方传法的喇嘛大多也是如此。（译注④）他们团结在索甲周围，无论对他的指控有无疑虑。对这种明显的缄默协定有一个怀疑论的视角，这一沉默取决于一项事实，索甲带来大量资金 —— 其中一些辅助了有益的西藏事业。 译注① 这篇文章来自卫报“自由评论(Comment is free)”栏目，该栏目发表卫报及观察家的意见和争论。 译注② 索甲仁波切的维基百科 英文词条 记录了这部纪录片，包括链接 译注③：Rigpa为藏语，意为“明”，“觉”。 译注④：在1994年的 新闻 中，达赖喇嘛评论，“always let people know when things are wrong. Put it in the newspapers if you must do so.如果做了坏事，应该让人们知道；如果有必要，将之公诸媒体。”报道中提到消息来源称，在达赖喇嘛发表上述言论后，藏传佛教界仍试图在内部解决这一问题。一位受害人指称，“达赖喇嘛对此事知之有年却无所作为。” 相关阅读： 法新社: 达赖喇嘛正式放弃政治角色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各种组织在开罗迅速出现，”行动团结”是对它们的组织水平最合适的描述。（ 注意：本文并非新闻，而是1月的新闻分析。） 原文： It’s Egypt’s young who are leading the protests 作者：Ahdaf Soueif 发表：2011年1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埃及开罗广场的人们。图片为”译者”志愿编辑所加】 耐心是一种美德――也许在埃及大众价值观念中它至高无上的美德，但是耐心也是有限度的。而现在，终于，似乎我们的忍耐也到了极限。现在领导我们的是埃及的年轻人，这很合适。他们已经受够了失业，质量不断下降的教育、腐败、警察暴力和政治无能带来的痛苦。 现在很清楚了，是他们通过脸书，在虚拟和现实中举行封闭会议，以此组织起了周二的抗议。来谈谈草根吧！”他们”是在过去五年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多个群体。关于他们何时，如何联合起来一直是个疑问。他们在周二通过行动告诉了我们答案；受到突尼斯运动的启发，这些群体相互融合，与无数的埃及的男女老少团结在一起。 从南部的Assiut，到西奈半岛的Zuwayyid，再到亚历山大，苏伊士和其它埃及境内的城市，他们组织起各种抗议活动。在开罗，他们选择了三个聚集地点：Shubra，Matariyya和阿拉伯联盟大街。这些是很有策略的选择：它们临近人口稠密区，主干道沿线延伸出许多小街道。年轻的活动家们在这些地区附近开始游行，不断聚集人群，等他们到达，比如说阿拉伯联盟大街，游行队伍就达到了20,000人。 中央安全部队方寸大乱；他们设立起警戒线，但是人们径直冲破了它。他们举起防暴盾牌和警棍，但是年轻人举起手，高喊”Silmiyyah（和平）！Silmiyyah（和平）！”朝他们走去。 周二晚上，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埃及重新找到了，并庆祝它所拥有的多种色彩。活动人士在人群中占很小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解放广场的就是人民。 来自各个社会阶级，各种背景的年轻人一起游行，歌唱。德高望重的老人拿着食物和毯子四处走动。在大街上，穿着牛仔裤，抽着香烟的妇女同她们戴着面纱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参加过1970年代学生运动的老同志们数十年后重新会合。年轻人到处收拾垃圾。呆在家里的人给附近的餐馆打电话，为示威者们订餐。听不到任何有关某个宗教或教派的口号。这里团结的氛围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这些描述听起来很浪漫，不过事实确实如此，之前和现在都这样。 接着，在凌晨一点，中央安全部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不到五分钟，40多罐催泪瓦斯被扔进了人群中。人群没有散开，特种部队用警棍，高压水枪，最后使用橡皮子弹向人群攻击。数百人被抓起来，扔进警用卡车，带到警察局和拘留中心。私家汽车跟着警用卡车以知道他们把人带到了哪里。 法律援助组织和人道组织设立的电话也开始响起来。随时待命的律师直奔拘留中心。政府开始屏蔽紧急电话，干扰互联网，阻断通讯。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有时候，感觉埃及好像被外国占领了一样。今天，开罗市区处于封锁之中。很明显，法律界和媒体界最让当局担忧，这毫不意外。拉美西斯大街上，二十辆运兵车一字排开，律师团，法官俱乐部和记者团深陷安全部队的包围。 大约100名示威者带着横幅，站在记者团外的台阶上。一个带着麦克风的的年轻妇女向士兵们喊话：”放松点！放松点！我们不是敌人！” 26号开始的起义的策略是迅速聚集起来但在受到攻击后很快便消散的宛如昙花一现的示威。他们的目的是让安全部队保持警觉，不能休息――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周五的祈祷结束后的时间是最佳的抗议时间，每个人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 各种组织在开罗迅速出现，”行动团结”是对它们的组织水平最合适的描述。在首都开罗周围的各种中心里，年轻的活动人士们正在分配电话，记录伤亡情况，设立临时的诊所。 在西沙姆 穆巴拉克（跟总统无关）法律中心，那里的人已经有48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们已经记录了自1月25日以来8人被杀，24人受伤，800多人逮捕的情况。他们把热线电话公布在网站上，但是那些网站现在都被屏蔽了，很少有电话打进来。但是各种消息仍不断地传到这里：政府在苏伊士逮捕了一位90岁的老人。这位老人说1956年抵抗运动的一位领袖。现在，他又开始抗议了。 阿达芙 苏埃夫是一名畅销书作家，著有《爱情地图》和许多其它著作。她在开罗和伦敦居住。 相关阅读： 外交事务：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真的来临了吗？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 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 上风。 原文： 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power: Egypt, Tunisia and beyond 作者：Carrie O’Neil, PON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 发表：2011年4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是什么让以民众为基础的非暴力行动更有效？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民众起义会传遍整个地区吗？4月20日，在谈判研究中心（PON）资助的一次介绍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代・梅里曼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运作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2010-11年在突尼斯的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起作用？如何起作用？汉娜 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权力在革命面前分崩离析，这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的顺从，只不过是表面的支持和赞同而已。” 非暴力行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推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的支持和赞成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力量。如果普通人在系统地寻找办法，使用自己的优势来集中攻击政权的弱点，并在关键点上进行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可以扭转社会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满意度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并同时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一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抵抗。