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原文地址： 谁是中国第一位赴欧美的全权特使? 作者： 周大伟   谁是中国第一位赴欧美的全权特使 ?   周大伟   我在美国北加州居住的城市名字叫Burlingame，距离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只有十五分钟的车程。在这座不到三万人的小城市里，华裔人口一直在逐渐增加，讲英文时常常不愿意发尾音的广东华侨们径直将这个城市称为“柏林甘”。不过，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华裔居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城市的真实名字背后，竟蕴含着一个与我们中国密切关联的神秘人物的故事。   一年前，国内一位将自己的博客名命名为“守门老鹤”的法学教授朋友，在越洋的手机短信里告诉我：“老兄，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你在美国居住的这座城市是以蒲安臣的名字命名的，蒲安臣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欧美的全权特使啊！”我实在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汗颜。于是，在这座城市的图书馆里，我开始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开始查看与这个名叫Anson Burlingame （蒲安臣）的人的相关资料。   我在这些资料里，看到了我们今天国内历史教科书里无法读到的内容。我终于知道了：谁是中国第一位赴欧美的全权特使？谁设计了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并把它带向国际社会？谁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美中蒲安臣条约》？谁为中国人留学美国打开的大门？我这才知道，这个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被称为“最年轻的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政府的特使”的美国人蒲安臣。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市。1846年，他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此后，蒲安臣在波士顿执律师业，并投身政治。1848年，他为美国自由土地党（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于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讲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853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当时，奴隶制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争论中心。蒲安臣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一八五四年，蒲安臣与一群废奴主义者，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共和党，到小布什为止，共和党人有十八人当选为美国总统。一八五五年，蒲安臣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一直连任了三届（1855年至1861年）。 1861年6月14日，上任不久的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为由加以拒绝。蒲安臣赴任途中行至巴黎时得此消息，不免进退维谷。林肯总统得知中国政府允许欧美各国遣使北京，于是就改派蒲安臣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风尘仆仆地由巴黎启程赶赴北京，1861年底抵广州，1862年7月20日到北京。是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 蒲安臣上任后，积极执行对华“合作政策”。提出“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行政方面，要在世界性基础上，支持那个外国人管理的海关。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其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蒲安臣来华后把“合作政策”做为中美外交的基础，该政策也影响了其它西方国家。因为他的努力，美国成了最尊重清政府的西方国家。美国的对华态度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蒲安臣也得到了清政府的特别信任。 为了让清政府了解西方。1864年，蒲安臣把传教士丁韪良翻译韦登所著的《万国律例》，送给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中国，第一次知道了国际间的国家关系是可以国际法的方式来规范的。清朝政府得到《万国律例》后，对此书非常重视，1864年冬，同文馆正式出版《万国律例》一书。该书是中国了解西方国家法治的伊始。这种做法使得有些西方列强感到耿耿于怀。法国代办哥士耆对蒲安臣说：“丁韪良是谁？居然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国际法。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麻烦。”蒲安臣不理会他，仍旧继续坚持说服清廷要员，摒弃陈腐的华夷理念，其目的在于真诚地帮助中国融入世界潮流。   