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1 次 更新时间： 2011-09-27 23:56:23 杨祖陶：巴黎散记之二——那几道风景线 进入专题 ： 法国 巴黎    ● 杨祖陶 （ 进入专栏 ）       我这里所谓的“风景线”，不仅指观光游览时所感受到的巴黎的美丽迷人的自然景观以及显示巴黎厚重的人文精神的不朽杰作，还包括在畅游之中不经意间以及从日常生活中浮光掠影所接触到的、很普通的一些零星的巴黎的、法国的社会生活现象。顿时不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鲜感、好奇心。          一          法国的城市之多超乎我的想像。在家庭自驾游的过程中，司机兼导游的女儿女婿不停地对我们说，现在到了什么城市，这儿是真正的乡村了……，我感到开车没一会儿，怎么就到了另一个城市，再开不多会儿，又是一个城市，一天经过多少城市也记不清了。原来法国的城市星罗密布，多达4000座，所到之处城市乡村的界限已经变的模糊，这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了。     我们是在法国的7至8月的度假季节来到巴黎的，在法国，度假旅游是各行各业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天经地义的事（一般全年有假期5-7周）。当巴黎人纷纷到异国他省度假时，正是各国及外省观光客云集巴黎的黄金时节。我看到巴黎人对度假非常重视，商店强制执行错开休假，生意再好，特别是餐饮业每周也要强迫停业一天，原来这是一个人人有休息权利的国度。巴黎的、法国的随处可见的街头撑着篷子的咖啡吧最能反映休闲人的情怀，友情亲情，谈笑风生，一双情侣，几个朋友，还有老小，一杯饮料，一块点心，可以一直坐至午夜尽兴而归，几欧元而已，普通人的生活何等自在惬意。     女儿女婿把他们的休假完全用来陪伴我们。自驾游是最适合我的出行方式，每天开着车带着我们到处游历，有时一天驱车数百公里，其范围远远超出大巴黎地区，如今已穿过或抵达法国好些省市，使我们除了赞叹众所周知的巴黎外，还有机会深入到城市村庄，感到法国不止是巴黎美，其它省市也很美，乡村更美。远处的群山一派清新青翠，无论城市乡村古树成林环抱，偶尔塞纳河旁的某城市山坡上露出几处黄褐色的岩层岩石都把它列为观赏的景点。乡间绿色锦绣，机耕山坡绿浪绵延，那是各具特色的葡萄园地。到了东部丘陵地带，放眼望去牛羊成麦田金黄无边，道路平坦，路况一级，两旁小草密集复盖，没有丁点泥土裸露，群，啃着青草，晒着太阳，像洒在草地上的珍珠。高坡上的成群的风力发电设施更是居高临下，气势逼人。路旁设有观景台，看到远处的蓝天白云下的大狭谷的树林与房屋群落，著名的修道院隐约可辨，这情景好比一幅精美的画卷。     在游历中，你能感受到繁华的大都市与小城市的天差地别，却分辨不了大城市远郊区、小城市与乡村的区别。法国在行政区划上明确区分出城市和农村，由于交通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城乡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人们不太注意城乡收入的差别，或者说，在法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异也从未成为过主要的社会问题，保护农村的自然环境、生态平衡倒是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     法国呈六边形，东西南北顶端直线距离都为1000公里左右，在其腹地中心至任何海岸线的直线距离都小于500公里。领土面积5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17分之一。其领土三分之二是平原和低地，有人将法国地形比喻为一个由东南到西北缓缓倾斜的露天大剧场。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气候四时宜人。法国海陆空交通十分便利，同东西方各国的交通处于枢纽位置，因而法国是一个绝少与世隔绝，最为开放的国家。据有关资料，全法国大约有五分之四的居民住在大约4000座大小不同的城市里，仅有巴黎市区超过200万人口；50万至200万人口的只有4座；20万至50万人口的也就10座；5万至20万的有近100座。可见，人口在5万人口之下、特别是2万人口的小城市数量特别多，有的可能就几千人口，连市长人选都成了问题。城市虽小，建筑设施，生活条件也是现代化的，这正是法国城市化的特点，真可谓“城市乡村尽朝晖”。 原来法国的工业化过程与其城市化过程是相平行发展的，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民所享有，特别是实施了许多顾及农民（农业工人）利益的政策法规，这样就使全社会的福利有了普遍提高。          二          法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所有城市尽可能保存原有面貌是又一道风景线。     人们都知道，巴黎市区（1-20区）内只有独座并不特别高的摩天大楼。这次在“巴黎一日游”的豪华游览车上我看到了这座显眼的建筑，据解说词介绍，至今这一大楼还处在要不要拆除的持久争议之中。紧紧挨着巴黎的拉底方斯（巴黎市区之外）建立了适度的摩天大楼群的商业中心区，设计非常独特，拉底方斯最新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巨大的时尚方形门竟是在一座过时的老摩天大楼基础上独新而成的。拉底方斯门与凯旋门遥相呼应，取得了与巴黎整体形象相得益彰的惊人效果，老城与新区和谐之美让世人赞叹。我们看到有的城市房屋以木建筑为主，本色木头露在外面为其特色。女儿说，在法国决不轻易拆除任何一个古老建筑，两年前来过这里，看到有一座楼房有些倾斜好像快倒了，以为会拆除，没想到这次来还在那里，用多根巨大的独木撑住修复。各个城市有自己的建筑风格，诺曼底地区建筑一眼望去与众不同，外墙由各色长木条装饰，木窗户色泽鲜艳多彩。所到城市没有什么“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之说，决没有中国城市发展中大搞推倒重来，痛失名胜古绩，致使摩天高楼林立，给人以“千城一面”的印象。     不仅是巴黎，所到的法国城市街道都特别整洁，即使非常狭窄的街道，两旁的房屋也排列整齐。村民住宅也是独立的类似别墅式的，没有任何一点乱扔的垃圾。所到城市市政府是那样平常，与该市的整体水平相一致，插一面三色旗作为标志，决没有中国有些并不富裕的市级以下的区政府竟建的与白宫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畸形事例。法国城市公共设施多，广场、雕塑、树木、绿地、鲜花、喷水池比比皆是。女儿家邻近的城市，位于塞纳河旁边，修建了巨大的公共体育场，法国人从小热爱体育，晚上9点钟许多长跑者还在奋力健身。法国人喜爱自行车运动，环法自行车赛是法国体育的骄傲，每年6月国际性的环法自行车赛要举行一个月，出发点与路线经常变更，终点都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法国人都以自己的城市村庄能列入比赛的路径而自豪，难怪无论平原丘陵弯曲的道路都那么平整，两旁风景秀丽。在自驾游中，非大赛季节还不时看到一队队自行车健儿在矫健驰骋。我们在海滨城市游历时正赶上举办美国电影节，隆重热烈，外观看来一点也不奢华，红地毯也就铺了十来米，著名电影人都来了，很平常似的，但所有酒店都爆满，那是一个真正受人关注的电影节。我们只好住在电影节举办城市的邻市的邻市了，但也能感受到它的气氛。     法国是有强烈的基督教传统精神的国度，各式教堂成为一种标志。在我所到的大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中，看到了教堂的普遍性。除了举世闻名的建于十二世纪的巴黎圣母院，巴黎每个区都有教堂，有建于十三世纪的，也有新建的。巴黎的一些著名的教堂常年有音乐会演出，我们有幸在巴黎曼德琳娜教堂（De La Madeleine A Paris ）欣赏了一场高水平的古典音乐会，那晚主要是演奏演唱莫扎特的安魂曲（Mozart – Requiem）和福尔的作品11 – Cantique（德让拉辛）。安魂曲又被称作“追思曲”、“慰灵曲”，它是一种特殊弥撒曲，是基督教祭奠仪式中经常演唱的合唱套曲，由来自不同国度的优秀的女高、女中、男高、男低音4人领唱，令人惊讶地看到那位出色的男高音是中国人，顿时倍感亲切。这场音乐会由巴黎圣歌合唱团合唱，法国室内交响乐团伴奏。气氛庄严神圣，荡气回肠，此起彼伏，扣人心弦。教堂音乐会非常简朴，没有舞台灯光美术布置，没有任何音响与扩音设备，烛光下静听自然的极纯净的天赖之声，效果极佳。那是我第一次在大教堂聆听的一场令人难忘的净化心灵的音乐会。女儿看到我们这样感兴趣，又让我们周末在巴黎的另一个小教堂零距离欣赏了一场由法国青年钢琴家与中提琴家协奏演出的贝多芬、舒曼的多部优美的协奏作品，配合默契，二重呼应，如两个朋友在亲密地对答，教堂内鸦雀无声，人们随着演奏进入精彩纷呈的美伦美奂的音乐境界，这是何等美的享受。在听众的一再长时间鼓掌下，演奏家以一曲舒伯特的小夜曲最终谢幕。我看到，不少青年人也喜欢到教堂来听音乐，显示出法国社会重视对年青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教堂古典音乐不失为一种选择。     经过参观巴黎圣母院和欣赏教堂音乐会之后，我们都自然地注意起教堂了。遇到教堂都要进去看一看，投两欧元点燃一支腊烛，静静地站一会儿，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种肃穆庄重与虔诚，特别是教堂的钟声敲响，更能使浮燥的心灵得到一种很少体验过的宁静。法国大地教堂遍布，我们在离巴黎很远的城市看到有的教堂还是13世纪建的，这些古老建筑虽然历经沧桑，保存的还很好。我们还看到有的教堂正在修复，穹隆这样高，雕塑如此多样细致有神，工程的艰难可想而知。想想在那过去的久远的世纪里竟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教堂建筑，真是奇绩。 9月18日我们正赶上一个城市的宗教活动，布道唱诗，人数不少，参加者有的开着车来，有的步行而至，主要是老年，中年，也有年轻人，还有妇女推着孩子参加，神态恬静自如，彼此和蔼亲切。每年的9月18日是基督教收获节，这正是葡萄大丰收的时候，人们聚集在一起以特有的宗教形式表达丰收的喜悦。          三          法国的乡村小镇,一幢幢斜顶农家房各具特色,与城市住宅无异。家家的庭院都很大，院子里种着果树,到处鲜花盛开,安静的乡村,几乎见不到人。我们有幸与直接位于塞纳河旁、三省交汇的勃艮第地区 （Bourgogn）的女儿称之为“农家乐 ”（法语为Chambre d’Hote）的一户农家住了两个晚上，从而有机会与法国农民近距离接触，这是一道从未经历过的风景线。     那天我们在勃艮第地区自驾游，一直向东行，在途中与塞纳河形影不离，只是越向上游，塞纳河慢慢变窄了。前往奥布省（Aube,省编码10）的特鲁瓦市（Troyes）。在Troyes的名牌街购物，应当说这里是非常著名的超大型世界著名的品牌服装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集中、时尚、名牌荟粹、豪华的卖场，人气不错。据女儿说在7-8月大减价季节，那么大的停车场根本找不到一个车位。商品玲琅满目，价格比巴黎大店低的多。顾客不仅是巴黎的、法国其它城市的，还不乏邻邦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的慕名而来者，像我们4个中国人这样地走在一起购物常常引起人们诧异的眼光。     在满意而归后，我们回到“农家乐”，由于它就在塞纳河旁，环境美极了。这一段平静的塞纳河比巴黎窄的多，不可能与巴黎塞纳河上游船如织的气魄联系起来，特别是不可能与可载成百上千人的、有极强探照灯专为夜间游览照明的巨型豪华游船相联系。这里只有河畔餐馆特意安置的一盏灯可以映出树林的倒影。当我们漫步在塞纳河边，感觉非常奇妙，晚风习习, 我们成了徜徉天地间的自由人, 仿若身处仙境一般，不禁捧起清凉的河水来证明这决非梦幻。在古老的石桥上望月，充分领略塞纳河夜间的自然之美和宁静的田园风光。     这里是真正的乡村，房东两口子均50多岁，身材高大。先生很绅士，从事亦农亦商的工作，一早开车出门办事。女房东非常干练热情，她说她有三天为先生工作。他们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均已大学毕业，分别从事化学、历史、艺术类工作。他们在自家宽敞的住宅的石头外墙之外，按照时尚的规范风格设计加建了一套特色的、下面是成片大玻璃窗的明亮宽敞的客厅兼餐厅，楼上是相对独立的两居室（两卫生间）的套间，专门出租给旅游者，还要事先网上预定。他们的院子很大，有三个车库，一个供客人使用。花园又大又美，果树林立。令人惊讶的是，这在宁静的乡村，居然可以夜不闭户。主人周末到儿子家去了没有回来，我们外出归来时，发现院子大铁门大敞着，我们的车直接开进来了，客厅大门掩着，我们只是打开锁住楼梯口的自己的房间门就行了。特殊的地域优势，托塞纳河的福，这里的农户都有出租屋。房东特别强调这是她接待的第一起刚从中国来的客人，很是高兴。英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最喜欢住在这安静而美丽的塞纳河之滨。应运而生，这里还有一家比较高级的温馨的餐馆，也是农家开的，很有氛围，服务之周到规范，质量之好，特别是本地区的著名白葡萄酒的醇香令人难忘。     农家房租比宾馆便宜，设施服务应有尽有，还免费提供早餐，有面包，热牛奶，热茶，咖啡，果汁，最令人感兴趣的主人拿出有地域特色的自制的酸奶，各种果酱，当受到赞美，她会笑出声来。最后离开时我们还合影留念。真没想到我们能在令人向往的塞纳河旁的现代农舍度过两个难忘的夜晚。看到房东禁不住心中要问这真是农村农民吗？     法国的农业政策，使得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可以同样享受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成果。法国对农业人口的定义没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口径相对比较窄。据有关资料，在法国的统计中对农业劳动力有明确的规定，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至少有50%的工作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二是至少有50%的收入来源于农业或林业以及与农业和林业相关的旅游业或其他活动；三是直接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的收入不少于25%；四是加入了专门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计划。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农业人口超过50%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城市化飞快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70年代初 80%的人都生活在城市，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从50年代的约30%下降到60年代的约20%、70年代的约10%。2006年，法国的农业劳动力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3%，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也只有2.7%。这的确是十分诱人的一组数字，我们的深度游能见证到法国冰山一角的现实，真是大大地开了眼界！          四          我在大巴黎居住的城市以及开车到巴黎市区所经过的城市一再看到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多单元的、楼层较高的公寓房，与一般的小型公寓明显不同。我不禁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房子？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廉租房（HLM）。