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送你葱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前一秒钟还是孙子字体， 下一秒钟就变成了爷爷字体， 这个电视剧牛逼到家了 推来推去的推 分享： 文革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罗昌平 让易碎的新闻不碎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2011-05-23 “新闻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领域，但如果不做，我们生存的环境、面对的系统将会更没前途。改变不仅需要围观，还需要表达和参与”       杂志摆进报刊亭，一下子就被人包圆儿了。补上货，又被包圆儿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卖得好，这时候才知道要提防一下。”罗昌平说。       5月11日中午，罗昌平发了一条微博：“《财经》杂志在北京中关村、西直门等地遭恶意清摊，多次补刊无济于事，后发现系《隐庄肖时庆》一文报道证监会前官员受贿1546万元、内幕交易获利约1亿元，牵涉到六家上市公司，相关公司安排人在报刊亭大举清购。”       同行朋友们不怒反乐：“还有人收购你们玩，羡慕死。”后来讲起，罗昌平也乐，“好多年都没发生这样的事了，这手段好笨啊！”       不是每次都能把麻烦转成乐子。去年《再问央视大火》发表后，有人拨通罗昌平家极少对外公开号码、用他人名字登记的座机，恶狠狠地威胁：“在这个事情上你再说话，我们做死你，你已经断了我们的财路，小心你的命。”       老板给罗昌平分析：你抓的不算七寸，虽然很影响他们生意，也没完全毁掉他。结论是：保持低调，对方不至于闹到鱼死网破。       这位《财经》杂志副主编在微博的加V认证里没提单位名称和自己职位，只称调查记者，这是他最喜欢的称谓。       入行10年，罗昌平的调查报道涵盖社会、时政、法治与经济各领域，4次获得过南方周末年度致敬。       他花5年时间写成《递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样本》一书，用自己的分析方式去记录这个时代的一段历史。他听说中纪委最近有人订走了200本，又听说这本书被湖南、郴州两级宣传部集体采购，以为是封杀，却看到一则新闻：郴州市某区人事局强化廉政知识学习，引导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递罪》，组织观看反腐警示片，及时打好防腐预防针——他有些啼笑皆非。   　　 调查记者的调查经       “最近10年内的重大公共事件、重大案件、社会或政治层面上的人物，心里头都要有底。有点儿像美国写那个逝者，前段时间伊丽莎白·泰勒去世，《纽约时报》给她写悼词的，自己先去世了。文末注明此文作者已于什么时候去世。其实这和我们是一样的，资料备份很早就开始了。”罗昌平在照片上像他的新闻一样硬朗，但坐下来看，他笑容温和，甚至有些娃娃脸。       同为调查记者的孔璞记得，刚入行时，她四处托人帮投简历，只有罗昌平不仅帮投简历，还亲自带她上门面试。做第一篇稿，陷入困境，罗昌平又发来通讯录，都是相关专业人士的联系方式。“我朋友看了说，这都是记者吃饭的家伙，他都给出来了。”孔璞至今感激。       “我只是选择最有效率的方式做事吧，投简历不如见面。至于通讯录，我一直都是与人共享，这样别人才能与你共享。”罗昌平对感激有点儿不好意思。       罗昌平手上经常同时做着两三个题目。他采访不大喜欢用录音笔，要求证据能落到书证上，而不是口证。       采访、研究、写作是记者的三项基本功，其中研究是调查记者最应重视的功课。“我们报道一件事，至少要看5到10万字的文字材料。比如《公共裙带》，从2007年开始做到现在，算4年了。文章最后有句话，李薇和她的妹妹在2005年办了暂住证，在2009年又第二次办了暂住证。虽然这个东西很简单，但不是人家提供给你的，得通过特殊渠道查询。她所有关联人的这些事，户籍资料、工商档案、信用记录、土地交易等，全是通过全国各地不同领域的朋友帮我查的。”       