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

关注诺贝尔奖的人，大多不会对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感到意外。他告诉世人，市场可能陷入非理性繁荣。他的获奖呼声一直很高。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尤金•法玛(Eugene Fama，见上图)也是获奖者之一。他和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分享了席勒教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个奖项总是被观点相左的两人分享，例如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乍看上去，法玛教授和席勒教授是又一对这样的例子。法玛教授证明了市场是有效的，席勒教授则证明市场是无效的。 过去几年来，有效市场假说遭受了沉重打击，因此法玛教授的获奖看上去有些时机不对。但我认为他名至实归。 金融市场有效的观点听起来有些撒切尔主义的意味，但它对金融市场理论家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即：当前的股价反映了我们目前对这些股票价值的一切已知信息。不存在显而易见的便宜股，不存在轻而易举的预测，没有一夜暴富的捷径可走。 法玛教授的思想值得更多人去了解。从中我们会明白，试图挑出一支值得购买的股票、或通过购房出租来获取暴利，有点像试图在超市收款台前找出能最快结账的队列。如果一支队列明显最短，人们就会加入进去，所以最短的队列很快也会变长。如果法玛的观点是正确的，金融市场事实上很有效（目前仍有证据表明，金融市场可能确实有效），那么除了靠好运气，我们是没法挑出值得投资的股票的。 也没人能够预测明天的市场表现，因为有效市场已经反映了一切已知信息。每天的价格变动仅仅是因为新报道的消息，而不是因为昨天做出的任何预测。设想一下，忽略那些金融城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我们能省下多少时间啊。 相信有效市场说的投资者赚得更多——或者应该说是赔得更少。他们不会付一大笔管理费让基金经理挑选股票，因为他们不相信基金经理能挑出好股。他们无视宣传过往业绩的广告，因为在一个有效市场中，过往业绩对未来的业绩根本毫无参考价值。他们不会试图选择市场时机，因为在实践中，这么做意味着在繁荣期跟风买入，在股价大跌时恐慌抛售——也就是说，高买低卖。事实上，他们甚至不会每日关注股市表现。何必费这个事呢？这不会让你在投资时比他人更胜一筹，反倒可能让你患上溃疡。 随着法玛教授的思想传播开来，这种思想让低成本、多元化的投资方式变得普及，也打破了一种传统观念——金融市场大师凭借选股能力获得高额报酬是理所应当的。（值得称道的是，法玛教授花了数十年时间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例外——他找到了一些，主要是一些小公司在市值和账面价值不一致时会产生高额回报。） 就这次金融危机而言，席勒教授对经济学思想的贡献显而易见。法玛教授的贡献则更加隐蔽：如果有更多投资者认真对待有效市场理论，他们原本会严重怀疑次贷资产的质量，因为这些资产被评为非常安全，但收益率却又极高。任何一名尤金•法玛的追随者都会觉得有猫腻。 译者/倪卫国

2013年全部揭晓的诺贝尔奖也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些科学家指出，在获取诺贝尔奖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家，有些概念也占据压倒性优势，比如鼓励个人创新、重视个人自由等等。 瑞典一位前诺贝尔医学奖委员会成员说，获得诺贝尔奖至少要有起码的人力的物力的资源。但重要的是：要出科学成就同样需要一个开放型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 美国数学家沃伦∙史密斯解释说，其实，一个简单的科学分析就足以证明，民主国家几乎垄断了诺贝尔奖。 如果要寻找一个在社会民主程度与这个社会生产诺贝尔奖得主的能力之间的关联系数，很明显，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做到，其它制度的国家则做不到。 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其实不然。，这种令人吃惊的巧合的可能性也许只有百分之一。 苏联曾经诞生了许多大科学家，但是，苏联获得的诺贝尔奖如以人头计算，比美国少了17倍，比丹麦更少了39倍。 很明显，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诺贝尔奖绝大部分落在了西方人手中。这一点从数字上一目了然，834名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出生的占了247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出生在他国，后来到美国从事科学研究事业研究的科学家。 