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追捕

综治维稳工作的另类视角

综治维稳工作的另类视角 ——对地方主脑的相关解读 作者:杨靖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2 21:56:15 阅读量:36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治维稳工作日渐受到中央的重视,相关研究工作也层出不穷,但此类研究往往将焦点置于底层公众及一线公务人员。笔者自2005年起开始关注综治维稳,并自2007年起连续5年自费展开相关实证研究工作,通过运用资料分析、实地调研、访谈等研究方法,发现基层社会治理机构的负责人特别是县(区)级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对综治维稳问题的影响远非人们常规理解,其决策行为既可能有利于化解辖区社会矛盾,做好综治维稳工作,亦能恶化干群关系、滋生民怨,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对之进行专门性解读就凸显必要了。   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下,县(区)级别党委政府是拥有除军事、外交外几乎全部权力,能够全面掌控、调动辖区行政、司法力量,干预、影响各类监督的最低级别的地方治理机构。他们既受制于上级党委政府,又在其辖区内拥有近乎独立的管理权力,几近“一手遮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当前中国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诸如瓮安事件、新塘事件、织里事件等恶性事件往往都是孤立地发生在某县(区)的辖区内,极少出现“跨区联动”。而基于犯罪学理论,笔者研究发现:发生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发生恶性事件的地区,该区域往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严重不足,治安秩序在较长的时间内较为混乱,犯罪率居高不下;治安综治措施到位的地区社会就稳定,反之则动荡。因此,地方稳则中国定,县区治则天下安。中央、省级党委政府的各项综治维稳政策能否真正落实到位,关键就在于县(区)级的地方治理机构。他们最了解辖区社会发展状况、民情民意,官民互动最为直接;他们的决策决定了上级的精神、意图能否被贯彻执行;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社会安定。县(区)级地方治理机构权力运作的现状是权力普遍被高度集中行使,其具体行使者就是县(区)党委书记、县(区)长正职。这二者中常规而言,前者掌握的权力更大过后者,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一言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安定关键在基层,综治维稳工作的关键在基层,更在于县(区)党委政府的主脑:书记、县(区)长。因此,在中央屡次喊出“稳定压倒一切”的今天,能否保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不发生大的动荡,对地方(处于表达简洁的需要,笔者在本文中将用“地方”代表县区)主脑进行分析,探求其关于综治维稳工作的真实心态,以便寻找相应对策,则应是相关研究的应有内容。   一、过分侧重GDP考核指标是滋生民怨、增大基层综治维稳压力的重要根源。   时至今日,除极少数试点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地方主脑的人事任免与职务晋升只取决于上级机关,其所管理的辖区公众对此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如此,地方主脑的权力观很难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更多的是“只唯上”,甚至“只为己”,而不注重民众感受、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面貌,考核地方党政主脑政绩的主要依据就是GDP指标,GDP增幅的高低在多数情况下直接决定地方主脑职位的稳定与升迁。因此,多年来历任的地方主脑只能主动或者被动的适应这种考评体系,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资源促进地方GDP的增长,在地方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带来了诸如环保、劳资、拆迁等各种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发生。   而地方主脑的实际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问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于2010年组成课题组展开了一项《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认为:党政“一把手”除了工作时间比一般领导干部更长之外,其工作、生活呈“一少三多”特征:休闲少,会议多、出差多、陪同多。县处领导干部总体的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三多三少”现象:室内时间多,室外时间少;与文件打交道多,调查研究少;和上级、同级打交道多,与下级和群众打交道少。职位越高的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时间似乎越短。这种状况使得地方主脑在掌握辖区社会实情,把握民意方面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是作出误判。对某些经济决策可能造成的民怨有所忽视,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甚了解,招致当前社会上和人民群众中一定程度存在的与党和政府的距离感、与党政领导干部的疏离。而这种距离感、疏离感与民生、民怨、民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成为基层社会稳定弱化的根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后,社会管理工作必须也必须相应地作出重大调整,否则二者必定存在不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公众特别是中青年的权利意识普遍得到提高,民主意识觉醒,公众不再安于仅仅作为被管理者的角色存在;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各阶层都开始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期冀得到管理者的回应,他们正在呼唤基层民主。因此,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然而,现实中部分地方主脑由于思维僵化等原因(从心理学角度看,思维模式的转换普遍需要较长的过程),在工作中,特别是工作方式方法上仍旧迷恋旧式的威权主义,罔顾社会发展情势的变化,以公权强力保障经济发展效率,导致了辖区社会管理工作与公众诉求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加之近年来部分地区官场生态的不断恶化,副手与下属不敢或不愿发出“忤逆”的声音,客观上助涨了这种错误观念,地方主脑工作的主观色彩不断强化,更加难以保证所作经济决策的主客观相统一。这已成为地方官方行为时常难以得到辖区公众认可,甚至是招致强力反对的重要原因,大连、厦门等地因为PX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即为明证。   综上,地方主脑往往处于以GDP指标为中心的政绩焦虑中,力图实现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区域“跨越式发展”,以谋求仕途的快速升迁。而地方主脑权力的高度集中,又使得集体决策、科学论证等“规定动作”流于形式。因此,在多数地方主脑看来,个人升迁≈任内政绩≈任内辖区GDP增幅,运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促进GDP的加速增长就成为其工作的基本思路并形成相关制度以行政权为主、司法权为辅全力开展政绩型工作(如袒护污染企业的生产经营、以换取其对地方GDP增长做出贡献、大规模进行征地拆迁以强化土地财政等),而GDP之外的问题则是以规定时间的规定动作进行形式化、程序性处理(如年节等时间探望困难群众)。如此,地方主脑基于对上述理念的“正当性”认识,往往会对“妨害”其工作、降低其工作“效率与效益”者做出否定性评价。对体制内的同僚轻则予以漠视,重则予以政治打击;对体制外的一般公众则习惯性漠视其诉求,甚至动用行政、司法力量予以强行压制其表达权、监督权(如跨省追捕事件)。所以,笔者认为存在缺陷的评价考核机制导致了地方主脑心态容易失衡、决策容易失误,而之后的官方行为则往往会侵害公众的合法权益,引发不满,进而形成、增大综治维稳的压力。   二、官员的任期是导致综治维稳工作治标不治本的重要“罪魁”。   众所周知,我国当下综治维稳压力巨大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消极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从根本上缓解这种压力需要的是长期系统工程。而地方主脑在个人努力与组织培养的共同作用下,极少能在某地以主政者的身份连续多年工作,以现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区长周森锋为例:周于2009年6月至2011年5月任湖北宜城市政府市长;2011年7月至今任神农架林区政府区长。