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 进入专题 ： 韩寒 郭敬明    ● 黄平   一、“小时代”的“孩子”          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这是真的，好孩子不说假话。而我笔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是开放在水中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真的。[1]     这是郭敬明标志性的段落，“仰望天空的小孩”[2]。对于文学持有严肃期待的读者，面对这样的文字往往感到尴尬。这一矫情到近乎滑稽的姿态——郭敬明还特谓指出应以“45度角”来仰望——确立了郭敬明的写作策略、对象与美学风格。理解郭敬明，“孩子”是一个关键词，在他的作品中频繁出现，比如，“一个永远也不肯长大的孩子也许永远值得原谅”[3]，“但我是个任性的孩子，从小就是”[4]，“而我是个很寂寞的孩子”[5]，“像个受了伤的委屈的孩子”[6]，“我真的原谅这个哀伤的孩子了”[7]。这是一位高度自恋、急于倾诉的作家，似乎内心郁积着无尽的忧伤，“我是个会在阴天里仰望天空的好孩子，我真的是个好孩子”。[8]     长期以来，郭敬明式的写作，被指认为“青春文学”，“80后写作”被视为孩子们的游戏，被视为青春期的文学综合症。坦率地讲，这是一个不加推敲、流于印象主义的批评，郭敬明的作品，远远比所谓“青春文学”要复杂，这里的“复杂”不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而是牵扯到“80后写作”与历史语境的隐秘关联。     郭敬明的写作，对应着“9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尽管“90年代”努力将自己叙述为“普遍性”——个人与历史脱钩。这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变故或政治规划，更是基于“市场”在90年代的兴起，无数以“私有”为核心的“我”，构成这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得以建构的前提，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产权明晰”、“理性人”等等。换句话说，这个不断被放大的“我”，是“市场”最本质性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的传奇，是一代“新人”的自传，郭敬明在“还有一个月我就十八岁了”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每个人的成长在自己心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儿”[9]。由于与历史脱钩，“惊心动地的事儿”，只能发生在“个人”的内部。     从这一视野出发，“80后”一代，既是大历史的孤儿，又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人。郭敬明精明地迎合了这一点，“我的小说是写给年轻人看的”[10]。在他的作品中，“年轻人”被不断暗示为“孩子”，“孩子”的状态很好，成人的世界则令人不安。这里的“孩子”，和生理年龄无关，而是指涉着对于历史责任的拒绝，以“忧伤”为核心，郭敬明不断夸大、强化、鼓励——同时限定——“孩子”的内心体验，并且赋予这一切以合法性。“90年代”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或者说，“90年代”，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郭敬明的写作，作为个人化写作最极端也是最深刻的产物，在个人化写作的尽头，暴露出高度的政治性：试图以所谓“忧伤”填充青春的社会性，定义何为“青春”。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性写作，尽管以似乎与政治全然无关的形式出现[11]。     “90年代”的“孩子”，决定了郭敬明的文体：华丽、戏剧性、高度饱和的情感。这可谓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笔者且引几例：     我也曾走过那一段雷禁般的区域。     像是随时都会被脚下突如其来的爆炸，撕裂成光线里浮游的尘屑。[12]     寂静的尘埃星河，涌动的宇宙极光，爆炸的太阳黑子轻轻地扫过眼睑，瞳孔变得发烫。     胸腔里那颗轻轻跳动的小小红色星球，突然像是几百万年前的地球一样，进入了白茫茫的冰河世纪。[13]     他想，这就是我的爱     她冷静地朝远处走去，渐渐地离开了自己的世界。     他张开嘴大哭。     冷风像是水银一样倒灌进温热的胸腔里，一瞬间攫紧心脏。     这才是悲剧的最强音节——     弥漫在整个空旷天地间的，低沉提琴的巨大悲鸣。[14]     熟悉郭敬明作品的读者会发现，郭敬明很喜欢用“宇宙”、“星球”、“世界”、“世纪”、这类大词，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凭借这种巨大的张力，不断强化“我”的重要性，其作品的核心是一个高度自恋的“自我”，无限膨胀，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这正是郭敬明文体的“魅力”与“秘密”。     更为重要的是，从《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1995-2005夏至未至》、《悲伤逆流成河》过渡到《小时代1.0折纸时代》、《小时代2.0虚铜时代》，一切似乎“合乎自然”，“孩子”被“市场”所捕获，这个忧伤的“孩子”，成长为消费的主体。在《小时代》系列中，顾里、南湘、唐宛如和林萧（叙述人“我”），上海大学同一宿舍的四个女孩子，过着超现实主义的校园生活，享受着“流星花园”式的爱情，顾源、席城、卫海、简溪这些男友们各方面都类似日本动漫美少年。她们或他们（当年“忧伤”的孩子）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几乎完全被资本所赋形，小说中充斥着无数的“时尚品牌”，诚如主人公顾里所表示的，“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虚弱的幌子”[15]。笔者就此逐页整理了一份《小时代》的时尚生活指南：Hermes店里的黑色Birkin包与茶壶、Prada桃红色手包、LV男包、Tod’s男鞋、Vertu手机、《Vogue》杂志、Channel发带与NO.5香水、MUJI饭盒、Burberry西装、NinaRicci连衣裙、奔驰S500、Armani沙发、AnnaSui唇彩、Adamo电脑，等等。甚至于，当顾里与顾源这对青年恋人爆发争吵的时刻，这个文学史上的常见场景，在《小时代》中极具“特色”：     顾里转过头来，冲顾源吼：“你脚上那双D&G的靴子，是我给你买的！”[16]     笔者将《小时代》系列视为郭敬明迄今为止的代表作，这自然不是“好”作品，但却是“重要”的作品。夸张地讲，郭敬明写下“小时代”这个书名的时候，他已经写完了整部小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名，还没有谁对于一直延伸到当下的“90年代”有如此精准的命名。“90年代”的孩子，正是“小时代”的孩子；而且难得的是，在《小时代》系列中，以往隐匿在“忧伤的孩子”背后的“90年代”，在作品中也悄然出场，这就是《小时代》中特殊的人物——“上海”，所谓国际大都会，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郭敬明笔下的资本之城。《小时代》系列真正的主角是“上海”，这是献给“上海”的金色赞美诗，无论是《小时代》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郭敬明都是以对于“上海”的无限夸张的赞美开始：     这是《小时代1.0》的第一页：     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和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北京早就被甩出去两百米的距离了，更不要说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17]     这是《小时代2.0》的第一页：     所以陆家嘴依然流光溢彩，物欲纵横。