与美国的情形相反，中东似乎被瑞典皇家学院整个抛弃了。也许可以找到解释这一现象的种种理由，包括宗教的理由。 英国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甚至在推特上写道：所有的穆斯林加在一起，拿到的诺贝尔奖不及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得理不让人，他的说法很刺激，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的阿尔及利亚天文学家Nidhal Guessoum反驳说，不仅仅穆斯林才这样。 他举巴西的例子来佐证。他说：“巴西，两亿居民。至今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赢取一个诺贝尔奖。而拥有8000万人的埃及，已经获得了四个诺贝尔奖。包括科学奖。尽管得奖者的研究成果是在美国获得的”。 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缺乏悠久的民主传统，似乎是那些至今没有或者极少得到诺贝尔奖光顾的国家的共同特征。 巴黎大学哲学教授让∙斯坦诺认为，这些国家缺乏民主文化，缺乏讨论和争论的习惯。而科学需要辩论。必须能够持有与对方不同的意见但不至于辱骂对方。 瑞典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苏恩•伯格斯特龙在他著名的一场演说中有进一步的阐释，他描述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扩张的情景时指出，“大学研究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蓬勃开放的体制，可以把它称之为研究工作者的民主制度” 。 一些政治学研究者注意到，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以自己的方式，以一定的创造性来自由地表述，这使得他们的科学研究有时走向出人意料的方向。 他们认为，一个民主的环境不但对实验室很重要，对科学家生活的周遭环境也很重要。 13亿人口之众的中国说起来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获取诺奖的寥若晨星，诺贝尔科学奖更是零数。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近日在题为“为何中国难产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社评中有精辟的分析。概括起来，大致是今日中国依然是一党体制下的“一言堂”社会氛围，社会要求年轻人不要“标新立异”，不要挑战既有秩序，不要具有批判性思维，最好唯唯诺诺，唯官方和家长为对错。而日本也有“考试地狱”，但它毕竟有多元化的民主体制，因此，时不时也能出科学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另外，恐怕就是中国的大学成为党国政治的地盘，使科学、民主、自由及独立研究无法成为学校的主流价值。 一些政治学家们举例说，海湾国家花费了天文数字般的钱款，建立大学，在严密封闭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稀有的自由空间。可是，这些大学直到目前没有任何明显的收效。因此，在一个整体封闭的大环境下，在没有一个更大胆的社会制度做保障的前提下，试图人工地在一个小环境里制造创新的文化可能是徒劳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斯塔凡·诺尔马克说：“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关于很小的事物，但其却让一切变得不同。”恩格勒随后表示自己很高兴获得这一奖项。“起初我以为自己没有获得这个奖，因为我没有看到宣布的结果。”据悉，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宣布推迟了一个多小时。 据联合早报消息，恩格勒1932年11月6日出生，在粒子物理学做出重要贡献。1964年，恩格勒和已故的罗伯特·布绕特共同提出希格斯机制与希格斯玻色子理论。 而希格斯1929年5月29日出生，爱丁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他以希格斯机制与希格斯粒子而闻名于世。其希格斯机制理论也是于1964年提出。希格斯玻色子得名于彼得·希格斯。假设中的希格斯玻色子是物质的质量之源，其他粒子在希格斯玻色子构成的“海洋”中游弋，受其作用而产生惯性，最终才有了质量。 物理学标准模型预言了62种基本粒子的存在，其他粒子都已被实验所证实，只有希格斯玻色子未得到确认。由于它极其重要又难以找到，故被称为“上帝粒子”。 报道说，希格斯获悉得奖消息后，他说自己高兴得有点不知所措，除感谢瑞典皇家科学院外，他特别感谢了家人、朋友以及同事的支持，同时他希望对基础科学的认可将帮助提升外界对理论研究价值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