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默多客：少些“韩寒”神话 社会多些希望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默多客       关于韩寒代笔和作弊的争议，能够引发千万网友广泛讨论，使大众观点长时间尖锐对立，让众多政商学界名人达人反而选择沉默，蔚为奇观。选择在韩寒的名字前后加双引号，是强调我们对事件、对现象的关注。     事件的焦点和意义，早有大量热议檄文，但绝大多数文字口水感性，剩下不多的十几篇或过于陷于细节实证（当然这是论辩的基础工作），很难深入阅读；或概念套概念，抽象晦涩，不好理解。本文试图以大白话和大家熟知的例子，通俗讨论“韩寒”现象的意义。     先从我自己与韩的神交开始吧：           一、与韩的神交          1.初闻韩寒          注意韩寒是过去两三年，有朋友议论到他的博客，说针砭时弊，视角不凡，找来一看确实倒吸凉气：一个被主流教育体系拒绝的孩子，文字流畅，观点大胆，对一些事件的看法有超越其阅历的犀利，尤其措辞表述还非常老辣老练，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和文字驾驭、观点视野的超级不对称，让我惊讶赞叹。我丝毫不知道他的家世，也根本没有想过可能有他人介入他写作和表达过程的可能。          2.韩三篇的印象          韩三篇出来后，我更是钦佩，只是没有觉得到了老沉在微薄上写的“载入史册”的高度。他的整体作品，犀利狡黠，但谈不上深刻智慧，同样的思想和文字，放在章诒和、王朔、陈丹青、刘震云的笔下，不会给我这样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在社会上也不会有这样的轰动。韩三篇的轰动有相当的成分在于作品的宏大主题、深广背景与作者的残缺教育和有限阅历之间的不对称。韩三篇对社会心态的把握以及批判尺度的拿捏，使我感受到了一种远超出韩阅历和教育的惊人的政治智慧和商业谋略，太老道了，心中惊叹的同时已隐隐有丝猜疑，但我理智上更愿意选择去钦佩，去相信。          3.看法的转变          事情的转折是网络上突然出现的方舟子对韩寒文字代笔和有团队整体操作经营的质疑，当时我就想，一向百发百中的方，这次可要败走麦城了，跟一个自学成才有锋芒观点的孩子过不去，太较真了。因两人我从不同角度都欣赏，内心感觉遗憾，真希望有谁能从中调停，化干戈为玉帛，两人联手发力给社会注入更多积极向善的力量。     陆陆续续偶然上网看了几篇倒韩的长文，以及韩方超强回应：“方秃子”的诅咒，“我不会看到女儿活过成年”的毒誓，悬赏两千万的捉拿，菊花的人格侮辱，方家人的隐私扩散。突然感觉不对，找来很多相关视频和分析，很吃惊：原来我神交中的韩寒全是文字上的，现实中的或者准确地说视频中的韩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这与我对他自学成才，寒窗苦读摆脱命运的认知，大相径庭：古今中外，没有见过这么不熟悉自己作品，或者一谈作品就躲闪防卫的作家；面对对自己作品的质疑，绝少有先气急败坏、色厉内荏的恫吓然后逃跑躲避、假装清高的作家；接受媒体访谈，除了谈开车、K歌、泡妞他流露真性情，找不到哪怕超过四五句他对博文所关注宏大主题的深入表述；细观他的访谈和作品，观点前后矛盾，语言风飘忽摇摆，如果硬找，我恐怕只能选环球时报的社评，但老胡的难言之隐我想有基本政治常识的地球人全都知晓。     我深深的质疑了。     接着又有了作文大赛的质疑，太多的蹊跷，太多的特殊安排，配上与超越了阅历和学识的文字，再加上韩方一直缺席的有力澄清，以及事件曝光后我知道关于韩几年中的巨额版税和代言，还有更多的语言学的扎实分析，书稿中明显的誊写痕迹，更多的访谈曝光。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正常的人用正常的逻辑应该都不难对韩事件的诚信焦点有个正常判断。于是几乎不再关注，我觉得就让这个昙花一现的“神话”自己破灭吧，就算喧嚣文坛里的小涟漪。          4.