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岭

台湾总统11月25日前往台北市立美术馆观赏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艾未未．缺席》美术展，并发表讲话。艾未未的朋友贝岭和一家报纸给予高度肯定。而两位民进党立法委员说这不过是出于选举考虑。 马英九总统在参观展览后说，艾未未是艺术家，艺术家应有表达其艺术观点的自由，这是台湾重要的核心价值。马英九还表示，他一向关心中国大陆的人权，从六四事件至今，从未缺席相关活动，多次提出人权呼吁，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人权保障越接近，距离就能更接近。 *马英九先于蔡英文而参观* 熟悉艾未未的中国作家贝岭曾在伴随艾未未展览举行的研讨会上讲述了这位艺术家的故事。贝岭在几天前通过台湾总统府人员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竞选办公室邀请马英九、蔡英文和他一起参观艾未未美术展。 他说：“总统府幕僚那边并没有直接回馈给我。蔡英文女士的办公室说他们很有兴趣，但他们要试着安排一个时间。” *声援艾未未 回应怨言* 贝岭认为马英九此举十分有意义。他说：“我想这对中国的维权运动或者艾未未的状况是一种非常好的声援。” 美国之音记者：在这之前，艾未未是否对台湾高层没有去看他的展览有怨言呢? 贝岭：他当然会有怨言。 我在苹果日报和几个媒体上都谈到过，目前为止，台湾的官员，尤其是台北市政府，没有一个人去看。这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我说：‘你们怕什么?’艾未未先生也是这么讲的，对于台湾对他这个展览表现出的态度，他认为这本身就是自动选择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下对于公民社会责任的一种回避和鸵鸟政策。 马英九在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早来参观的时候说，这一展览展期长，而且他们最近忙。 马英九的政务和选举事务确实繁忙，每天要出席许多活动。 *联合晚报力挺* 台湾的联合晚报发表社论说，马英九参观艾未未展览，不是忙中偷闲的艺术欣赏而已。马英九以具体行动表明立场，向北京传递讯息。 社论还说，向来被扣上亲中大帽子的马英九，如果真的向中共官方示好，大可不必故意踏入人权领域，踩中共的痛脚。但马总统显然是有目的地这样做，藉这场参观活动提出两岸之间深层的议题，甚至是本质问题。 *绿营呛声* 但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蔡煌琅和黄伟哲批评说，这是马英九的选举动作。蔡煌琅说，如果真有诚意关心中国人权，就“请马正式邀请达赖喇嘛、热比娅、艾未未来台！”台湾的人权联盟也曾呼吁马英九总统邀请艾未未来台湾自由行。 美国之音丁力 木雕《中国地图》包括台湾 台湾的自由时报说，有参观民众看到马英九避开艾未未的《透视学─天安门》及《中国地图》等政治敏感度较高的作品，从而怀疑总统府是否事先就要求避开，但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因为参观时间有限，总统府尊重馆方导览人员的安排。 美国之音在报道这次展览开幕时谈到了这两个在台湾比较敏感的作品。例如木雕《中国地图》，它包括台湾，但和台湾传统的中华民国地图相比，缺了蒙古。台湾的蓝营绿营、统派独派对台湾是否属于中国很有争议。 *台湾利益和大陆民主* 有些大陆民运人士认为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民主事业关心和支持得不够。但是联合晚报记者黄国梁在《马以总统身分 出席艾未未的“缺席”》一文中写道：“作为台湾的主政者，毕竟有一般的现实利益必须照顾，有政经的情势必须平衡。一国之领导者，不能仅以理想，率全民蹈赴一场激烈而可能招致重大损害的抗争。” 有关方面在马英九参观这次展览时并没有清场，其他参观者可以照常观看。 来源：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1126-TW-reaction-on-Ma-visit-Ai-exhibition-134526708.html

核心提示： 本期是两位译者就“文学和政治”这个话题进行的音频对话，提到了刘晓波、北岛、廖亦武、哈金、李翊云、李承鹏、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石原慎太郎、潘公凯、何伟等中外作家。 所有 往期 的译者Podcast音频节目都可以在iTunes商店中搜索“译者”收听或订阅，或直接点击 这里 点击 这里 下载或收听本期音频节目（需翻墙） 【图：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下载“译者”的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 YZ：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编辑对话”的第五期，也是两位“文学中年”之间的对话。今天在线上的是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译者“南山”，他持续为我们的博客平台贡献了很多力量。今天很高兴可以和他进行这次对话。 NS：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YZ：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文学和政治”，结合最近的时事、和我们刚刚发出的译文，就这个话题来漫谈一下。 NS：好的。 YZ：我们的话题从哪儿展开呢？要不先谈一下你印象当中，文学和政治为什么总是一对连体婴儿，总是不能分开，有很深的关联，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NS：我觉得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这种传统，所谓“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字来表达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介入到对国家或社会的参与当中，这是所谓文人的“义务感”吧。无论是在哪个年代，总还是有许多人去做这种事。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这样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由于政治体制对大家发表的意见还有着控制，很多人或者是被迫噤声，或者更加有愿望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总还是会或多或少和政治打一些交道。[没错。]即使是一些所谓不太参与政治的作家，你看他的作品，也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政治味道”，像我比较喜欢的苏童的一篇小说《妻妾成群的》，实际上他写的是封闭的环境里关于人性的故事，但是你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影射，当作一个政治寓言来看也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YZ：没错，正如80后作家韩寒所说的，就是”在中国，即使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老是要来关心你”。可能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讲，这一点尤其真实，是句大实话。 NS：是这样，尤其我个人的感觉，越是政治方面不太开放，或者是政治的压迫、政治高压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里面，作家越容易把他个人对政治的看法体现在作品中。