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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商业周刊》中国不许美式学术自由走出大学课堂

核心提示:学术期刊被禁止寄送到校园之外,在中美合作办学的校园里不能邀请人权律师来演讲,即使在宿舍中要一起观看《天安门》也会被中止……因为”美国宪法没有跟着你来到这儿。“ 原文: China Halts U.S. Academic Freedom at Classroom Door for Colleges 作者:Oliver Staley and Daniel Golden 发表:2011年12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 11月29日(Bloomberg)在25年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一直在中国合作办学,但它从未出版过一本学术期刊。当美国学生Brendon Stewart去年做此尝试的时候,他发现了个中缘由。 Stewart打算将中美师生最好的作品展现给广大读者时,他的期刊打破了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学术自由仅限于教室“这一规则。领导阻止了期刊在校园外发行,并劝说一名学生撤回一篇关于中国抗议运动的文章。大约75份已付诸印刷的期刊在Stewart寝室的盒子里整整呆了一年。 “你觉得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学术自由的所在,但可能只是在理论上如此,而在现实中你并没有学术自由,” 27岁的Stewart说,他今年刚在霍普金斯—南京获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现在在北京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地方由中国的领导管理,我认为美国一方没有太多力量进行讨价还价,来保护学生的利益。再怎么说,这所大学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Stewart期刊被压制暴露了一些美国大学在中国对学术自由做出的妥协。尽管在霍普金斯-南京的校园里,教授和学生们公开地讨论诸如西藏独立运动或1989年天安门抗议等敏感话题,他们却不能在附近的社区里这么干。甚至校园保护也仅限于课堂讨论,而不包括美国校园里的典型活动,比如在学生休息室里放映纪录片。 扩张的代价 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一个样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包括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都在中国建立了立足点。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和中国专家June Teufel Dreyer认为,在这些新来者在享受中国方面的数百万美元的津贴时,他们可能损害了有美国的高等教育特色的”知识的平等互换”。 “在美国大学想融入中国教育的热潮中,或许某种程度上它们放弃了独立性,以避免冒犯中国政府。” Dreyer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Ronald Daniels在电话访问中这么说: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成为一个能够让中美学生讨论关于两个社会争议面的“安全场所”。 “这就是我们希望能从我们所参与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中心得到的吗?” Daniels问。“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希望讨论的范围能够延伸至中心之外。”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给予学生和教员表达他们意见的权利——在校园内外,以言论,写作以及通过电子通讯的形式——无需担心处罚,”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主席Cary Nelson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是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尚未在中国办学的一个原因。哥伦比亚在北京有一个研究中心,斯坦福也计划明年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面开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Bollinger说,这些中心可以为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室、举办讲座和资金募集活动的中心,也很容易退出。 “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学术尊严,我们的学术独立。” Bollinger说,“有太多严厉控制的例子让你认为要有这两者,就会不可收拾。” 没有保证 斯坦福校长John Hennessy说斯坦福的中心没有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其他学校的认可也不能保证这种在美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Hennessy说:“甚至你在这个国家得到的那些被粉饰的自由,也并非我们所想象。” 至少有一打私立和公立的美国大学已经拥有或正在计划在中国设立分校。这是美国大学和中国逐渐增长且利润颇丰的合作的一部分。