决定参与讨论          但令我惊奇的是，事件的后续发展出乎意料：一个看似明显的商业操作，对此质疑的一方却受到了空前强大的网络围堵（当然回帖、粉丝、关注被关注也可能被操作，这应该是网络运营的最新创新，谁说微博纯技术驱动？），参与其中的还有很多重量级的明星、达人和精英，其中也不乏我一向敬重的朋友，但大多数拥有话语权的大哥选择了沉默，这让我再次震惊并有些悲哀，也促使我决定参与对这个话题几个角度的讨论。           二、韩寒现象的讨论          1.质疑韩寒有代笔、有作弊是吹毛求疵，甚至是文革扣帽子打棍子的遗风？          韩寒是粉丝千万、身价千万、无可争议的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操守、言行甚至隐私会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监督和质疑，中外如此，历来也都如此，这就是选择进入公众领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文学创作确实远远不像刘翔来个百米冲刺，周杰伦上台唱一首那样，当事人置身于公众的直接鉴证，真伪立现。文学作品成文在纸面，这背后有团队集体创作确实本身难被发现，再加上作品韩寒与现实世界的韩寒的巨大非对称性，大家有质疑真不应该大惊小怪。面对质疑，如何回应恰恰考验公众人物的修养和品格，也多少更方便大家洞察争议的真相：曼德拉就职典礼礼遇虐待过他的狱卒，林书豪邀请侮辱他的电视台记者吃饭，对侮辱与损害他的人，真正的公众人物是这样的包容和宽恕。两相比较，差距真的遥远。     很多人说，韩寒作品有无代笔，有无作弊，有无人深度参与并不重要，这个逻辑很荒谬。韩寒的光环和人是一个整体，如果韩的文字和思想是一个团队在运作，而韩仅仅是前台的一个招牌，那么很多韩粉所崇拜的韩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符号，他的成长经历和他所标榜的反智的言行就成了成全他商业成功的营销噱头和道具，绝无理由成为值得无数青年钦佩效仿的成功路径，那是真正的误人子弟。作弊的指控如果成立，那么对其他用心准备的考生是多么大的恶，这个我想无需赘言。所以，我深深赞同冯唐先生的观点，韩寒有无代笔和作弊是大是大非。     质疑的意义就在于，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线头里，让我们理清事情的真正脉络，让我们更加接近原貌和真相。如果没有质疑，唐骏恐怕还在兜售他“可以被复制的成功”，李一还在用他的“神功”忽悠信徒，肖传国也还坦然地在手术台上实践着他备受诟病的肖式理论。这就是质疑的价值。韩粉要求有铁证，但获得铁证的前提是允许质疑。也许，对代笔这个案例，韩粉要求的铁证的出现可能有相当漫长的过程。就像陈水扁的竞选一枪，恐怕现在也没有铁证证明是绿营的操作，但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就是这一枪把扁送上了总统宝座，这一枪也开启了他后来备受煎熬的监牢孤旅。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去包装也得不到。很多事情甚至可能永无铁证，但人心自明。     现在兴起这样一种舆论，挺方就代表愚昧疯狂，是文革“极左”的回潮，倒韩就是五七年的“反右”，制造白色恐怖，大兴文字狱。这股势力跟帖上体现非常强大，大多文字简短，措辞激愤，再加人为操作，力量更加惊人。这确实让人噤若寒蝉，被迫收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神横空出世的基础不就是万马齐喑或万众一声吗？！          2.韩寒是八零后九零后的榜样，是天才？          韩寒，作为一个以写作出名的公众人物，即使他的作品无人代笔，他考试没有作弊，他对他的粉丝，甚至那些粉丝的家长有两个绕不去的问题：     第一，韩对读书和吸取文化经典的表述一直不屑和矛盾，除了杂志和小短文，他真的不认真读书，不读好书吗？如果确实是不读，那么他是个传奇了。什么样的作家都有，但绝无听说过从无认真阅并常常以此标榜的作家。