环球金融中心每天耸立在云层里，寂寞地发光发亮，勾魂夺魄。只等着身边那幢“上海中心”可以早日拔地而起，以解除它独孤求败的寂寞。“上海中心”围起来的那圈工地上，打桩的声音日复一日地响彻这个小小的陆家嘴江湾，像是上海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心跳声，但听久了，也凭空多出一种苍凉的悲壮感来。[18]     这是一座作为“幻城”的上海，上海内部的多元与异质性——比如工人新村，比如市民的石库门，比如中产阶级今天所面对的“高房价”——被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恒隆广场所抹平，“上海”变成了“资本”与“时尚”的上海，变成了一个历史完全被架空、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彼此置换的上海[19]。为《小时代》辩护的学者也承认这一点，“上海虽然有其具体性的呈现，但这里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抽象。这里的商品都是在全球移动之中的‘全球商品’，这里的本地的生活其实也是抽掉了本地性的人生。”[20]吊诡的是，这种高度“抽象”的写作，反而落实了“个人与历史脱钩”的具体性，无论承认与否，郭敬明是这个抽象时代真正的“主流”作家，他的作品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故而，郭敬明的作品如此畅销，多年来占据文学类排行榜第一位[21]，毫不意外[22]。这也是郭敬明最自负的地方，他将“销量”视为“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肯定”[23]。很多学者仅仅由于“销量”而将郭敬明看作琼瑶、金庸一脉下来的商业写作，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会。和以往所谓通俗作家相比，郭敬明的写作，非常有力地介入到当下“新人”的生产。在文学史的脉络中，郭敬明自己恐怕都没有觉察到，他的写法不无怪诞地弥合了“抒情”与“资本”的冲突，这是“浪漫主义”兴起数百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和田园梦想的感伤、革命理想的激情不同，郭敬明的作品，是一种最卑下的浪漫主义，在资本的黄金竖琴下无限献媚。在网络上，网友调侃郭敬明是“女作家”，称呼其为“四姑娘”、“郭四娘”，其根源正基于此。这里的“男”、“女”，不再是生理性的，而是一种写作的态度，一种人生的态度。           二、“大时代”的文化游击战          在2009年末的一次访谈中，当记者问到与郭敬明的不同之处，韩寒给出了一个机智的回答，“我觉得我和他男女有别”[24]。与出生于1983年6月6日的郭敬明相比，出生于1982年9月23日的韩寒，对于“上海”的理解完全不同。饶有意味的是，郭敬明努力地抹去四川小城出身的印记，不断地扮演着“上海人”；韩寒出生于上海，反而在各个场合对家乡冷嘲热讽，在“世博年”，他近乎恶搞地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在所谓文学边缘化的时代，这个戏谑、调侃的高中辍学青年，这个以赛车手为职业的业余作家，像这个戏剧性的时代一个戏剧性的神话：他的博客点击率，在笔者写作本文时，已经超过4.5亿人次。在2009年，他被包括《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等多家媒体选为“年度人物”；在2010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被《外交政策》选为“全球百大思想家”。《纽约时报》有评论认为，“这位年轻人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受关注的作家”[25]。     和郭敬明相比，韩寒展示了“80后写作”另一种可能性。在韩寒戏谑、尖刻的追问中，郭敬明营造的“幻城”烟消云散，逐渐展现出冰冷的真相——“80后”一代依然生活在历史之中。如果说，郭敬明的写作是“小时代”写作，那么韩寒的写作则是对抗“小时代”的“大时代”写作，通过对于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真实”的现实生活）反讽式的解读，重新建立历史与个人的关联，自由、公正等一系列“大词”，以及在“90年代”的范畴里被视为妨害“日常生活”的政治言说，在韩寒的杂文中被再次激活。对于“80后”一代，韩寒的写作提醒了一点，个人的体验与命运，终究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而这是郭敬明高度抽象化的写作所努力抹去的。     不过，仅仅在“大时代”写作的意义上理解韩寒，依然流于表面化。抨击时弊的杂文，每天有无数篇在各种报刊杂志尤其网络上发表，时评作家乃至于公共知识分子非常之多，为什么独独韩寒有这样的影响力？一方面，近乎老生常谈的是，韩寒的杂文写作发表在“博客”上（目前能查到的韩寒第一篇博文发表于2006年11月14日），网络（不仅仅是便捷、免费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纸媒，而且韩寒的读者群和网民群体高度重合，“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1.95亿，普及率高达54.5%，远高于整体网民28.9%的水平”[26]。面对社会阶层愈发“凝固”的现状，青年群体对于“腐败”等问题有极大的敏感与愤怒，韩寒的博客充当了这一群体的代言人。诚如韩寒在访谈中谈到的，“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需要找一个出口，所以我的关注度可能就高了。”[27]     另一方面，在博客这种新媒体属性之外，笔者觉得更关键的是，韩寒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来回应作为“内容”的当下中国。很多研究者将这种文体归于“油滑”，认为在美学上格调不高。不必征引巴赫金、艾柯[28]等学者的不同看法，且回到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来理解——“80后”是在“80年代”历史终结后开始写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韩寒式的“大时代”写作，是“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以往回应“大时代”的艺术形式，比如充满悲剧意味的“呐喊”，已然被历史所摧毁，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伟大的遗骸。韩寒有意或无意地体悟到这一点，“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是一场文化游击战，不再是“子夜”时分的“呐喊”，而是历史尽头的“故事新编”，在囚笼般的历史内部——这是王小波作品中的核心意象——的戏仿、消解与颠覆。其实又何止韩寒，不限于文学，“90年代”以来的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周星驰电影[29]、王小波小说、《大史记》系列、《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网瘾战争》等等，莫不如此。至少从“90年代”以来，一种抵抗性的新文艺思潮正在兴起，影响巨大，却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或命名，笔者在此姑且称其为“戏谑美学”，和我们所熟知的“五四”以来感时忧国、涕泪飘零的悲剧传统相对应。且容笔者下个大胆的断言，在当下中国，真正革命性的艺术形式，不是悲剧，而是喜剧。[30]     在一个确定性可疑的世界里，以不确定的方式游弋，韩寒的杂文写作，正是一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游击战。