作为美国公使的蒲安臣，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游说华洋友好，清政府对蒲安臣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和信任。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有六年的蒲安臣卸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向等恭亲王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恭亲王说：“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经过欧洲呢？” 蒲安臣作肯定答复后。恭亲王请其代中国向巴黎和伦敦两政府说项。恭亲王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话，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蒲安臣同意接受此职。清政府批复：“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是历史上清政府政府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当时，有着几亿人口的大国实在找不出一个懂得国际外交的官员。后来的事实表明，聘请蒲安臣这样一个美国人来担任特使，实为清政府的万幸。   为了出使海外，蒲安臣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据史料记述：“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由此，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正式登场，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其实，早在1859年底，蒲安臣就提醒清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就直接与“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有关。他建议中国沿用国际惯例设计自己的国旗。但清廷当时根本不理解国旗的意义，认为这是区区小事不足为虑。1862年，蒲安臣在给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的信中说：“中国终于有了漫长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我很高兴向您汇报，中国政府采用了一面国旗。…… 帝国抛弃了最后一丝排外，把它的力量象征摆在了我们面前，并要求在列国之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由上海启程出发，前往欧美各国。   1868年6月2日，使团到达华盛顿。6月10日，使团参加总统主持的欢迎国宴。蒲安臣深知美国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每到一地，他都四处发表富有激情的演说，在美国各地引起轰动。蒲安臣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他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说：“中国睁开了它的眼睛。”“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 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派领事驻美通商各口；两国人民互相往来游历，不得用法勉强招致；两国人民互相居住，依照相待最优之国利益均等；两国人民往来游学，依照最优之国优待，并指定外国所居之地，互设学堂；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中国内治之权。最初，北京清廷还有些因为蒲安臣自作主张签约而颇感恼火。但事后仔细一看，发现此条约内容对中国有利，而且是中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签定的第一个对等条约，清廷便很快准予成立。后来的事实证明，此条约强调两国民众自由交往，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说：“我很骄傲，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条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蒲安臣条约》也使中国移民前所未有地在国外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同时得到了国内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自《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清廷不得不履行条约规定，开始了保护华侨的工作。   1868年9月19日，蒲安臣使团由华盛顿来到英国。11月21日，使团在温莎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接见。蒲安臣也向女王转达了中国皇帝的问候，递交了国书。12月28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发表一份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蒲安臣在英国大体上完成了使命，达成了既定目标。   1869年1月2日，使团抵达巴黎。法国政府对蒲安臣的“不割让主义”十分恼火，但碍于美国的态度以及英法结盟关系，不得不遵循英国的远东政策。1869年1月21日，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使团，蒲安臣呈递了国书。