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在国外，象拉美的那些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国家都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作家所写的作品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YZ：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都有从政的传统，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中，文人和官宦本来就是可以相互交换的角色。[是的。]这也就形成了：文人如果在朝的话，则是文官；在野的话，就有点儿象当代政治中所讲的“反对派”。转换到今天的语境来讲，总会出现一批“异议作家”，他们虽然不是在体制内，但是愿意去指点江山，就时政发表意见，这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NS：对，这个也是“中国特色”了。在这样一个遍地“敏感词”的环境里，你即使想不政治也很难，你不知道地雷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的哪篇文章——即使是谈风花雪月——里面可能也会有敏感词，所以作为作家来讲，逃避不是办法。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逃避得开，我倒是觉得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去记录现在这样的社会，用他/她的作品反映出来，即使目前得不到发表，至少他也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YZ：而他们所写的文章一旦发表之后，就有了社会影响，也可能会有一批“追随者”，从这点上来看，文人就更有一点像“政治人物”了。 NS：是，他们有自己的影响力、追随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作家也有了“社会活动家”的影响力。 YZ：谈到这个群体，大家会想到比较有名的现在还在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他也是以文为生，又因为他的文章而不为当局所容。 NS：是，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YZ：和他相似的还有一批批的“异议作家”，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王若望、刘宾雁、魏京生，嗯，他当时虽然写的是“大字报”，不过他的政治性更强一些…… NS：对，他（魏京生）的政治色彩更强烈一些。其他还有象马健，象贝岭这样的作家或诗人，他们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流亡到国外，现在即使他们想回国，国家也不让他们回来。这样他们就坐实了“流亡作者”的身份。 YZ：同时也是政治异议者。 对，在这个群体我想特别提一下北岛，因为他不仅是在23年前不得不去国离乡，成为了流亡的异议作家之一，而且最近他又有机会可以回国，他的一些散文集，比如《青灯》和《失败之书》也可以在国内发表，反过来，这又让异议作家群体认为他背叛了他们的政治阵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发现，文人和政治人物之间很难区分他们的角色。你是怎么看北岛的回归？ NS：我的感觉，象北岛这样的诗人本身不应该是政治家，他自己的初衷不是想要去做政治家，他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活动的倾向，主要是不喜欢当时的当权者、或者说制度。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逃到国外，在国外背井离乡，但是仍然坚持用母语来写作，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从作家的角度，他跟一般的音乐家、美术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那些人即使到了国外，可以通过他们的音乐作品、美术作品仍然可以和其他的读者、观众交流，而作家失去了母语的土壤之后，就像没有了根一样。他的作品在国外的受众很小，没有很多人能读到。而且，象北岛和阿城这样的作家，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为了保持语言纯洁性，有意不去接触、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更大的考验，非常不容易。 YZ：所以说，作家一旦流亡到海外的话，就会陷入两难的处境，要么他们会和故土形成距离感、陌生感，因为他们缺乏了这个环境，所以不再能够精准地描绘出故乡所发生的人和事，还是以北岛为例，我能够看出来他在写《北京城》的时候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今昔对比、回忆的感觉，他笔下的北京可能和现在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就有了疏离感。 NS：是这样的，他的语言功力仍然可以很高，但是他毕竟没有在国内的语言环境中生存，所以这个距离感一定是会有的。包括我看到王朔曾经在美国呆过半年左右，他后来主动回国了。本来他有机会到大学里讲学，但是他没有留下。他自己就说，在美国，中文是一个很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所以从大陆去的人要保持语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坚持这么久，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北岛和其他在海外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人非常不容易。 YZ：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他们有这么强的驾驭语言的功力，比如北岛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诗，《回答》。在今天，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还是有人在桥墩下重写他的名句，“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当时的表达放到今天这样的场景下来看还是有很强的震撼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一直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一直能够不断地得到读者的反馈，一直提升他的表达方式的话，我相信有机会创作出流芳百世的名篇，但是这样的机会又不属于他们了。 NS：对，他们的能力到了这个程度，而且他们本身在汉语文学中的地位，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走在最前列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奔波，这么多年的自我流放，这种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留下更加撼动人心的作品，我觉得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华人的一种遗憾吧。 YZ：没错，而且在流亡的作家梯队当中，还不断地有新的人增加进来，那就提到了最近刚刚逃离中国的作家廖亦武。