这些楼房（与国内我所在的大学多单元的家属楼相似）谈不上多么漂亮雅致，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100多年来法国政府为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的卓越的理念与成果，这是一道令人关注的折射的社会风景线。     众所周知，2010年中国上海成功地举办了世博会，人们大概还记得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下法国馆展示的内容，最能打动人的是巴黎的廉租房。这次来巴黎在不经意间亲眼看到了一处又一处的廉租房——城市美好生活的见证。廉租房有不同的档次。艾菲尔铁塔周边地区是巴黎七区，也被称为巴黎的富人区，这个区绿树成荫，道路整齐而干净，建筑古典又雅致，就在艾菲尔铁塔的绿化带边上巴黎的顶级公寓楼豪宅内也有廉租房，传为佳话的一位90多岁的一直单身的老太太杜卡丝一直住在那里，可能是最早的廉租房房客了。巴黎有100多年的廉租房传统，曾经并不富有的毕加索、海明威，受惠于此得以居住在巴黎的市中心。从富人区毫宅到一般公寓房中均有若干套廉租房是政府出钱买下来租给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住的。更多见的是上述的单独建设的大楼房。廉租房既要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又不能让人感到受歧视。因而它不是集中建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建设与一般人混居的。廉租房的环境与设施都有一定的要求，多在交通便利之处。我看到有的城市的廉租房也是很漂亮的。听说在里昂市有一处廉租楼盖的太宽，太难看，可能带有歧视的性质，居然推倒重建。我的女儿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都有住廉租屋的经历。随着自身的学业完成、事业发展，他们会选择退出廉租房，继而买或租自己更喜欢的公寓房，进而再买较小的单独住宅（House）,直到较大的House，是一步一步与自己的经济能力相适应走来的，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不像目前中国高的离谱的房价，普通老百姓住不起房；一般年青人再努力也是望房兴叹；一些人依傍他人用不正常的手段获取房子；还有更令人痛恨的房地产领域腐败的权-房交易……住房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敏感而不稳定的因素。     法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农业人口转到城市，解决住房问题、 特别是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历来是政府一以贯之的关注目标。法国是一个人人共享福利的社会，这与法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是一致的。“居者有其屋”是其福利体系的基本构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制度——廉租住房（HBM）制度，通过立法一步步推动这一制度的实施与完善，确保人人有房住是公民应有的基本生存权利。     法国廉租房制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法国政府就出台了建立这一制度的最初的法律。百余年来，廉租房制度的法律法规不断得到强化与完善。到了2000年，政府规定城市的廉租房（HLM）占全部住房建筑比例不得低于20％，违者将受到处罚。随着《国家住房承诺法》、《 可抗辩居住权法》等一系列的立法的通过，为廉租房计划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真可谓政府费心，百姓省心，法规严格，机构健全，分配明确，接收监督，使贪心者难以浑水摸鱼。由于政府出资，法国廉租房通常只有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最低的仅有六分之一，供应对象为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从过去至今天，法国的廉租房建设一直保持快速发展。据有关统计廉租房在社会住房总量中，所占总比例已达17．5%。法国因此成为欧洲社会中拥有住房率最高的国家。     法国廉租房的建设和管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政府财政为此不堪负担而难以满足需求；创造财富多、纳税多的人看不惯懒汉住进廉租房，此外，廉租房的低收入居民由于教育、素质的差别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较多，使混合居住地区的其他住户心存芥蒂，产生鸿沟；廉租房准入机制虽然健全，但缺乏更严格的退出机制，致使一些原来的廉租房住户在收入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善后，仍长期占据着住房，享受不该再享受的福利廉租房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等等。     尽管这样，可以说,法国的廉租房制度仍不失为造福于民的制度，它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住房保障，使居者有其屋。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是法国房价的稳定剂，更是法国社会的稳定剂。其做法对治理我国国内飘忽不定，投机盛行、房价高的离谱、百姓住不起房的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的的借鉴意义，也对我国维持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思路与任务。          （2011-09-25于巴黎） 进入 杨祖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国 巴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域外传真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9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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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9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5 19:05:16 李培林：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问题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二十二讲讲稿 标签： 社会管理 ● 李培林 尊敬的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力量在内的行为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迅速清除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顽疾，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并通过平抑物价、实行充分就业、保障基本生活物品供给、加强社会治安等管理举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生活秩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城乡关系等领域，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初步形成了既充满活力、又相对有序的社会管理局面。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原有的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在许多方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形成社会管理的新格局。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和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个新重点。 今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5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指出，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我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 下面我分四个部分谈一下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认识。 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及取得的成就 １．我国原有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在近代历史上，我国人口众多，却一再遭受列强蹂躏和历经战乱，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就是社会的一盘散沙。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起来”。毛泽东同志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上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所有的人都组织在一定的单位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不仅通过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 、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务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本身基本上没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 二是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体制。“单位”的特点，是它不是一般的工作部门，而是按照一种全能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工作组织。“单位”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我国解决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管理控制任务的基层组织体系。无论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还是农村人民公社，都隶属于一定的政府部门，社会的各类组织，都是政府的一个个下属“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既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也是我国社会管理的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都成为一个个“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单位组织，也成为一种把各种社会问题化解在基层的机制。 三是以“街居”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人员管理体制。政府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当然,由于绝大多数人都隶属于某一单位,相比较单位体制，街居体制实际上是起一种社会管理的辅助作用。 四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为了使社会高度组织化和有序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使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一切自由流动。一切国家所需要的人员流动和人口迁移，都是按照统一的计划有组织的进行。 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为我国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调动一切资源完成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弊病，一方面，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都集中到政府，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管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管理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我国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改变了把社会成员的工作和居住固定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的状况，极大地促进了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岗位之间的社会流动，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潜能、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有了显著提高，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二是通过对社会矛盾管理机制的改革，改变过去把社会矛盾政治化、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化的做法，在改革发展中注重协调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统筹考虑和准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与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维护了社会的基本和谐稳定。 三是通过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完善了对流动人口、生活困难群体和失业者的保障体系和管理体系，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水平。 四是通过对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的改革，增强了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方面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 五是通过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生产安全监管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证了我国在快速发展中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六是建立起全国应急管理体系，大大提高了应急管理能力。