这里的“游击”，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更是游击的本义，在没有找到自己“根据地”情况下的的游荡、回击。他的每一篇杂文，其精彩之处，都需要与戏谑的对象互文理解，这类似鲁迅曾经设想过的“速朽”的写作，不能也不屑留下“完美”的艺术形式供后世赏鉴。而且，在这场文化游击战中，由于父辈甚或祖辈们的文化乌托邦纷纷溃败，无家可归又不放弃抵抗——拒绝被吸纳到“幻城”之中——的“80后”一代，注定是孤独的抵抗，这是真正历史性的“一个人的战争”。     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韩寒的作品，以往散乱、破碎的诸多细部，在这一整体性的框架中全然不同。以往的看法，是认为韩寒杂文很好，但不会写小说。郭敬明就持这种论调，在2010年底一次访谈中，他谈到，“他（指韩寒，笔者注）应该谈不上写小说吧，他应该更好的是他的一些杂文或者散文的这些思想的言论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但是真正小说除了这种东西，一两句经典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叙述技巧、对故事的驾驭能力、塑造了人物，像你说你提到他的小说，你能想起哪个经典的人物吗？”[31]有趣的是，这里郭敬明所秉持的文学观，和主流文学界很相似，叙述、故事、人物。以这些大学教科书式的标准来要求，韩寒的小说更像是关于同一个主角的一篇篇杂文的连缀，一种特殊的“杂文小说”，韩寒塑造的人物也确实没有生活实感，故事场景更是高度寓言化，比如污染后变得巨大的动物（《他的国》）等等。然而，不是从预设的标准来衡量韩寒，而是从韩寒自身的文化游击战的写作策略中来理解，韩寒的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新的美学风格、新的“大时代写作”。在韩寒这里，所谓“真实”的人物与故事是可疑的——郭敬明恰恰证明了教科书式的标准最终走向了“幻城”，剧烈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无法为“故事”与“人物”提供一种确定性。     因此，韩寒的文学世界中，主人公只能到处游荡，不断地和世界的碎片相遇，并且对这一切予以讥讽。在《一座城池》中，小说第一页，“火车慢慢停下，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以为自己是“逃犯”的“我”和健叔在陌生的大地上逃亡；在《光荣日》中，一群青年自动放逐到远方，整部小说是一个疯狂的白日梦，“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这些人主动放弃了分配，跟随大麦来到了孔雀镇。一共七个人。大家坐着火车，摇摇晃晃，穿过一座山，再穿过一座山”[32]；在《他的国》中，小说结尾怪诞而动人，有一种王小波式的诗意：依靠着最后一个变异的大动物萤火虫的照亮，左小龙在大雾中开着摩托离开故乡亭林镇，幻想沿着318国道穿越中国。在韩寒最新的作品《1988——我要和这个世界谈谈》中，则更为彻底地将故事场景放置在318国道，“我”从上海到西藏，横贯东西，穿越整片广袤的中国。诚如小说第一句话，“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这条象征性的318国道，是韩寒的朝圣之路，小说中“丁丁哥哥”告诉“我”的一句话意味深长，“你懂的越多，你就越像这个世界的孤儿”。在这场“文化游击战”中，主角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一个无家可归的远游者。[33]     然而，韩寒的致命之处也在这里。众所周知，梁文道等学者赞誉韩寒为“当代鲁迅”，这种说法在多家报刊和网络上很受支持。在笔者看来，尽管韩寒的《熄火猜想》、《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等和鲁迅的《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等十分神似，尽管韩寒的杂文就影响力而言最为接近鲁迅，但是，鲁迅要比韩寒复杂、深刻得多——当然，考虑到韩寒还不到三十岁，这种比较对韩寒并不公平。韩寒笔下游荡的“个人”，不像鲁迅那么决绝，那么黑暗沉重，因冰冷彻骨的绝望而感人至深。究其缘由，“游击”着的韩寒，模模糊糊地有自己的价值谱系，他是以近似“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建构这个“个人”：     后来他又发短信问我，那么换句话说，你这个人的观点和言论符合了西方人的价值观，你觉得是么？     我回消息说，难道不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么？     我相信地球人和外星人也许价值观不一样，但是西方人和东方人，除了生活习惯不一样以外，价值观应该是差不多的，为何一定要争呢。[34]     这段对话对理解韩寒十分重要，节选自韩寒获悉入选《时代周刊》提名后的一篇著名的博文《散文一篇》。这是韩寒一贯的思想立场，“我不认为一个东西可以被称作‘东化的’或‘西化的’……这里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适合人类”[35]。韩寒信仰的这种“普世价值观”，有值得尊重的现实指向，但老实说过于简单。这里有一个深刻的悖论，韩寒未必自知：如果说他的杂文精彩地破却“东方”各种价值观的幻觉，暴露了以往似乎自然而然的“常识”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为何却迷恋“西方”的“常识”，莫非“历史”真的就此终结？和鲁迅“横站”的思想立场相比，韩寒还过于软弱，“价值观应该是差不多的”这种结论明显非历史化。     在韩寒主编的《独唱团》中，立场和韩寒相似的作者，这个问题暴露得更为明显。有作者竟然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国骂”，上纲上线地指出中国的“国骂”古老、不现代，蔑视个人价值：     比较起来，英文这种直接攻击对手的脏话，我比较容易接受。而中文这样连累对手的母亲和祖宗，只是为了变成对方的长辈，我觉得很“原始部落”，很无视“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原则。[36]     这种比较荒诞不经，矫情造作，带有一种可笑的傲慢。无需讳言，包括韩寒对于“东方/西方”的理解在内，不过是一种通俗化的“自由主义”论述。为韩寒辩护的学者如周筱赟在《韩寒是不是当代的鲁迅？》中坚持认为，“常识”当然存在，韩寒就是一个例子，“韩寒的思想是天生的”，“深刻的思想不一定要通过阅读大量书籍获得，而可以天然产生”，“人的本性就是自由主义的”[37]。这是另一座需要破却的“幻城”，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但未必是自由主义的。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思想启示，但任何一种理论都同样值得警惕将自己视为“常识”与“真理”。     如果不正视这一点，不必考虑其他原因，韩寒的写作恐怕也难以持久，他的博客会更新地越来越慢，直到退出历史舞台。鲁迅孤绝彻底、无所依傍的思想态度，让“速朽”的杂文变得不朽，而韩寒所凭借的通俗化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将迅速耗尽他的想象。毕竟，他的想象，就其根本而言，是“历史的终结”的想象，就此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因其过于完整反而更像是一个神话。当“在路上”的韩寒停下来的那一刻，韩寒就不再是韩寒，而是另一个郭敬明。[38]           三、“80后写作”的可能性          无论韩寒、郭敬明亦或他人，“80后”写作绝非脱离时代，而是和历史密切关联。而且，不需笔者多言，以往对于“青春文学”的所有“幻觉”，最终不是被这一篇或下一篇文章所打破，“大时代”的中国，终将因过于庞大、剧烈而无法隐藏。     很少写博客的郭敬明，曾发表过一篇富于症候性的博文，他的原意应是展示自己的销量，贴出了2010年第一个月的图书排行榜前三名：《小时代2.0》、《失落的密符》、《蜗居》。和以往一样，郭敬明每次都排在第一名[39]；第二位则是悬疑推理这类西方最成熟的类型文学，且搁置不论；饶有意味的是第三位：《蜗居》。