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

　　 清华“六二四”事件，这是十年文革初起之时发生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的一起重大的文革事件，它不仅深刻地影响清华文革的整体走向，而且由于直接介入了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了中国文革的整体走向。但是四十多年来，它的历史真相及历史意义至今没有引起文革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更没有详细深入的研究。 　　 在这一事件发生之时，笔者恰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在此愿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详细回顾、追述、重现这一事件的现场画面，并对其影响进行分析与梳理。 　　 一、1966年6月24日的那个晚上 　　 1966年6月24日晚七时左右，华灯初上，但毕竟是在夏天，天色却尚未完全暗下来。清华大礼堂里早已座无虚席，楼上楼下、过道、讲台两侧全都站满了人，大礼堂门口挤满了想入而不得入的人群，暮色中的礼堂前的中心大字报区及区内的绿丝茵茵的草坪上，到处是东一簇西一簇兴奋激动，或静默流动、或热烈辩论着的清华人。 　　 六月是“十年文革”的始年初月，笔者刚从怀柔四清前线回来。临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工作队队长老曹同志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小胡啊，这次运动来势很凶啊，回校后多看多想少说话，知道不？”我说：“知道的，知道的。” 　　 50多岁的曹队长原是北京市手工业局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已参加过两期四清了，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与我关系极好，对我也很器重。我在回校后就一直记着他“情之殷殷”的表情和“来势很凶”的判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个静穆而寂寞的单兵散勇，赶赶场子看看热闹，三缄其口不发表任何意见。再说了，父辈们的经历也告诉我，政治运动是深不可测的海，一不小心掉了进去，自己“葬乎江鱼腹中”尸骨无存且还罢了，还要祸及父母弟妹及两姓六属。 　　 我当时的这种心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们班我们宿舍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一种心态，这也可以解释相当大的一部分同学在文革初期以“观察、自保”为主的表现。委实，它来得太激烈了，太邪乎了，按原有的常识谁也理解不了。 　　 那晚，我很早就挤进了礼堂，占据了一个极好的座位，大概在第七、八排左右，中间过道右侧的第三、四个座位，对舞台上的一切能尽收眼底。我坐在那儿面对着热烈的场面，脑子里虽有思考与辨识，但心情却并不是那么激动的。自始至终没有鼓过一次掌，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不知道周围有没有熟悉的眼睛。尽管如此，当晚上11点多回到宿舍时，同学得知我在现场，问了一句“怎么样？”我仍然无意间回了一句：“两边都不怎么样！”仅此一句而已。即便是这样一句不咸不淡的话，后来也被一位班干部汇报给了工作组，被当作我“立场不稳”的证据。我之所以后来没有挨整，也是因为又有人揭发了这位班干部也有“立场更不稳”的言行，而他是班上的“当权派”，于是就由他先去“受死”了！ 　　 那晚的辩论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大概的情节是这样的： 　　 6月22日下午2点15分，工作组通知化902班的文革组长蒯大富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你们班的讨论会。一听说刘主席夫人居然要到我们班上来，大家全都很兴奋也很荣幸。于是赶紧洒水、扫地，布置教室。20多分钟后，工作组来了一位女同志，坐下就开会。班上有人认识也有人不认识王光美，不认识的以为她就是王光美，认识的又没有机会说她不是王光美。人来了，会开了，同学们也就没有机会交换信息。至于会议主持人蒯大富本人认识不认识呢？蒯当时没有说，40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起。 　　 会议开得很热烈，期间有人递条子要求确认来者身份，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会议结束时，那位女同志说：“我是强斋（工作组所在地）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说完站起来就走了。一些将来者误认为王光美的同学大失所望，这其中就有人十分气愤，甚至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冒充王光美将我们班的“底”差不多都摸去了。于是认为“王光美要来参加会”是一则谣言。 　　 工作组进校后为了加强领导，稳定局面，曾有一则“谣言必追”的指示，蒯大富们就本着这条指示去追查“谣言”，追查的对象却是“工作组”。工作组以“接电话的听错了”为由搪塞，蒯等认为“那怎么可能呢”？于是继续追，从晚上6点多一直追到11点多。工作组不理睬他们，蒯们坐了五个多钟头的“冷板凳”，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宿舍。这一晚，这一班青春燥动的大学生们就睡不安稳了。 　　 6月23日一早，蒯等十人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长达三千多字，点了工作组组长叶林的名，牵涉了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这还得了，清华园立刻沸腾了，大字报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满园子都在议论这件事。 　　 6月24日，贺鹏飞激将蒯大富，约定当晚大辩论。毫无疑问，贺的行为是工作组授意的。据此，有的校友认为这场辩论是工作组组织并指挥的。我能认同这种判断，但同时也要指出从事后的结果分析，即使工作组有组织、有指挥，也并不是很精心的，可能他们当时将蒯大富只当作是一根“屌丝”，还没有放在眼里呢。 　　 当晚7点半，大礼堂里辩论开始。蒯方出场的是蒯大富、鲍长康，孟家驹，似乎还有刘才堂、刘泉，王铁成、王良生等，诸位同学流星般地上去客串与“冒叫”。贺鹏飞这一方除了贺本人外还有其它几个学生，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她也曾上台客串与“冒叫”。