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

雷锋被中国人学了五十年，几乎每年的3月5日前后，雷锋的名字总会被提起，五十年来，学雷锋总是学校品德教育课的内容，雷锋差不多成了“思想道德”品质的代名词，但五十年过去了，中国似乎并未从年复一年的学习中收到什么成效，以至于连总理温家宝都出面谈社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了，而普通中国人也更是从生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当又一轮“学习雷锋”的宣传浪潮卷来，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雒树刚在“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大力开展学雷锋活动有助于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激扬人们心中蕴藏的美好思想品德，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匡正道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时候，我哑然失笑，感觉他简直是在说反话，不去和郭德纲搭档着实可惜了人才。 　　如果说毛泽东在1963年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全社会还因信息封锁而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经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近二十年网络信息的传播，作为道德楷模的“雷锋”早已成为民间笑谈，此时以雷锋的招牌作为号召来推动社会的道德建设，只能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将雷锋树为道德楷模的政治体系，而“学雷锋”运动恰恰是这个政治体系的虚伪性的集中体现，所以，只要这个政治体系还在号召人们学习雷锋，社会的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就会继续下去。 　　也许，历史上很多道德楷模都掺杂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共同塑造的因素，但很少有哪一个“道德楷模”从开始就是政治操纵的傀儡。我无从判断雷锋的品质好坏，但我肯定他是一个因政治操纵而充满虚伪和病态表现欲的人。雷锋生前虽然不是全国性的道德楷模，但从战争年代其就特别懂得以“树典型”的宣传方式鼓舞士气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大大小小的“模范”人物的挖掘和鼓吹，雷锋有幸被选作了典型。雷锋入伍前就曾因为响应号召捐款而被选为当时极为诱人的拖拉机手，并于1958年发表《我学会开拖拉机了》的文章，后来，无论当工人、还是入伍，他的生活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关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有写文章的爱好并多次发表、屡屡并被公开报道。我并不假定雷锋是一个特别善于钻营的人，也不排除他性格中有较为朴实和善良一面的可能，但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结合雷锋的人生经历，我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而又喜欢张扬自己的年轻人，主动配合形象“拔高”的需要，宣传档次一级级被提升，变得越来越虚伪，而成为政治宣传的好工具，恰恰是一个极不诚实的典型。 　　由于那个年代的政治宣传存在很强的“粗放性”，今天的人们，从常识和逻辑出发，已经可以很容易看穿“雷锋”这一形象的虚假。我们会注意到，作为一个爱做无名英雄的普通士兵，雷锋不管在哪里，总是会有摄影师在场，并为他拍下大量照片：满大街捡粪的时候，算是摄影师碰巧路过吧，晚上都熄灯了，打个手电筒学毛著，还是躲不开摄影师。那个年代的记者远没有今天多，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相机是稀罕之物，可雷锋仿佛早有他的专职摄影师了。雷锋的表演当然不止于此，更有趣的是《雷锋日记》，这本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日记，哪里有一点日记的样子，要说这是一本写给别人看的日志还差不多，而且，如果日记尚不够及时，雷锋还可以通过《入党转正申请书》这样的材料向领导汇报自己所做的好事，比如给灾区捐款。总之，“无名英雄”自我曝光的方式有很多，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关于雷锋故事的作假问题，加拿大的穆正新先生多有挖掘，近年来国内网络媒体也有不少针对雷锋的质疑和揭露，从常识、逻辑上都比官方版本的雷锋故事可信何止千万倍，就连曾经包装过雷锋的官方宣传人员也公开承认雷锋“事迹”存在根据政治需要的改写和拔高。这些都很值得一读，此不一一赘述。 　　