在如此短暂的任职时间内,笔者无法想象周能如何坚持系统的领导当地综治维稳工作。   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过大,民生问题迟迟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犯罪率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因素。犯罪学有个基尼系数规律。一般认为该系数大于0.4就表明国民财富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与此伴随的就是社会不安定。中国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市场经济的理论奠基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此书与其另一本著作《国富论》共同被认为是西方建立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因此,减轻综治维稳压力的治本之策之一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生。   然而知易行难,抛开现有的考核机制不算,地方主脑即便想改善辖区的贫富差距、解决民生问题又岂是朝夕之功?此项工作劳心劳力、费时费财,许多措施的制定实施更是远超地方主脑的权力边界,且会招致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况且此项工作的成果不如GDP增长那么直观,即便取得成效也难以引起上级机关的足够重视。因此,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两利相权取其重,地方主脑显然不会主动在有限的任期内对此进行根治,他们更会选择集中精力、能量开展最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即前述的GDP政绩工程,以“拖”字应对贫富分化问题、民生问题。如此,综治维稳工作在事实上就成为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丢掉”的业务,地方主脑更希望将此问题的真正解决留给接任者。如此心态,决定了地方对于综治维稳往往只愿采取诸如对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性物价补助、不时开展运动式“专项整治”等治标之策、进行零敲碎补式的事后处理如对激发群体性事件的一线公务人员给予开除公职等顶格处理,而极少进行真正的事前处置。   笔者曾赴受到广东省委领导高度好评的佛山市某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进行过实地调研,发现此类机构的设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辖区的稳定,但由于机构人员、权力配置等方面的限制,该中心只能对受理的案件进行跟踪追办,若当事人对该中心的问题处理不满则只能诉至法院。但众所周知,时下法律的权威性并未得到广泛性认可,司法机关时常受到外力掣肘,难以保持独立公正,因此法院判决本身往往并不能令当事人信服,在某些情形下成为爆发恶性案件(如5.26临川爆炸案)或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所以,该中心的工作思路是存在瑕疵的,在笔者调研期间,该区法院就受到了辖区某企业员工的群体冲击。综上,综治维稳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系统性工程,不会因某个机构的设置,某些安抚性手段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地方主脑因考核机制、任期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不愿持续深入系统地开展综治维稳工作,导致该项工作往往只能流于形式。   三、上级机关的“一票否决制”是综治维稳工作的双刃剑。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综治维稳“一票否决制”出台的本意是驱使地方主脑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但在现实中却收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好的效果是,地方主脑对综治维稳业务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工作动力相应增强。基层政府在管理方式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和提升,如提倡文明执法、建立投诉举报制度等等;部分地区主脑也在机构职能设置上进行了创新,如前文提及的佛山市率先进行改革成立了街道(镇)一级的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坏的结果是:“一票否决制”刚性有余、柔性不足,因此上级机关实施起来往往顾忌其“杀伤力”,形成了“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局面。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对因工作失职、决策失误、处置失当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影响恶劣的,实行“一票否决”。这显然留给了地方主脑在相当的减压空间:任内不出大事即可!助涨了其侥幸心理。地方主脑可能会加大治标工作,适度增强治本力度,以凸显其对相关工作的重视;但由于前文所分析的两大原因未能改变,他们仍难以真心进行持续深入的相关工作。   “一票否决制”带来的更恶劣的副作用是:对于地方主脑来说,其通过多年的奋斗与竞争才拥有现今的成就,职务的升迁是其近乎全部的人生理想。如此严厉的考核制度无疑容易招致其进一步晋升的黑天鹅事件。一旦被否决,轻则仕途遇阻,重则政治生命终结,其本人乃至家族利益都将严重受损,半生乃至毕生心血都付之东流。因此,地方主脑对于所谓的“刁民、麻烦制造者”普遍具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排斥心理,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将此心理不断强化。在这样的心态之下,高层施加的维稳压力就容易造成地方主脑的反应过度。   当前,在“一票否决制”的高压下,许多地方主脑不得不采取某些特殊手段处理一些棘手问题。这些手段笔者将之归结为:戴帽子、开口子。“戴帽子”,指的是不能正确认识民众维权与官方维稳的关系,没有意识到民怨宜疏不宜堵。对以上访人员为代表的维权群体进行错误定性,简单地将其视为不稳定因素,对其进行强制打压,力图将问题留待接任者解决。对于某些为底层群体发声的人、特别是与官方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枪打出头鸟”,予以不适当乃至违法处置。近年来,为了“维稳”许多地方都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进行截访、办“学习班”;类似的举措,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埋下真正的隐患。越是打压,就越激化矛盾,恶性循环,以致最终形成任何人和机制都无法解开的死结,最终引发出一个个恶性事件。最近一段时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都为当前的官民关系、群体性事件等指出了病根,且开出了药方。这就是中央对“戴帽子”做出的否定评价。“开口子”指的是给予所谓不安定分子特殊的政策优惠、经济补偿,满足其不合理诉求,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戴帽子”封堵了公众表达合理诉求的空间,进一步强化了民怨;“开口子”则让上访参与者乃至旁观者因而产生“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机会主义心理。二者激发出两个相反的政府形象的同时,又从不同的方向恶化了问题本身。也就是说,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所用的这两种工作方法使其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不下决心去解决上访者提出的实际问题,会激化矛盾;如果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又会牵连出更多的矛盾。无论是“戴帽子”,还是“开口子”,都增加了维稳的成本,但这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反而恶化了形势,结果不得不继续加大投入,由此造成恶性循环,形成所谓“天价维稳”。   综上,笔者认为:“一票否决制”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因为制度的先天不足导致实施后的效果远不理想,需要制定出台更加科学完善的考核体系驱动地方主脑真正下决心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基层综治维稳工作。   四、结语   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阶段,如何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需要应对的工作难点。诚如笔者前文所述,中国的稳定在基层,问题处理的关键在地方主脑。当下,仍有众多地方主脑依旧迷恋威权,跳不出旧有的政绩观,对综治维稳工作持有严重的应付心理、侥幸心理,“击鼓传炸弹”;但某些具有清醒意识的主政者已经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对稳定的焦灼日渐升温,开始转变观念,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试图以系统工程化解社会矛盾,进行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如习近平同志的“功成不必在我任期”、汪洋同志的“幸福广东”理念等等正在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告诉我们:未来不必悲观,上行下效的效果也许会出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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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