作家可以不上学，但无法相信不读书。盖茨和扎克伯格，虽然哈佛辍学，但都先以优异的学业考入哈佛。并且在少年时代，盖茨深夜离家去全美最大机房写程序，扎克伯格被父亲领去听大学课程的故事广为传颂，全世界公认的天才尚且如此，韩寒呢？我只能说，我将继续选择质疑。而且我会郑重告诫我身边的孩子：韩寒的写作成就无法解释也无法复制。     第二，如果，他真一如粉丝所圆场的，他其实是很刻苦认真读很多书的，他不承认是为了耍酷，那么，他在众多场合散布的读书无用的言论，对粉丝是一种残忍和不负责任，他在践踏粉丝们对他的信任。他欠粉丝们一个真诚的道歉，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虚情假意地对过去荒唐的言论推脱；如果他在这背后有更深的目的，为了商业炒作，制造更大噱头和商业效应，于是故意误导，那就更有违公众形象应具备的人格。即便在天才辈出的文体领域，我们什么时候听刘翔说他很少训练，朗朗说他每天不怎么练琴，听他们肆意调侃过真正的大家和经典？     支持这样的人物做青年榜样？请不要误人子弟。          3.韩寒是代表中国民主进步的希望？          这个帽子就戴得更高了。韩寒在博文上的观点，尖锐说不上深刻，狡黠但够不上智慧，很讨巧，迎合很多热点和民意，易于传播，要不是出自这样孩子之手，很难引起我的特别留意。他被深度包装的“传奇”背景给他加了太多分数。     随着很多质疑点的曝光，韩寒现象让我想起了流行的红色经典剧：上海滩的我地下党员，在里弄摆个药铺，开个照相馆，看似营商，实则秘密发报，搞地下工作，赚钱是假，主义是真。组织上对此好像有个学名，叫“以经济掩护政治”。反观韩寒的操作，怎么越看越觉得相反，明明是“以政治掩护经济”嘛：每每当韩寒在江湖声息有所沉寂甚至遇到公关麻烦的时刻，一些标榜民主自由的“政治尖叫”就适时而生：讽刺挖苦，嬉笑怒骂，好不痛快！我都曾天真的拍手击节。但仔细分析这些作品推出的时机和对言论尺度、前后立场转换的拿捏，看似刀刀凶狠，其实招招留有余地，真的兼有“体制内”的政治智慧和老道的商业嗅觉。这样的营销包装手法，让人粗看叫好喝彩，细读则疑虑顿生。     更为罕见的是，在追求民主进步的同时韩寒同学代言在不断加磅，收入也滚滚地入账，人生在世能把民主追求和商业经营如此完美的协调，韩寒缔造了另一个“神话”：曼德拉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做了几十年的牢狱；昂山素季也经历了多年的软禁；神州大地，有过多少民主勇士前赴后继，他们中有几个有韩这样奢侈的自由和财富，象韩少这样，赛着车，K着歌，泡着妞，躺着就把民主追求了，这真的是一群达人和精英给韩的慷慨加冕。          4.因为韩寒是这样的榜样和希望，即便代笔作弊了，我们也要择大善包容他？          这个逻辑更为荒诞，本来就是政治掩护经济的活儿，你非要戴上一个不相称的高帽，但若因为这个高帽，就宽恕其中的重大瑕疵，那是错上加错。     既然是榜样和楷模，就应该有更高的操守和道德境界。要不唐英年先生这个选前大热如何会被梁振英翻盘？要不匈牙利总统怎么会因二十年前的论文造假而黯然引退？如果挣版税的重要文字都可以代笔，你还能指望他提出的什么是真？如果他可以违规强取本该属于别人的作文大赛荣誉，那你还怎么相信他提出的民主和公平？在现实的中国，我们尤其要留神常把民主自由挂在口头甚至恨不得在脑门儿贴上这样标签的人士，在一个讽刺制度、奚落权威成为全民娱乐的时代，谁骂的响亮谁骂的俏皮，谁在其他方面的不堪似乎就可以被宽恕，这很病态。真正的民主自由，需要去践行，去牺牲，去真正的坚持，我更钦佩周有光、李锐、江平、吴敬琏先生、资中筠先生，他们两袖清风，不知疲倦的呐喊和奔波。真不愿看到这样一种景观：一帮大人藏在孩子后面，审时度势，给孩子撰写台词让孩子冲在前面呐喊，自己在后面数票子。以出位言论博眼球、人气赢得商业利益，以孩子的“童言无忌”做盾牌与当局博弈，商业老道但不厚道。           三、韩寒留给我们要继续思考的话题          韩寒的蹿红显然有丰厚的土壤：学生对应试制度的失望和抗拒；白领在官二代富二代夹击下，对前途的绝望和无助，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但韩就一定不是一个隐形的某二代？