郭敬明在博文中还特意强调，“不要误会，蜗居写得很棒，我爱六六老师”[40]。     这份排行榜，包含着内部的颠覆性因素。和《小时代》类似，《蜗居》在文学上同样不好，但同样非常重要——《蜗居》不是“80后”写的，但是写给“80后”的，和《小时代》相比，作者给出了另一个“上海故事”。海藻的故事，和顾里的故事，在“上海”同时发生。向权贵出卖身体与情感换取房子的海藻，在LV和动漫美少年般的男友间享受青春的顾里，她们都生活在上海，她们都生活在此刻的中国。     “80后”写作，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梦”的叙述。这不仅仅是“青春文学”范畴、也不仅仅是“文学”范畴所能涵盖的，“80后写作”的可能性，在于“中国梦”的可能性。郭敬明的写作，在最终的指向上，正是要落实“90年代”的“中国梦”，他就此提供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有车有房，名校名企，大都会，英俊爱人，充满“时尚”的中产阶级生活。     然而，世界是平的，世界更是斜的。郭敬明的“中国梦”，充满着细密的裂隙，《小时代2.0》中，有一段很“突兀”：     两个街角的拐弯，顾里搞得头昏脑胀。宫洺此刻仿佛有点儿清醒了过来，他终于会说话了，虽然他只会说那么一句：“千万别吐在车上，这车是我爸的！”——由此可见，这句话绝对来自他理性的最深处的恐惧，也许就算他整个人已经昏迷了，他依然会在昏迷中高喊:“这车是我爸的！”[41]     当然，清醒过来的郭敬明，和清醒过来的宫洺一样，一定会抹平文本深处这些黑暗的罅隙，哪怕主人公之一南湘，母亲吸毒，没钱交学费，在夜店里兼职陪客人喝酒——这倒是一个“底层文学”的题材——生活方式上依然认同豪门千金顾里，只不过穿的是便宜一些的品牌（小说中提到有H&M等）。在郭敬明笔下，南湘的痛苦，不是来自“底层”，而是和席城、卫海的爱恨纠缠。这里的阶级差异十分淡化，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上海这座资本之城，似乎只是让生活更加美好。     然而，“这车是我爸的”（在笔者写作本文同时，“我爸是李刚”事件爆发），《小时代》的孩子们享有的一切，来自家庭的继承，她们没有一个人是经典意义上的“劳动者”。在顾里的故事之外，海藻的故事讲明白了这一点，以就业、房价等等为代表，对于“80后”一代，“‘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42]     针锋相对，韩寒通过“富士康跳楼事件”，讲了一个他看到的“中国梦”，这篇博文的题目叫《青春》：     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43]     如何“学术”，怎样“文学”，终究避不开血污与绝望的现实生活。诚如谢有顺谈到的另一种“80后”：     还有另一种生活，一种数量庞大、声音微弱、表情痛楚的生活，等待着作家们去描述、去认领：他们这一代人，除了不断地在恋爱和失恋之外，也还有饥饿、血泪和流落街头的恐惧；他们的生活场，除了校园、酒吧和写字楼之外，也还有工厂、流水线和铁棚屋；他们的青春记忆，除了爱情、电子游戏、小资情调之外，也还有拖欠工资、老板娘的白眼和“一年接近四万根断指”的血腥……[44]     正的文学的力量，或基于此，这次不是从“铁屋子”，而是从“幻城”中让“小时代”的孩子们醒来。被分割的亿万个“个人”，由此重建一种关联的可能性，这或激活一个已然高度程式化的修辞，“团结就是力量”。“小时代”的团结，至多是《夏至未至》青葱校园式的，或《小时代》女生寝室式的小共同体，这种小共同体最终的体验是“无聊”，一种和历史脱钩的不及物的生活，必然反映在心理上的悬空之感，无法克服问题，只能延缓虚无。相对应地，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或是“八十年代”更好地表达了“中国经验”的话，不在于作家的写作能力，而在于彼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维系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当这个“共同体”遭遇危机的时刻，无论是“文革”还是“90年代”，“文学”对于“经验”的处理都感到吃力，而流于高度地形式化，比如样板戏，比如先锋文学。     值得期待的是，历史终究没有终结，历史将再度敞开。重建共同体的那一刻，就是现实主义归来的那一刻，对于现实主义无论有多少种定义，其最关键之处在于，现实主义是共同体的文学。那一刻“戏谑美学”的历史使命终将结束，中国将有能力重新讲述“正剧”，讲述光荣与梦想，庄严与崇高。          【注释】     [1]郭敬明：《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爱与痛的边缘》，第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4版。     [2]而且往往是郭敬明所强调的以“45度角”仰望天空，以一个标准到矫情的仰视动作，凸显这一姿势浓重的自我怜惜。这个姿态被部分网友调侃为郭敬明的“标准动作”。有意思的是，韩寒曾在小说《一座城池》（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8页）中恶搞这一场景，“当‘迎接光辉岁月’唱起的时候，健叔不禁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泪流满面”。     [3]郭敬明：《四维读书之写在前面》，《爱与痛的边缘》，第93页。     [4]郭敬明：《七天》，《爱与痛的边缘》，第146页。     [5]郭敬明：《三个人》，《爱与痛的边缘》，第146页。     [6]郭敬明：《水中的蓝色鸢尾——读安妮宝贝》，《爱与痛的边缘》，第96-97页。     [7]郭敬明：《永远哀伤的孩子——读〈彼得•潘〉》，《爱与痛的边缘》，第122页。     [8]郭敬明：《阴天》，《爱与痛的边缘》，第195页。     [9]郭敬明：《后记》，《爱与痛的边缘》，第234页。     [10]郭敬明：《消失的天堂时光》，《爱与痛的边缘》，第77页。     [11]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表面看来高度政治性的作品，比如主旋律电视剧，反而抽空了政治性，变成一个空洞的仪式。     [12]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第9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版。     [13]郭敬明：《小时代2.0虚铜时代》，第13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版。     [14]郭敬明：《小时代1.0折纸时代》，第7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版。     [15]同上，第68页。     [16]同上，第67页。     [17]同上，第4页。     [18]郭敬明：《小时代2.0虚铜时代》，第10页。     [19]罗岗在《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与空间的再生产》一文中对此有详尽分析，该文见王晓明、蔡翔、雷启立编：《热风学术》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0]张颐武：《郭敬明的〈小时代〉：给“小时代”一个形象》，张颐武新浪博客，2010年3月13日。     [21]“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2003、2004年图书市场的调查表明，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占有整个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而现代和当代的作家作品合起来，也仅占有10%。这就是说，在当下的图书市场上，‘爸爸辈’‘爷爷辈’们联手才能与‘80后’打一个平手。”参见吴琪：《畅销书历史：精英落幕》，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8期。这是七、八年前的调查，现在恐怕差距更大。