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发此一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5月2日，郑永年先生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即中产阶层社会。由于中产阶层过小，社会稳定缺少基础，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主导。 　　郑先生认为，央企的扩张造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正义和公平。 　　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出于对特权的维护，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推动社会改革。 　　特权阶层之外，还有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富贵阶层，其所拥有的财富量，不容小觑。日前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这或可看作富人消费能力的一个见证。 　　权势和财富的结盟意味着腐败。5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高尔夫球场的激增指向中国的腐败”一文。文章援引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已经从2004年的170个增加两倍，发展到目前的近600个。 　　除了玩高尔夫，富人们开始经营农场。5月3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在渴望进行新一轮投资的中国富人中，购房热冷却下来，经营农场开始热起来。 　　上个月，中国互联网巨头丁磊宣布他的公司将建占地1200亩的养猪场，京东网上商城的老板刘强东也在老家租了5000亩的土地种植水稻。 　　尽管《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有机食品行业一定会兴旺起来，因为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优质粮食和肉类的需求在增加。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投资农场保证自身食品安全的是富裕阶层，中产们除了抱怨几句，在超市购物小心点儿之外，别无他策。而对于特权阶层，有着特供的食品，自然也不怕“瘦肉精”的侵袭。 　　权贵阶层“偷”走了本该属于中产阶层的财富，也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光是中产阶层，农民们的日子也遭遇威胁。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2日报道说，非法征用正威胁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发现，非法用地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研究所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对中国17个省1564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发现37%的农村近年出现过农田非法征用的问题，60%的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说：“你问农民，村干部们拿到的补偿金哪里去了？他们通常会说‘吃掉了’，每天晚上大宴小酌，都挥霍了。一个村庄很贫困，但村干部们可以在豪华的二层砖楼里上班，里面有空调和取暖设备，外面停着几辆德国大众轿车。从技术角度说，他们是没有私吞，但确实属于挪用。” ———————- 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美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相关日志 2010/09/17 — wild007:时事杂谈 (0) 2011/04/29 — 最后一根稻草 (0) 2011/04/22 — 【中产阶级到底得罪了谁】关于个税，希望你顶我 (0) 2011/04/14 — 老愚:做“人上人”的诱惑 (0) 2011/04/11 — 中产月薪万元不如公务员四千 (0)

有农民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仇贫，哪来的仇富？”

中国贫富分化威胁到的不仅是社会稳定。如果富人携资本离开，金融系统也有可能遭受打击。 中国的贫富差距或许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中国城镇最富10%人口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6,300美元，仅为最穷10%人口的九倍。 如果到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转转，你就会对这些数据产生怀疑。中国新富开着奥迪(Audis)，挎着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包，一年区区6,300美元的收入可办不到。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教授的一项独立研究发现，中国最富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20,200美元，是最穷10%人口的25倍。 与此同时，最顶层人口获取了巨大财富。据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和贝恩公司(Bain & Co.)近期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最富的59万人──占总人口不到0.05%──2011年的可投资财富将达到2.7万亿美元。 富人滥用特权已经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的一个导火线。而政治抗议还不只是唯一的问题。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中国经济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教授说，中国超富阶层掌握大量资源对金融稳定构成了威胁。 让中国领导人夜不成眠的是对资本外逃的担心。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投资者的突然撤离给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造成重创。中国一直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这使得投机资金无法合法进出这个国家。但巨额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意味着逃避管制相对容易。 中国经济年增长速度接近10%，人民币又在升值，这意味着中国富豪们没有什么理由把财富转移到国外。但这些条件不会永远维持。对2,600名高净值个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接近60%的人已经安排或正在考虑经济移民。资本出逃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尾部风险”，但投资者不能忽视。 Tom Orlik 最多留言日志 艾未未行为艺术-12生肖兽首18裸汉聚会 推友聚会群裸照 钓鱼岛显然属于日本 模仿领导人讲话视频 许知远：庸众的胜利 苏大学生暴强课堂演讲 中国女性择偶观引热议 艾未未裸照行为艺术：虎年亚克西，不再挡中央 看那腐朽的香港 我爱GOOGLET恤I LOVE GOOGLE TEE T-SHIRT 神兽亚克蜥研究报告