由于反对势力强大，使团在巴黎停留了六个多月，没有取得类似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使团只好失望地离开法国。 1869年11月20日，蒲安臣使团到达柏林。在两个多月的停留期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多次接见了使团人员。蒲安臣向威廉一世递交了国书。1870年1月3日，蒲安臣和俾斯麦举行正式会谈。蒲安臣在后来致俾斯麦信中，表明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需要一个合作的国家环境。俾斯麦在回信中称，没有了内部纷争和外部冲突，中国政府自然会集中精力开发无穷的资源，国内的工业和对外贸易就会同步发展。 1870年1月31日，中国农历春节，蒲安臣率团前往俄国。1870年2月2日，使团抵达圣彼得堡。1870年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了使团。1870年2月18日，使团应邀参观文物。傍晚回寓所后，蒲安臣感觉身体不适，后经医生治疗仍不见好转。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故异国。 1870年3月22日，蒲安臣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颁布上谕，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由出使经费项下拨给，交该使臣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   蒲安臣使团跨出了清政府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引进新世界的文明，才能汇入世界进步的潮流。蒲安臣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蒲安臣悼词中写到的：“蒲安臣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了国界，他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至今，美国的加州和堪萨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的姓氏Burlingame命名的城市。堪萨斯州的Burlingame市的命名与蒲安臣早年主张废除奴隶制有关。加州的Burlingame市建立于1909年。市政厅的网站上说，这一命名与蒲安臣在100多年前经过此地时购买过一个农场的事实有关。他当年对这片几近荒芜之地的投资行为，有助于带动这个地区的开发和进步。2009年，在这个城市创建100年之际，市政府举办了专门的纪念活动，在市政厅附近的街道上，竖立着蒲安臣早年的照片：身着黑色燕尾服，神态自信，目光如炬。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人却几乎彻底忘记了蒲安臣这位为中国走向世界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人。   注1：这是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专栏，此文在2011年9月期间被分为上、下两篇发表。   注2：很多法学界的人士都知道，文中提及的“国内一位将自己的博客名命名为“守门老鹤”的法学教授朋友”指的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由于某些难以言表的尴尬原因，此文发表时，只能将贺教授的大名隐去。   注3：本文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资料为：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造使出国》、志刚：《初使泰西记》以及《百度人物传记资料》等。    

2011年11月15日 12:15:02 　　 原文地址： 夹缝里的声音——陈有西西北政法讲座视频 作者： 陈光武律师 夹缝里的声音——陈有西西北政法讲座视频 2011-11-9 [陈光武按]有西最近讲座很多，因受北海案信息的挤压，很少转发。今天转发这个讲座的帖子，不仅是因为这次讲座的观点新颖，也不仅是因为其学术水平的精深，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一场普通的学术讲座，为何会一度难产？我们的学生该学什么，我们的教师该教什么？我们的社会应向何处去？真有点莫名其妙了。中国这些年发达了，人民币换取的话语权足以覆盖全世界，却容不下自家一张讲真话的三尺课桌，不知这是谁的悲哀……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分裂的大学   　　 　　 400多座位的教室容纳了900多人,法大老师西安律师和市民也闻讯来听讲座   　　 我在咸阳机场落地时,教室已经挤满了同学们.但是此时音响和投影仪都没有搞定.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刑辩班首期学员西安律师段万金拍摄　     [陈有西按]有点意外,到西北政法大学的一场为学生的公益演讲,受到了同学们空前的欢迎,可容400人坐的教室里,来了900多人,500多位是站着和坐在前排地上的。为了对得起同学们，一直习惯讲座“坐讲”的我,这次也站着演讲了三个小时。但是为了操办这场讲座,背后竟然有这许多的故事。看来我即将赶上贺卫方兄了,不是指学术水平和演讲人气,而是指“敏感”指数。这倒是个意外收获。   　　近年来，我的讲座从来还没有“敏感”过。我一直是为党政机关和学术论坛、电视台嘉宾作讲座多些，大学基本上限于我兼职教授的几所才去讲。比较内部的是全国县市公安局长培训班和各市、县委的五套班子的一些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一般没有在网上公布。   　　自从办了李庄案，我似乎有了些许争议,在上海律协的一场讲座，谈到了李庄案审判中的一些法庭真相，突然初尝了“敏感”的滋味。给上海律协的几位主办者，添了一些麻烦,内心一直不安。