【注1】 　　 贺方的几位同学似乎个个都不行，贺方的主将，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水平不行，嘴皮子更不行，准备工作做得也不行。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整晚上就不曾有过任何出彩的表现。 　　 贺鹏飞是我早就认识的，他是与我同系的低年级学生。我们同住七号楼，一个门洞进出，我住四楼，他可能是二楼或一楼，又同在东区的七饭厅用膳，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从没有打过招呼。他是将门虎子，作为顶级的高干子弟，身上有一层耀眼的光环，身材粗壮，脸模子与他老子长得一屌样，也有两绺“八字胡”，个头却比他的老子矮得多。 　　 “将门虎子”是一则中国成语。其实“将门”未必出“虎子”，最典型案例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与“乐不思蜀”的阿斗。贺鹏飞也是不典型的一例。 　　 那晚是我第一次得识蒯大富，中等身材，个头和我差不多，不算太瘦，小分头，戴眼镜（有同学很确定的回忆是紫框），穿兰色学生装，操一口我所熟悉且有亲切感的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辩才无碍，口齿清晰流利。 　　 辩论的中心就是关于“王光美说来没来”这件扯淡事，由此扯出一连串更扯淡的事。 　　 蒯方顽强地要求工作组把这件事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解释清楚呢，就怀疑是“阴谋”啦。 　　 我坐在那里就在想，工作组刚进校没几天，对你们这样一个具体的30人的小班级能有什么“阴谋”呢？也许也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班同学的活思想，当然也包括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所以，我认为蒯大富们纯粹“吃饱了撑的”，“别有用心”不一定，“小题大做”是肯定的。 　　 后来仔细想想，工作组也有可能当时已经有“阴谋”了。三天前的6月21日，蒯大富在刘才堂（化9学生）的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继而蒯等又在6月23日贴出那张轰动的大字报。如此出格的“批语”及蛊惑人心的大字报，必定会引起工作组的严重关切。而且恰恰就在6月23日这一天，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内部讲话，李雪峰指出“工作队就是代表党”、“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所以清华工作组很可能在6月23日晚或24日白天，已将蒯大富锁定为清华文革的“黑客”了。“黑客”是现在的说法，那时叫“游鱼”。“游鱼”的说法也出自李雪峰的这次讲话中。 　　 但在当时，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又何以得知呢？我这种认知水平，有人讥讽为“幼儿园水平”。其实“幼儿园水平”也不错啊，我在经过了“四清”后已经有“自我防卫”的意识了。有的人水平比这还差很多，差不多就是一个“咬奶头”的水平！ 　　 贺方的几个人本身也都是学生，哪能知道工作组的事儿呢？当然就解释不清楚。加之他们是预设立场，撇不清与工作组的关系。这样的角色既尴尬又可疑，在与会同学的眼中，就像工作组的特务似的。何况他们的口齿又那么笨拙，所以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了。 　　 但是贺方中有一个小矮个子的发言是值得注意的。他的主要意思就是“王光美与会与否”这件事是不重要的，你蒯大富为什么抓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做文章起哄呢？这不是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吗？不是煽动群众怀疑工作组吗？而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新市委是党中央刚任命的，所以对新市委是要信任的，对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也是要信任的。 　　 坦白的说，这位小个子同学的思维逻辑与我当时是一致的。 　　 请读者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党中央刚刚撤销了一个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又刚刚任命了一个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新市委也不过刚成立了不到一个月，怎么可能又是“黑帮”呢？如果又是一个新“黑帮”的话，那么毛主席与党中央又是干啥吃的呢？ 　　 再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新市委是可以怀疑的，打倒它后再来一个新新市委，也要去怀疑，也要去考验，这事情还有完没个完？ 　　 小个子同学没有把话说完全，没有将这样的逻辑推理进行到底，但言下之意就是蒯大富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有野心，有野心呢？就必然企图将水搅混以便浑水摸鱼。 　　 我当时认为“王光美说来没来”当然是有原因也会有过程的，在事后解释清楚也是应该的。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方便解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她毕竟是王光美，是刘主席的夫人，说不定真有点什么机密的事临时不能来了，这也是可能的。总之在我看来“来不来”是小事，“解释不解释”仍然是小事，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也多得很。 　　 而蒯大富们却咬定青山不放松，连篇累牍出大字报责问工作组。 　　 我记得同宿舍的同学议论过这件事，全都认为蒯这小子太好出风头了，这样下去要倒霉的。 　　 对于我们这些四年级及四年级以上的同学，又都参加过四清，“工作组代表党”几乎是普遍真理。我们当一名普通的四清工作队员也是代表党的，尽管我不过是共青团员，与我一起包队的曹同学连团员都不是，但是经我介绍入团的青年就有十多个，我还介绍了三个贫下中农入了党。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也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体现的。在这样的既经典又传统的思维下，即使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也是代表党的领导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权威性方面有差别。 　　 