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

在前不久薄熙来案中，信息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王立军出逃后，温家宝两会闭幕发布会前，关于薄熙来的负面信息一律被严厉删除；两会发布会上，温家宝点名，说重庆应对王立军出走事件反思，传统媒体仍然被严厉禁止，网络媒体略有放开；一直到官方宣布重新调查海伍德被杀案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基本被放开，但对薄熙来的个人攻击仍被控制；到薄熙来庭审期间，微博忽然出现了大量声称拥护中央“依法”审判薄熙来的机器马甲和实名五毛。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支持薄熙来的左派民众认为，薄熙来受到了官方媒体和国际媒体联手恶意攻击，这在国际左翼学界也有反响。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教授赵月枝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微博研讨会上，此后又在美国的左翼学术期刊上指控，“《纽约时报》和它那些占垄断地位的英美媒体竞争对手，积极参加跨国媒体的煽风点火，加速了薄的垮台，他们散播不利于薄和重庆模式的各种谣言和未经证实的信息。”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毕业于北广的赵月枝，不但是中国教育部的长江学者，也受聘于新疆政府担任“国际传播顾问”。 总的来说，周永康案虽然并无明显的左右翼对决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其与薄案的传播和管制做对比，似乎并无本质区别：“占垄断地位的英美媒体竞争对手”仍然“积极参加跨国媒体的煽风点火”，右翼大V聚集的微博上，虽然经过清网运动，各种何时“煮面”的政治八卦仍不少见。 如果少点国际左翼大拿的宏大叙事，回归新极权下舆论管制基本面，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权力斗争更为明显的周案传播上，新的媒体操控者的技巧更加进化，新技术的进步，虽然可以形成某种信息孤岛，但很大程度也在还管制者无所不在的阴影之下。 基本上，与薄熙来案的被动应对不同，官方角色更加主动，监管手法更有弹性。 2月20日，新华社宣布刘汉案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已经告破，刘汉敛财400亿，涉黑横行四川十几年，杀死至少6人，即将在湖北咸宁开庭。 根据本台此前报道，官方有通知提出，对刘汉案要“大力宣传”。刘汉案公布，点燃了周案传播的烽火。 随后几天，《新京报》、《中国经营报》、《财新传媒》等媒体连续刊发了不少周案外围人物的报道。这些报道中，对周滨的父亲的称呼，往往是“某退休高官”，对冀文林、郭永祥等前任秘书，则说是“某退休常委”，有些报道甚至明确点出，这位高管曾担任过东营市委书记职务，对周永康的影射几乎是呼之欲出。 官方放松了对高官报道常见的谨慎管制，对两会前常有一个月的负面报道空窗期也不再提及。 官方媒体如新华社对刘汉案情信息的选择性发布，有媒体从业者私下认为，与重庆当年扫黑报道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也有观点认为，与胡温前朝相比，当前的舆论管理者相较新华社通稿，更喜欢使用央视的画面语言。 对周滨、刘汉案件，似乎有特定市场化媒体得到了不对称释放的部分调查卷宗，例如，在吴兵被抓后不久，有媒体就刊发了吴兵被抓的准确日期和地点，与海外政治传言网站不谋而合。 普通的市场化媒体，如《中国经营报》、《新京报》，连续刊发了关于丁雪峰、冀文林，甚至周滨的独家调查报道，这当然是记者努力，突破自我审查的结果，但与最高层对周案释放信息，放松监管的背景直接相关。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点是海外的几家中文政治信息网站，他们关于周永康案件的报道，准确度不亚于薄熙来案期间，尤其是对多名周身边人的状况，尤其是吴兵和周滨，一直都有准确的跟踪，随后都被国内媒体的报道所证实，但很多特定信息的发布，尤其是涉及最高层的所谓内幕，相互矛盾，似乎各有用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技术，尤其是微信的运用。 一周来，关于刘汉、周滨、周永康的关系的文章在微信上极为流行，很难想象，没有监管者的首肯，在微信公号这一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关于周案的信息能够较大规模的传播。 一篇刘汉与富豪袁宝璟仇杀纠葛的分析文章，被许多微信公号抄袭改写和转载。这篇文章，最早似乎是来源于雪球网的一篇网贴，文章将袁宝璟三兄弟被处决与刘汉低价卖出水电站，让不明身份者两个月内赚到20亿两件事情联系，认为是“杀人执照”或者“卖命钱”。 另一篇同样被微信公号们广泛转载的关于周滨的文章，原本是新浪财经将财新网和《中国经营报》系列报道整合而来，同样被公号们不署名地转载和改写，文章还原了周滨的学业、婚姻和亿万事业版图，新浪财经原版文章中并未点出周永康，但微信公号们并不客气。 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都是传统媒体，微信公号“纸牌屋”向前多走了一步，他们派出自媒体记者，前往无锡厚桥西前头村，走访了周永康的故里，访问了周的邻居，就读的初中，拍下了周在家乡的宅子。 根据这篇由自媒体生产的报道，周永康原名周元根，他在老家还有两个兄弟、周元青，周元兴今年2月10日去世，据前不久在无锡厚桥办案的刘晓原律师称，周并未回乡吊唁。 这篇报道说，以往每天都有几部不同的轿车到周元兴家里拜访，基本是官员或商人，过去3个月，持续多年的拜访车辆突然消失。周滨老家四周的墙上，也被装上多个视频监控设备。

Associated Press / Reporters 2014-02-28 13:37 政见网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其组织架构浮出水面：习近平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这是继中央深改小组和国安委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成立的第三个由最高领导人牵头的超级机构。它也意味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被提高到空前重要的战略地位。 信息的自由传播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但很少有人同意网络可以脱离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从茉莉花革命到 斯诺登事件 ，互联网管理中发生的种种碰撞一直引人关注。如何在控制非法信息传播的同时，保持互联网作为信息自由流动载体的优势，是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 目前，大部分国家都有专门或者间接针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立法，但是不同的国家采取的管理模式和路径迥然不同。