他也是历经曲折，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六四事件”被投入大牢，所接触到的都是杀人犯、囚犯，他甚至为他们写了一本访谈录，也就是《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个据说也是他被盗版最多的作品，大家了解廖亦武这个作家可能主要是通过这本书，但是他也不希望一直只能和这些人接触，他还是希望能够做一名中国社会的记录者，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作家最普通的心愿，好像也不能为当局所容，所以他不得不逃了出来。当然他现在还刚刚踏上自由的土地，满心欢喜，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当你看到流亡作家几十年的变化后，也很担心他在离开了这个语言环境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NS：从廖亦武本人的初衷来讲，他不想出国。他自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自述文章 中已经讲到，他本意是要留在国内，见证这个社会、见证这个时代、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但是因为有刘晓波这样的前车之鉴，有他本人经受的各种骚扰和打压，他担心自己会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已经蹲过一次监狱了，他不想再象刘晓波那样，重新回到被拘禁的环境中，与社会隔离开，所以他最终的选择是出国——自我流放。但是，如果说过了若干年之后，他自己又想回来，不管是去是留，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YZ：流亡作家真的是一种两难，他离开了让他痛苦和经受磨难的地方，灵感的源泉也会随之枯竭了，但是为了让他创作出好的作品，让这些良心非常敏感的人一直去承受整个时代的苦难，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人道的。身为作家，在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要面临的真的是这样一个很难突破的两难问题。 NS：是这样，不光作家两难，我们读者也是两难。我们希望看到优美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同时我们不希望看到作家受到太多的苦难，但有时候不经过这样的苦难但他又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所以作为读者来讲，你到底是希望看到作家本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希望看到他更加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来讲也会有这种两难的情况。 YZ：是啊，所以有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但他个人经受苦难的时候，才能写出“字字看来皆是血”这种让后人警醒的流芳百世的作品，可是为了形成这样的作品，他们本身又经历了太多。 NS：是，就以流亡在海外的作家为例，他们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母语，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虽然他身处的环境已经失去了母语的语言环境，失去了他所熟悉的社会参照体系，非常难；另外一种就是改用第二语言去写，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高行健这样的作家，他现在基本用法语去完成他新的创作，包括他的戏剧，包括他导演戏剧这些活动都是用法语来做，但是实际上他最好的作品、代表作，还是用中文写的，包括他获诺贝尔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这样的作品，都是中文。海外也有一些从一开始就用外语来写作的，在美国我接触比较多的例子，象李翊云也好、哈金也好，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象哈金拿到了国家图书奖，李翊云获了马克・阿瑟天才奖，这样的奖都是非常难得的。但即使是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即使他们是用英文来创作，他们写的题材还是中国的，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他们的根，形式上可能不一样，但是题材还是一样的。 收听本期音频节目，可以用RSS订阅：   http://feeds.feedburner.com/epodcast   （需翻墙收听）   YZ：刚才我们谈到了的文人和从政者之间一直都有些夹缠不清，也谈到了如果一直要走从文的道路的话也满艰难的，那么如果他们真正”弃文从政”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比如说刘晓波，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良心犯”的角色，如果将来形势变化的话，就象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因为他的象征性而能够获得进入政坛的机会，那你觉得这样的一条道路对他们来讲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 NS：我想这个可能要因人而异。有的人政治倾向比较强烈，或者政治活动的能力比较强，他也许会喜欢这种转型，而且会如鱼得水地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他本人又确实有管理方面的能力的话，那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未必是件坏事。但是从作家本来的定义来讲，他本身不应该是一个政客，因为世界上政治活动背后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好，在和实际问题打交道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是非黑即白的，有的时候要做出各种牺牲和妥协。但是作家从坚持自己良心的角度来讲，可以做出非常干脆的选择，他可以提出很宏伟、理想化的远景，但真的等他去实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作家未必会有很好的准备——或者说资质，也可以说是资格——去做政治方面的活动。 YZ：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我觉得即使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相对开放一些之后，他也回到了俄国，他也还是没有走上从政的道路。他还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批评者，并把这样的角色保持了终生。我自己感觉这倒可能会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因为他可以保持一生的清誉，而且也更有机会，也许能达到创作的高峰。不知道刘晓波能不能做这样一个角色，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假设了。 NS：是这样，包括象现在做独立人大候选人参选的李承鹏这样的作家，从这个角度——通过他的影响力来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活动。