看来，那天在现场的同学们多半是四年级以下的，没有我这样的“认识局限性”，他们只知道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考验一切。当然他们也有道理，北大校党委不是被考验烂了吗？清华校党委不也是被考验烂了吗？谁知道这个新来的工作组是红是黑呢？先怀疑了再说，先考验了再说。 　　 我们忘不了“反右派”，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反右派”；我们把工作组看作是大爷，把自己看作是孙子；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大爷，把工作组看作是“二爷”。我们认为应该有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却认为只有毛主席；我们的思想比较符合过去的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比较符合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当时谁又能知道这个“毛泽东思想”也是前后不搭、千变万化的呢。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捕，直接原因是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隐瞒12 年，没有向组织汇报。抓捕潘汉年，不仅出乎潘的意料，“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1） 　　 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潘汉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2）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旧话重提：“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3） 　　 短短两次讲话，内含十个杀字，显示了毛泽东对潘汉年的特殊情结。 　　 但以后发生的情况是，毛泽东轻易放过了潘汉年。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他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每个月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虽说头上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仍有一定自由活动的天地，可以进城探亲访友。不知道毛有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潘甚至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4） 　　 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凡天下事，必有逻辑。研究一段历史，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有史料，无逻辑，可能就是错；无史料，有逻辑，真相也许就在其中。潘汉年一案，至今扑朔迷离，不仅史料缺乏，当事人也大都去世。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史料，对“潘汉年案”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的解释。 　　 1.潘汉年案的三个关键人物和事件 　　 李士群，（1905-1944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情报员。不久，李要求中共允许他归队，经考察，不果。抗战爆发后，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汪伪做情报工作。1939年秋，为留退路，李再次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合作。经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联系，派关露到李身边工作。（5） 　　 潘汉年1943年会见汪精卫，始于李士群的安排。潘本来的任务是到上海与李见面，获取有关汪伪“扫荡”的情报。不料李为提高自己在汪政府中的地位，通过胡均鹤把他诱往南京，以半激将、半挟持的方式带他见了汪精卫。潘汪会谈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重要的是会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回到根据地，潘汉年本想据实汇报，但因为当时正值淮南根据地整风高潮，杨帆等敌工干部被审查，潘怕被牵连，对饶漱石隐瞒了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第二年，李士群、汪精卫相继去世，会面的见证人只剩下自己和胡均鹤两人，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潘汉年的侥幸心理。 　　 1945年初，潘汉年参加七大到延安，毛泽东与他单独谈话。阴差阳错，已准备和盘托出的潘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 　　 不久，国民党当局捕风捉影，在报上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高级军官的事。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李富春、潘汉年核实，再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于是，毛泽东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6） 　　 毛泽东亲自为潘汉年辟谣，后却得知潘欺骗了他，有理由相信毛会恼怒。但反应如此之强，惩罚如此之重，却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潘原以为只会受严厉批评或纪律处分，在上交材料后已打点行李准备返回上海。）潘对会见汪精卫事件的解释合乎情理，他在党内对毛也无威胁。放潘一马，既能显示主席的气度，又能鼓励更多人向党交心，毛何乐而不为？细品毛以后对潘案的讲话和处理，感觉他们之间的过节似乎不是一种”公怨“，而是一段”私仇“。 　　 胡均鹤，（1907－1993年），早期中共领导人，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投靠日伪，抗战后帮助中共，是潘汉年案的当事人之一。潘的三大罪状之一是任命”汉奸特务“ 胡均鹤等人在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潘主动坦白见汪一事，源于知情人胡均鹤的被捕。 　　 