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李庄出狱,薄熙来如何应对?(姜维平)

再过几天,蒙受一年半冤狱的律师李庄,就要重获自由了,这对司法界和律师界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而对野心勃勃的薄熙来而言,则是终点,他的政治生涯应当走到了尽头,如同面临万丈悬崖,只需李庄劲手一推,那些枉法追诉,刑讯逼供的真相尽露,他便落进了万众唾弃的深渊。因此,李庄到了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依我对薄熙来多年的观察,他不会就撤诉的结局认输,近期高调提升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则表明面对中南海高层与律师界的互动造成的失利,薄熙来怀恨在心,首先要在人事任命上扳回一局,然后,预想和策划了下一步方案:不能堂而皇之地继续判李庄坐牢,就设下新的貌似温柔的陷阱,让李庄出丑或死于非命。 显然,王立军已经死心踏地与薄熙来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不仅是因为上个世纪末,薄熙来使其从民众的被告席上解脱,助其斗垮了铁岭任民警时他拜的干爹王立洲,又帮他在大连东北财大搞到了文凭。 而且,重庆打黑一系列刑讯逼供事实的败露,包括龚钢模和樊奇杭等案件的真相,都将牵扯到王立军,所以,他知道该怎样对付出狱的李律师。而副市长的大权又使其左右逢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第一,他早已在狱中的囚室里,为李庄准备了众多的“眼线”,这些为了立功减刑的“间谍”和“特务”,把李律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及时报告,薄熙来掌控了他的一切想法,他们有可能在李庄接触的食品里下毒。 这种现代化科技含量极高的物品,不会使人即刻死亡,但会杀死脑神经等,助其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倒毙,如果重见天日时的李庄,令人失望,不必奇怪,薄熙来为了保住权力,会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李庄不要吃任何不明来源的食品,也不要接受他人赠送的饮料,尽可能放平心态,对他人的问话,不予应答。 第二,关押过久的人,对监狱里肮脏的环境深恶痛绝,出狱后第一件事是洗澡,这就难免落入圈套,重庆备有五十万个摄像头,可能桑拿浴,洗浴中心的包房里,也比比皆是,那里面重庆的美女风情万种,柔情似水,但正是薄熙来,王立军精选的“肉弹”,而刚出狱的男性,压抑已久的性欲,会像火山一样喷发燃烧。 于是,这个葬身火海的陷阱之罪,名字不是“嫖娼”,就是“强奸”,前者可以劳教三年,后者可以判刑七年,这些结果都是薄熙来及其死党所梦寐以求的结局,因此,李庄必须由太太亲自迎接,洗浴也由家人陪同或保护,以免他人乘虚而入,栽赃陷害。 第三,电话手机的持有者如果不得罪人,当然使用起来很方便,但对于和政府官员结怨的人来说,它是“死穴”,卫星定位技术可以使警员,跟随电波信号而手到擒来,所以,李庄家人迎其出狱时,可能从北京一出发就已经在重庆警方的视线中,他们会在一切可能方便的地方,精心设计埋伏,制造突发事件,比如,酒筵,殴斗,车祸,飞石,各种假的自然灾害,等等,将李庄杀掉。 所以,不论是出狱前,对李庄的亲友,还是出狱后,对他自己来说,都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用手机,或在上高速公路前卸下手机电池,以免为敌人指引方向。 第四,出狱前,重庆警方可能要和李庄讲条件,他必须明白,既不要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也不可做任何承诺,薄熙来是一个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小人,其在大连十几年间曾把有恩于己的政敌高姿,曹伯纯,闻世震,于学祥,等人整得好惨,干尽了恩将仇报,徇私枉法的坏事。 所以,必须意志坚定,态度鲜明,不可留下任何文字的把柄,同时,获释后也不要保持沉默,必须立即高调讲出事实真相,声音越大越安全,声音越低越危险,但要注意策略,不可不听贺卫方,陈有西等人的奉劝,一意孤行,自以为是。 第五,薄熙来胸有权谋,心毒手辣,而且,忍耐精神堪称一流,他也可能表面上装作满不在乎,任其所为,让李庄进入生意场赚钱后,好了伤疤忘了疼,待他十八大上位之后,再利用权势,猛然出击复仇,如同他在大连整肃原甘井子区委书记班某和原《大连日报》记者周某那样。 因此,失去律师执照的李庄,应暂时远离重庆一段时间,在北京或广东找工作,因为前者是皇城脚下,官员内斗有利于他转危为安,后者是共青团派的天下,可成为新的生意或事业战场。 总之,经过这次牢狱之灾,如果李庄还像以前那样,仅仅把律师当成一件养家糊口的工作,并且认为财富可以确保平安,尊严和幸福,那末,他就辜负了陈有西的“陪练”,贺卫方的呐喊,杨金柱的“突围”和张思之,江平的叹息,他应当明白,律师们与薄熙来的决战,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兔死狐悲的燥动,它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生死较量。 虽然,我们对温家宝怀有复杂的感情,既有报怨,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批判,但他没有公报私仇的问题,如果薄熙来当上了总理,他将把所有不认同的人都诬陷为罪犯,整个中国将倒退文革时代,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数以千万计的对立派官员,老板和知识份子,或被监禁,或被流放,或被没收财产,将死无葬身之地,以前,他在大连和重庆所做的一切就是证明。 