在非典、汶川巨大地震、南方冰冻雪灾、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显示了我国较强的应急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对社会管理体制提出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这种巨大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面临着一些列重大社会变化的挑战。 一是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挑战。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简单阶级阶层结构，现在已经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产生了个体户、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高管、民营企业的科技人员、各种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中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中分离出来。即便是同一社会阶层中，经济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也有了很大差异，如在工人队伍中，有垄断行业职工、外资企业职工、一般竞争业的城市工人，还有农民工等等。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竞争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二是城乡结构变化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2亿多农民离开了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甚至离开了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人，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巨大而快速的社会流动，给社会管理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在社会体制上融入新的城市生活，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 三是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挑战。近30多年来，我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腐败问题，成为导致干部、群众不满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 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的挑战。我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加速了家庭小型化和老龄化过程。很多过去可以由家庭和代际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心理障碍、残疾、代际冲突等，都逐步显化为社会问题。千百年来民间普遍实行的传统代际养老模式，也因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社会流动状况的变化而变得难以为继。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五是社会组织方式变化的挑战。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在一些工作单位中普遍实行“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作为传统管理体制基础的“单位组织”，其把社会问题解决在基层的能力弱化，有些单位组织则彻底解体；另一方面，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流动加快，改革开放后大量新产生的就业组织都采取了“非单位”的管理体制，它们仅仅是工作场所，不再是什么都管的“单位”，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过去“单位人”占95％以上，而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25％左右。 六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变化的挑战。市场转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民生，但也带来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却没有建立完善；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的复杂性大大提高，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和监督监控技术却没有得到符合需求的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却滞后于变化。 这些巨大变化对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提出的挑战，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的新路。 三、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在社会生活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情况下，国际国内面临的问题也相互影响和交织在一起。 从国际形势看，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年底由突尼斯一个失业大学生与警察发生的冲突造成的偶发自焚事件，成为引爆的导火索，导致中东北非一系列国家的社会骚乱、政治动荡、军事内战和政权更迭，震动了全世界。这些发生政治动荡的中东北非国家，本来近十几年来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人均GDP多数也都跃居世界中上国家的水平，有的国家还比较富裕，但长期积累的贫富悬殊和青年人的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成为引发动荡的社会深层原因。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当前社会问题的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管理体制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迫切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国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流动加快，管理好巨大流动人口任务繁重 改革开放后我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但我国并未出现巴西、印度等一些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严重贫民窟现象，这是我国社会管理方面的一个成就。但多数城市的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体系，在户籍、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进城流动人口多数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和地下建筑，多数城市过去按照城市人口配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也没有根据新的人口布局进行调整，往往造成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力量非常薄弱，由此而引发的偷盗、抢劫、黑社会、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等社会问题，在一些流动人口大规模聚居的地区比较突出。管理好规模巨大流动人口，涉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方方面面，任务十分繁重。 2．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持续增多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继工业化之后，城镇化目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强大动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各地的重要发展目标。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又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到2010年，在GDP当中，农业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只有约10％，而农业从业人员在全国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还有38％，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还有52％，这已经是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在土地增值成为地方经济重要推动力和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刺激下，新一轮“土地置换”形成热潮，大规模圈占农地和强行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增多，由此引发的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据统计，2006－2008年，在国家要求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全国耕地实际净减少12480万亩，年均减少近4200万亩，远高于 “十五”期间年均减少2260万亩的水平。如何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非农化的过程中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防止和杜绝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3．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突出 我国初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预计到“十三五”期间将会转变为负增长。与此同时，虽然理论上农村还有两亿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但由于农业劳动老龄化现象严重，农村老年劳动力与初级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青年劳动力需求难以匹配，致使2004年以来间断出现的“招工难”问题常态化和加剧。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进入快速上升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也明显增强，不愿再返回农村生活和难以在城市留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原材料价格的提升和人民币的升值，都在压缩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影响企业主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当前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非常突出，劳动关系冲突显化。2010年，以南海本田工厂为代表的一些以加薪为目标的集体停工事件，产生了“蝴蝶效应”，波及到沿海其他地区,全国先后发生数十起规模较大的集体停工事件。而富士康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令全社会震惊。这些事件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对和谐体面劳动关系的渴望。因此，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协调好劳动关系，把劳动关系冲突纳入法制轨道加以规范、调解和处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4．农村基层财政力量薄弱，一些地方的基层干群关系需要理顺 我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政总体情况转好，但全国多数地方县以下基层财政仍相对薄弱，相当一部分乡镇财政在高额负债运行。取消农业税以后，一些农业生产地区的基层财政主要靠转移支付，财政状况更加困难。在一些地方，基层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情况比较突出，各种需要地方财政配套拨款的社会事务较多，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严禁 “乱收费”，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财源的情况下变换名目向群众收费的问题仍屡禁不止。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历届政府积累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基层往往容易注重当前政绩并遵行“今朝不理前朝政”规则，致使当前涉及基层干群关系的问题较多，甚至形成民怨。近年来关于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出现从中央到基层逐级下降的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乡村空心化和凋敝现象，乡村产业空了，青年人走了，富人到城市买房居住了，干部也不在乡镇居住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处理好基层干群关系，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涉及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管理的大问题。 5．