在宣传、组织的需要和帮助下，雷锋最终成了一个“全心全意”的虚伪者，他的虚伪和不诚信不只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否则，你无法理解他给灾区捐款200元，却不在日记里谈及灾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及“灾害”的成因——从雷锋日记中，甚至完全看不到那场大饥荒的痕迹。 　　这种彻头彻尾、全心全意的虚伪，是在政治恐惧和宣传吹嘘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胆敢说真话（哪怕是在日记里），会象林昭那样丢掉一切；配合政治的需要进行表演，则有望成为政治先进分子。雷锋不是生活在荒岛上的个人，而是一个听话并善于表现的社会人，他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个时代的畸形产物不止雷锋一个。 　　但即使这样一个雷锋，似乎还达不到全国道德楷模的标准，于是，宣传干部、记者亲自上阵对雷锋进行道德包装，他的日记被修改，他的照片被技术处理，虚假之上有更多的虚假，最终才成就了一个让全国人民学习的典型。 　　所以，当我们说到雷锋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是在说那个原名叫雷正兴的人，而是谈论一个被刻意塑造的人物形象，从生前到死后，“雷锋”都是被包装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假货，而虚假的政治则用这个假货欺骗和愚弄民众，把根据政治需要塑造的形象里加入一些道德的因素，让人们在接受这一形象的同时，接受政治体系所需要的纪律、温顺和残酷，最终象雷锋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然还有将雷锋树为全国典型的林彪所加的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才是重点。 　　雷锋入伍前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性“灾荒”，几千万人悄无声息地失去生命，而思想控制登峰造极，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对这些，胆小而虚伪的雷锋都看不见，他看到的只有光明，由于“光明”的需要，雷锋声称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个人主义”被扫除后，中国走向了“集体主义”的癫狂，演绎出文化大革命的内斗；对待敌人的残酷无情不久将出现在两个党的最高领袖之间，一个领袖让另一个领袖悲惨地病死在开封的地下室里。如果雷锋活下来并出现在1989年的北京街头，我怀疑他将以这样的“残酷无情”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而所有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解放军，哪一个没有被党驯化为雷锋式的工具呢！ 　　所以，以雷锋的名义召唤道德和诚信是可耻和可笑的。考察中国百年历史，对道德和诚信破坏最大的就是站在“雷锋”背后的政治体系，而“雷锋”则是其虚伪、愚民的主要商标符号之一，这是今天谈论“雷锋”的价值所在。开始具备思考能力的中国人在“雷锋”身上看到的不是雒树刚口中吐出的那些美丽辞藻，而是相反的内容，今天人们在网上谈论雷锋，大多使用插科打诨和讽刺挖苦的不屑语气，却没有对这个“道德楷模”表现出原有的敬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雒树刚、薄熙来这种号召学雷锋的高官，他们给了人们一个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很好的话题。 　　也许，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离不开“道德楷模”，但虚伪的政治之下，活着的楷模是危险的，比如公安部一级英模王立军一转眼就跑进了美国领馆，一个个“廉政楷模”稍不留神就变成贪官锒铛入狱，在法治不彰道德缺失的年代，还是死了的“道德楷模”相对安全些，所以雷锋总被一次次祭出。遗憾的是，死去的楷模有其无法抹去历史痕迹，雷锋的“光辉”是那个黑暗时代的折光，作为被证伪的道德楷模，“雷锋”只是对虚伪无信至今的中共权力体系的辛辣讽刺。 作者：杨建利，原载: 作者博客

作者： 神了旁逸斜出  |  评论(0)  | 标签: 反智时代 , 反智主义 , 智障 , 常识与理性 近来“反智主义”的话题大行于市。以前我知道北京的言论独行侠薛涌（现在在美国做教授）自称是“反智的书生”，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因为薛涌的用意是“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只要薛涌不是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者就行了，何况以书生之命反智，则别有深意焉。 “反智主义”一词，起源于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一书而走红。“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此类态度我愿意嗤之以鼻。