也许,这样的一项事业将是李庄余生奋斗的目标: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李庄应当知道,数以千计的与其认识或素不相识的人,之所以不畏权贵,不辞辛苦,为其遭遇愤慨而疾呼,就是为了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薄熙来能够一个指令使许多人坐牢,这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专制制度滋生的最大的腐败,因此,他应当重新深入调查,无情揭露重庆当局刑讯逼供,所谓的打黑“政绩”,他应当重温《陈有西在上海律师协会的演讲: 李庄案的前前后后》的录音,也要反复观看北京朱明勇律师公布的“重庆打黑第一案”主要被告之一樊奇杭被残酷刑讯逼供的多媒体视频,以及重庆两审法院判处死刑的被告樊奇杭,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亲笔信的扫描版《我的生命谁做主──来自监狱的血书》。 同时,还要细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于去年8月2日发表的《依法治国──中央应派调查组调查重庆刑讯逼供的情况》一文,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贺卫方以《我陪你,兄弟》为题的声援信,以及朱明勇律师于8月22日下午,联合北京律师、学者愤然集聚五道口举行的“重庆打黑专题研讨会”。 参加者有秋风、杨金柱、邓文初、周泽、王工、凌沧洲、滕彪、许志永、北风、李和平、唐吉田、江天勇、黎雄兵、李方平、何杨、金光鸿、丁锡奎、黄秀丽、文涛、温海波等四十多人。李庄应当补上这一课,认真听取每个人的意见,特别是律师朱明勇在会上集中介绍的重庆“唱红打黑”中残酷的刑讯逼供内幕。 在这个基础上,李庄应当重新酝酿风暴,再次发出共同联署的公开信──《敦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即对重庆打黑运动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依法调查的公开信》,不单要就自己的案件申冤,而且,必须督促有关方面,对重庆政法部门在“打黑”的名义下,涉嫌滥施酷刑,伤及无辜,践踏程序,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尤其是刑讯逼供情况,进行调查。 在我看来,上述的行动才是人民对李庄的殷切期待!然而,在目前的政治高压下,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唯其如此,考验李庄的时候到了,过去是人民为你而哭,现在应是你为人民而战! 2011年6月2日于多伦多北约克图书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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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有的政治表达形式——上访

我国特有的政治表达形式——上访  / 欲望 2011-05-30 11:02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2a5f3348f3db94f5     上访,即群众越过底层相关国家机关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意向上级政府反映群众意见,反映出群众对上级政府的信任,是我国特有的政治表达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上访是群众反映意见、上层政府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根据上访的事件起因(理由)上访分为有理上访和无理上访,但总的来说上访多是因问题在当地政府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而引起,针对的往往是权力和资本结合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例如贪污腐败、黑恶势力与政府勾结,因此针对上访者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的老百姓为什么要上访?为什么不去法院去打官司那? 要回答这个我题,我们先来评价一下我们的老百姓。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也许他没多少文化,没什么修养,但是,他们都知道解决低级官员对自己利益的侵犯的根本方法,就是找官员的上级领导。这是为什么那?其实很简单,因为下级官员的官职是上级官员给的。有了官职就有了相应的权力,在我们现在的中国权力本位像幽灵一样笼罩在每个国人的头上。中国的公共社会“由命令服从两种关系结构而成,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出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对权力,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反过来必然导致对普通民众权利的轻视,对法律规则的蔑视,执法者随意执法,任意侵犯公民的权利。正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当他们对自己遭受不公时,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上访——我的不公你不管,我就找你领导,来管你,看你管不管。这一招,我们放眼全球,只有我们聪明的中国百姓才能想出来,从古至今屡试不爽。但是,作为接受过最起码的政治、法律教育的我总是觉得,上访这种行为与我们政府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原则是相悖的!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上访民众的状况,访民都认真地活着,就算已经住在老鼠洞一样没被封死的桥洞里的访民一家,谈起他的生活和上访诉求,也是一丝一毫不马虎。