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弱化 我国社会管理的基础，过去比较依赖于工作“单位”，“单位组织”也是过去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现在，绝大多数城镇从业人员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治理的摩擦成本大量增加，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贯彻和落实，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调解和解决，都受到阻碍。比如税收、治安、民政、社保、就业、卫生防疫，以及征兵、献血这样的社会事务，现在仅靠“单位”已很难贯彻落实；另外基层发生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现在无法“解决在基层”，对老百姓来说，“打官司”成本太高，而且相当一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而找基层政府反映诉求，现在又强调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所以越级上访、到北京上访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群众上访和地方政府拦截上访形成尖锐冲突。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普遍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情造成群体性事件。所以，如何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形成有效的把问题化解在基层的社会机制，是社会管理体制需要探索的新问题。 6．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 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格局，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国家的特点：一是我国是在平均计划分配制度基础上演变成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在这过程当中，分配状况和政策取向变化很大，民众对收入分配的看法分歧也很大；二是除了市场分配的差距，在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方面也有很大差距，如不同地区之间同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不仅民众对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有意见，干部群体对目前的分配体制也有诸多怨言，而且根据调查，我国同一些收入差距客观程度相当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观不满程度要高得多；三是面临一些调整收入分配的两难问题，例如一方面群众对一些国有垄断企业负责人的高额年薪问题反映强烈，另一方面我国国有垄断企业人才又面临国际垄断企业猎头公司的争夺；四是一些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现象将贫富差距问题在人们心理上进一步扩大，造成一些“仇富”现象。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妥善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理顺收入分配的秩序，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这必然要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这既需要勇气和远见，也需要智慧和社会管理的技术。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那么最大的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恐怕就是收入分配问题。 7．群体性事件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需要高度重视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问题在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尽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大多数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反映的是民生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如提升劳动福利和待遇、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抗议企业环境污染、追究医疗事故责任等等。这些事件，有的属于侵害职工和群众利益造成的“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也有的属于社会普遍不满情绪的宣泄造成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难以预测、扩散迅速、容易引起大规模混乱的现代风险的特点，值得特别的关注。另外，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也多具有难以预测和容易引起民众恐慌的现代风险特点，需要高度重视。 ８．社会转型加速，社会治安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社会流动加快，各种社会治安问题也呈现多发态势，社会管理面临诸多难点。尽管各级公安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厉打击各种犯罪行为，但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新型犯罪持续增多，特别是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各种侵财犯罪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转型期的一项长期任务。 以上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因结构冲突、体制摩擦、规范空白、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也有的是快速发展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历史积累和遗留的，还有的是因我们工作缺位、方法不当或某些工作失误形成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举措 1.完善社会管理的格局，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形成和完善党委总揽全局、政府负责实施、社会各方协同、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家对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理解并不一致。一些政府部门的同志认为，现在社会问题突出，加强社会管理主要是要强化政府的权力，否则政府在社会问题面前束手无策，软的措施不管用，硬的措施又不敢用。而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特点是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重要的是制衡权力、驾驭市场，通过发展社会组织来发育社会，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不能走把管理权力都集中到政府、政府包管一切社会事务的老路，也不可能走一些西方国家倡导的完全依赖民间组织发育社会的道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加快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引导和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建立一批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社会企业”，发展壮大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通过加强社区建设把社区改造成新的社会管理基础。要特别注重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和行业协会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机构有自下而上的完备组织系统，有一支具有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经验的人才队伍，它们不仅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而且能够在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2.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协调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以及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要妥善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处理好维护群众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既不能以“维稳”的名义压制群众“维权”的诉求，也不能以“维权”的名义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要下决心在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上有所突破。下大力气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打击各种非法谋利行为，取缔各种非法收入，从源头上治理贪污腐败现象，统筹治理一般竞争行业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体系，协调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的关系，坚决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3．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社会管理新的基础 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要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同时也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任务，很多“社区服务中心”肩负着几十种服务功能，包括税收、治安、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卫生、防疫、精神文明建设等等，群众用“社会千条线，社区一根针”来形容社区功能的广泛性。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也会带来围绕权益保护而产生的一些权益纠纷，所以需要从社区开始，使社区工作逐步专门化和专业化，建立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新机制。要妥善规范社区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形成我国基层基础建设的合力。 4.发展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我们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力培养和发展经济管理人才队伍那样，大力培养和发展社会管理人才队伍。要把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联系起来，寓社会管理于社会服务之中，在社会服务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不能把社会管理简单地理解为“管、卡、压”，也不能把社会管理简单地理解为解决上访、群体性事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管理涉及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涉及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民生问题。要把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作为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工作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大力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开创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的新局面。要通过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和开展志愿者活动，形成自助互助、奉献诚信的良好社会风气。 5.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注重防范新型社会风险 我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很多国家在现代化中用上百年的时间完成的发展转变过程。发展时间的压缩，也使很多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压缩在同一时空。我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既有火灾、交通事故、矿难、旱灾涝灾、地震、劳动纠纷、贫富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也面临难以预测、扩展迅速、容易引起恐慌的化学污染、核污染、食品安全、不明传染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新型社会风险。这些不同性质的安全问题有时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处理的难度。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共安全体系，加强政府和民众的应急应对能力，普及公共安全教育，提高防范、抵御和治理新型社会风险的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6.