—— 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革命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文/袁伟时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一)“国父”帽子真与假   阳光 :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 :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 A 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 1923 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 90 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 1892 年 7 月 23 日 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 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 [1] 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 100% 的假货。 阳光 :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 :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么 1921 年 4 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 ! 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阳光 :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 :小弟稍安勿躁! 1940 年 3 月 21 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 143 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 4 月 1 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 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 首倡者。更由于 1896 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 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 60 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 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 1912 年 8 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 “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2] ,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 1913 年 3 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 8 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 1911 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 1911 年 7 月 31 日 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 “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3]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二)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阳光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 :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阳光 :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 :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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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时务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9)  | 标签: 辛亥革命 , 袁伟时 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態的衝击。革命成果被拋弃,革命也就终结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標誌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在此之后,歷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文/袁伟时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嘮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於眾,聊博一粲! 1.「国父」帽子是真是假? 问:港台地区纪念辛亥百年,都把孙中山当「国父」来纪念。你怎么评价孙中山?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在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 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討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歷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於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歷经考验,於內外妇婴诸科,確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並忙於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问:有人应该会认为,这是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歷史地位不在於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眾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別人宣誓服从他? 1921年在4月在广州,不顾从陈炯明到蒋介石和党內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却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著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歷史定位了。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 「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歷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於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係,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並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於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號。