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

为何这个党制造了这么多悲剧—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1958-1960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的饥荒导致三千五百至四千万人死亡——却仍然大权在握，除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外，还没有面临任何严重的威胁。二是为什么它仍然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即使中国如今在平等主义者眼中似乎更接近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 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务实的新中国设计师，邓小平在1979年，在回答“四个基本原则”时说，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理查德·麦格雷戈对共产党高超的描述引用了一个不那么浮夸的同义反复：陈元，长征元老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英雄陈云的儿子，他自己也是人行高管，曾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决定什么是共产主义。” 这种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时愿意抛弃意识形态的包袱的行为，还有助于解答有关党的惊人的生命力的第一个问题。由于党自1978年不断引导和适应扭曲的变化，灵活性早已成为了核心精神。用毛泽东——一个不太务实的共产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正确处理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已经学会了享受自由和繁荣，这在毛泽东领导下是不可想象的。该系统，麦理觉正确地指出，仍然依赖于，总结起来就是，恐怖。但党的绝对统治不再是恐怖的代名词。 通过故事和实例，麦理觉， 金融时报 在中国长期的通讯记者，阐明了最重要的矛盾和悖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如，市场经济的需求和党的控制。麦理觉描述了一个几乎是可笑的战场：在海外的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市。 华尔街银行家曾绞尽脑汁的弄懂党委书记在企业中的角色。约翰·桑顿，高盛公司的前一个老板，描述在一个“大开眼界”讲座中，他作为一个中国董事会成员了解到：该委员会负责六大功能，“而且是那些最重要的。”招股章程往往通过避免提及党的角色来解决这个难题。 这方面的矛盾一个更让人恶心的例子是在2008年三鹿，一家乳品公司，其部分产品已被发现受到污染（其实基本上可以算投毒——译者注），正在导致儿童的受伤和死亡。商业逻辑，更遑论基本的人道，都要求这批产品被立即召回。但是老板首先忠于党，党要求控制坏消息，以免破坏该年北京奥运会的气氛。 然后是对党的不信任在加剧——最生动地显示在1989年的北京——党依赖军队才保住了政权。这导致了迅速膨胀的军队预算，用于配备高科技设备。这些却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在保卫中国，其实他们的工作是为党服务。偶而出现神秘的反对军队“去政治化”和“国家化”的呼声（尽管不是公开呼吁）的论述也显示出局势的紧张。 第三，还有一个悖论，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对他们的权力主要的威胁是腐败，但他们的权力建立在这样一个系统上，使腐败几乎不可避免。事实上，正如麦理觉所说，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交易税那样允许统治阶级之间分配不义之财…这成为黏合整个系统的胶水。”外人不允许有超过党的权威。一个独立的反腐败运动，麦理觉指出，“可以带动整个大厦轰然倒下。” 这是作者所说的“基本悖论”的一部分：“一个强大，全能的党，导致软弱的政府和妥协的机构。”这使得它无力应付未来的变化：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刺激国内消费，提供一个全面的社会安全网和“从腐败中继续获取既得利益”。 麦理觉似乎认为党的历史表明，它一如既往的会找到一个方法来度过这个难关。但他也注意到，中国领导人最近几个月的信念似乎比较“脆弱”。一党专政在政治上往往难以有什么改变。但在中国它就经常变。 Related Posts 评: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15) 真理和价值观 (5) 物权法，维谁的权？ (0) 新疆和凸凹 (7) 富士康的反社会主义本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