在2010-2011学年,大约有57000名中国本科生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大部分全部自费,这个数字是2005-06学年的六倍之多。一个中国政府的隶属机构已经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在75座美国校园里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建立孔子学院。 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和外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中国在寻找“更实质性的、有效的且长久的合作伙伴,”中国教育部官员刘燕生(音)在十月份的纽约演讲中如是说。 纽约大学来上海 纽约大学计划在2013年在上海开办一所文科大学,上海市政府会支付包括学费和慈善在内的经费,校长Jonh Sexton在一个采访中说。 学生和教员们在新校园里不应该指望他们能够批评政府的领导人或者政策而不承担后果,Sexton在他位于曼哈顿华盛顿广场的办公室里说。 “我能够分辨学术自由的权利和政治表达的权利,”他说,“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昆山市位于上海以西40英里,它正在筹建一所预算为2.60亿美元的新大学,由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管理。杜克包括计划及运营在内的开支份额预计将在6年内达到4300万美元。 杜克的管理层已经“和霍普金斯的人进行了不错的沟通”,并且能够接受将“校内讨论和一般的行为” 以类似的方式区分开来,校长Richard Brodhead说。 “我们知道中国并不遵守我们在美国习以为常的第一修正案的标准,”Brodhead在他北卡罗来纳达勒姆 的办公室里说。 美国大学在中东也遇到了对学术自由的挑战。2007年,康涅狄格大学在一阵对阿联酋的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声中放弃了扩张到迪拜的计划。纽约大学去年在阿布扎比开设了一个校园,据大学网站说,这个校园享有和华盛顿广场的校园同样的学术自由。 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在南京大学校园的西北角占据了一座十层的砖和玻璃的塔,社区外有道大门 。24岁的南京大学学生方曼(译)说:“他们的保安可能是全学校最严的,”   这个中心授予一年的文凭和两年的硕士学位,拥有164名中国学生。他们之中一半是中国人,其余大多数是美国人。中国学生用英语上课,国际生用中文。 理解 美国的行政管理者试图预料到中国一方的需求。该中心在华盛顿的支援办公室主任Carolyn Townsley说:“如果你想要理解,就不能不断地和别人对抗。”。 校长Daniels说,学费涵盖了中心大部分的开销。对于国际生,读完可以获得该中心一个文凭的课程需要22000美元,硕士课程则要收取每年36000美元,外加住宿。2001-2007年的中心主任Robert Daly说,南京大学为2006年8月完工的扩建支付了其所耗资金2500万美元的三分之二,。 1986年开办的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第一所由中美大学联合管理的学校。霍普金斯坚持该中心要守卫课堂上的学术自由,它的图书馆让学生能够使用和在美国一样的资料,华盛顿的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George Packard说,他参与了这一决策的商议。 作为避难所的校园 从2005年起,最新版的书面协议将校园作为避难所的概念正式化: “在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里面,没有学生、教员、研究人员、行政人员或是来访者会在正式或随性的言论、写作、使用研究素材以及挑选研究、讲座、演示的主题上中受到限制。” 这种方法防止了出版物在中心之外发行,Daly说。“要是有什么反应了中心的意见的话,就是将这种自由向外推广。”他说。 尽管对于建立这个中心是必要的,对教室外言论自由的限制是“不合理的,我们没必要信”,Packard说。 美方主任Jason Patent在采访中说,他在迎新介绍会上告诉美国学生们,他们不能指望拥有和在美国一样同等的自由。“美国宪法没有跟着你来到这儿,”他提醒他们。 霍普金斯-南京的美国学生们说,他们在课堂上讨论敏感话题,并明白在课堂之外这样做的危险。来自纽约的26岁的Daniel Stein说:“和教授们讨论那些在中国多少是禁忌的话题非常有意思。” 受保护的空间 Brendon Stewart懂得了“受保护的空间”的协议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来自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他在中国兰州的和平公司短暂停留后入学霍普金斯-南京大学。 Stewart在2009年开始办他的期刊,为的是给僵化的校园注入一些活力,他说。这本双语期刊要展示这个中心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方面最好的学识,并将被寄送给捐赠者以及想申请的学生。 “如果你想在美国办一份杂志,你办就是了,”Stewart说。“我们认为我们在创造价值。我们在问,‘怎么没有这个?’” 得到中心的美国主任Jan Kiely的鼓励后,Stewart开始向学生和教员征集文章,争取让中方和美方同等地展示。“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方式是一个问题,”Kiely说。 没有用中心的经费 他(Kiely)和中国管理者仍然拒绝了Stewart为印刷期刊请求的3000元(470美元)。Kiely说,中心很少为学生项目提供资金。在Kiely的建议下,Stewart请求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校友捐款,然后他收到了一份在中国的美国校友的匿名礼物。 