抓住当前的突出矛盾，有步骤地解决一批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 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制度不衔接、不完善等原因，也由于我们急于发展而社会管理工作不到位等原因，积累了一些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如部分改制企业职工的补偿费用拖欠问题、部分集体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部分企业离退休人员工资水平过低问题、部分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部分转退军人的妥善安置问题，等等。随着我国财政状况的转好，我国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我们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下决心用十年的时间逐步解决这些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切忌抱有在发展过程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严防社会问题的积累留下爆发的隐患。 7.发展壮大社会组织，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要通过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完善社会化服务网络，努力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社会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以提高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为重点，推进管理体制创新，建立法制健全、管理规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转变职能的需要，着力培育发展经济类、公益类、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和社区民间组织，支持和引导科、教、文、卫、体以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涌现的新型社会组织。同时要加强对社会组织活动的依法监管，形成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加大对非法、违法、违纪社会组织的查处力度，打击邪教组织、黑社会、非法传销组织和社会敌对组织，保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8.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社会管理中的依法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依法治国的局面基本形成。但与经济领域的立法相比，我国在社会领域的立法还相对滞后。特别是在社会管理方面，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以行政决定代替依法治理的情况，在一些地方还相当普遍的存在。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把社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的需要，加快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步伐，特别是完善劳动关系纠纷、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治安、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中的依法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9.加强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提升社会管理的软实力 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不但要重视硬实力建设，也要注重软实力建设。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民主法治、和谐正义、共同富裕等方面的价值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完善与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相配合的道德秩序、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要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基本内容的公民道德建设，倡导爱国守法的传统道德、诚信敬业的职业道德和互助友爱的家庭美德。发挥道德规范和道德舆论在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欺骗欺诈、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行为方面的作用，形成鼓励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乐于奉献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和机制 10.认真总结地方经验，完善社会管理创新的顶层设计 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改革过程中被实践证明的一项成功做法，就是注重总结地方经验。现在各地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有许多好的经验，如北京建立社会工作委员会、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经验，上海市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的经验，江苏省南通市建立“大调解”制度的经验，浙江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的管理经验，辽宁省建立“民心网”为群众排忧解难、处理上访诉求的经验，等等。要通过系统总结地方经验并加以提炼，完善社会管理创新的顶层设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道路。 （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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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八大”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表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 张道一（1926年出生）云南人。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实际上，这些人所以提意见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而不是反他，但他心里好像是有点不平衡。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他在北戴河开始反击，提出：经济建设没搞好，是因为没有抓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的因，引出了“北戴河会议”的果，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北戴河会议”开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发展的时期。 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抓阶级斗争，江青就嗅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马上抓出《李慧娘》这台戏来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说《李慧娘》这个鬼戏就是要反党的。于是到上海找人写文章批这个戏，批这个戏附带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写戏人孟超和廖沫沙关系很好，廖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江青和康生就把这《有鬼无害论》抓住做靶子批。实际上，康生是最喜欢鬼戏的，记得几年前他在紫光阁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他说：“鬼戏也可以演嘛，将来你们如果不演鬼戏，我就不看。”他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戏，而且孟超写这个戏也曾受到康生的称赞和鼓励。 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抓阶级斗争之后，康生就180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批孟超，附带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写了一个应付性的检讨。实际上，从这时起，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展开了。江青和康生这是第一次点北京的名。发展到后来就是批《海瑞罢官》了。本来，海瑞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中央全会后马上就叫我找吴晗借明史书看。吴晗送来明史，经我手转给了彭真，他还真翻看了，可见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彭真是很重视的。《海瑞罢官》的戏，胡乔木也很重视，是他听毛主席讲后找吴晗谈，建议他写的。谁料后来竟造成了一大历史冤案！ 问：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是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的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是直接批给彭真、刘仁的，是介绍柯庆施在上海开展文艺工作的一个简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给刘仁，这次特别批给彭真、刘仁，是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就更厉害了，矛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江青在那一时期借口病后调理身体，听了北戴河会议的风，就调了许多电影片看，从中找阶级斗争动向，就找出了现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问题。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上海是受到表扬的，他们提出要大演大写解放后的13年。 问：北京对毛主席的批示有什么反应？ 答：北京接到这个批示确实感到了压力，市委常委赶快开会讨论怎么办。从那时起，彭真、邓拓、李琪等就大抓演现代戏的问题，北京就此产生了一批现代戏。像《箭杆河边》等戏都是1963年1964年抓出来的。1964年8月9日，周总理、董必武、罗瑞卿等都去看了《箭杆河边》，给予鼓励。 彭真曾亲自要我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起扬（党委书记）请到家来，表示希望人艺创作表现北京的现代戏。刘仁随着就安排赵起扬等去京西矿区体验生活。这以后，他们赶写出剧本《矿山兄弟》。此剧彩排时我去看过，回来后向彭真汇报说此剧不错，彭真很高兴。这说明当时北京市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彭真同志还提出了口号，叫“写北京，演北京”。这个口号，李琪曾在大会小会上广为宣传。北京市在那个时期创作和演出了《向阳商店》、《背篓商店》等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所以说，北京一直在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北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我参加了。会后，李琪要我参与起草市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讲：北京市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的，多年来北京市是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的，总之，不承认北京是一条黑线，而认为北京市是一条红线。江青和康生看了这样的评价，当然会极不满意的，毛主席也不会满意的。 问：听说，因为沪剧《芦荡火种》，彭真和江青曾发生冲突，您当时在场吗？ 答：这得从头说起。 1963年，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剧团也试演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即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对京剧团排成的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李琪把这个情况向彭真反映后，彭真把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几个人找到家里来开会。我回忆，这一次彭真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服李琪、赵鼎新给买了票的观众退票道歉。 可是，江青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看到这个戏底子不错，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又把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并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了两场，她认为少了，不给她面子。为这个她到处吵，和李琪吵，和赵鼎新吵，最后直接找到彭真家里吵。第一次来是为安排剧场的事，那次我正好在场，看到江青很横的样子，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还直呼人的名字“彭真”。 ?后来江青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工人俱乐部作为她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为了把她的试验田搞好，她竟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到她的试验田。而有些尖子演员是别的戏的主角，抽出后其他戏就没法演了。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有意见，李琪有意见，协调来协调去，不那么痛快地调给她。李琪向彭真反映后，彭真也有看法。江青为此又第二次直接找到彭真家里来吵。