笔者补充一个堪为典型的例子，《小时代2.0》上市七天销售120万册；“纯文学”作家中应该是最有市场号召力的张爱玲，《小团圆》半年销售70万册。     [22]此外郭敬明在类型小说的一些技法上确实比较出色，比如对于悬疑气氛的把握，由于是连载小说，他的章节每每以这样的方式结尾：“高中时，我们把她逼得跳楼自杀的那个女的……她还活着……”（《小时代1.0》，第150页）。     [23]邱致理：《郭敬明：我没有韩寒说的那么低龄》，载《南都娱乐周刊》2010年第27期。     [24]参见《南都周刊特别报道：公民韩寒》，载《南都周刊》第364期，2009年10月30日出版。     [25]ANDREW JACOBS：《韩寒——写博客挑战体制的赛车手》，《纽约时报》2010年3月12日出版。该文由Rita Lee译成中文，发表于http://timeweekly.blog.tianya.cn/。     [26]参见《中国青少年网民近2亿》，《联合早报》2010年4月27日。     [27]参见《韩寒入选〈时代〉影响力榜 自称就是乡下孩子》，《新京报》2010年5月21日。     [28]在艾柯伟大的作品《玫瑰之名》中，极富隐喻色彩的，作者指出，这个世界真正恐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论喜剧》。     [29]韩寒博客的背景音乐，用的是对于80后一代堪称“圣经”的电影《大话西游》的经典主题曲，《一生所爱》。     [30]这点和晚年的鲁迅相似，似乎是解释鲁迅先生转而写作杂文与《故事新编》的一种可能性。经历了“呐喊”的失败，“笑”比“五四”所推崇的斩钉截铁的确定性更为有力。如果“戏谑美学”的谱系得到认可，鲁迅先生——和“感时忧国”的传统相似——依然是源头，值得细加追溯。     [31]参见《娱乐现场》2010年11月14日对于郭敬明的独家采访，《郭敬明批韩寒不会写小说》，http://www.qiyi.com/zongyi/20101115/n125086.html。     [32]韩寒：《光荣日》，第15页，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     [33]了解文学史的读者，恐怕都会想起杰克・凯鲁亚克，想起《在路上》。     [34]韩寒：《散文一篇》，韩寒博客，2010年4月7日。     [35]参见《南都周刊特别报道：公民韩寒》，载《南都周刊》第364期，2009年10月30日出版。     [36]蔡康永：《脏话到底脏在哪儿》，载《独唱团》2010年第1期。     [37]参见周筱赟：《韩寒是不是当代的鲁迅？》，载《明报》，2009年11月16日。     [38]韩寒在多次访谈中谈到“人民”很“愚蠢”。笔者觉得这一点值得警惕，“公民”对于“人民”的鄙夷，涉及到谁是“人类”的博弈。谈论这一点在当下中国似乎为时尚早，过于奢侈，但这终究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时间序列，而是同时在中国发生。     [39]在笔者写作本文同时，《新京报》等报刊发布2010年畅销书排行榜，《小时代2.0》再获年度冠军，续写郭敬明的销量神话。     [40]郭敬明：《献给丹布朗和〈蜗居〉……（同时公布一个记录）》，郭敬明博客，2010年2月5日。     [41]郭敬明：《小时代2.0》，第205页。     [42]参见笔者拙文：《〈蜗居〉、新人与中国梦》，修订稿发于《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8期。     [43]韩寒：《青春》，韩寒博客，2010年5月28日。     [44]谢有顺：《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世纪文学、〈鲤〉、“80后”及其话语限度》，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原载：《南方文坛》2011年 第3期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进入专题： 韩寒 郭敬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82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思与文，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作者： 张牙舞  |  评论(0)  | 标签: 病人 , 焦虑 , 时代 , 文学 他得的是“病”叫“时代病”，是由于不适应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而引发的病，典型症状表现为痛苦、焦虑等。他一直在与这个“病”顽强抗争，忧心忡忡屡败屡战，为自己也为其他“被侮辱和损害”的“病人”寻求“解药”。 阎连科有着很多“头衔”，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具爆发力的作家，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但我觉得，他本质上其实是个“病人”，身体有病，心里有“病”，作品中也病魔横行病态十足。他得的是“病”叫“时代病”，是由于不适应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而引发的病，典型症状表现为痛苦、焦虑等。他一直在与这个“病”顽强抗争，忧心忡忡屡败屡战，为自己也为其他“被侮辱和损害”的“病人”寻求“解药”。 军人出身看似强壮的阎连科其实身体欠佳。1995年写完《最后一名女知青》后，他就病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只得躺着不动。这对于一个拿笔杆子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折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用钢板做的大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严重时，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终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雷人”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阎连科的病完全可以说是积劳成疾所致，他一度号称“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一天能写上万字。而当时他如此“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完全可以说是“动机不纯”。生长在耙耧山脉里的阎连科、在火车站搬运过煤和沙的阎连科、在大山上撬过石放过炮的阎连科极度渴望飞出穷山沟，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孩子要想“脱胎换骨”逃离土地只有读书和参军两条路。因为家穷早就辍学的阎连科高考自然无望，只能去参军了。参军并不代表就一定“回不去”，“一穷二白”的阎连科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写作来彻底地与土地划清关系，这是作家张抗抗对他的启示。他2005年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时坦言，“1979年我看到张抗抗写了个长篇《分界线》，讲的是斗地主的故事。简介上说，张抗抗通过写这部小说，出版社叫她去哈尔滨改稿子，小说出版后，出版社就把她留在哈尔滨工作了。我忽然发现，原来写小说可以离开土地。从那起，我开始琢磨写小说。”他在部队出黑板报、写新闻、写话剧，最终写作没有辜负他，他提了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少年时目标非常明确，逃离土地是支撑其写作的动力。后来这个目标实现了，又有了新目标，就是要成名成家，愿望非常强烈。尤其1989年前后，疯狂地写作。”为了贿赂编辑发表作品，他甚至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写作再一次没让他失望，他1989年一年能发表七篇中篇小说，在1995年就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文集，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大小奖项。 