他们怀着某种希望或“万一”的幻想,锲而不舍地上访,找一个公正的说法。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坚忍地前行。他们从来没说过“爱”,只是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守护家人和追寻公正的信念。 作为上访者所在地的政府部门——上访的“被告”又怎么对待这件事的呢?千方百计地阻挠、压制已经成为某些基层政府官僚对付群众上访的“常规手段”,这种“常规手段”凸显和暴露了某些基层政府对待群众上访的“傲慢与偏见”,而诱发这种“傲慢与偏见”的或许就是在官场颇为盛行的一种“潜规则”:“上访”就等于“闹事”,上访有损地方形象,给地方父母官抹黑,上访者就是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惟恐群众的上访举报可能影响自己个人的政绩和仕途,因此对待上访动辄阻挠、压制甚至要动用司法的力量予以“严打”。正是在这种狭隘乃至阴暗的“潜规则”支配下,某些基层政府干出了诸如散布“越级上访就是违法”之类标语口号,乃至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和制裁上访群众等咄咄怪事。我不禁要问,不越级那还叫“上访”?     每个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从访民的结构状况中都可以折射出来。比如近些年的国企改造出现的下岗问题,城市改造过程出现的房屋拆迁问题,当然由于司法腐败造成的侵权也是很重要的上访来源。还有这几年上访焦点矛盾是,信访案件属地管理的原则,于是出现了“接访”,访民称为“劫访”;就是让地方政府把他们属地的访民接回去,让他们回地方去解决问题;按上访人的话就是把杨白劳的案子让黄世仁来解决,这怎么可能解决呢。所以案件越积越多,来到北京的人也越来越多。     温家宝总理一年中接待的上访问题里,47%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而反应最多的就是司法不公问题。老百姓如果没有冤枉,是不会费时、费力、费钱,吃苦受累、求爷爷告奶奶地四处上访,更不会一级一级、一遍一遍地重复相同的语言,甚至采取下跪、静坐、磕头以及自残等方法,乞求青天。造成这样的状况,人民政府及司法机关应当检讨:日常工作中,以人为本的公务人员有没有以权谋私、贪赃腐败问题?有没有麻木不仁、失职渎职情形?有没有滥用职权、越权弃权现象?有没有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行为?人民政府及司法机关还应当反思:为什么许许多多问题都是在经过上访而由上级批复之后得以解决?难道上访问题经过上级之后才是清楚的、才是应当处理的?我们应当记住古人的一句话:百姓是天。     总理都说了,上访问题里有47%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老百姓为什么不去法院打官司?贺卫方说:“原因可能首先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整个的司法体系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法院的这样一种体制本来就是为了让社会中出现的纠纷,冤情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但是如果司法界受了外部的干预,就不能独立地按照法律规范公正地判断案件。表现司法无力感的最典型例证可能是拆迁引发的上访问题。政府出面来进行拆迁,不给老百姓一种平等交涉的机会和可能。老百姓要诉诸司法,但是,令他们绝望的是,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判决时并不能够独立地去判断这个案件,而是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门狗,司法权完全融合在行政权之内。最近,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说涉及到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一律不受理,那更是把老百姓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给掐灭了。他当然还可以通过向当地的政府诉愿,但如果当地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当事人的话,那根本就是与虎谋皮。那老百姓只好往上去申告,去倾诉,使得最高层能够知道当地这种糟糕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无奈、迫不得已的选择。”     依法治国是我们遥远的梦,司法独立使我们的幻想,“上访”也许是当前我们中国百姓维护自己权利的唯一“法宝”,但是,这个法宝也有不灵的时候,还有可能因为自己对这一“法宝”使用不当而引火烧身,变成精神病患者、被跨省追击、被碎睾丸、被拔指甲,好在没把“满清十大酷刑”都用用。没办法,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有个办法——上访就只能凑合用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还是我们的精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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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精选 2011/06/02_