这次彭真不让步了，她又气呼呼地走了。她走后，彭真对我说：“我不管她什么人！我要到中央去告！” 我虽然是个小干部，但当时对江青的这种作为也是愤愤不平的，因此我曾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骂过：江青“她算老几？”这曾成为“文革”中我的一条罪状。 江青在提出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后，就直接插手《芦荡火种》的改编。在《芦荡火种》改编成《沙家浜》的过程中，江青管的特琐碎，细到演员衣服上打几个补钉打在什么地方都要管，唱词也是反反复复地改。改得太多，赵燕侠唱半截就记不准是旧稿是新稿了，颇有怨言。那时因为彭真特别交代我注意一下文艺方面的事，我就常去看彩排。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和剧团的人谈话就在剧场的小客厅，我自然要去了解，去听谈的什么，好回去向彭真汇报。江青在“文革”中说她在进行革命现代京剧改革时市委派特务跟踪她，“盯梢”，指的就是这个事。我把赵燕侠等的反映向彭真同志汇报了。彭表态说：“我们作为领导，管的是政治方向，是方针，至于艺术上的事，细节上应让艺术家自己去处理，不应干涉过多。”彭真的这些话我曾向市委宣传部传达过，李琪同志等也同意这一方针。这些后来都成为我们反江青的罪状。 赵燕侠对江青所作所为无法不流露出不满，使江青十分生气。江青觉得赵燕侠所以这样，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就不再用她了。赵燕侠本人为此在“文革”中也吃了许多苦头。 后来在京戏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戏搞得不伦不类，把京剧的传统唱腔改得面目全非，像“话剧加唱”。我反映后，彭真明确指出说：“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这和江青主张破传统程式，大破大改的干法是不一样的。彭真对江青主张将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方针更是明确地不赞成的。他认为：主要应提倡反映现实，但是历史戏，好的也可以演一些。用新的观点编写的优秀的历史戏，对人民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娱乐作用。他的这一观点，也反映在他为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报告前他口授，由我记录整理了个提纲；报告后，又根据大会的记录稿予以整理，由彭真亲自修改审定，在《红旗》上发表。他还说过：像马连良这些人也要给条路走嘛，也得给碗饭吃嘛！ 北京市委当时那样对待江青，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按原则办事，不能因为你是主席夫人我就要对你如何如何。当时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早年曾经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名。她到北京来，刚来时市委还是比较重视的，派市委书记邓拓陪她看戏。只是因为她随意指指点点，随便议论人、随便批评人，才引起大家不满。邓拓至终只陪了她两场，就是因为看不惯她的作风，借口有偏头痛就不陪了。江青因此更觉得受冷落了，因为她去上海是柯庆施场场陪她，而在北京，不仅彭真不陪，刘仁不陪，连邓拓也不陪，她便觉得太降格了，心里老大不高兴。 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处理和江青的关系上坚持原则，不愿苟同，不愿屈从，使江青大为光火。这也许就是造成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种“枕头状”的一个因素。 京剧汇演大会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个通栏大标题，说顾问康生、江青到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我看到后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发议论：江青又不是中央领导，怎么能在《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通栏发她的消息？这是违反常规。“文革”中这也被揭发，成为罪行。 我在当时曾把我在京剧改革中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向彭真同志讲了。彭真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听各种不同意见，所以我在他面前无所顾忌。 问：关于彭真同志能听各种不同意见，和他接触较多的同志似乎都有这个印象，您能再具体说说吗？ 答：我讲几个小故事：三年困难时期，他派我随副市长赵鹏飞去怀柔一渡河农村蹲点，研究农村的体制和分配关系怎么个搞法。我们俩人回来就向他汇报吃食堂不行，那时吃食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标志”啊！取消食堂就是反社会主义。但我们仍然和他说，办食堂把树砍光了当柴烧，没有柴时，就拆房子，把檩条拿来烧，农民吃饭又吃不饱。后来我随他去山西，他让我出去转转，看看自由市场，我回来和他说，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鸡，买到猪肉，当然价钱贵一点，但是能买得着。这是在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背景下向他反映的情况。他是愿意听真话的。 大跃进时期，东北大协作区计委下边有个处长叫李仲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前），他的基本看法是：这几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我看了这个材料后专门挑出来给彭真念了，可以明显地感到我是同意李仲云的意见的，当时彭没有说什么。庐山会议之后兴起了反右倾运动，李仲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并没有一句批评我的话。所以我有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讲，他是能听得进真话的人。 1960年有一次，他问我：你拿过碉堡没有？我说，我没当过兵怎么会拿碉堡？他说，这次我让你去“拿碉堡”，改造“三类队”。我给你请个老师－－赵鹏飞，我让他带着你去。赵带我去了通县牛堡屯东永和屯大队。赵把我介绍给公社的几个头头，请他们介绍了情况，对我说，过几天再来看我，他把我在大队安排好以后走了。后来又来过几次，帮我分析情况。我在东永和屯吃食堂，交粮票，吃豆腐渣子、酱渣子掺和着做的窝窝头，每天给我一个大窝窝头，里边就是麸子、米糠等这些东西。农民还吃不到那么多。我为了让他知道农村的贫困状况，特地拿了一个我们在大队食堂吃的窝窝头回来给他看，说这就是老百姓每天领到的“三两八钱一”的粮。彭真看了后直摇头。这时老百姓的生活已贫困到了极点，北京地区有许多村也出现了浮肿，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在村里住了些日子也浮肿了，腿上一按一个坑。彭真见我回来了，让我和他一起吃了顿饭。当时他有特供，当然，肉已大大减少了。我心里很热乎，知道他关心我，也愿意了解下面的疾苦。 问：“文革”前夕，批“三家村”时您在哪里？ 答：1966年春天，我在通县农村正搞“四清”，突然接市委组织部电话，让我回来，说组织部佘涤清部长找我谈话。我赶回来，佘部长说彭真发话了，分配你的工作，要你去《北京日报》。我心里老大不愿意去报社，我跟老佘说，我能不能找范瑾谈谈，他说可以。范对我说：“现在要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市委考虑要找一个熟悉市委情况的人，在《北京日报》内部成立大批判组，市委决定让你负责这一工作。”范瑾转述万里的话说：“现在三个秀才（指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掉下去了，我们这些人在旁边看着干着急，没办法！”确实，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形势已经十分紧张了，要赶快筹备大批判。但我在乡下四清，对形势的紧张并无感觉，我还是不愿意去，就又找了刘仁。刘仁正养病，他说他不清楚这件事，就立刻用电话把佘涤清找来，打听出是市委常委讨论定的，刘仁说：“常委讨论了，你就去。”我只好去了。出刘仁的办公室后，碰见刘仁的秘书张天泰，我说要调我去报社，我不愿去，他说：上海市委已组织了理论队伍，北京市委也要组织，你就去吧！我得先回通县村里交代工作。范瑾打电话催我，我没有立马回来。这是3月底4月初的事，这一下就错过了《北京日报》“4·16编者按”这件事。我当时不愿去，倒并不是我已经嗅出了点什么，想故意推脱，只是不喜欢去《北京日报》，拖延其事，碰巧就错过了北京市委被迫仓促应战的这些准备。“文革”中我才了解到：在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主席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于是，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上以3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按语是由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这后来被江青、康生斥为“假批判，真包庇”。配合着编者按，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以上这几批材料，都没有应和毛主席的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到《北京日报》后立即就着手组稿了。与此同时，李琪同志在市委也组织了一个大批判组，拼凑批判内容。我当时感觉到，市委领导内心有矛盾，真是很苦的。毛主席既然已讲话，只好按指示办，但是心里并不相信邓拓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当时已被逼得步步后退，但是，彭真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丢车保帅”。我后来琢磨，他当时也还没有感悟到：毛主席为什么要批“三家村”。 过不几天，范瑾找我，说“康老”（康生）已组织了一批人在搞材料，“我们慢慢发”。5月8日，《光明日报》登了何明、高炬的文章，那是江青、关锋的化名。这两篇文章登了后，《北京日报》第二天就开了我的斗争会，说我是彭真派来的什么什么，会上有些人喊：“张道一滚出去！”我说我还不愿来呢，和有关人士打了个招呼，拿上我的水杯就离开了《北京日报》。 问：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曾委托总理和彭真主事？ 答：庐山会议彭真是后去的。本来彭真是在北京留守，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彭德怀写信之后，毛主席让打电话把彭真紧急召上山。中央委托总理和他管这件事。他走前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就只带着张彭一个秘书匆匆去了，到那里才知出了大事。因为要看大量的材料，又要找许多人谈话等，他才又急忙叫张彭给我打电话，叫我连夜去南苑机场，坐军用小飞机于清晨赶去庐山。 彭真和总理在庐山会议主事期间，有一件事值得谈谈。当时同情彭德怀的人中有四个秀才，即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吴冷西。本来也要批判他们，彭真对我们说：最后是总理、彭真为他们讲了一些好话，说他们是属于思想问题、观点问题，才算没有多计较，没有批判，没有划什么分子，保下来了。 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一个人敢不积极。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形成一个民主风气。特别是当毛主席的威信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神时，他讲什么别人都不反对，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认识到他在长征中正确，发展到认为他一贯正确，到不敢怀疑他有什么不正确，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1934年所以有长征，是反“围剿”的大失败，实际是逃跑了，在苏区呆不住了。在长征途中，大家体会到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他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因而在遵义会议上确认了他的领导。大家从实践中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是正确的，全党一致信服他，以致后来形成毛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彭真敢于在某些场合讲点不同意见，实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彭真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虽是紧跟毛主席，但我的感觉并不特“左”。据我的体会，彭真同志对干部是很爱护的，完全不是随便整人的那种坏领导。延安整风时期搞极左、搞抢救干部，康生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因为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话说到这里，我还要插一段文艺整风的事。1964年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第二次批示下来后，文化部和各文艺协会都展开了整风。文化部党组整风中，齐燕铭（党组书记、主管戏曲改革工作）几次检讨过不了关，他很紧张，竟在会上痛哭流涕，说自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文化部的整风简报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我看到后，把简报送给了彭真。彭真很重视，接着就通知文化部党组几个成员夏衍、齐燕铭、徐平羽、徐光宵等到他家里来。我招呼他们都坐下后，在一边作记录。彭真对他们说：现在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大家都缺乏思想准备，身子进了社会主义，头脑没有进来。这不要紧，这就要加强学习。这就好比，我们都是要去天安门，有的人走得快点，有的人走得慢点，但大目标是一致的。文艺整风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家有了错误，好好检查就是，没有什么紧张的。这一番话，显然使文化部的人感到温暖。与江青、康生之流非得要揪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而后快的态度成了鲜明对比。可见，彭真是反对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动不动就乱上纲乱打棍子的。也许，这也是他从延安整风中吸取的教训。 彭真一向提倡实事求是。大跃进中间，大家头脑都很热，什么一亩地打1万斤稻子等等。邓拓调来北京后办了一个理论刊物《前线》，《前线》发刊词是彭真写的，其中有很精辟的话：“更不要像风筝、氢气球，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这就是针对大跃进讲的，提倡的是实事求是。不仅彭真是这样，包括刘仁。刘仁从来不讲虚的话，所以彭真很信任刘仁。