我也非常支持他出来普及法治观念，去号召大家真的要从下往上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写在《宪法》里的，本来就应该有的，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每次有独立竞选人出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打压——税务局也好，公安局也好，有各种各样的部门都来干扰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YZ：你刚才提到了李承鹏，在他自己的演讲当中，他也是着重讲了“知行合一”，就是作为作家，你在旁边空谈，指点江山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所知道的这些道理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你的行动，他在这点上对国内其他的一些作家、时评家还是有些不满，所以自己出来做一个表率。在这点上，他的这种勇气，还有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的尝试，真的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他当选，或者也没有当选，只是制造了一阵喧哗而已，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就是从政者把自己的承诺变为现实，这中间还是要求很高的。而从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能够成功做这种转化的也不是很多，你能想到几个吗？ NS：嗯，有你刚才提到的捷克的总统哈维尔，虽然他更多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但他毕竟是从作家转换到政治家的身份。另外一个，我想，你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你比较熟悉的，就是石原慎太郎，也许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原慎太郎从“右翼”作家到东京都知事这样一个政客的角色转换的情况。 YZ：哦，对，我在日本的时候正好他是在做东京都知事，但是他从政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作家的石原慎太郎和作为政客的石原慎太郎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经常会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让人感觉他是一名很激进的右翼，但实际上他在做事的时候还是很稳健的。而且他在做东京都知事的时候主要的改善都是在民生方面，会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政策，他还每星期设定了一个时间，倾听民众的想法；以及更加透明化，就是让东京的财政更加透明，其实这些如果不是一名作家来做，而是普通的政客来做的话，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戴，也会有很高的民望，所以他才连任了四届东京都知事，这也是很少见的了。但是我觉得她之所以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体现出狂狷的文人态度，是个非常脚踏实地的政客。 NS：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极端的右翼主张。 YZ：没有、没有，他自己分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的主张更多的是警醒式的，就是“我必须要说得更极端一点，你才能听我讲。” NS：OK，就是唤醒大家的注意。 YZ：是，我经常会在他的呼吁、文字当中想到鲁迅，他真的是有一点切肤之痛，他想让国民能够从那种“被阉了”的状态中醒过来，所以他在要用那么刺激性的语言来讲。但是他在做事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是那么一个不着调的人。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的转换是很成功的，而也许是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还没有看到——包括台湾在内，比如象李敖这样的文人，他后来有了参选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转换都不让人特别信服，你看，李敖作为从政者并没有很高的口碑。 NS：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所谓“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可以算作是一个文人，他写非常好的诗，像他这样的人，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理想，但他坐到权力顶端的时候，他去大力贯彻他的理想的时候——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这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YZ：因为他在某些时候已经不符合客观规律了，一味地按照文人的想象力去运行这个国家，这是不行的。 NS：有这样的例子在这儿，我在想到文人从政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心理阴影。 YZ：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话题，回到描写当下中国的可能性上来，前面我们谈到了身为中国作家，你要真实地描写当下的中国——虽然这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很少见的、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但是因为有种种的限制，可能很难把它写出来。那我们又关注到另外的群体，就是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和作家，你觉得在他们的笔下会不会出现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NS：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已经有了，比如象原来《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潘公凯（Philp Pan），他写的那本书《走出毛的阴影》，就是非常好的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记录和反映，另外象前《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 注：他刚刚获得今年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写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非常优秀的纪实作品，以他的所见所闻非常客观地反映出了中国情况。只是作为外国的作家来讲，他们写出来的角度跟我们中国人通常注意的角度不一样，而且他们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这两位作家，他们本身都是记者，所以他们受过训练的记者的天性是要剥离客观描述和作者本人的感情色彩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们的作品，作为纪实性作品来说，他们刻意强调不在作品中贯注自己的感情色彩。