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採用民生政策,將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擬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於「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產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係。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係並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 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產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 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於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復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愷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別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羈的精神。他拒绝亚歷山大大帝的施捨,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2.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问:那你同意「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应该载入史册」的说法吗?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歷史任务。 问:那么,辛亥革命的收穫是什么?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眾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砲」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歷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乾脆以《杀! 》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釗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內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於內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討论! 」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 北洋时期,儘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確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態的衝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开始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盪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3.资產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问:不过,辛亥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你怎么看?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確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將,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諮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錕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復到晚清贪泉氾滥的光景。实践反覆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问:为什么会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的歷史观念?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於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別? 问: 可是,辛亥革命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歷史教科书说这证实了中国资產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导致革命就半途而废。你怎么看?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產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歷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內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並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儼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 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內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討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確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消息公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爭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態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团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捨弃眾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產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擬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问: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觉得革命的软弱性是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你同意吗?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捲入革命的方式,取决於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並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姦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財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別轻易尝试。 4.是谁毁了辛亥革命? 问:那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確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標誌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拋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时间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標誌。 问:时间那么长? 袁: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將群龙无首,各派爭权夺利,固然是內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爭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號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別。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內部进行改革,內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像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问:是否因为当时的人们也像现在一样,对改革绝望了?尤其还是异族皇朝。 