这两位市里主要领导的作风都不是那种浮夸的、哗众取宠的，吹牛拍马的、阿谀奉承的。所以，在整个市委干部中，风气较正。我们叫彭真都是称彭真同志，没有叫彭市长、彭书记的。 问：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他回了趟山西，主要是去做什么？ 答：是看他母亲去了，但主要目的是沿路考察农村的情况。我们从北京出发，走保定、石家庄，先后找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开会，谈农村经济形势。当时彭真想的是怎样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他的具体想法是，从分配政策上着手，要让农民有余粮，他在探索从政策上规定“三包”：包工、包产、包公粮，征购定死，三年不变。如果征购后还有余粮，余粮怎么办？除完成征购数外，还可卖余粮。怎么卖？他提出1：3：3的比例，就是国家拿一成，公社拿三成，农民留三成，或采取其他比例，可以商量。他这次出去是按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讲的，要恢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后来去了太原、曲沃、侯马，他想听听老家的人讲真话。他回了趟村里，住仍是住在火车上。他把老妈接到火车上，吃吃饭。他也去土窑洞看了看，看了他二弟、四弟；又叫安排和村干部、村民见面，他被安排在一个大房子里和约200个村民见了面。彭真讲话说，几十年没回来了，回来看看大家，又讲了经济形势、政策等。在讲话中他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因为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马克思犯过错，毛主席犯过错。他说：“谁不犯错误？毛主席自己讲，我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我彭真犯过的错误就更多了。”他在多种场合这样说过。他说，这几年搞的不好，大家吃了苦，我们有责任，党中央有责任。以后会好起来的。这一次，他又讲了他正在考虑中的征购政策。在他讲对错误他也应负责时，态度是真诚的。 他四弟在村里表现不好，欺负人，他当面批评了他弟弟，找到县委书记，要求他们严格管他弟弟，不让他胡闹。他家里人真是一点也没沾他的光。他母亲小脚，快80岁了。窑洞还是原来的，旧的。 彭真从老家出来后又去了运城、曲沃，除了和地、县干部座谈外，还抽空去看了大槐树、苏三监狱。最终从太原回来，直接回北京，沿途了解了不少民情。从火车上看到人拉犁。 问：在中苏两党论战中，彭真和赫鲁晓夫面对面地争论过吗？ 答：是的，他作为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有时是副团长）去了苏联几次，参加中苏两党会谈，我没有随同去，但他回国后往往会和我们聊起在苏联吵架的事。他说：有一次和赫秃子面对面地站着，赫用一个手指指着彭真的肚子问：“彭真同志，你这肚子里装了多少东西啊？”显得很佩服彭真的样子。赫吹捧苏联有多少多少坦克，彭对应说：“赫鲁晓夫，我告诉你，共产党员从来就不会被坦克压垮的！”令人感到一副大义懔然的气势。 有几次他也聊起1945年在东北的情况。苏军要我军撤出沈阳，当时他面对的是苏方远东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也曾用坦克吓唬人，说如果不撤，苏军有多少多少坦克，彭真也是这样顶对方的。 问：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一个是苏区党，一个是白区党。而在“文革”中，各省的地下党都挨了整。对这一现象，您有什么解释吗？ 答：党的“七大”时，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白区组织代表团参加“七大”，彭真是白区代表团的主席。从历史渊源讲，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深：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彭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这是30年代中期的情况。北方白区党的基本骨干有一批是“12·9”运动时的一批学生干部，再有是薄一波、刘澜涛等61个中央批准办了手续出狱的那批干部。这些是白区党的基本骨干。“12·9”运动的那批人中，有姚依林、黄华、蒋南翔、李昌、黄敬、陆平、郑天翔、荣高棠等。我寻思，毛主席对刘少奇产生看法以后就累及了整个的白区地下党。他可能怀疑白区工作这批干部都是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他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可能就多了个心眼。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泽东要搞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任彭真。比如，1961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任命彭真为团长；60年代中期，有个时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让彭真去和朱德谈话的。又比如，直至1966年3月，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中央就把周总理的一些工作交给了彭真代管。 问：毛主席曾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很可能主要是听了江青的小报告，另外就是北京市委扣发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并追查文章的背景。周总理就说他并没有感觉到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从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委积极地、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在开展某些运动，如实行某些新政策上往往是先走一步，或者当作全国试点的。至于一些中央机构在和北京市打交道时，可能采取比较客气的态度，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彭真毕竟是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如果说，当年北京市委是很有权威的，倒是可以那么说。举个例说，50年代北京市搞卫生运动，一些街道工作的小脚老太太去检查卫生，一些中央机关大院不让进门，彭真听后很生气，马上召集各中央单位（包括军队各大总部）的负责人来市委，要求大家支持卫生工作，所以那时北京市的卫生搞得很好的，一时有“无蝇城”的美誉。 北京市委在有些事情上是和中央有的同志在认识上、做法上有着分歧，也可以说对有些事情“顶”了。举些例子来说：城市开展“四清”运动时，北京有几个点是由中央机关派人来搞的。像北京大学、朝阳医院、北师大等等，都是中央机关部级干部率领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搞出许多“问题”，北京市不同意，看法上有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原因之一。 北大搞“四清”（社教运动）时，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他拿陆平开刀，说陆平是坏人，说北大已经烂掉了，等等。彭真知道后，把我找去，派我去北大了解情况。他对我说：“你到北大去看看怎么回事！说陆平是坏人，别人我不了解，陆平我还不了解？”工作队说，北大被一些坏人钻入党内篡夺了领导权，根据是许多中层干部、总支干部出身都不好，是“阶级异己分子”，彭真问我：“你什么出身？”我回答我家庭出身还不坏，是自由职业。他说：我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不少人家庭是地主、资产阶级。我们是“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有许多人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而参加了革命的。北大技术物理系当时有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控诉总支书记让她搞实验，是用射线杀伤她，是“阶级报复”。我听后向彭真汇报，说这个问题难说，这可能是由于对使用放射性元素没经验造成的，是否是故意的需要有关部门鉴定一下，彭真表示同意，要我找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彭真向小平汇报了北大“四清”的问题，后来在国际饭店召开了会议，邓小平讲了话，拍了板，说应给那些搞错的同志平反，北大社教搞极左，搞过了。 以上，是属于“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独立王国？还是属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当然，北京市也不是样样事情都顶得对，也有属于北京市做的不对的时候。如开放自由市场，陈云打过几次电话，让北京开放自由市场，北京就是不开。彭真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助长单干。刘仁专去看过三河县的自由市场，回来后持否定态度。 问：听说彭真同志曾和您们秘书谈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提倡“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阐发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有过这事吗？ 答：对！彭真确实不只一次引用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到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关系时讲的。彭真说：共产党人尤爱真理。他在大小会上都说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他说，谁不犯错误呢？他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七千人大会”时，他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发的言；批《海瑞罢官》时就更是。他对毛主席一方面是非常尊崇的，同时又是清醒的，不是盲从的。 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就是要扯到为彭德怀翻案的问题上。而彭真坚持认为吴晗与我党关系一直很好，是爱国知识分子；应当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 彭真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处理问题，要分清是和非的界限、对与错的界限、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定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把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二月提纲”的中心思想。 就我个人和他接触所见，彭真有几个观点比较突出：一个是讲法制，要依法治国，而不是讲人治。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法学家张友渔等人的关系也密切。另一个是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再一个是他非常重视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这位首长，在向干部作报告中，常会讲点哲学理论。他教育北京市干部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自己很注意理论学习。彭真有时让我帮他查阅理论方面的书。除了在和苏修论战期间他有时要我帮他查书外，记得60年代初期，他曾让我帮他查阅马克思有没有关于个人迷信的说法。我从马恩文选中找出《论权威》这篇文章给他，还在文中划出一些重点。这本书肯定还存在彭真同志办公室，可以找得到。他是个有创见有新思想的人，他写东西也很严谨。 拉拉杂杂谈了这许多了，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我认为“文革”中说彭真反党反毛主席纯粹是诬蔑。彭真并不反毛主席，有力的证明就是：1989年，彭真在受尽了“文革”的诸种折磨之后复出，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不容否定的（大意如此）。这种话出自他这样受了莫大打击的人之口，是特别使人感动的。这说明，他处理问题、思考问题一向不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们常常习惯以不赞成党的领导人的某个观点就认为是反党，这是党内缺乏民主传统的一大弊病。我以为，彭真那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李逊达短评 张道一在访谈录中这样直率地把当时最高的权力层，对毛的一些意见如实表述出来，说明当时党内已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个人的思想，是不能代表党的集体思想，否则混淆一起，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为了避免类似重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也说明了，当时毛泽东虽在党内已树立了一定权威，并有盲目崇拜的倾向，但还没有达到盲目崇拜的顶峰。所以当时修改党员的报告应当是一件明智的政治民主大事，如果这一步党内达到了共识，也许不会出现文革的造神运动。 也正因为党内高层中某些人追求民主动向，才引起毛的极大疑心，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当时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后来一一都被打倒了，首先是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后来就轮到打倒刘邓，毛的排除异己的步骤是非常清晰周密的，他一不做，二不休，决不允许任何人向他挑战，要害是担心他死后让人鞭尸，他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总有一天他的过错是无法盖棺定论的。 毛泽东晚年明白得很，他在北京已不是多数派，权力已受到威胁，还有被架空的可能，他完全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所以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提上万言上书，他就确准这是彭要反对他的一个强烈政治信号。但他不能一棍子把反对派全部撩倒，只得一步一步走，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破。他善亍发现高干中命哲保身的人占极大多数。他玩弄这些马列主义者是有一套“高明”政治手段的，彭德怀显然不是他的对手。谁掌握中国文化谁就是胜利者。 林彪在这场党派斗争过程中，他头脑更加清醒，充分认识到毛的威望是建立在下面被愚弄的民间中，暂时还不可能被对手边缘化，于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要伪装，只要达到被毛宠信，一旦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大权力，就能伺机反扑夺权。