—引者）。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是来自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美国的建国之父，多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则源于古典的希腊罗马，反智的成分很强。比如，雅典人对知识分子就强烈地不信任，认为老百姓集体的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人智慧。二十多年前这个词被介绍到中国来时，也是个贬义词。余英时先生还写了篇《中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传统》，把反智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然而，“反智主义”主宰社会固然不好，但一个没有“反智主义”的社会，也同样成问题。有人后来写文章和余先生辩论，说中国历代的专制皇权，实际上非常“主智”，并不“反智”（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有多大的文明智慧，所以严格说，算不得“主智”。—引者）。中国的每一个王朝，都是靠读书人来支持的。这种权力和知识的伙伴关系，通过科举给制度化了。被统治者则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被士大夫主宰了至少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太强调读书人的权力，一般老百姓没有表述自己利益和意见的渠道。说到底，作为全民理性生活的义务，全体国民的“智慧水平”应当具有平衡的地位，智慧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禁区。那么一部分人要用智慧来欺骗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成了愚民，则是专制社会的真正的反智。智慧有不同的范畴，平民有平民的常识智慧，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学问智慧，分工不同而具有共同的理性常识高度，这才是正常社会的健康文明状态。权力和知识联姻垄断智慧与平民大众文化横行社会“反智主义”成为主流，都不是什么好鸟。 最近因为韩寒被方舟子这个一根筋的疯子死揪住不放之故事，引发出了清华大学肖鹰教授的长篇论文《韩寒神话与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肖鹰指认韩寒是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代表，把他与文革时代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坐实为一伙，这个论证显然不顾事实且牵强附会，不大合乎一个教授的智慧水平。韩寒纵然是当代中学教育的失败者（中国式教育所包含之智性水平，一向受到本国人民的质疑），但是他的言论文章显然不是“白卷”或者弱智蛮横的叫嚣文字，至少还博得过无数有知性者的欣赏，甚至称为“公共意见的领袖”；韩寒的成功是依靠一篇一篇的文字实绩形成的，并非依靠什么权力的推行而愚民的。至于韩寒文章是否有代笔，很有些后现代游戏娱乐的性质，方舟子本身就是一个偏执狂，一个方舟子就足够了，偏偏又插进一个上纲上线的肖教授。肖鹰不愧是中文系的而且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很善于表现情绪化联想力的“失智”水准，竟能够纠缠不清地洋洋洒洒写下近万字去证明韩寒的弱智与“反智时代”的联系。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反智时代”的代表作，顶级学府的大教授放着自己的学问不去做，坐不得自己书斋的冷板凳，却参加到网络是非之地，耗费特大的精神时间，去做妇姑勃谿的造势辩论，他自己就是最反智的先锋。当韩寒的基本事实尚且没有真实证据之前，一个博士出身的大教授却言之凿凿地赶来下结论，那么这个教授本身就是完全违反做学问的基本规则的；道听途说一方胡扯，以不实之词在市场上发表不着调的高论，匆匆忙忙地表态，还习惯性小题大作，以貌似学术的功夫来做失智的事情，这样的夯货居然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我们忽然间就明白，果然真是“反智时代”来临了。 “反智主义”本来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雅士与走卒，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高雅打桥牌，我俗点斗地主；你高端下围棋，我上联众专攻五子棋，大家自娱自乐，互不影响，在各自的地盘里作各自的主。可是肖鹰却舍得一身剐，就穿着教授的西装走到菜市场吵架的中央，开起迂腐的讲座来了。在我看来，“反智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由社会分工去做智慧大事的公共知识分子，放弃了公共知识的责任感，也成了大众文化的明星和打手，他们自己彻底颠覆了“智慧”的精神，是为真正的“反智主义”。