在期刊发表不久前,美国学生Mitchell Lazerus在餐厅外面的白板上贴出了一篇一页的论文,公开抨击共产党。这篇文章使中心的气氛变糟了,Stewart说。Lazerus没有回复邮件。 几天以后,一位中国教授撤下了一篇他已经提交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 Steward之后听到传言说,所有的投稿给期刊的中国学生都希望删除他们的文章,因为他们害怕期刊会表达Lazerus的政治观点。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Stewart给他们看了校样。 权力的存在 “得到的反馈是他们都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们看到了他多么努力工作,但是权力的存在使得他们无法参与,”Stewart说。 大多数参与编辑和排版的中国学生让Steward删去他们的名字。他答应了。 霍普金斯-南京的中国官员们担心一个学生自己制作的期刊会给中心特殊的受保护地位带来不必要的关注,Kiely说。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中国主任黄成锋(译)拒绝了采访请求。 一个中国学生作者说,一位来自南京大学但不属于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院长劝说他撤回他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证了共产党政权从草根们的抗议中获利,因为他们将地方腐败连根拔起但并不挑战共产党的权力。 这位中国院长表示删除这篇文章最符合这名学生的利益。“我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一团糟,”这名学生说,出于对来自中国政府影响的担忧,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名字。“我没有预料到对学生行为的监视会如此严格。” ”艰难处境“ Kiely举办了一场讨论会来澄清事实。他告诉学生们学术自由“不是让中国学生和教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举步维艰。“ Stewart说行政人员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提交他的期刊给他们复审并且将发行限制在学生和中心人员之内,他就能出版他的期刊。他们将“中心”从期刊的标题中删除,以便它看起来不像一份官方期刊,他说。 300份印刷品中有很多都没有被分发,Stewart说。“我学到了一些关于这一套体制如何运作的不可思议的经验,”他说,“我变得更愤世嫉俗了。” 这份期刊“不是我们学术项目的一部分”,Kiely说。“这是学术活动并贯彻了这种精神,但它不是项目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划定界限的地方。” Staward的期刊被放在中心的图书馆里,霍普金斯校长Daniels说。这种限于校园内的使用权“尊重了我们不得不采取内部操作的边界”,他说。 价值观冲突 这种压制是中心所说的与现实相冲突的价值观的“最显著案例”,霍普金斯-南京的网络政治学教授Adam Webb说,他也是期刊的投稿人之一。 在200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学生们在线上Google小组内讨论这场起义时,行政官员也进行了干预。一个不愿署名的美国学生提议放映保存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的一部1995年关于该抗议的中文纪录片《天安门》。 “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然后我说,‘我们定一个时间看这部纪录片并进行讨论,怎么样?’”这名学生说。 被打断的电影 大约有20名中美学生以及他们的中国客人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聚集在中心的二楼。电影一开始,一名美国行政管理人员就说他们不能在这里看。他们在组织者的宿舍房间里看完了电影。 中国警察对网络社交的监控已经使中心的中国管理人员警觉,他们联系了美国的同事,Kiely说。 中国反应是“严重的”,他说,“那样的事情当然也会让他们非常紧张。” 给包括与中心没有关联的中国访问者在内的观众放映一段在中国禁播的视频是不合适的,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的发言人Felisa Neuringer Klubes说。她说教职员和学生能够在图书馆里获得这段视频。 中国要求政治课程安排诸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的主题,Daly说。霍普金斯-南京被免除这一项要求,但是其他联合大学还是不得不与之周旋,他说。 学习毛泽东思想 在早些与纽约大学的讨论中,中国官员提到了对中国学习课程的一项要求,纽约大学的亚洲副助理校长May Lee说。她说两家英国学校要求其中国校园必修标准的历史课。 纽约大学不会教授任何它反对的事情,Sexton说。 杜克和纽约大学都没有一份协议明确指出哪种言论是他们校园内允许的。 “我们没有提前交涉过这类事情,”杜克校长Brodhead说。“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价值观和原则,如果难以维持,我们有退出条款。” 教育部已经向Sexton保证大学能够以恰当的方式管理它的学术课程。“如果达到让我们感到我们的核心与本质已经受到危害的程度,我们还可以全身而退,”不伤害大学的财政或名誉。 纽约大学早先的努力 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以追溯到之前纽约大学在中国的一次合作。