李士群死后，胡均鹤成为”76号“负责人。抗战结束后，胡被国民党判10年徒刑，3年后再次启用。1949年初，中统在撤离时将胡留下，指定他担任京（南京）沪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无意再替蒋介石卖命，胡派人到香港和潘汉年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随华东情报部进入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与中共合作的历史渊源，更由于形势的需要，杨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将胡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两统（指中统 和军统）人员表“。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反特“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4年秋，”受杨帆牵连，胡均鹤被隔离审查，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胡被定性为“潜伏特务”，根据就是他自己交代的中统曾指示他尽可能打入中共内部。（7） 　　 1955年3月，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通报“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后，毛泽东敦促历史上有其它问题的人从速交待。会议还专门印发了逮捕胡均鹤和将杨帆隔离审查的材料。这使潘汉年坐卧不安：杨帆是自己分管的公安局局长，胡均鹤更与自己有说不清的关系。有理由相信，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是对自己在旁敲侧击。 　　 1955年4月1日夜间，为争取主动，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时隔19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 “不能信用”的断语（第一次是1936年8月，潘带密码从莫斯科归来，迟迟不去延安报到）。4月3日，罗瑞卿带人秘密逮捕了潘汉年。 　　 以后的历史表明，胡均鹤被捕后并没有揭发潘汉年，这也许是他对潘汉年大权在握时对其重用而没有杀人灭口的回报。1982年，潘汉年平反，胡随即被假释。1984年，有关部门对胡案做出复查结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期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鉴于胡因受潘扬冤案牵连关押28年，上海市公安局决定：胡均鹤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以安度晚年。1993年3月，86岁的胡均鹤寿终正寝，（8） 　　 杨帆，（1912－1998年），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32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1937年到上海，参加上海剧艺社，秘密加入中共。解放初，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1954年入狱，1978年获释。 　　 杨帆与潘汉年的友谊源于一场冤狱。1943年，借“抢救失足者运动”之名，康生密电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将杨帆逮捕。阴差阳错，潘汉年成了杨帆案的审理人。经调查，潘认定杨无辜，但又不能无视康生指令，贸然释放杨帆。无奈中，潘作诗一首，传给尚在狱中的杨帆。 　　 怀炎　　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注：杨帆字“炎”）。 　　 10个月后，杨帆获释，和他的“专案组组长”潘汉年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延续了十年，直到1954年12月31日，杨帆被一个电话约去北京“开会”。杨再回到家，已是24年以后了。 　　 1978年，杨帆已被逼疯，连前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不认识了。见到妻子李琼，杨帆大喊：“你是江青派来的！”虽是疯话，却一语道破天机：24年的牢狱，非潘汉年之累，乃江青所赐。（9） 　　 至今仍不清楚，当年的“潘杨案件”，是潘汉年连累了杨帆？还是杨帆连累了潘汉年？或许，他们相互连累，自始至终，这就是一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莫须有”冤案？1936年，潘汉年携带共产国际密码回国，迟迟不去延安报到，得罪了毛泽东。1939年，项英反对毛江结婚，杨帆为其搜集材料，又得罪了江青。新仇旧怨，历历在目；潘杨关系，欲理还乱。毛泽东对潘大动干戈，若仅仅是为12年前见汪精卫一事，似乎太小题大作。但若理解为毛对历史旧债的清算和对一年前“匿名信事件”的反应，却能够解释许多以前不能解释的问题。 　　 2.“匿名信事件”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江青收到匿名信后，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谈了一个上午。据前公安部长王芳回忆：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 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 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杨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杨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10） 这里涉及到江青和杨帆之间的一段公案。30年代，杨帆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被捕变节、复杂社会关系以及风流丑闻了如指掌。1938年9月，杨帆调新四军军部担任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长，负责情报搜集。1939年，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指示杨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3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