得病对于阎连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认识到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开始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如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一样，疾病也成了阎连科获得独特生命经验和社会感受的渠道。有人问身体疾病对其创作有何影响时，他答道：“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非健康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之中。”疾病使得阎连科的哲学观、生命观、创作观产生了很大的转变，1995年也因此成了他创作之路的分水岭。他的作品从此闪耀着因纸内纸外的疾病而分外耀眼的生命光辉，照亮了作品也照亮了当代文学。梁鸿女士在《阎连科小说创作论》中准确指出“世界病了。耙耧山脉病了。与以往作品中耙耧山脉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世界染上了疾病的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 这一时期他作品的主题几乎就是人与疾病的抗争。《日光流年》里的喉堵症，《受活》中的残疾，《丁庄梦》里的艾滋病……“对疼痛和生命的体验，对生存和活着的渴望折射进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的基本底色和哲学意识。这些人物没有姓名，但却有具体的生命感。他们为着一种生存的本能生活，但最终却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神话和寓言，那有着地方色彩的耙耧山脉被带入了普遍的、精神的世界之中” 梁鸿写道。疾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们不能选择疾病，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对待疾病；我们也许不可以战胜疾病，但我们至少可以战胜自己。阎连科的书告诉我们，即使疾病再严重，生命再严寒，时代再严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选择的，仍然能活得像个人，仍然能做到死时不低下头颅。《日光流年》里三姓村村民对死亡的坦然让我动容，《受活》中茅枝婆对“退社”理想的坚持让我感动，《丁庄梦》里丁亮和玲玲临死前那绚烂热烈的爱情让我几度落泪。 但人性中有多少善，就会有多少恶，疾病往往也让“恶之花”开放得更加鲜艳。在阎连科的小说中，这些“恶之花”因为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而更加“妩媚”亮丽。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垮了山村原有的宁静和凝固，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山村带来了春天，人心像种子一样萌动，欲望像野草一样疯长，人们的头脑越来越油滑脸越来越油光，“疾病”也越来越可怕。《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们用时16年修成的灵隐渠流出的却是工业污染所致的臭水，《受活》中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拿身体换来的钱财却被身强力壮的人趁火打劫，《丁庄梦》里比艾滋病更无可救药的是健康人的利欲熏心。“艾滋病是一种肉体的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我们心灵深处的病是人们很难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艾滋病呈现出人们心灵的病，这种病不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个正常人都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的。”阎连科在写完《丁庄梦》后对记者说。 阎连科的书仿佛就是一个摆满了“杯具”的茶几。他笔下，一种苦难套着一种苦难，一个“杯具”接着一个“杯具”，情节的离奇和意绪的幽微，不断挑战着我们日益孱弱的心脏。阎连科极为重视“疼痛感”，他说如果没有“疼痛感”对他来说就不是小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疼痛中间，只是你能不能感觉到， 感觉到的多与少。不能表达这种疼痛，你的小说就可以说完全没有深入人的内心和人的最深层的生活。”这种疼痛来自于阎连科的内心与现实无法和解的矛盾。写作本是作家试图和现实和解的一种精神方式，但当作家未曾找到与现实和解的真正根据时，痛苦就产生了，这里面贯注着作家的心灵和人格。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评价道，“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阎连科经常为这种“疼痛式写作”给读者带来的疼痛而感到抱歉，但我想最疼痛的还是他自己。他不知道对于这些时代问题导致的“疾病”该怎么办，他只能感到以“社会良心”著称的知识分子的“无能、无奈、无理、无用”。身为著名作家，阎连科连给乡村侄男甥女们在北京找工作的能力都没有，遑论其他。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了，但心里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随着他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社会和现实，他内心越来越焦灼、焦虑、不安，越来越对知识分子和自己感到不满、失望。这种情绪充分体现在他最新小说《风雅颂》中，阎连科不讳言这部小说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象牙塔作为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也不可避免地沦陷了，学术腐败、官僚主义、权色交易……风雅何存，知识分子何用？书中，作为阎连科山寨版的杨科在现实面前只能一再下跪，只能哀求“算我求你了好不好。”的确，此书“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揣了一脚”。 阎连科在小说后记中写道的“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绝不是他一个人的缺点，而是当下知识分子的通病。 余大师“含泪”，王主席“做鬼也幸福”，某些人生导师在平时滔滔不绝“造福众生”而在公众利益遭受侵犯时却一言不发，这些都使得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越来越雪崩、对知识分子的失望越来越“滑坡”。的确，他们不配“知识分子”这四个字，连“知道分子”“都不敢当”，因为他们做不到像“分子”那样独立，他们是真的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在阎连科看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最善于在某种压力下，让自己活得很舒服、很安稳的一群人”。他们该思考时“呆若木鸡”，该发声时“沉默是金”，该行动时“坚定不移”，道德水准表现得和普通人“一碗水端平”乃至更低，甚至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明目张胆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原因在于，他们自身便是既得利益者，怎么会革自己的命。 理想泯灭，价值崩盘，现实坚硬，知识分子到底该何去何从？阎连科对此困惑不解、备受煎熬，他所能想到的只有逃亡一途，逃回“家”中。