在2006年,交通大学法学院请纽约大学的法律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开办一个联合法律中心。孔杰荣自1960年代就在中国学习,见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在从法律实务退休之后,他开始推动中国刑法体系的改革。 “我可能只会给你添麻烦,”孔杰荣对交大的管理者说。 他们向孔杰荣再次确保了他们的支持。之后,促成这一中心的交大行政管理人员去世了,党代表们开始批评这一项目,孔杰荣这么说。 “如果我从纽约大学这一方领导者的位子上辞职,事情可能会更顺利,这一点很明显。”他说。“我没有退下来,是因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两所大学之间的三年协议没有延续。“我们就让它终止了。”Cohen说。 交大的项目“比较小”,纽约大学的发言人John Beckman说。在纽约大学位于上海的海外教学点,教授们尚未有学术自由的问题,他说。 孔杰荣再一次触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界限,这一次是在北京清华法学院与美国律师协会的中国办公室以2010年5月的一场关于刑辩律师在中国角色的会议上庆祝他80岁生日的时候。 从座谈小组中被删除 在孔杰荣的敦促之下,美国律师协会邀请了莫少平,其委托人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其他异见人士在内,这位人权律师受邀进行演讲。 活动的前一天,莫被从座谈小组中除名了,想必是该大学高层共产党官员所为,孔杰荣说。在孔杰荣威胁要取消会议之后,他和一位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被同意告诉听众关于莫被除名的消息,并批评这一决定。 “我不想跟和无法让一位朋友自由发言这事有所瓜葛,”Cohen说。 对Brendon Stewart言论自由权利的控制没有让他停止再次尝试。在关于期刊的骚动之后,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阐明了它在2010-2011年课外活动方面的规定。从现在起,学生需要行政管理者的许可方能进行活动和结社。 即便有了之前的痛苦经验,Stewart仍然通过官方渠道递交了发表另外一本期刊的申请。 他的申请被拒绝了。 北京的Dary Loo对本文有贡献。 编辑:Jonathan Kaufman, Kevin Miller 联系本文作者:纽约Oliver Staley ( ostaley@bloomberg.net ); 波士顿Dan Golden ( dlgolden@bloomberg.net ) 联系责任编辑:Jonathan Kaufman ( jkaufman17@bloomberg.net )                       相关阅读: 《商业周刊》 中国孔夫子资助美国大学,禁谈西藏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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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金融時報》中國的銀行:正在腐爛的核心

核心提示: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 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 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中國銀行業未來將面臨現金頭寸壓力。 原文: China’s banks: a rotting core 作者:David Keohane 日期:2011/12/02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更令人擔心的是,惠譽國際質疑中國銀行業流動資產的水平,又說中國的銀行度過即將來臨的資產惡化的風暴的能力真的不如人們預期的那樣,因為評級修訂是有可能的。 在 2008-2009年的危機以前,每一年進入中國金融系統的新存款規模之大,而流出的資金卻是那樣微不足道,以至於債務有否收回對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通常沒有多大影響。惠譽在星期五發表的報告說,在當時,無論不良貸款的比率是1%還是20%,存款和其他資金流入要涵蓋所有負債,通常都足夠有餘。 現在不是這樣了。根據惠譽的報告: 從2009年起,整體營運現金狀況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收緊而減小,以前穩定不動的存款現在流動性增強,融資需求居高不下,大量的信貸被逼不作記賬。到2011年底,預計中國二線銀行將發布大約1.6萬億人民幣的聯合營運現金赤字,而這些銀行在2009年的盈餘為4250億人民幣。國有銀行則預 料將繼續錄得最終經營現金盈餘,儘管比2009年下降了超過一半。 惠譽說中國的金融界面臨足以削弱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挑戰越來越多。該評級機構追溯問題的根源,指中國2009年的刺激方案 對正規和非正規銀行的槓桿作用推波助瀾,導致房地產和基建設施的大量過剩,侵蝕金融業界的流動資金,推高了通脹。   雖然惠譽不相信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壓力—對地產商,中小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貸款—還沒達到系統性的水平,但該評級機構 認為這些並不是壓力的個別案例,而是信貸過度熾熱,以及政策取向過於則重信貸控制和固定低利率、優先考慮國營機構而不是私人公司和存 戶、主張忍耐和支援而不是重組的表徵。這樣看來,近來的問題可能只是個開始。   