今日中国已经不是容不下一张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随后贵州司法厅和律协邀请我去为全省3300位律师同行作讲座，事后从厅领导的总结点评中得知，请我主讲,他们原也有担心，想不到我的演讲非常讲政治，讲主旋律，讲得中肯，坦诚，传播了对律师工作的一种正确的理念。有利于把握律师执业的正确方向。去贵阳机场的车上,接到推荐我主讲的贵阳律师朋友的电话说，厅律管处来电话了,非常感谢他推荐了我。我才知道，愿来请不请我讲，他们一开始也有若许的顾虑。这倒让我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点象信口说皇帝没穿衣的小孩了。   　　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起于偶然,原只是为了对一个学生团体的创新精神的一种鼓励。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名人，到一个大学为学生们作个讲座，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有时间能够安排,自己累一点,给想听的年轻人说些思考的成果,也是一种济世和社会责任.而且我多次为浙江省的律师上岗培训讲律师法和律师业前景，为浙江省政府组织的大学生就业活动也讲过青年法学人才培养和律师业前景，现成的内容，讲一场也方便。因此这次到西安为律协讲课，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崔映西从我的博客上知道后，微博邀请我为他们学生也加讲一场。我很随意地答应了。他很激动,随即在网上公布,我随即告知他先落实和会场,并必须事先向校方汇报获得同意。作为一个四年级的本科生，他不大可能知道大学外请学者作讲座的一些内部审批规定，不知道请个校外学者讲座也是要受意识形态部门首肯的。事后的情况，不出我的所料，崔同学真正感受到了。但是，这位同学很能干，他能够直接通过老师找到了校长贾宇，贾据说还审查了我的事先公布的讲座提纲，认为很好，得到他的支持,才得以办成。但是当我从咸阳机场提前五分钟匆匆赶到会场，见到人山人海，却被引入贵宾室休息.因为投影不亮，话筒不响，感到有了点不太寻常。原来连校长同意的事，有关部门仍然在暗抗。结果还是接送我去大学讲课的西安律协的若干资深律师,原也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直接进行了交涉，迟了十分钟终于得以开讲。相关的内容和效果，谌洪果博士已经写在文章中了。   　　其实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吓自己吓出病来的。我们体制内现在已经有了很重的看客心态和不合作心态。一事当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左一点比右一点好，一个有点风险的事，能够不做就坚决不做，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心态。只要自己安全没有责任,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是可以无视的.他们根本不会去认真审查你想讲什么，只要道听途说“这人敏感”，他就先把他假定为“敏感”，这样自己的部门就会很安全，然后不会有被问责的任何风险。至于学生的愿望，学生的求知欲，他们是不用去考虑的。因为这些学生,目前不可能问责到他们。这种心态，其实怪不得西北政法大学的一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全国好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贺卫方这样有深刻思想和广受欢迎的大学者，居然会进不了一些大学的报告厅，就是这种自己吓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酿造的。   　　大学如果没有思想，这个社会就会到处是犬儒。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就会没有脊梁,堕落就是必然的。西北政法大学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谢贾宇校长和谌洪果博士,感谢象对明星般待我的热情好学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献的芬芳的百合和康乃馨,这些将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好多同学在我网上留言和给我发信,说这场讲座坚定了他学习法律做个有责任感的法律人的信心.西安律协刑委会的一位律师朋友的女儿是法大二年级的,听了讲座后同她爸说,这辈子她决定学习做律师了.还有什么样的报答,比这更好呢?   　　明天7日上午和下午,我将在京接受搜狐网和央视网的视频采访,谈谈北大老法学家龚祥瑞的自传和他的法学思想.11月8日晚,我借到天津办案的间隙,应南开大学法学院学生会的邀请,将为同学们作 的专题演讲.时间是晚上6点开讲,地点在南开大学主楼333教室.到时将同同学们进行约三个小时的演讲和互动交流.欢迎南开的同学们来参加旁听.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 分裂的大学 ——陈有西律师西北政法讲座散记 谌洪果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于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1-11-05 22:24:00)        我是带着负罪感写这篇文字的。2011年11月4日，陈有西律师能到西北政法讲座，完全是偶然的机缘。他受陕西律师协会邀请来西安和律师交流，在微博上发了条信息，碰巧被西北政法的崔映西同学看到，于是问，那能不能顺便到西北政法大学做场讲座啊？没想到陈律师爽快答应了，说刚好能抽出时间，只要你们那边安排好。   　　映西同学和我很熟，当晚他就和我联系，看哪种途径更方便办成讲座。