他的近期作品中都贯穿着“回家”这一红线（《风雅颂》原来的书名就叫《回家》），他希望疲惫困顿的心灵在“家”中得到栖息、安宁。但放眼望去，“家”在何方呢？“回家”不是“治病”的良方。“我们的故乡都在沦陷”，我们已经无家可归。《风雅颂》中杨科逃往的“诗经古城”不过是个美丽的乌托邦，渴望回家的阎连科的故乡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故乡，“我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后坡的桃花源也没有了，天空一片粉尘，父母也不在了。村庄里的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一点人气都没有。当年乡村的诗意、乡村的情谊都不在了。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大家非常尴尬，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只能划拳喝酒”，他只能通过《我与父辈》这本书在记忆中“回家”。 前途茫茫，风雨如晦，夜黑如漆，我们的路到底在何方？其实，我觉得阎连科不必太悲观太绝望，他已经找到了“治病良策”，路就在他自己的脚下。他说过，“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危险的时代，但也是重新修正自己、塑造自身形象的机遇。”阎连科认为，这就像经济危机到来反而是中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重要机遇一样，在纷繁的利益纷争中，作家应努力保持自身的尊严，坚持文学的理想。这样就够了，只要我们理想的灯塔不灭，尊严的脊梁不倒，那任何“疾病”都不能征服我们。 那阎连科的文学理想是什么呢？阎连科说，“每个作家存在的意义是必须直面我们的土地，直面我们的现实，以个人的方式发出个人的声音。” 的确，阎连科所有的写作都与我们的土地、民间、习惯、文化相连，面向时代，现实花开。“他笔走偏锋，纵横古今，以惊人的写实盘点民族近百年的热点焦点事件，勾勒整个民族的苦难历程。他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写尽人性的贪婪、残忍与丑恶，人的自尊和高贵，揭示生存本身的种种怪现象，为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时代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阎连科的作品“满纸荒唐言”也叫现实？但也许荒诞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言“我理解的这个世界，它确实就是荒诞的。唯荒诞，才是真实。”而且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正如现实比《蜗居》台词更“露骨”。回顾一下我们的2009年，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这个时代的荒诞远非小说家所能想象。“被就业、被代表、被增长”，“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不要以卵击石”等没有最牛只有更牛的官话，看守所里可以喝水死、睡梦死、粉刺死，被拆迁者造土炮、自焚、信“春哥”……在如此光怪陆离的时代，作家要做的就是要“剥洋葱”，通过荒诞的表象把握内在的真相。只有直面人性、直指人心的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评价阎连科作品道：“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阎连科坚持的“直面土地、直面现实”的写作理想、“精神真实与荒谬现实胶着”的写作方向、无疑是我们那些“身体作家、青春作家”要学习的。现实不是他们描写的那样轻飘飘、不疼不痒，他们之所以轻飘飘、不疼不痒根源在于他们脚下无“根”、心中没有“爱恨”，一个没有大爱大恨的作家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先锋是一种自由》所言：“真正的作家必须正视人类的精神苦难，必须站在良知的立场上，在苦难的深渊发出终极的呼告。历代伟大的思想家、作家，都是对苦难有特殊敏感的人，他们坚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 阎连科骨子里其实是个“保守主义者”，他所要坚守的价值、理想、道德、情怀也许都是传统的，他作品中所要传承的也许仍然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那种文以载道的精神。这是他之所以不适应我们这个日新月异时代的原因之一，是他焦虑、失意、“有病”的原因之一，但这也正是阎连科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是他的价值所在。作家李洱赞赏道：“在浮泛、猥琐和轻佻的当代文化氛围中，阎连科的存在无疑是具有压迫性的。若干年来，他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慰藉几乎一样巨大。他用狂飙般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语言才能守护了人的良知、文学的尊严，又以奇崛而吊诡的故事设计表达了对乡村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绝望和悲悯。”是啊，“万变不离其宗”，时代再变也需要“根”需要“心”，需要“爱”的阳光需要“良知”的雨露需要“悲悯”的暖风，需要阎连科这样的“护花使者”。为什么中国文学年年被炮轰，和中国足球一样被人人喊打？根源就在于它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心灵脱节，大多数作家不敢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缺少关怀，对大众缺少关心，要么献身政治要么投奔商业。既没有想象力，又没有冲击力，也没有批判力与责任感，那还剩下什么，还有什么意义？ 阎连科应该在众多争议声中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价值，意识到自己走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如果他意识到这些就不会再痛苦、再焦虑。即使身体有病，心里有“病”，作品有“病”又算得了什么？这反倒说明自己至少还“活”着，而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在 “非常适应”中“不知不觉”地“死去”。 简历： 1958年８月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 1978年应征入伍。 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并在《昆仑》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中篇小说《小村小河》。 1989年创作《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瑶沟系列”作品。 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 1996年《黄金洞》获首届中篇小说鲁迅文学奖。 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2001年出版长篇小说《坚硬如水》。 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 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丁庄梦》。 2008年出版精神自传《风雅颂》。 2009年出版长篇散文《我与父辈》。 代表作简评： 《日光流年》。三年“磨”成的此书是阎连科的转型之作，也是其真正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界大家的地位。