惠譽預測短期內借貸者會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援,包括貸款延期、重組、以及發行債券。報告指出,假如這樣的話,也許可以在短期內掩蓋資產質素轉壞的問題,但隨著不良貸款的償還慢得若斷若續,最終違約率將通過流動資金壓力表現出來。 那麼就會使得中國的銀行的現金頭寸真正的受壓,新貸款受到制肘,中國的經濟增長因而受限。然而,惠譽認為目前商業銀行21萬億的信貸能力再加上16萬億的存款準備金,是足以防止任何重大的短期混亂的: 但要是目前的侵蝕速度繼續下去的話,可以想像,2012年的現金限制會具有更大制約力。一些小銀行拓展新信貸的能力減弱,可能 需要大幅度減免準備金的要求。 存款準備金率的減免必須大於剛剛實行的50基點減幅。惠譽的報告說: 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削減50基點的存款準備金要求,對舒緩流動資金緊絀儘管有幫助,但是規模太小,對信貸擴張能力沒有任何意義。在 2011年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緊絀、以及銀行面臨的財富管理產品賠付要求壓力增大,信貸能力大幅收窄。 但是,許多分析師視這一削減為寬鬆週期的開端,削減空間還多的是。因為自2009年起,存款準備金率的要求由15.5%上升600基點,從借貸市場抽走了四萬四千億人民幣。 報告指出,由2010年年中開始,由市場驅動的利率和許多其他指標已預示著銀行業界的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穩步收緊。 中國的存款按絕對值計算正在縮小,其基礎數字正在起變化。報告說,兩個重大轉變來自影子銀行體系那與日俱增的高回報誘惑,引走了資金;而本地銀行推出越來越多的財富管理產品。這些目前佔總存款額10%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問題在於它們增加了存款的流動性。 根據報告: 在過去,一個中國的存戶不論在哪一家銀行存錢,所得的利息都是一樣的。今天,哪一家銀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回報最高,他就可以把存款轉到那裡。因 此,中國原先粘著不動的存款現在的附著力減低了。現在,中國的銀行第一次需要競相推出高額存款紅利,不然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便會撤出資金,轉到其他地方 投資。在2011年發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當中,有四分之一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有效期,意味著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會不斷重新評估前景,繼而決定未來把錢存到何處。這一事實加劇了競爭。 而 當流動資金收緊,銀行便越來越依賴同業借款來還款給產品投資者。由於月底到期的財富管理產品的份額如此之大 – 從而使得資金能夠注入到需要填滿的資產負債表當中– 為了償付財富管理產品的利息,劇化了月底時的現金爭奪。從2011年8月至10月,7天銀行同業拆息(SHIBOR)在月份的中、下旬差距為170基點。 當然,如果客戶到別處尋求更高的回報的話,中國那些全線提供低收益儲蓄賬戶的銀行,真的只能責怪自己了。也許流動資金外流可能推動這些銀行體系的利率走高。 惠譽認為,推動人民幣加快國際化和開放資本帳戶,造成了對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的侵蝕: 離岸人民幣發行債券市場的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的開展、香港銀行向中國企業和銀行信貸的積極擴張、以及內地居民的消費和境外投資的 強勁增長等,都導致越來越多融資和結算在中國國內銀行系統以外的地方進行。 而因為對資本流入的限制,中國企業在境外所得的金錢很大一部分沒有帶回國內。可是,有時债券的償付資金是來自本土資源的。這樣,企業存款最終從大陸的銀行系統向境外債權人流失,也許這就是最近從中國外流的資本增加的一個因素。 即使是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也感到壓力。根據惠譽的說法,這些國有銀行的最終經營現金頭寸由2009年的52950億元人民幣下降至2011年(估計到今年年底)的23860億元。這一現金流量墊的急劇減少,意味著中國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越來越取決於收回某些部分的現有貸款。 在一個預期未來幾個月資產狀況惡化的環境中,這是個壞消息。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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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 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 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中國銀行業未來將面臨現金頭寸壓力。 原文: China’s banks: a rotting core 作者:David Keohane 日期:2011/12/02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更令人擔心的是,惠譽國際質疑中國銀行業流動資產的水平,又說中國的銀行度過即將來臨的資產惡化的風暴的能力真的不如人們預期的那樣,因為評級修訂是有可能的。 在 2008-2009年的危機以前,每一年進入中國金融系統的新存款規模之大,而流出的資金卻是那樣微不足道,以至於債務有否收回對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通常沒有多大影響。