比如，1955-56年在美国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就是民权运动的一次心理胜利，鼓舞运动在其它城市的继续展开。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 不能结束抵抗，甚至因为它巨大的代价而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当政权的支持基础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比如那些从政权的经济上受益的人同那些绑定在政权的政治机构的人――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产生分歧，因为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级军官同高级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而后者能够从现状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梅里曼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独裁者统治的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会同独裁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独裁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时期，独裁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和独裁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独裁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部的结构因素是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空间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愿，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国家的文化特点和它的地缘政治环境。 梅里曼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得到反对派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的技巧和机构――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机构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参与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决定行动次序，选择特别的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沟通，以及建立联盟。通过研究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非暴力运动可以形成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并动摇这种忠诚。 梅里曼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艾克曼博士最早提出的战略三原则：统一，计划和非暴力纪律。这些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示器。他说，如果你想快速地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你应该问自己，”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计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统一有三要素： 统一的目标：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组织：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当地的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人：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思想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 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是他们动员不同支持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集合共有符号、国家主义和文化，创建了新的集体认同。组织者们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穆斯林，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他们还在创建了统一的埃及身份，以吸纳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通过比如这样的口号：”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在 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行动在语辞上重新收回了埃及的身份，他们高喊：”我们都是埃及。” 另 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埃及过去的非暴力运动历史。过去的行动让埃及社会有了一个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梅里曼相信，过去的非暴力行动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运动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2004-05年在埃及的 Kefaya（”够了”）运动转变了整个国家对政权的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2008年的四六运动把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团结了起来。这些和其它过去的 非暴力动员行动都是2011年1月25日成功起义的铺垫。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进行了周密的计划。比如，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 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秘密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的26页的小 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处理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抗议在数周后就失败了。所以埃及的运动领导者很小心地开展他们的动员活动，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使人们可以创建一个内部的自我 组织，并把它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 少暴力。 梅里曼强调，这场运动能够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文化，这一点确实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哈代・梅里曼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CNC）的高级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 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推动非暴力斗争：20世纪的实践和21世纪的发展》，2005年，吉恩 夏普；《民众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政府管理》，2010年，玛丽娅 斯蒂芬（编辑）；和《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2007年。哈代也是超级行动计划的顾问团成员。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