他的狡黠和毛的狡猾可说不分高低。一个愿意被利用，一个善于利用别人，于是彼此利用成了亲密战友，你万岁我永远健康，一场活脱脱的党内权力斗争妙戏，就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拉开序幕，总策划者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江青。 中国的文化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用文化来析释，不管你如何去透析，都逃脱不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劣根性决定了这个民族是无法摆脱封建主义枷锁的束缚；当西方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中国的农民还在为分得三分地血战。中国无产者本身从雇农中脱胎而来，他们也只求得一天三餐就满足了。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民造反，用暴力取得了政权，没有先进思想可言，只能采用阶级斗争的暴力统治来巩固政权。所以必须要排除一切外来先进思想，就必须关紧大门，勒紧裤带过苦日子，而统治者享受特供，老百姓无权干涉。当改革开放后，权力者又必然吸收外来的糟粕文化，去腐蚀大众思想，而所排斥的恰恰是西方的先进文化的精华，今天创建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其实就是封建文化和外来的腐朽文化杂交的一种低俗文化，在这样文化薰陶下，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不但不可能被根除，而且被统治者充分利用，导致这个民族从低俗再走向堕落，变得无药可救的腐败一代。 张道一今天再说彭真当年并不反毛主席，说这话我认为是违心的。所谓有力的证明就是：1989年，彭真在受尽了“文革”的诸种折磨之后复出，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不容否定的（大意如此）。 然而这些理论根据我认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当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发动时，彭德怀等人就已经质疑毛泽东思想给党所带来的危害性是致命的，更何况在文革结束后，对毛泽东的错误有了进一步认识后，就必须对他的错误思想作深刻认识，加以彻底批判。否则毛的现象永远消除不了，他的影响将折腾中华民族无限地延续下去。

随着高利贷的兴起，钱的时间价值，这个看起来和教廷无关的概念，却在深刻地挑战统治者的权威。没有时间价值的钱更不会有流通价值，而正是钱的时间价值鼓励了投资，鼓励了冒险，鼓励了用借来的资源博取更大的回报，因为钱是在分分秒秒增值的，这也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一个货币的借贷应该有回报的原因，正是这种时间观念和冒险精神让英国在当时领先于诸国，让无数冒险家争分夺秒向世界各角落出发。     文明的时间轴   文 / 陈博（芝加哥大学）     来美国以前我把美国的学术想得神圣至极，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的通识课程（Core）。拿到书单的时候我就乐疯了有没有！亚当斯密，马克思，德科海姆，笛卡尔，康德，休谟。。。恒星遍天，这书单纸仿佛都拿不稳了。但后来我才知道，尽管这些人的思想构成了人类文明最灿烂的篇章，自己却不一定能读出滋味。初时的对名家的盲目崇拜是我要坦诚的第一个错误，而忘记了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是第二个错误。 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在中国教育体系下浸淫了十年以上的学生，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八年的人。尽管我坚信人不应忘本，我却在学术这件事情上忘本了——我忘记了自己是无法摆脱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深入西方经典的，也没必要摆脱的。我越发明白没有思想是普世的，任何思想都有自己生成的土壤。看西方学术作品自然不应狭隘地俯视，也不应仰着头看，但最重要的还是立足于对方，他者的土壤来审视他的成型过程和伟大之处。而这样以他人的视角来审视却是我一直没有学到的。 无论承认与否，中国的发展都是超快速跨时代的，无数社会思想，经济理论，道德学说还没在理论上成型就已经被千万人实践，推高，又消逝。中国就像一个大社会实验场，从极左猛地转舵到市场经济却又在意识形态上以保守的威权政治为正统，在短短时间内从人类文明范式的一个极端苏联拉扯到另一个极端美国，而中间又有意无意地混杂着欧洲的社会主义改良思想并参悟着南美自由经济的教训。十九世纪的上海是资本家的乐园，那今天的中国大概就是思想家的逐鹿场。从极左的乌有之乡到自由主义的南方系，无数的观点在突围反突围。 而西方那些经典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细水长流地在数个世纪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有着极深厚的历史社会背景。而中国从来不乏舶来品，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少了很多积淀。中国的山寨技术，无论是山寨制度还是产品，都一次过把东西给复制过来压缩在一张二维平面上；而西方的发展出的终端产品是有着明显时间轴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追溯出其历史渊源和来历的，每个东西都是优胜劣汰或人为选择后留下的，因此那是有厚度的成品。 就像美国的宪法，每个条文都有着历史上争端，案例，判决，形成了法的精神。 就像一个互联网产品，每个组件功能都有其历史，研发适应过程。而腾讯百度基本上都是一锅端。 在中国大部分舶来品都只能看到一个断层面，而难以看见时间这条轴上的演化。看得见时间轴的要不然是我们的原创，如儒家思想，经历汉武宋元乃至明清，要不然是经过天才般再创造改编过的，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种，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毛泽东思想，阶级理论和军事战略。 西方文明的结晶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在学习其精髓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就忽略了其时间轴的建立，而觉得分外苦闷，不解，觉得那是一纸废言，不但和今日之中国无关，更和今日的西方无关。 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开始那是一个激动啊。这不是被人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圣经吗？那双看不见的手不是已经搅和了中国30年，搅和了世界400多年了吗？但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那些简直不就是中国大学财经课本的翻版吗？通篇大白话，全都是一个地里的农民，村里的个体户天天在实践的东西。请一个乡镇企业家来做报告也不会做的比斯密差吧。 “就资本利润说，就连最普通的利润，我们也很少能够确定。利润极易变动，经营某特定行业的人，未必都能够说出他的每年平均利润是多少。”——《国富论》论资本利润一节 废话，中石油都不能确定它明天的利润会多多少。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 这不是货币供求关系的说法么。这在经济课上早被芝加哥教授大卸八块从数学角度微分又积分地分析了一通，现在再听你讲一遍又有何用?好吧，你说你是祖师爷第一个这么讲的人，但你讲出来终归是这些东西，我又如何撰文来分析？可教授却偏偏喜欢拿出一段文字叫我们细细分析，一开始让我直骂没事找事。 就像我幼儿园读的第一本书固然重要（大概是十万个为什么吧），但你今天要我分析这本书，我却也无从下笔。因此，在初入芝加哥的那段时间，我常常困惑地无法在那些“简单”的文本中找出任何可用的素材，只能无病呻吟，抓着些零碎段落浑然分析一通了账。 现在回顾起我的Core,还不禁莞尔无奈。 亚当斯密是注定无病呻吟的了，德科海姆有些意思，但有机分工和机械分工的东西表面上太玄，讲透了却也就是流水线分工和社区友谊的区别，马克思是让老外们抓狂的，但是让一个浸淫在中学政治课本中6年的人来看却是再无聊不过，以至于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马克思1842手稿》的伟大时，我看到那些异化，阶级，剩余价值，生产手段之类的词语就郁闷——老马怎么还来美国唬人啦？至于弗洛伊德照样是意淫的，反正没人可以证伪他，儿子总爱妈女儿总爱爸。休谟有意思，只是看完后再不相信科学了，反正连因果都不确定了。笛卡尔呢？简直就是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的启发者啊，他的方法论不是高考复习法的17世纪翻版吗？     我的Core就在这样的翻烂帐，胡思乱想和心中乱骂中过去了，就连《极权主义及其起源》这样本来似乎会有点现实意义的书我都可以看出哈欠来，只因为她大篇大篇地讲法国的排犹主义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只因为我忽略了那条时间轴，忽略那些经典是怎样从基础上一点一滴构建的。罗马非一日所成，但游人看见罗马时的激动又怎能和一个设计师看见罗马耸立时的壮怀激越相比？因为在设计师的眼中，这座城市是数个世纪的积累，每一砖瓦，每一块巨石除了长宽高的外部表象都还有着在整个构建过程中的独特价值。这是社会学家看文明。但最心怀崇敬的还是历史学家吧，是历史学家不止看到了城市建筑的构建，更看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史，看到了斯巴达克思的起义，三巨头的争霸，迦太基的战争；眼前的巨石林立可以瞬间化为奔腾的洪流，顺着历史的河岸长泻而下。以至于在下游平静的流水中拾起一块鹅软石的时候，他可以历数出上面的刻痕是在哪个急湍哪处转弯所留下的。这种充满悠远的遐想给了人类文明以厚度。 上次在巴黎郊游，我们聊到巴黎城市的建筑风格非常相似，而佛罗伦萨一带几公里外往往就是一片新风格。我猛然想起也许这是因为法国历来是王权集中之地，而意大利则以城邦公国为分，自然在风格上变化更多。几天后我读到《带一本书去巴黎》时，才进一步了解到巴黎是因为18世纪那一次大修后由一位设计师整体规划成了今天的模样。这步步推进的认识慢慢地把历史那根轴勾勒了出来，比只看到眼前的一面岂不是乐趣大得多？ 可惜这个道理我没有早点明白。在芝加哥的美国教授似乎从来没有提醒这一点，或者提醒了，我碰巧睡着了。但确实，这是只有这学期我在巴黎上文明史必修的时候才从一个法国教授身上领悟到的。这位菲利普先生只教了我们短短三个星期，却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他也是一个讲学派，常常一口气连讲半小时不停歇，在倾听了一两个问题后又再次激动地讲半个小时。 不少美国同学纷纷表示受不了，也许他们习惯了学生踊跃发言的课堂。但上帝，那又有什么！一个有料的教授你不让他讲难不成还让学生主讲？让the kid大发“妙论”？让叽叽喳喳不知所言？一个用毕生积蓄来讲学的教授三分钟可以比五个学生讲的更透彻，就让他统治时间好了，就让他畅所欲言好了，承认差距吧，为什么要让自我表现欲那么膨胀，为什么倾听半小时就坐不住了，是被快餐文化洗脑了么？ 至少他让我重新发现了西方经典的意义，他给文明加上了漂亮的时间轴。他从文艺复兴讲起。曾经他谈到借贷一事。在今天，借贷收利息再也正常不过了，然而他点出在中世纪时借贷是从来不收利息的，那不但和天主教教义不符（帮助不应索求回报），更和当时人们静态的价值观不符。借出十分，要回来的也应该是十分，天经地义，童叟无欺。 不！他激动地谈到。钱是有价值的，是有time value的，这是资本主义的最核心奠基石之一！随着高利贷的兴起，钱的时间价值，这个看起来和教廷无关的概念，却在深刻地挑战统治者的权威。没有时间价值的钱更不会有流通价值，而正是钱的时间价值鼓励了投资，鼓励了冒险，鼓励了用借来的资源博取更大的回报，因为钱是在分分秒秒增值的，这也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一个货币的借贷应该有回报的原因，正是这种时间观念和冒险精神让英国在当时领先于诸国，让无数冒险家争分夺秒向世界各角落出发。 这就像在一个人家里挂上了从未见到的时钟，time is ticking. 这就像给一个学生deadline，time is ticking， get off procrastinating! 这就像给人类文明上了发条！追求天堂安稳的教廷顿时恐慌了，看到人们纷纷为现世的一分一秒而奔劳，谁会在乎后世的永恒呢？西斯廷教堂的宏大，圣母院的高耸，哦，人们从中再也看不到永恒，反而开始质疑为什么要给教廷贡献那么自己的辛苦钱呢？为什么要买赎罪卷去傻乎乎地等待天堂的升华呢？隔壁的催债人可来的更加急迫呢。 一个人类价值观的建立可以需要千年，但奔溃只需要一代人。一个政权，一个信仰何尝不是如此？瞬间我思路又回到了赵鼎新讲过的threshold effect —— 苏联那降下的旗帜不也正是这效应的完美体现吗？昨日的神圣瞬间失落，昨日的严肃今天看来就像小丑，连那些严肃的人儿啊，也开始嘲笑起昨日的所为，所在只于一念一瞬。 大脑里散落各处的信息瞬间被拼接了起来，如《非常嫌疑犯》结尾的快速闪回，如《电锯惊魂》结尾的恍然大悟。原谅我不能如蒙田般对历史旁征博引，只能以电影来比喻那些领悟的瞬间。 这场无声的变革却是那么振聋发聩，以至于今日还在回荡。这是资本的力量。凭借什么美国，一个制造业已经被掏空的国家，一个一半多生活用品已经不在生产的国家依然能在今天称霸？这在中世纪必然是个笑话，但在今天，凭借着资本的力量却可以翻云覆雨。贝恩资本能够搅得中国的企业实体国美天翻地覆，索罗斯可以用资本进攻东南亚，高超的资本运作可以将行业大洗牌，这都建基于资本的价值，或者，资本的时间价值。没有时间价值的资本无法增值，只能最终沦为一潭死水，或者变为纯粹的消费，以至于今天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已经让不少国内政治家隐忧。但这又何足畏惧呢？资本是会在全球寻找出路的，在全世界投资。美国在过去数十年间的积累已经足以在今天收取红利，用一小部分历史积累购买低价的消费品，再用大部分积累寻找新的增长点，并利用这独特的先发优势继续控制制造业，顺便全球打打围。 而只要我们依旧信仰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就能够自维持下去。只要不是physically 打破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就能运转。就像bank run,就像股市神话。The World is what we believe it is, until we believe it no more. 所以下一步，哦，不对，搞错了这不是什么革命宣言。回到正题。 上述的这一切不都起源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么？是钱的时间价值让资本活动了起来。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经济课上的所学获得了历史这一维度。多少东西在上一个千年还是闻所未闻，而今天却成为了理所当然，以至于回望一眼都觉得困难。也好，正如菲利普所说，美国人就是不怎么注重历史，哪个好用就拿来用了。他同时感叹，欧洲人有时就太被过去所羁绊了——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但至少对我来说，遇到一位懂得历史的欧洲教授是幸运的。没有更早地遇见他，是后悔的。顺便，这位菲利普教授凭借着对蒙田的深厚研究，被法国政府授予了骑士称号。以后见到他，要恭敬地叫一声——Sir!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