惠譽在星期五發表的報告說,在當時,無論不良貸款的比率是1%還是20%,存款和其他資金流入要涵蓋所有負債,通常都足夠有餘。 現在不是這樣了。根據惠譽的報告: 從2009年起,整體營運現金狀況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收緊而減小,以前穩定不動的存款現在流動性增強,融資需求居高不下,大量的信貸被逼不作記賬。到2011年底,預計中國二線銀行將發布大約1.6萬億人民幣的聯合營運現金赤字,而這些銀行在2009年的盈餘為4250億人民幣。國有銀行則預 料將繼續錄得最終經營現金盈餘,儘管比2009年下降了超過一半。 惠譽說中國的金融界面臨足以削弱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挑戰越來越多。該評級機構追溯問題的根源,指中國2009年的刺激方案 對正規和非正規銀行的槓桿作用推波助瀾,導致房地產和基建設施的大量過剩,侵蝕金融業界的流動資金,推高了通脹。   雖然惠譽不相信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壓力—對地產商,中小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貸款—還沒達到系統性的水平,但該評級機構 認為這些並不是壓力的個別案例,而是信貸過度熾熱,以及政策取向過於則重信貸控制和固定低利率、優先考慮國營機構而不是私人公司和存 戶、主張忍耐和支援而不是重組的表徵。這樣看來,近來的問題可能只是個開始。   惠譽預測短期內借貸者會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援,包括貸款延期、重組、以及發行債券。報告指出,假如這樣的話,也許可以在短期內掩蓋資產質素轉壞的問題,但隨著不良貸款的償還慢得若斷若續,最終違約率將通過流動資金壓力表現出來。 那麼就會使得中國的銀行的現金頭寸真正的受壓,新貸款受到制肘,中國的經濟增長因而受限。然而,惠譽認為目前商業銀行21萬億的信貸能力再加上16萬億的存款準備金,是足以防止任何重大的短期混亂的: 但要是目前的侵蝕速度繼續下去的話,可以想像,2012年的現金限制會具有更大制約力。一些小銀行拓展新信貸的能力減弱,可能 需要大幅度減免準備金的要求。 存款準備金率的減免必須大於剛剛實行的50基點減幅。惠譽的報告說: 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削減50基點的存款準備金要求,對舒緩流動資金緊絀儘管有幫助,但是規模太小,對信貸擴張能力沒有任何意義。在 2011年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緊絀、以及銀行面臨的財富管理產品賠付要求壓力增大,信貸能力大幅收窄。 但是,許多分析師視這一削減為寬鬆週期的開端,削減空間還多的是。因為自2009年起,存款準備金率的要求由15.5%上升600基點,從借貸市場抽走了四萬四千億人民幣。 報告指出,由2010年年中開始,由市場驅動的利率和許多其他指標已預示著銀行業界的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穩步收緊。 中國的存款按絕對值計算正在縮小,其基礎數字正在起變化。報告說,兩個重大轉變來自影子銀行體系那與日俱增的高回報誘惑,引走了資金;而本地銀行推出越來越多的財富管理產品。這些目前佔總存款額10%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問題在於它們增加了存款的流動性。 根據報告: 在過去,一個中國的存戶不論在哪一家銀行存錢,所得的利息都是一樣的。今天,哪一家銀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回報最高,他就可以把存款轉到那裡。因 此,中國原先粘著不動的存款現在的附著力減低了。現在,中國的銀行第一次需要競相推出高額存款紅利,不然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便會撤出資金,轉到其他地方 投資。在2011年發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當中,有四分之一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有效期,意味著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會不斷重新評估前景,繼而決定未來把錢存到何處。這一事實加劇了競爭。 而 當流動資金收緊,銀行便越來越依賴同業借款來還款給產品投資者。由於月底到期的財富管理產品的份額如此之大 – 從而使得資金能夠注入到需要填滿的資產負債表當中– 為了償付財富管理產品的利息,劇化了月底時的現金爭奪。從2011年8月至10月,7天銀行同業拆息(SHIBOR)在月份的中、下旬差距為170基點。 當然,如果客戶到別處尋求更高的回報的話,中國那些全線提供低收益儲蓄賬戶的銀行,真的只能責怪自己了。也許流動資金外流可能推動這些銀行體系的利率走高。 惠譽認為,推動人民幣加快國際化和開放資本帳戶,造成了對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的侵蝕: 離岸人民幣發行債券市場的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的開展、香港銀行向中國企業和銀行信貸的積極擴張、以及內地居民的消費和境外投資的 強勁增長等,都導致越來越多融資和結算在中國國內銀行系統以外的地方進行。 而因為對資本流入的限制,中國企業在境外所得的金錢很大一部分沒有帶回國內。可是,有時债券的償付資金是來自本土資源的。這樣,企業存款最終從大陸的銀行系統向境外債權人流失,也許這就是最近從中國外流的資本增加的一個因素。 即使是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也感到壓力。根據惠譽的說法,這些國有銀行的最終經營現金頭寸由2009年的52950億元人民幣下降至2011年(估計到今年年底)的23860億元。這一現金流量墊的急劇減少,意味著中國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越來越取決於收回某些部分的現有貸款。 在一個預期未來幾個月資產狀況惡化的環境中,這是個壞消息。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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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华尔街日报 更多的隧道?是的。更多的核武器?未必