我说，近两年来我邀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座，尤其是萧瀚讲座风波，以及之后张千帆教授过来的讲座，都受到不少压力，如果这次我出面或许会敏感难办，所以就让他先努力争取，实在不行我再出面直接和校领导沟通。但我答应一定会去当现场嘉宾，毕竟我也求知若渴呢。   　　基于我对学校许多部门人员对学术讲座避之唯恐不及的了解，我是替映西和学通社的孩子们捏着一把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并得知了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考虑到学生们还得面临求学毕业压力以及学生社团会面临的维继压力，我在此也保持克制宽容的态度，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人在阻挠这场讲座。我对你们保持最大的理解和尊重，但也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给学生穿小鞋，真的别这样，求求你们了。不过我有必要在此引述一些令人寒心的话：   　　“这种讲座学术意义和价值不大，我院不参与这个活动。”   　　“这是个敏感人物，别让他来。”   　　“你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准办，教室不准用，海报全撕掉，人不准来。”   　　“学生想听讲座我不管，西北政法丢不丢人无所谓，随便丢，没关系”；   　　“没有通知，我不能开教室的多媒体。”   　　好在好事多磨，不管学生承受了多大委屈压力，讲座最终顺利进行，学生挤满教室，受益匪浅，气氛非常和谐，没见有什么政治问题。这不多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有人这么怕一场学术的讲座呢？在此我必须表达对陈有西大律师的极大敬意。他是6点半飞机才到西安，然后律协的人接车直接到政法，舟车劳顿，饥肠辘辘，就开始这场分文没有的公益讲座，一直讲到晚上十点半。对于西北政法大学来说，这样的既无本又有面子、学校学生双双受益的“好事”，哪里找啊。怎么还有人阻挠？真是有点想不通。而且，讲座现场，来了近二十位陕西的律师，他们很多都是西北政法毕业的，回到母校，给学生如此大的见证和影响，也感受到学生的热情和希望，但却为一些小小的阻碍讲座的问题不得不等待或和学校里的“老同学们”联系解决，这让学校情何以堪？   　　但我在这里必须衷心地、大大地感谢和赞美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校长贾宇教授。在讲座受到阻碍，学生灰心绝望，泪眼汪汪的时候，校长得知了情况，亲自出面干预，旗帜鲜明地说讲座要继续进行。哎，这学生心里的“冰火两重天”啊，恁地一个百感交集。学生们简直要山呼万岁，但我说大家不要偶像崇拜。当然贾校长也真诚地道出苦衷：学校这几年正处于脆弱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希望学生教师们多多体谅。尽管校长公务繁忙，没有参加讲座，但讲座完后，他还亲自发短信祝贺讲座的圆满成功。   　　学生和一线的老师们当然要多多体谅校长呢，所以今后若有学术讲座，我们这些守法的公民仍然会按照正常程序申请的，不敢轻易麻烦校长。但我因此更要期待下面的老师和部门工作人员们，不能再用你们狭隘的眼光和私心辜负了校长的心意。   　　对于贾宇校长，我想说的是，我从博士毕业回到政法，在很多事关学术和大学尊严的事情上和校长有过不少争论，但我内心真的是很尊重您的，这次讲座的玉成其事，让我感到以前对校长的期待是值得的，许多误解也得以冰释。贾宇校长是有基本的法治理念并懂得大学教育应以学术为本的，尽管他有时也说些糊涂话（比如他说，要“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这话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的初衷是要让法律教育得到更多的体制支持），但在很多场合，贾宇校长都说，要有“法治信仰”和“平民情怀”（这平民情怀体现在学校事务，岂不就是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贾校长还说，“行政化是学术的天敌”，“回归大学本位，就是要把大学办成学校，而不是机关和衙门。”“如果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和尊重，学校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我们管理部门、后勤服务部门的重要性从何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还主张，只有保证大学自由，才能“保存国家和民族的元气”。   　　这些话，都是掷地有声的，谁听了不都是充满振奋的呢？   　　但是我要说，正是在对贾宇校长的办学理念有着真诚认同的同时，透过西北政法一次次讲座的受阻，透过学校在管理和师生待遇方面的各种问题，我分明发现了这是一个分裂的大学。这种分裂让人心酸心痛。本来，学校中有教学、科研、党政、后勤等不同的部门，是非常正常和必要的，它们都服从和服务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从而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法律人才。问题在于，许多部门中的人员忘掉了这份核心目标，一方面执着于或者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定和利益，另一方面却在私利高度一致的同时，无形中做着互相拆台的事情。贾校长不止一次说过，他作为校长很多时候无能为力，西北政法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校长哀叹自己解决不了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   　　大学的分裂意味着大学不再以学术的尊严和独立为核心，教师们失落，学生们失望，行政人员失意，学校领导失分。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领导和普通成员的沟通、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的理解等，都存在重重的障碍。