袁:一个敢於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著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问:这个说法非常新鲜。有根据吗? 袁: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內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爭,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著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藉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歷时五年的「护法战爭」,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爭,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內战的计划破產。 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各国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 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歷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问:如果概括来说,辛亥革命留下什么教训?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並存,激盪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於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於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於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面对这些瞩目惊心的事实,拜託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藉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兴之所至,你们高兴玩《尚书》、《周易》、《论语》……就尽情玩吧。但请不要忽悠中国人,说这里有计算机和最好的宪政! 2011年10月4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9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属於我们 / 2011-10-03 19:10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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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袁伟时: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袁伟时: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答《阳光时务》记者 进入专题 :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 《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一)“国父”帽子真与假          阳光: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 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阳光: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阳光: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小弟稍安勿躁!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 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 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二)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阳光: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阳光: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 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 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三)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阳光:不过,这次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阳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你无法否认吧?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别?     阳光:可是,你说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这正好证实传统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革命就半途而废了。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历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确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 消息传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争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态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堂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舍弃众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阳光:不要忘记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人们认为他们的软弱性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     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卷入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并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别轻易尝试。           (四)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阳光:那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说来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这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     阳光:时间那么长?     袁: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固然是内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争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号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别。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内部进行改革,内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象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阳光:人们对清末的改革绝望了。     袁: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阳光:这个说法非常新鲜。有根据吗?     袁: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争,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着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藉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历时五年的“护法战争”,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争,结果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内战的计划破产。     