核心提示:卡伯的理论有一些大漏洞:他多次重复的一个对解放军核武器数量的捕风捉影式的估计被证明来源于博客圈的推测,而该推测则基于很久以前就被戳穿的错误估计;另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是,卡伯及其小组将隧道长度和核弹头数量联系起来,这也不尽合理。 原文: More Tunnels, Yes. More Nukes? Not Necessarily 作者: 马特・杜明(Matt Durnin) 日期:2011/12/02 译者: 团长荡漾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原文配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最近,一份由乔治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的声明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他们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挖掘作业暗示中国拥有一个比以前的估计大得多的核武库。当很多批评者都质疑研究者们的资料来源时,更重要的问题是:更多的隧道真的意味着更多的核武器么? 《华盛顿邮报》昨天详细报道了乔治城大学教授菲利普・卡伯的研究,他带领的学生们利用商业卫星图像、公开渠道的中文资料和解放军内部文档来追踪遍布中国的军事隧道。卡伯的结论令人震惊且备受争议,他说隧道的规模表明解放军的核武器总数很可能比研究者们通常认为的200到400枚核弹头要多得多。卡伯一个值得怀疑的资料来源认为总数高达3500枚。 卡伯的故事首先由《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在10月底报道,在中国观察者和核武器专家们中间引发了一场轰动。某些来自军备控制界的批评尤其尖刻,一位评论家指责卡伯的工作”不称职且懒惰”,甚至非常不适宜地将其和自己儿子的高中研究论文相提并论。 卡伯三百余页的报告尚未公开,就已经在这项研究的发布会和媒体报道的煽风点火下引发了骚动。尽管对于这个项目的某些批评有些过分和不成熟,但卡伯的理论也确实有一些大漏洞。 最明显的问题――也是被广为提到的――是卡伯多次重复的一个对解放军核武器数量的捕风捉影式的估计被证明来源于博客圈的推测,而该推测则基于很久以前就被戳穿的错误估计。 另一个不那么耸人听闻但是更根本性的问题是,卡伯及其小组将隧道长度和核弹头数量联系起来。很少有人质疑解放军忙于挖洞――中国媒体2009年报道解放军已经挖掘了3000英里(4800公里)隧道,但挖洞不仅仅是为了藏核武器这一个理由。 解放军正忙于加强其对抗攻击的防御设施,这意味着将最敏感的部分藏入地下。除了隐藏和保护核武器,隧道对于中国增长中的常规导弹部队和军事通信网络也很重要。在美军的巴尔干半岛行动之后,解放军研究者写的几篇论文除了对美军压倒性的空中力量感到惊讶,亦指出了塞尔维亚军队在保护其地对空导弹方面相对成功,用的方法就是将其藏入隧道。 而且,与美军高度依赖卫星通讯不同,解放军更依赖光纤网络的物理连接。这些光纤常常被埋在地下以求保护。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行有效的核威慑,进行少量误导的策略有很悠久的历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詹姆斯.阿克顿认为中国多挖的隧道很可能是一种”藏豆游 戏”(一种赌博游戏,游戏者准备数个杯子,将一颗豆子放在其中一个杯子下,然后快速变化位置,让其他人猜豆子在哪个杯子下。),和美国在1970年代所玩 的把戏差不多。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对于每个洲际弹道导弹,都有23个备用的储存仓。计划实行期间,导弹在存储仓之间定期移动,苏联就永远不知道该优先打 击哪个目标了。 中国知道其隧道作业会被卫星图像跟踪,尽管可能没想到乔治城的本科生会进行侦查工作,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就是为了制造迷惑才挖掘隧道的。 军控界对于这些过失尤其无法忍受,因为有关卡伯研究的新闻在一个对于裁军行动很尴尬的时间出现。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共同进行缓慢的核裁军,有关裁减美国洲际导弹预算的讨论也在进行中。关于中国的核武库可能十倍于以前的估计的新闻可能会对裁军构成民意压力。 尽管有这些质疑,现在就因噎废食显得太早了。卡伯认为隧道越多、核武器越多的观点可能有些夸大,但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提高其核力量的质量和抗打击能力,这些是核威慑可信度的关键。在这层意义上,卡伯及其小组收集的资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对其核力量的态度是如何演进的。如果能带着宽容的怀疑态度来看卡伯的结论的话,这项研究结果可能是理解中国核武器计划和核裁军前景的一块重要基石。 马特.杜明为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项目组驻北京研究员,也是政策期刊《中国安全》的副编辑。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和空间计划。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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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华尔街日报 更多的隧道?是的。更多的核武器?未必