全民智慧不是为兴趣而去努力，全向捧铁饭碗看齐，这可能是我国独特的风景，应该申请吉尼斯纪录，永载史册。

在距成都市市区以东约 60公里的 长松寺公墓里，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用拖把为一座巨型豪华墓地清洁大理石地板。 中国成都——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表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来，中国大部分人似乎一直在拼命实现这一目标。不过，一些地方政府希望那些成功致富的人不要向其他人炫富摆阔——至少在殡仪馆向遗体告别或在公墓扫墓的时候不要显摆。  上个月，在中国中南部这座山区大都市的各个公墓里，价格适中的墓地比较受欢迎，豪华墓地的需求不多，而在某些地方，豪华葬礼也寥寥无几。  埋放骨灰的地块限制为1.5平米见方，即约4 × 4英尺大小。墓碑一般不应高于100厘米（合39英寸），虽然并不清楚这些限制是否会得到严格实施。特大墓地销售商已得到警告——违规者将受到高达墓地地价300倍的罚款严处。  郑文忠（ Zheng Wenzhong ，音译 ）在成都燃灯寺公墓的一座相对适中的墓地拜祭一位亡故亲属时说： “ 路过并看到这些过度奢华墓地的普通人可能无法保持自己情绪的平衡。 ” 显然，这正是许多官员所担心的事情。继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25年之后 ，富人那令人厌恶的过度奢华行为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忧虑。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按照所谓“基尼系数”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目前与一些拉美及非洲国家不相上下。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去年确定，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实表示，1988年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 10 ％人群的 7.3倍左右（译注：原文有误，应是7.3倍，不是12倍），而到了 2007年，这个收入差距扩大到23倍。  中国对贫富差距的长期解决办法包括持续市场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机制，降低低收入家庭税赋以及严控非法收入。不过，在等待中国政府实施这一切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正在想办法掩饰贫富差距。  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上个月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项行政公告，禁止在户外广告宣传中宣扬一些 “ 不健康 ” 的倾向，其中包括 “ 享乐主义、封建帝王、崇洋媚外、天皇贵族、格调低下、用语粗俗”等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问题。  李实表示，对奢侈广告或豪华墓地的管治措施可能 “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对富人的普遍仇恨情绪 ” ，但基本上只是权宜之计。尽管如此，四川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陈昌文 表示，他认为这些措施有助于防止社会冲突。  “ 当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贫富差距这个事实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做的是减轻它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减少突显贫富差距的广告宣传， ” 他说， “ 很多人无法接受这富一代的奢侈行为。这确实激怒了公众。” 他说，那些炫富摆阔的墓地尤其令人厌恶，因为许多中国人发现——即便一个简朴的墓地都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有一个生动刻画出这一社会广泛不满的创新词把那些背负着沉重的墓葬费用的人称为 “ 墓奴。 ”   “ 有很多例子说明有钱人可以在墓葬上肆意花钱，但普通百姓则无法负担， ” 北京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 “ 这使许多人非常愤怒。 ”   一个非常惹人注目的例子就发生在上个月，地点是在上海以南、拥有约 500万人口的 海滨城市温岭。五个兄弟租用了当地一所中学的操场，以堪比国葬的隆重仪式为他们的母亲送葬。  上万名围观者观看了这场葬礼——但见有九辆 豪华林肯 加长 轿车身披纸幡 ，身穿制服的千人鼓乐队以及一字排开的16门礼炮。其中一位兄弟告诉记者，他的母亲希望能风光下葬。  但是，就在去年八月，温岭刚刚通过了一项禁止殡葬 “ 铺张浪费 ” 的 管理规定 。该规定限制 送葬汽车和花圈数量，并禁止送葬队伍经过学校和医院。据媒体报道，该所中学的校长、副校长及当地政府的殡葬管理处负责人都因此而被罢免，而该家庭被罚款450美元左右。  在中国南部的湖南省，去年继新闻媒体称一位前政府官员的家人修建的一座有 67级石阶通向墓塔的私人 豪华墓地堪比皇陵之后，地方 当局开始对此进行 调查。而在2009年，在中国中部的重庆，继当地报纸将市郊某村落的一座墓地比作有篮球场那般大小之后，当地政府下令夷平这个墓地。  价格上涨给中国整个殡葬行业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快的色彩。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表示，各地方政府对丧葬费用暴涨应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限制了市场竞争。  他说，大多数公墓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其余的公墓则需要拥有土地的政府部门颁布许可证。中国民政部部长去年表示，民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公墓1209个，殡葬管理单位853个，职工总数达7万多人。（译注：原文有误，应是 7万人而非7000人。 ）郑风田说： “ 民政部门控制着殡葬服务行业的所有一切——他们要么拒绝批准新建项目，要么就批准非常少的新建项目。” 在书面形式上，低价墓葬至少从1997年起就成为中国的国家政策——国务院 1997年第 225号令《 殡葬管理条例 》就已责令节约殡葬用地及提倡“节俭办丧事”。  成都最大的公墓寿松公墓（ The Pine Tree of Longevity ，译注：尚未找到确切中文名 ）“显然”没有拿到那份文件的备忘录。  该公墓的 “ 艺术墓区 ” 俯瞰着一座座和平树鲜花盛开的山坡，一排排巨型墓碑边上装饰有后腿直立的石马、开页状的巨大石书、花岗石的石桌和石凳。最近的一个早晨，该公墓销售总监周东妹（ Zhou Dongmei ，音译 ）小心谨慎地领着两名来访者绕过这个艺术墓区，来到一排排规模较小而又较简朴、售价相对便宜许多的墓穴的普通墓区。 “ 这是我们现在销售的唯一墓地， ” 她补充说， “ 让人们接受这种墓穴需要一个过程。 ”   事实上，接受采访的大多数成都扫墓者对墓地的各种限制措施表示怀疑。在长松寺公墓，现年42岁的邝岚（ Kuang Lan ，音译 ）说： “ 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你有钱建造大点的墓地，那就造一个大的墓地。如果没有钱，那就造一个小一点的。”  不过，现年 48岁、 在真武山憩园公墓靠凿墓碑月挣约150美元 的 杨斌（ Yang Bin ）低声对目前到处都是的 “ 资本家 ” 过度奢侈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 ” 他穿着一双旧黑布鞋吃力地走下公墓内陡峭的山坡之后说， “ 如果他们有钱，他们想炫耀自己的财富，感觉很有面子。如果你没有钱，那你就得打工。”  杨曦云（ Xiyun Yang ，音译 ）和乔纳森 · 凯曼（ Jonathan Kaiman ）从北京以及杰克 · 贝格（ Jack Begg ）从纽约为本报道的调查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