来自哈佛大学的法律硕士Jeffery (Chien-Fei) Li在他的论文《互联网管理还是互联网审查：中国、新加坡和美国互联网管理比较》中，对上述三个国家的互联网管理模式进行了详细对比，从国际法的角度总结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利弊得失。 作者认为，由于互联网与现实世界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针对互联网的法律与针对现实社会的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例如，在社会规范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用户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可能与现实社会中并不一致；从市场角度观察，互联网市场的范围和交易模式和传统交易也不一样；在实体构造方面，由于科技的迅速进步和软硬件的更新换代，也使得针对互联网的管理模式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例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在美国社会长期受到重视，所以它在美国互联网管理当中也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而在中国，相关社会观念并未成熟，所以相关的立法和管理也相对滞后。 作者将中国、新加坡和美国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分别归纳为审查许可模式、分类许可模式和政府民间合作管理模式。 中国模式的法律基础是2000年9月国务院通过并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的审查许可模式具体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许可证制度要求互联网提供商在取得政府许可之后才能进行互联网信息服务，否则将会面对网站关闭和罚款等惩罚。第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服务必须合法，否则将会丧失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的资格，这就使得它们必须加强自身内容的审查。第三，通过国家防火墙的建设，大范围屏蔽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互联网信息和其他涉嫌违法的信息。 作者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之所以招致国际社会的不少批评，主要是因为其原则并不明确。例如《办法》第十五条列举了九项非法的互联网内容，但是当中的许多内容——例如“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散布谣言”等——缺乏更加明晰的定义，有可能与《公约》当中的必要性原则相抵触。 新加坡互联网管理模式相对简单。与中国针对内容的过滤和审查不同，新加坡以《广播分类许可法案》为法律基础，规定互联网内容提供者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需要取得许可。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控制并不严格，绝大部分内容提供者和服务提供商在建立之时就会自动取得许可，少数组织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网吧等则被要求在实际运作14天之内注册。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法案》规定上述机构必须遵守相关法律，但并未对违法之后的惩罚措施做出任何规定。所以，目前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中也仅仅是象征性的。 美国的互联网管理采用的是政府和私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合作的模式。政府要求内容提供商和信息服务提供商与政府合作，监控和阻止非法内容的传播。与中国模式相比，美国政府要达到的管理目的相对简单，主要分为国家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方面。在实践中，除了未成年人保护受到的争议较小外，其他两个方面都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批评。“9·11”后，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政府通过了《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监控私人数据的权力。尽管9·11对社会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使得政府扩权时并未遭到严重阻力，但是越来越多人质疑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管理手段是否必需。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议则更大，许多人认为知识产权内容宽泛，以此为目的的管理有可能被政府滥用，从而损害信息在互联网的自由流动。 基于以上比较，作者总结说，要想使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正当化，就必须使管理目标明晰、具体并且合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所面对的争议根源都在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缺乏更加具体的解释和指引。另外，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必须是达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过分宽泛的管理措施有可能伤及无辜，也容易招致批评。这两点不仅是国际法对于政府的要求，也料将是未来各国互联网管理的发展方向。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政见网 ，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你可能也感兴趣的内容： 斯诺登之后民间如何制衡老大哥的监视？ 下一代的网络抗监控？ 作者 “政见” 是一个独立网站，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致力于发掘海内外学者和智库的智慧成果，引进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