题记写道：“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这份“遗言”告诉我们，在日光如梭中在流年似水中，我们不能忘了那些人生原初的意义，要寻找那些不为时间左右的内核存在。有论者评价此书“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这其实也是阎连科自己的“救赎之作”，“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 《受活》。这本“惊世之作”以怪诞陆离的故事和汪洋恣意的笔触，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传奇世界，从中可以找到解读我们这个时代的密码。阎连科因此获得了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也因此备受争议。“一个领导看了《受活》说，如果将来还要打右派的话，阎连科肯定是一个。”阎连科一直渴望从部队转业而不得，在出版此书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后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领导的电话，命令他马上转业。这份荒诞为此书作了最好的注脚。 《风雅颂》。此书出版后引发广泛争论，“清燕大学”、“美女博导”之类意象让人“情不自禁”地对号入座，对知识分子的“亵渎侮辱”更是让人“拍案而起”。但这可能“冤枉”了阎连科，阎连科“分明”写的是精神自传，他在后记中写道“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漂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那些“怒发冲冠”的人反而“不打自招”了。此书绚烂、放肆、狂欢的语言倒是值得“拍案叫绝”。 《我与父辈》。“荒诞”“够”了的阎连科终于回归真实了，这部没有任何想象的作品“在我的写作中是一颗钻石”，是他所有作品中表达最为世俗、创作过程最锥心刺骨的一本。阎连科说“《我与父辈》，决然不是名著，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看它，但我希望它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家庭里的一面普通的镜子。”这面“普通镜子”照出了阎连科自己的真实，照出了人生的本质，也触动了无数读者的灵魂，被评为“2009年最感人的书”。 语录： 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 ——阎连科，《受活》题记。 我不能成为伟大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仇恨太多，这是没有敌人的仇恨，也不知道仇恨什么，但一切都在失去，一切都不是你希望的样子。我心里明白，需要爱人，需要调和得好一些，但又做不到。也许有一天，仇恨减少些，会重新调动起我写作的激情。 　　　　　　　　　　 ——阎连科2008年对《广州日报》记者坦言。 　　 也许这是天命。写完这部小说我就病了，不能说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病的，更不能说就是积劳而成疾。但这短短的二十几万字是我这一生身体好坏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经让同行们咂舌。此之后，因为腰椎病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为此，每当我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而到了如今，因长时期趴着写作，又使颈椎疼痛不止，百治而少有一效。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 ——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自序》。 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个充满欢乐的世界里，你们读我的小说时，读这部《丁庄梦》时，我不能给你们带来这些，而只能给你们带来刺心的苦痛。在此，我将向你们表示道歉。向每一位因为我给你们带来苦痛的读者表示我的歉疚。 　　　　　　　　　 ——阎连科，《丁庄梦•后记》。 每次写作其实都是内心煎熬的一个过程。写作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它只意味着除此之外，我已经不能再做别的什么，它已经成了我的生命和命运，我只能沿着生命和命运的轨迹走完我的后半生。以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后来是为写作而写作，而现在，则是为了生命而写作了。 ——2009年阎连科对《京华时报》记者说。 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阎连科2008年回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提问，“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众议： 《我与父辈》是我做出版二十年来最让我感动的作品。 　　　　　　　　　 ——著名出版人袁杰伟。 我想强调的是阎连科对中国文化、大学、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有自己的理解。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部小说并不是对某个大学的详细批判，而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思想精神状态的不满和质疑。阎连科当然不可能指出一条道路，小说中杨科逃回到乡村老家，最终又从诗经古诗城遗址出走。这些年，我也想提醒阎连科，写作速度放慢一点，对现实的碰撞需要缓冲。过度的焦虑和紧张，会使写作失去从容。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他的作品，不能总是处于张力之中。我想，由这部小说开始，阎连科或许会重新处理自己的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是我期待的。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尧评论《风雅颂》。 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评论《风雅颂》。 评述阎连科其人其文，都用得上一个“最”字。 　　　　　　　　 ——作家李洱，《阎连科的ABC》。 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北大教授张颐武指出，阎连科和同 时代的作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那个作家的作品能让我流那么一大滩眼泪，唯有阎连科！ ——豆瓣网友寒利。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牙舞的最新更新：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八）：“祭司”贾平凹 / 2010-07-22 23:09 / 评论数( 0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七）：“先知”朱大可 / 2010-07-19 23:11 / 评论数( 9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六）：“孩子”余杰 / 2010-07-18 16:35 / 评论数( 4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五）：“大师”余秋雨 / 2010-07-16 23:39 / 评论数( 15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四）：“守望者”周国平 / 2010-07-15 22:06 / 评论数(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