韩寒本来就是时尚文化的明星，他的文章作者之真伪本来就是无厘头的话题，只要这些文章为大众喜欢而且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那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方舟子无事生非，把不恰当的考据和严格理性追究的功夫用在完全不切题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智慧”用错了地方。肖鹰再赶来趁热闹，煞有介事去证明一个青年明星与“反智时代”之关系一类哗众取宠的项目。这方舟子和肖鹰与常言的“脑残”，即“不问是非，只看立场，不看内容，立马表态”的追星一族，根本没有区别。方舟子是留学美国的理科博士，肖鹰是神圣中国文学文化的博士，两个脑残的“当代智者”去跟大众文化言论明星韩寒纠缠，你说反智还是益智？ 何谓“智慧”？如果说“反智时代”，那么一定是人类普世价值内涵的智慧和历史上积累的理性受到了蔑视和抵制。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具有两种——实用智慧（亦即“审慎”）及推测或哲学智慧，今天，“智慧”一词在我们的眼中仍然具有道德及知性的双重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方舟子和肖鹰两大博士高手就属于反智的代表。因为第一，方舟子和肖鹰要封杀韩寒的目的非常奇怪，正如一位先生指出的：方先生选择“打假”的对象，以前就遭人质疑。此次PK，方先生的诚信和目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不少的人怀疑此次方先生不是为了“打假”，而是为了“打倒”。其目的是要将韩寒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人造韩寒”垫脚（使自己更高大）。你将韩寒往死里打的时候靠的可都只是“逻辑推理”呀！“代笔”造假，那一定是必须有“枪手”存在的呀！您为什么不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找出“证据”呢？找不到，或者不屑于找“证据”，就要人们相信一件事物的存在，是一位科学家应有的科学的理性的严肃的态度吗？第二，方、肖二人“有意识选择性动作”与“反智”甚有关系：打倒韩寒与对权势的沉默是相反相成的，霸道的权势需要我们用智慧去质疑，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方、肖三缄其口，不干；但是却对勇敢冲锋在前的韩寒下套子，需要施展智慧的地方不智，却对增长世界的知性滥智，至少这就是最地道的“反智”打手。所以，我们宁愿相信：真正“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挂羊头买狗肉的方舟子博士和肖鹰教授。 我认为“反智时代”比较完整的构成因素应该包含以下几条：1，真正需要知性智慧追究的大事和思想，有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敢也不愿意去做，而他们都屁颠屁颠地客串成了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打手；2，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则成了公共思想意见的领袖；3，凡是有公权力的大鳄，都一定充当一国之“大学士”，换言之，一国之文化思想的主旋律，是由这些宣传家博导来主导的；4，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公共舆论例如网络之界域，就会由许多情绪化的愤怒青年甚至暴民哄抬成妇姑勃谿的吵架阵地，而更大多数的信息参与者，都沉醉于一地鸡毛的无厘头微博轻薄细节上，例如某明星的硅胶腐烂穿帮了，某小三暗度陈仓之相好之小三与前小三的养主有路等等；5，最后，由于所有人都热衷于狂欢化的戏剧性场面，所以导致整个时代民族智力精神创造力的解构和消耗。于是，“反智时代”成功地诞生了！无庸讳言的，我们都成了“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了。 除了方、肖一类反智的博士教授都成了私家侦探或者无聊论坛的大师之外，还有像北大的孔庆东作为“反智时代”的智障英雄，非常典型，他冲出网络视频的前台怒骂南方报系为汉奸报系、斥责香港人都是狗，被人称为“三妈教授”，“舆论打手”。孔庆东粗鲁下作如泼妇骂街一般的恶毒下流，污言秽语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其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称为“智障人物”不会过分。考虑到普通一个大学教授也会珍惜自己的智者名誉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质疑：孔庆东挂着北大教授的名号而肆无忌惮有如疯狗，且常常出言极端，全盘否定，不讲事实逻辑，绝无一个学者受过智慧训练的修养，则肯定是一个在道德和知性方面丧失常识理性的智障。方、肖、孔都是时髦知识界有资格的“智者”，这个时代的智者之通胀率极高，就像去年津巴布韦的币值一样，8亿元津币只可以买一杯咖啡。