在这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些机构设置、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分裂，而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分裂，教师人格的分裂。陈有西在讲座中说，体制内多有清醒的精英，所以我们要对法治的进步报以信心和耐心，但我却不得不说，就具体的大学环境而言，如果我们忘却了大学的理念，而唯行政化是从，那你很快就会被沦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并且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活在这种分裂当中，你会自动选择一种平庸的生活，而不在乎自己对大学自由、对学术精神、对生命尊严，会有什么样的伤害。体制腐蚀人心的力量真的需要我们时时自省呢。   　　面对这种分裂，我想说：   　　无论一个人多么成熟，社会经验多么丰富，对政治立场多么敏感，也请保持一份理想和良知吧。如果自己无法保全，也对别人的良知和理想报以充分的理解吧；   　　无论一个人多么谨小慎微，多么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也请不要过分紧张，视学生同事如同防贼，轻松地活着，本分地做事吧，如果你无能为力，也不要充当阻拦，尤其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无论一个人多么煎熬委屈，多么明白生活之不易，人性之复杂，也请一定知道，这是大学，学生和教师参与各种教学学术活动，不过出于坦诚率真的热情，没那么多阴谋考量，如果别人做事考虑不周，可以多批评，多宽容，但不要把我们想象得复杂，不要轻易把别人的行动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无论如何，我相信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活在这种分裂当中，正因如此，我才说，我是带着负罪感写下这些文字的。我的负罪感在于，我不愿因为之前我组织学术讲座所带来的压力，而让学生和教师自发进行的学术讲座活动无法正常展开，我不愿意因为我个人的行为而带来学校相关部门诸公们的高度警惕。一时的挫折倒好承受，但我真的害怕你们无形中出于工作本能的反应，都不愿意有所担当，都主观认为学术就是政治，从而用你们的手，慢慢扼杀了珍贵的学术事业和那些为学术事业而努力的人，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所以，我很荣幸受邀参与这场讲座，更荣幸地被学生们推荐为陈律师讲座的点评人，在点评的时候，我首先深深鞠躬感谢了崔映西和那些辛苦组织这次讲座的学生们，你们的执着务实、遵守规则、敢于担当，才是西北政法的骄傲和发扬光大的根本。我看好你们的未来，祝你们平安，你们会很有出息的。   　　我也再次真诚希望我在这里批评过的那些同事们理解我的善意，如果言辞多有冒犯，我向你们赔罪，也愿意有机会请你们喝酒。我真心希望西北政法通过我们分工协作的努力，越办越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滋润。   　　对于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祝福你们。         上一篇： 何三畏：法律何以成为禁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系列冤杀拷问中国错案追究制 可怜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唤也无法让遭国家冤杀的儿子复活   时间: 2010-09-08 09:49 来源: 《新周报》总第三期 作者: 本报记者 何光伟            8 月 30 日晚尘埃落定，王子发最终获赔 89 万元。他最初提出的赔偿额是 75 万，而拿到手比预想的多 14 万，令人遗憾的是，当地相关部门仍不答应公开道歉。   王子发是广西东兰县人， 9 年前，身陷一宗命案。尽管他坚持说自己没有抢劫杀人，而且同受害者，但仍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在 2007 年，另一青年覃汉宝自首，说他才是“真凶”。但直到今年 8 月 20 日，王子发才真正恢复自由身。   新近发生的广西王子发案、四川骆小林和河南赵作海死刑冤案平反，再次勾起公众对多年前错判死刑的聂树斌和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回忆。 舆论期待被冤杀者能尽快昭雪的同时，法学界的专家们也呼吁中国亟须完善理冤机制。 今年 5 月 9 日，河南的赵作海被宣布无罪释放，河南省高院将这一天定为河南法院系统的“警示日”。 5 月 24 日 ，被关押 738 天的骆小林走出看守所，他被云南省普洱市中院认定犯运输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 8 月 30 日，广西王子发案赔偿事宜尘埃落定，王子发最终获赔 89 万元。 骆小林、赵作海、王子发都是幸运者，他们获得了平反赔偿。而另两位惊天冤案的受害者聂树斌和呼格吉勒图则被枪决多年，这两起案件的真凶虽被捕多年，但为冤杀者翻案、追究错案责任却遥遥无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让司法系统主动纠正这两起冤杀案，这就好像自己揪住自己头发离开地面一样。 贺卫方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两起冤杀案，他认为中国亟须完善理冤机制，必须由立法机关启动超然的纠错机制，才能真正为冤杀案平反。   陈年冤案   1994 年 8 月 5 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发生一起奸杀案，当地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聂树斌。 