@李承鹏:“沉默的大多数”这说法并不公平,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你没俯下身去倾听。 @李承鹏:十三亿分之一股东 http://t.cn/ao6n8f 原文转发(18885)|原文评论(2936) 翟明磊在云间:请大伙关注郭玉闪。玉闪不仅古诗做得好。也是踏踏实实的有心人。如果我们多些力气在这种庖丁解牛上,累积起中国的选举经验。不相信中国人不配有民主的鬼话。也不相信天上掉下馅饼的童话,更不相信一天成就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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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窗口:“独立参选人” 2011-6-1

@flyingpku: 说起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我03年在北大的时候和郭玉闪几个人搞了一回,感觉此事还是可以做的。当时我们没直接参选,但为愿意出来做独立候选人的同学当了把幕后黑手,也形成了一定声势。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参与,搞明白了某党这个选举制度具体是如何招摇撞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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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独立参选基层人大热潮让中国官方紧张

独立参选基层人大热潮让中国官方紧张 时评作家李承鹏宣布将参选成都市武侯区人大代表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江西新余市民刘萍独立参选当地人大代表受阻后,在中国网络上,掀起一个参选各地区县基层人大代表的热潮,迄今,通过微博渠道,宣布独立参选各地区县选举的,就有30-50人。成都、北京等地的中共党委宣传部,则发出禁令,要求治下媒体禁止报道李承鹏等人的参选之举,而有多名独立参选者则自称受到当地的国保等约谈。 无锡的独立参选人谢润良透露,5月29日上午,因“微博言论疑似有问题”,他被宜兴公安局派员约谈。此后,他宣布“少谈国事少说政治,彻底放弃争当人大代表的念头”。 评论者认为,这也显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下,在体制安排之外,自行参选代议士,仍然是体制所难以接受的异端之举。 几天前,时评作家李承鹏宣布,将参选成都市武侯区人大代表。 目前,学者于建嵘、法学教授贺卫方、作家韩寒、导演冯小刚、记者王克勤等,均已接受成为其参选顾问团、助选团成员;知名律师陈有西、斯伟江,则承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李承鹏说,会在近期,寻找合适的渠道,与包括居委会在内的相关部门,进行“善意的、技术化的沟通”。 此后,上海作家夏商随即跟进,宣布参选上海静安区区人大代表;时评作家姚博(网名五岳散人)参选北京昌平区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参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媒体人徐春柳宣布参选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选举;天涯社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新宣布参选广州番禺区人大代表。 梁树新在对媒体谈及参选理由说,前一天的抚州爆炸案,给了梁树新很大冲击。他细细阅读了犯罪嫌疑人钱明奇的微博,发现钱一直在求助,却无人回应。 他认为,“如果事发前,当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人留心到他的问题,帮助解决,悲剧本可避免。” 学者熊伟认为,“此次独立参选热和往届相比,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有所不同,其走势将决定中国改良道路是否可行。” 此前,他已宣布将参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 根据熊伟的观察,与之前的几波独立参选基层人大潮流相比,这次的许多独立参选者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投身选举的企业家寥寥无几;他们微博为参选宣传主要平台,在微博第一时间公布参选消息,介绍自我,表达参选目标,介绍准备工作和当选承诺等。 在1998年和2003年那两次人大代表选举中,参选主力为大学生和维权业主。熊伟认为,“这次独立参选者自身能力、对参政的认知以及社会人脉支持等更加成熟。” 中国的现行体制似乎并未对此做好了准备,5月30日的《环球时报》社评《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对参选者提出了警告。 评论说,“独立参选人过去就在中国的基层人大选举中出现过,今年的情况是,他们的声势通过微博得到了放大,而微博很容易把全国有共同政治倾向的人,甚至包括海外的同情者都聚合到一起。” “独立参选人中,最受互联网关注的,是那些一直在学习西方反对派的人。他们在试图把中国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文化,推向对抗性文化。” 而无论(独立参选者)个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实践总体看是要把中国“选拔+选举”捅开一个缺口,把西方式选举引进中国。《环球时报》说,“他们中如果有的人当选后公开与现有体制不合作,中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准备?” 社论警告,“某些独立参选人越是受到微博的关注,越应注意别刻意突出自己同现有体制的对立,仅仅用这种方式拉选票,会破坏中国社会目前的运行规则。” � � 关键词 基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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