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毛泽东女翻译资中筠炮轰弊政吁还原真相    作者： 转载甲乙丙的文章    发表于： 博客中国   曾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担任翻译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日前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发表讲话，高调炮轰弊政，呼吁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资中筠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年清华百年校庆，高规格纪念，但资中筠在讲话中透露，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清华百年校庆。她说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   资中筠说，大饥荒时期，包括他们夫妻在内的全国人民都愚昧，深信是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撤走专家所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分子不愚昧，但他们被压下去了。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大讨论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不让说了。资中筠又批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那一套这种说法逻辑不通，再多理论也无法自圆其说。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因撰写《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遭全国左派“公讼”威胁，但资中筠表示非常佩服茅于轼，说他真正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受到很多打压后绝不放弃，还在到处奔波。   有人指责资中筠衣食无忧，“过得好好的，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对此，资中筠反驳说，这是因为她通过媒体了解很多事实真相以后，不能假装不了解，不能无动于衷，因此欲罢不能。资中筠又援引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助手、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的话说，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他十几岁就入党，亲身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谎言，就要写出来。     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资中筠跳出以国家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她说，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 ‘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 中共党章规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资中筠却说，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     最后，资中筠以给《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题词：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与出席首发式的人士共勉。   资中筠生于1930 年，湖南人，系中共党员。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精通英、法文，从事外交工作。1953年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后派驻维也纳。1959 年，与丈夫陈乐民受命回国。资中筠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翻译。参加了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及随后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团的全程接待，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接待。     改革开放之后，资中筠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所长、《美国研究》主编。陈乐民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所长、欧洲学会会长。    夫妻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上堪称一代大家。为了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畅所欲言，1992年，资中筠辞去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心著述。   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的说起几句。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给我发了一个请帖，我拒绝去，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的像是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我忧虑的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想过，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先生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听了很遗憾我们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的时候，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坚决提出来，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吃的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不是像农村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们真的是差点饿死，后来有一次晚上他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起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挨饿是光荣，跟大家一块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信息也不灵通，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块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的分子不愚昧，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    但是从那个以后，比如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说不对，不让说了。    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主流媒体所讲的事情，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主义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于是，有人提出来我们的主义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悬殊比资本主义落后得多。于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来了，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那些人都很悲惨。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时候呢？因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常数在于效益，在于大大的推进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潮关注弱势群体。当说到矿难、残酷的职业病等等，一些媒体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之所以能够进步到今天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才能够限制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限制财富。那么，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们永远想不通的问题。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的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说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这一类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书要看，并且有的人就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的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    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的好好的，自己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    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被直问，狼狈的没法说，天天的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我们国家这次漏油的多，最后它赔偿赔的伤筋动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的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渤海湾的污染相当严重，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非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的问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以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我们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

从“郭美美事件”谈公民责任 作者：鲁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5 22:04:10 阅读量：6次 　　今日在网上读到新任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白鸽的一篇采访稿，题目是《三天毁掉一百年》。我还记得当初和朋友谈论“郭美美事件”的情景。他说台里的同事都无语了，他说以后再也不会相信红十字会了，再也不会给红十字捐一分钱。当时我就问他，这件事没发生以前，你给红十字捐了多少钱?献了多少血?又做过多少次义工?我觉得我们社会有13亿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没为红十字会做过什么。但是我们的一句话，类似他“再也不信红十字”那样的话，却可以改变一位曾经为红十字捐过钱、出过力的个人或组织。这种影响绝对不能说是积极的，无论对红十字会，对整个社会，还是对自己本身，这样的想法都不是有利的。 　　中国红十字会自身的问题在这次公信力危机中显露无疑，但人们内心公德心危机也同时暴露出来了。红十字会可以通过改革监管机制来挽回自己的命运，但我们内心中的那点黑暗又应该由谁来拯救呢?前一段时间看资深翻译家资中筠先生的讲座，当她提到道德滑坡时说，中国人现在的私德是有的，所以不能笼统的说我们缺德，中国人缺少的公德心。其实，缺少公德心，或者说对别人不信任，可以解释当下很多的社会问题。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小悦悦事件，等等。老百姓越级上访，不也是侧面说明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吗?人民对政府不信任，对公共组织不信任，现在对别人也不信任，这是一个只要提起来，就应该人人自危的问题。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抱怨这是教育的问题，是文革的问题，也可以抱怨是体制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是继续等待决策者们大发善心宣布改革，还是等待西方国家里应外合颠覆祖国?就在这样的等待中，我们都老了，我们就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没有安全感，没有公德心，处处让人失望让人唾弃让人摇头的社会里。死了也没看到那一天的来临，并把一个糟糕的世界留给了下一代。我想一百年以后，人们在议论我们这一代人时，肯定会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既不敢改变社会，又不愿改变自己。我们既懦弱，又自私。整日抱怨却不去行动，渴望得到又不愿付出。这真的是羞耻的一代!如果在未来的史书上这样标注我们，那也是我们自作自受，绝对不需要责怪任何史学家的文笔。 　　那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后果，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反思吗? 　　然而，回到现实中，有又多少人愿意看到这样的后果呢。做一个善良的人，成本很低，收获极大。仁慈，宽容，乐于伸出援助之手;公正，厚德，心怀他人而不忘感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些许的努力，去影响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除非我们天生就是奴隶，否则就绝对不应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能让这样的状况延续。我相信我不是奴隶，我也相信我身边的同学朋友们不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奴隶，我们不能眼看着社会和国家在我们的手中渐渐的堕落下去。如果我们承认是国家的公民，我们就有义务为扭转这个局面而前赴后继。因为这就是时代的责任。推动世界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前进，是每一个时代的责任。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未来负责，在举手投足之间改变世界，朝着心里向往的美好前进。        

资中筠：写在自选集前 作者：资中筠 来源：学习时报 来源日期：2011-1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4 10:15:31 阅读量：1103次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 5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绝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 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资中筠自选集》，全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