尽量保持客观，尽量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中国人看这样的作品，一是他们表现的是我们周边时常也会看到的情况，所以可能不觉得很新鲜；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觉得他的这种描述方式跟我们的欣赏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纪实作品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引起一些共鸣，引起一些感情上的震撼也好，或者感动也好，看到他们这样的描述，有时会觉得不太过瘾这种感觉。 YZ：是，你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的确如此。象《走出毛的阴影》、《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我都看过，而且看的是英文版，感觉就是有一点你说得”不过瘾“，觉得描述的都是我熟悉的嘛，当然写得很客观，有些时候可以把我带回到特定的场景中去，但是的确没有看中国作家写中文作品的时候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比如说《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能够很好地把文学、政治、史学糅合起来，既能够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又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让你欲罢不能，好像我在看外国作品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 NS：如果是小说类的作品的话，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更容易一些，以中国这样这么激烈的变化、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我想这其实是可以出很好的小说来反映当前的社会环境的。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你看在英国有狄更斯的小说，揭露当时的情况，在美国的时候也有一大批的当时的作家，象德莱塞、还有斯坦因・贝克写的大萧条的景象，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即使到今天，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看，仍然非常经典，可是看我们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部记录当前这种生活，能够不受任何政治限制的，完全出自作家本性的角度去写，而且能够达到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我还没有找到一部这样的作品。 YZ：是啊，这真的是多么大的遗憾。尤其是在中国，又有这么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好像在任何一个时刻，不管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总还是有人能够创作出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出来，我们也真是很期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作品出来的话，才能够弥补这样的，可称为是“时代的遗憾”。 YZ：哦，再稍微补充一点，因为外国作家的描写更加客观、用的是第三者的视角，我倒是想提醒我们的读者和听众，有一些人物传记可能很值得看一下外国作者所写的，一个是他们能接触到的资料也许和国内不同，他们可能能从大使馆、档案馆找到；另一个就是他们的描写可能会更有客观性一些。前一段的时间出过好几个版本的《蒋介石传》就是根据新披露出来的蒋介石的日记重新修订的，还有，上一次我和华志坚教授谈的时候他提到的一本书《Introduction of Mao》，是一本多作者合著的对毛的介绍，还有最近新出版的《邓小平传》，我还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我看到一些书评说好像还是有些意思。 NS：最近我看到大概已经有4、5篇在评论这本书的书评发表在主流的报纸上。 YZ：我们“译者”也真的很想第一时间把传记作品介绍给中文的读者。 NS：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的，刚才我们提到外国记者的观察角度是尽量保持客观，所以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包括文章的标题，有时候只是客观的描述一件事情而已，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道德评判，那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国内的新闻环境后，看到这样的标题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在翻译这样的文章给国内的读者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两难困境：如果据实翻译的话，可能注意到这条新闻的人不会很多；如果是按符合中文的环境，加上一些感情色彩来翻，可能会吸引一些眼球，但是又会有违原作者的初衷。所以我们译者有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取舍。 YZ：你说这个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中文当中经常是一个词，比如说谣言，它就是贬义的。但是rumor这个英文词实际上是中性的，只是”未经证实的消息“而已，其实没有感情色彩。我记得《外交政策》上有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的微博上充满了rumors，被《环球时报》解读为中国的微博上到处都是谣言，所以微博需要被整肃了。这个……从我们译者的角度来说，就有一些曲解原意了，而《环球时报》做这个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NS：对于《环球时报》，它这种做法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YZ：好，那今天我准备的就是这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NS：没有了，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聊聊这些话题。 YZ：那好，那我们今天既然是“文学中年”的对话，在结束的时候我会加上一位朋友制作的片花，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也是一位不会忘记的诗人——海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片花《姐姐》 相关音频： 【译文精选】廖亦武：走出中国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7 16:38:41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标签： 香港 文化 ● 杨银波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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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