随后，聂树斌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有期徒刑 15 年，以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1995 年 4 月 27 日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那时聂树斌年仅 22 岁，而聂树斌案的多名办案人员却因此立功升迁。 2005 年 1 月 18 日 ，河南省荥阳警方在一砖瓦厂抓获可疑男子王书金，他向警方供述自己曾在河北省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 4 人杀害。 2005 年 3 月 16 日 ，“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被媒体公诸于世，舆论哗然。河北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 5 年过去了，聂案至今仍无任何公开结论。 就在 2005 年年底，内蒙古也曝出一起有着“聂树斌案”之称的呼格吉勒图案。 1996 年 4 月 9 日，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发生一起奸杀案，警方迅速将 18 岁的报案人呼格吉勒图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60 天后，呼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级法院都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他被匆匆执行死刑。 2005 年 10 月 23 日 ，作案 21 起、身负 10 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赵志红供认曾于 1996 年 4 月在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奸杀一名女性。 2007 年 1 月 1 日，赵志红被临时叫停执行死刑，但之后此案再无公开信息。   一错再错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为儿子的事已奔走呼号五年了，在近乎绝望之下，她在今年年初又向贺卫方求援，希望能继续得到他的帮助。 贺卫方在 2010 年 2 月 3 日致信河北高院院长高勇，他在信里表示，河北高院就是聂树斌案冤案责任的承担者。 贺卫方指出，河北高院二审王书金过去两年半仍无结果，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一百九十六条对二审期限最长不超过两个半月的规定。贺卫方呼吁河北高院拿出壮士断臂的勇气，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让死者得以安息。 但河北高院至今也未给贺卫方任何形式的回复，贺卫方认为河北高院这五年来一直在拖延聂树斌案，并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 2010 年 5 月 9 日 ，河南的赵作海被宣布无罪释放。随后，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又在 6 月 21 日亲临赵作海家向其鞠躬致歉。 河南高院为赵作海案昭雪的决心获得了舆论嘉许，也被学界认为是法院主动为冤屈者平反的一个范本。遗憾的是，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案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河北高院和内蒙古高院并没依法予以平反。贺卫方表示，这两起冤杀案没有得到纠正，而法院却总是以错误掩饰错误，这就是一错再错、错案不断的深度根源。   翻案无期   2007 年 11 月，最高法也受理了聂案申诉，案件得以进入再审。最高法将其列为“重案之重”，调派专人进行全案再审审查。 内蒙古政法系统一高层此前接受传媒采访时毫不隐晦地表示，呼格吉勒图案的事实部分早已明确，不应该存在任何悬念。他并称，如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必然有多名责任人被追究刑责和党纪政纪处分。而当年公检法的办案人都已升职或调迁，难度可想而知！ 而法学专家则指出，这几起冤杀案的办案人员除违反党纪政纪外，至少还构成“刑讯逼供罪”、“玩忽职守罪”和“枉法裁判罪”。 专家认为，这些罪名均是最高可判 5 至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错误一旦被纠正，会有很多人要因此承担错拘、错诉、错判、错杀的责任。 “亡者”归来、“死人”复活让赵作海等案件获得平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冤屈者还活着。 贺卫方指出，而聂树斌和呼格吉勒图已被冤杀，司法部门在纠正上就很难操作了。“让犯错者自己纠错不现实，因为司法系统本身在机制内缺乏一种自我纠错的动力，他们很难推翻自己原定的结论。”   (责任编辑：新周报周末版) http://609zb.com/a/shehui/2010/0908/88.html

【欧洲遇害犹太人纪念碑】在勃兰登堡门旁边，2005年建成开放。占地近两万平方米，由2711座长方碑组成。地下有信息中心，是各地杀戮犹太人情况的展览。别具匠心的设计摄人心魄。每次见有关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物，总疑问：在哲学艺术及文化各领域如此辉煌的日耳曼人何以这样残酷地灭绝另一族群？     【地下信息中心】地下是主题陈列。与此前致力描述纳粹决策和杀戮如何惨烈的展览相比，该展更强调把受害人还原为一个在这世界上活过、有姓名、有家庭、有友情的鲜活的人。主事者从大量档案中挖掘出一些家庭，深入调查每个人不同命运，包括一些生还者的后来情况，亲切之外，倍觉纳粹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