而另一方面呢，重庆警长王立军同志，一身而兼任数个博导、教授、研究员名号，所涉及的专业依次是：政法、管理、经济管理、工商管理，担任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现场心理研究所主任，东北财经大学MBA学院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现场技术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博士生导师。查验王立军警长的教育背景，是中专自学考试参加者，在职公安大专学习一年，在职研究生学习一年。王立军肯定不是智障人士，而我们肯定是脑残者，因为他以天才之力，远超比尔•盖茨的地位。教育背景当然不能够决定成就，但是领导干部百忙之下而仍然能够在各个学术领域作为领军人物，这样的冠名至少是在侮辱我们的常识，两种结论非此即彼：不是王立军警长属于“伪军”，就是我们都是“反智时代”的智障人士。当然，中国的事情总是会有惊艳的“中国特色”的，中式“反智主义”和美式“反智主义”不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美式反智是平民以常识知性对抗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中式反智则是专家学者北大校长为王立军等保驾护航而全心全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讨伐自由青年韩寒。 最近薛涌再度贴出《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一文，特别强调“反智主义”的平民世俗对抗“知识暴君”的合理性，呼吁给予尚未成熟的网络民主以充分的理解、宽容和耐心。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薛涌的观点是政治正确的。但是事情还需要回到原始出发点：你要看究竟反的是什么“智”。假如反对的是“知识暴君”和空洞八股的假道学之智，则善莫大焉，否则袭击真正的常识、自由和普世价值之智，则是文明之损。考虑到中国特色，我想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式反智主义”的岐途：1，“知识暴君”为政治正确忠诚服务，主宰了“反智时代”的主旋律，例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写道：“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这样的“智者”显然是用很专业的操作来给我们制造总确定感的“智障”。2，我们成功地教育出一代一代有确定感的政治正确的接班人和技术工具理性的操盘手，所以，当他们遭遇到“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就会在网络舆论上施之以暴力手段，他们是网络“反智主义”的“自觉维护政权”的草根主体。3，中国式教育最严重缺乏的其实是知性最重要的前提—追究基本事实真相和严格遵守事实、常识的逻辑，不以空洞吓人的大概念打击对手，习惯于在民主、公平和自由探讨的基础上与不同意见者交流，“理性的反智主义”只是反对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和借助这类知识优势打压他人，但是中国式的“反智主义”或曰“病态的反智主义”常常会用流氓无产阶级的暴力方式对正常的事实探究和理性来反智，现在在网络上这种状态方兴未艾。这种不讲逻辑的现象在被认为可能思想水准比较高的网络上到处都是，显示了中国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网民整体上的愚蠢和自以为是。之所以说愚蠢，是多数知识分子和网民的言论都明显的缺乏起码的逻辑，多是凭着一股子情绪在发言。网上不缺正义，不缺情绪，缺的是基本事实、常识逻辑和正常的思维。正如何适之所指出的：韩寒的“韩三篇”一出，就被混球时报以及一批国内左派人士热捧，则让一些人认定韩寒已升级为“高级五毛”；十年来在媒体的正面塑造和“庸众” 的狂吹胡捧之下，韩寒的确有帮子教徒级的粉丝，而同样的，作为事物的两极，自然也有很多非常讨厌他的人， 这批人抱着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使出文革式的简练、愤怒、凶狠的标语口号要“打倒韩寒，打倒韩仁均”。——由此观之，政治智障了我们，我们便发泄和娱乐政治。真的是把我们很需要的真正的政治和智慧都解构掉了。 总而言之，如果真要把这个时代称为“反智时代”的话，那我们真的需要辨别清楚这是否是一个公民可以运用常识和事实知性来反对“知识暴君”的状态——果如是，我们应当欢迎这个理性平和的民主时代。可惜我们遭遇的总是被喂食“白果”而已。在中国应当慎提“反智”，反智的结果之一肯定是流氓无产阶级习性的发扬光大，“暴力传统”生命力强大得很哪！如果网络文化正在得到合法合理发展的话，我当然乐意相信网民们正在天天向上。然而我最警惕的还是永远存在着一种给我们设置“智障”的主旋律。我们应当警惕自己是否已经浑然不觉地堕为一个“反智时代”的智障者。智障者，就是正常知性思维的思路堵塞了，我们的智慧被彻底解构了，被误导进入一条不追究事实真相和不遵守常识、逻辑的岐途了，找不到清晰推理和明智判断的方法习惯了。那么一定是我们的脑子里思考的路径已经被某些东西毒化了。是什么使我们丧失了常识和理性呢？愿所有人反思这个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