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     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阳光:太复杂了。简单说说留下什么教训好不好?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并存,激荡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于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于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于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面对这些瞩目惊心的事实,拜托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藉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兴之所至,你们高兴玩《尚书》、《周易》、《论语》……就尽情玩吧。但请不要忽悠中国人,说这里有计算机和最好的宪政!          2011年10月4日星期二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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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 | 请给改良留点空间——公盟就近期打压独立参选公民的呼吁

2011年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这本应是五年一度的民主节日,可是各省市几乎看不到选举应有的欢乐气氛,反而给人的感觉是诡异和恐惧。9月29日深夜,杭州的王成律师到江西新余帮助公民候选人李思华投诉当地选举的违法现象,深夜在宾馆被闯进来的不明身份的人殴打。9月30日早上,北京海淀区公民参选人韩颖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普法号召大家积极参选,很快被警察带走,这是一个月来北京13位参选公民到社区普法遭遇的第五次打压。之前的几个月,江西新余公民候选人刘萍等人不断受到压力,在投票期间被非法拘禁三天,姚立法先生为参选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被失踪两个多月,数以百计的公民因为参与这最基层的民主而被谈话、被胁迫、被查税甚至被非法拘禁。   公民积极参选从根本上是认同现行宪法框架的改良行动。选举必须有竞争,否则选民就没有可“选择”的候选人。普通公民平时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只有当他们在街头和自己生活的社区看到候选人的海报、演讲、政见等,公共参与热情才会被调动起来,才会认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因为候选人之间有竞争,选民才有选择的空间,才能真正行使民主权利。事实上也只有这些积极主动参选的公民当选了,才能避免人大成为“橡皮图章”,真正起到代表的作用,反映民意,约束权力,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因此,竞选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把竞选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拒之门外,实质是把真实的民主拒之门外。   打压竞选的结果必然是假选举。虽然目前北京街头到处可以看到标语口号,但在普通公民心中,标语口号是官方的,和自己无关。以所谓选举纪律制止张贴海报、街头演讲、与选民自由见面等竞选行为,选民根本无从了解候选人的政见,在此前提下被组织或物质利诱前去投票,选出来的自然是单位的领导或者内定候选人,或者选民干脆胡乱投票,投给自己根本不认识的候选人。这样的选举没有体现选民的自由意志,从根本上说就是假选举。   我国选举法规定了“介绍”候选人,这就是竞选。介绍方式自然包括演讲阐释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案,散发传单介绍自己,张贴海报介绍自己,挨家挨户拜访介绍自己,等等,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所有候选人都应该这样,否则,选举期间没有公共政策讨论,没有对候选人充分了解,选民根本不了解甚至连候选人愿不愿意当代表都不了解,结果必然是假选举。以竞选会打破候选人之间“公平”的理由,试图保持大家都不竞争的一潭死水,事实上是为了确保某些内定领导的当选,是为了贯彻某些领导的意图而不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选举当然要有秩序,比如不得使用暴力,不得堵塞道路、不得行贿,等等。但是,选举的秩序必须是确保公开竞争前提下的秩序,如果以所谓社会秩序的名义彻底扼杀了竞争本身,根本就是因噎废食。然而很遗憾,今天我们看到公民候选人不断被打压,各选举委员会以所谓“选举纪律”的名义阻挠张贴海报、演讲、散发传单等必要的“介绍”候选人的行为。表面的理由是维持选举秩序,从根本上说,这是拒绝民主拒绝改良。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先辈们在这古老的土地上庄严宣告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是一百年后的今天,那些仁人志士为之浴血奋斗的梦想,那些曾经写进1908年宪法大纲的,1945年新华日报振臂呐喊的,也庄严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民自由和权利,至今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张白条。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已经找不到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我们的选举不是权利反而是一种义务——给指定的人投票的义务,我们遭受了冤屈告状无门来到北京上访会被强行抓捕任意非法拘禁,我们发表揭露腐败的言论就可能被跨省追捕,我们没有资格为腐败、钓鱼岛、自己被剥夺的土地和房屋举行一场最和平的游行,在自由公正的天平上,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少数的贱民。   国家是为了人。人不是普通动物,活着不仅为了温饱,还要自由、尊严和公正。如果国家把人塑造成只专注追求GDP的动物,这还是人的社会吗?那些为中华民族自由解放赴汤蹈火的先烈们绝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江山”,而是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可是今天,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吗?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依然是个强权社会,一个没有正义底线的社会。当农民的土地被掠夺,当城市居民的房屋被拆迁,当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理的地方。一百年后的今天,腐败严重侵蚀了整个国家机器,我们生活在一个溃败的普遍不负责任没有道德底线的国家,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府决策,腐败官员忙着自己升官发财把子女和财产转移到国外,人大代表讨论鸡毛蒜皮的小事,维稳部门不在乎事件背后多少有深刻的矛盾。高铁建成豆腐渣,毒奶粉出没数年,信仰缺失,乱象丛生,怯懦、自私、贪婪横行,这个民族彻底丧失了浩然之气,没有人对真相、对历史、对正义、对国家的未来负责。     “均贫富、等贵贱”——这古老的呐喊数千年来一直回荡在国人灵魂深处,如今这呐喊尤为炽烈。把人性中对自由、公正、尊严的追求全部扼杀,只剩下横流的物欲,这模式能算成功吗?为了维稳不惜一切代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结果越维越不稳,这发展是可持续的吗?正如洋务运动不能拯救大清王朝一样,经济发展并不消融贫富差距积累的怨恨,维稳权术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中国不可能一只脚迈过两百年现代市场经济的繁荣而另一只脚停留在中世纪。   正因如此,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执着地怀着改良的梦想,希望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晚清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百年间中国失去了改良的最好时机,中国不能再次失去机会。推动改革,公民积极参与五年一度的选举就是最温和理性的动力。然而近期执政党的表现让人失望,如果连如此基层的民主尝试都不允许,如果连如此温和理性的努力都要被打压,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的希望在哪里?   请给改良留一点空间,否则剩下的只有革命。给改良留一点空间,当下并不需要执政者主动做什么,只要对公民的宪法权利多一分尊重,不要动辄以选举纪律的名义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         公民(公盟)2011年10月9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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