核心提示:卡伯的理论有一些大漏洞:他多次重复的一个对解放军核武器数量的捕风捉影式的估计被证明来源于博客圈的推测,而该推测则基于很久以前就被戳穿的错误估计;另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是,卡伯及其小组将隧道长度和核弹头数量联系起来,这也不尽合理。 原文: More Tunnels, Yes. More Nukes? Not Necessarily 作者: 马特・杜明(Matt Durnin) 日期:2011/12/02 译者: 团长荡漾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原文配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最近,一份由乔治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的声明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他们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挖掘作业暗示中国拥有一个比以前的估计大得多的核武库。当很多批评者都质疑研究者们的资料来源时,更重要的问题是:更多的隧道真的意味着更多的核武器么? 《华盛顿邮报》昨天详细报道了乔治城大学教授菲利普・卡伯的研究,他带领的学生们利用商业卫星图像、公开渠道的中文资料和解放军内部文档来追踪遍布中国的军事隧道。卡伯的结论令人震惊且备受争议,他说隧道的规模表明解放军的核武器总数很可能比研究者们通常认为的200到400枚核弹头要多得多。卡伯一个值得怀疑的资料来源认为总数高达3500枚。 卡伯的故事首先由《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在10月底报道,在中国观察者和核武器专家们中间引发了一场轰动。某些来自军备控制界的批评尤其尖刻,一位评论家指责卡伯的工作”不称职且懒惰”,甚至非常不适宜地将其和自己儿子的高中研究论文相提并论。 卡伯三百余页的报告尚未公开,就已经在这项研究的发布会和媒体报道的煽风点火下引发了骚动。尽管对于这个项目的某些批评有些过分和不成熟,但卡伯的理论也确实有一些大漏洞。 最明显的问题――也是被广为提到的――是卡伯多次重复的一个对解放军核武器数量的捕风捉影式的估计被证明来源于博客圈的推测,而该推测则基于很久以前就被戳穿的错误估计。 另一个不那么耸人听闻但是更根本性的问题是,卡伯及其小组将隧道长度和核弹头数量联系起来。很少有人质疑解放军忙于挖洞――中国媒体2009年报道解放军已经挖掘了3000英里(4800公里)隧道,但挖洞不仅仅是为了藏核武器这一个理由。 解放军正忙于加强其对抗攻击的防御设施,这意味着将最敏感的部分藏入地下。除了隐藏和保护核武器,隧道对于中国增长中的常规导弹部队和军事通信网络也很重要。在美军的巴尔干半岛行动之后,解放军研究者写的几篇论文除了对美军压倒性的空中力量感到惊讶,亦指出了塞尔维亚军队在保护其地对空导弹方面相对成功,用的方法就是将其藏入隧道。 而且,与美军高度依赖卫星通讯不同,解放军更依赖光纤网络的物理连接。这些光纤常常被埋在地下以求保护。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行有效的核威慑,进行少量误导的策略有很悠久的历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詹姆斯.阿克顿认为中国多挖的隧道很可能是一种”藏豆游 戏”(一种赌博游戏,游戏者准备数个杯子,将一颗豆子放在其中一个杯子下,然后快速变化位置,让其他人猜豆子在哪个杯子下。),和美国在1970年代所玩 的把戏差不多。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对于每个洲际弹道导弹,都有23个备用的储存仓。计划实行期间,导弹在存储仓之间定期移动,苏联就永远不知道该优先打 击哪个目标了。 中国知道其隧道作业会被卫星图像跟踪,尽管可能没想到乔治城的本科生会进行侦查工作,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就是为了制造迷惑才挖掘隧道的。 军控界对于这些过失尤其无法忍受,因为有关卡伯研究的新闻在一个对于裁军行动很尴尬的时间出现。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共同进行缓慢的核裁军,有关裁减美国洲际导弹预算的讨论也在进行中。关于中国的核武库可能十倍于以前的估计的新闻可能会对裁军构成民意压力。 尽管有这些质疑,现在就因噎废食显得太早了。卡伯认为隧道越多、核武器越多的观点可能有些夸大,但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提高其核力量的质量和抗打击能力,这些是核威慑可信度的关键。在这层意义上,卡伯及其小组收集的资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对其核力量的态度是如何演进的。如果能带着宽容的怀疑态度来看卡伯的结论的话,这项研究结果可能是理解中国核武器计划和核裁军前景的一块重要基石。 马特.杜明为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项目组驻北京研究员,也是政策期刊《中国安全》的副编辑。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和空间计划。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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