另外，媒体的高度管控，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矛盾，使大家天然对个性、尖锐、犀利的文字有强烈渴求和认同，更不要说文字出自一个孩子。面对种种质疑，韩仍能八面来风一呼百应，方孤军奋战备受挤兑，我想也折射了社会应有的价值追求在与实用成功哲学的抗争中的式微：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一改革宏论的伟大意义无可贬低，但被发展到极端却可能使我们忘记为什么要出发。在偶像的光环照耀下，在对传奇般成功的向往中，谁还有心，谁还在意去探究荣耀背后的因果、真伪和美丑。     对于很多大哥选择对韩话题收声，有几种解释：很多人想挺韩，但实在方舟子执拗勤勉，且出手弹无虚发，怕惹火老方殃及自身，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性；也有人说，韩寒的产业链太长，上船的兄弟太多，身不由己有难言之隐；更有人说，含苞待放的“韩寒”还有很多，大家顾影自怜，真的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何表态，但其他人呢？           结语          对韩寒，首先要谢谢，留给大家这样多尚待思考的话题。我猜想他十三年走来，一定有很多被迫被动，必定十分的辛苦，小小的年纪，要承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孩童都不会承受的压力、质疑甚至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对于一个孩子，真的太累了。回到赛车场吧，那里恐怕才是你真正的主场，也必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快乐和辉煌。     对于韩寒身后的大人，真希望他们不要让他活得太累，真希望让他活得更真，不要让人们觉得他就是一个面具，甚至是个童工，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想说：世上最不该利用的，就是孩子。     对于韩粉们，我想说，偶象崇拜是个学校，他的破灭也许恰恰是你的毕业，应该庆幸。寻找真正榜样，让他的光芒照亮自己的前路。     对于韩寒的赞助商，我想说，伟大企业一定有着匹配伟大的价值观，知识的力量，奋斗的意义，诚信的重要，对他人的尊重，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说教，其实在我们无比浮躁的转型社会，有着恒古弥新的价值，绑定什么样的价值，将深刻影响你的企业是昙花一现还是厚积薄发。回归根本，守正出奇，是我对伙伴们朋友们的善意提醒。     对于方舟子，我想说，对不起，你老兄真不如韩少“高富帅”，你的文字也远不如他的俏皮讨巧，如果不沉下心硬着头皮，真的看不下去，但正因为知道有你这样老兄的存在，我曾经特别查看了一下我网上的简历，我在公开撰文前要特别小心不要忽视引用。但真的，有你，这个世界更加清澈，那些希望靠投机取巧、胡喷海吹、走捷径的兄弟会有所顾忌，需谨言慎行，正因此，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活得更加踏实。所以，要说声：谢谢你。     但还是要说，这类的事件总要劳烦方舟子，一次又一次地充当皇帝新衣中的孩子，而其他同样有话语权的人却选择沉默，是我们社会深深的悲哀。少一些韩寒这类的神话，少一次劳烦爱钻牛角尖的方舟子亲自出马，这个社会更有希望。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与艺术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10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凤凰博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