那些看起来很难接近的调查，得靠人脉和内幕吗？       罗昌平摇头：“这个时代‘深喉’太少。公检法、纪委能提供的非常少。只能靠自己的坚持。自己做题时，每周很抽时间去检索每个关键词，现在编记者的稿子，也一定会逐一搜索文章中的关键词。先是普通的搜索引擎，可能还拓展到警方的户籍搜索、央行信用系统、工商系统等。不断地变换关键词去搜，一般看十几页，或者更多。也许现在你搜不出来，可能过过半年就能搜出来。经常要不惜成本，比如特别重大的稿子，工商资料查询就可以达到上万元钱，交律师费和打印费了。”       急性子的他，做调查却有足够的耐心。他收集敏感案件的判决书，有的在宣判时几乎不可能拿到，但一两年后拿，就容易得多。“判决书里会有大量的细节是你以前不能掌握的。”       去年10月，他安排记者做《高官贪腐录》，收集120个省部级官员的大名单，手里有其中近三十人的判决书。“用了半年时间，详细统计120人的年龄构成、判刑情况、集中的领域、案发的时间等，从中寻找规律与逻辑。我们很重视分析方法，会邀请经济学与法学的资深专家提供帮助。”       “不止是判决书，一切司法材料，甚至党报材料，都可能是有用的。比如去年的安元鼎，南方都市报的龙志从公开资料找到了某一个县，跟安元鼎签订了合同，作为政绩在网上公开了。这就需要你不断换词去搜索。”       微博时代的传播，让罗昌平欣喜也担忧。“想想我这10年路，当年还是比较清静一点，会扎实做自己的东西。微博会让更多调查记者浮躁，甚至一些优秀的调查记者已转型为社运记者。现在还有几个人，踏踏实实做一个新闻。比如说乐清事件，谁能在那真正呆3个月？”   　　第一份检讨       罗昌平清楚记得，闯到北京那天，2001年7月14日，是北京申奥成功第二天。他20岁，辞掉了湖南省电力厅一家专业电力杂志的稳定工作。什么也没找好，就奔了过来。       初中毕业时，他遵循在水电站工作的父亲的意见，以692分的拔尖成绩（总分730分）考进水力系统的中专，学水利工程建筑专业，准备回家工作。那是毕业包分配的最后一年。       学校里，罗昌平是校报主编和广播站站长，管理着二三十人。4个版的报纸，排版时要先剪下文章，贴在纸上，再翻印出来，发给三四千名学生。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有学生冲去控制了校广播站，播放国歌，引得群情激昂，全校学生开始游行。罗昌平第一次感到，原来传播的力量这么大。       因为没守好广播站，罗昌平被勒令写检讨。“那是我这辈子写的第一份检讨。后来主管新闻，写检讨成了常事。”       离开长沙闯北京时，父母连夜赶来相送，更想劝他留下来。“但我就是觉得年轻，应该要闯一闯。”罗昌平说。       北京广安门的报国寺里，树木苍翠，大殿俨然，还有戊戌变法参与者曾住在里面的纪念碑。罗昌平进了这里的《中国商报》，当时它正从日报转为周报。       罗昌平从来没有接受过新闻专业训练。他没事就钻报国寺的两个侧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报刊资料室，研究全国的报刊资料，比如《南方周末》和《财经》，模仿他们写作。       虽然遗憾于没人指导，但也乐于没有人管束。在《中国商报》的3年，他几乎跑遍全国。“不是根据新闻走，而是根据自己爱好。想去哪儿，就去附近找一些很古怪的题做。很随意的，坐火车可能半路就下了。或者在某个小城，有意思就多住一天。常常延着一条线，去找两三个题。有时候就在网吧里写，会发现旁边都是玩游戏的。我就想，自己要是战地记者，一样能发回稿件。”       3年的游历和读书，就是他的大学。       他至今记得在《中国商报》的第一篇稿子——《为什么自己的首都我们只能暂住？》，八千多字。“前段时间我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觉得现在重新发表一遍，也还非常合适，情况还是没有变，甚至更难。当年我们进北京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住、吃、入行门槛……拿到今天来比较，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如果我10年后再走一遍，可能就闯不出来。” 　　让新闻不碎       2004年2月，罗昌平到《新京报》做深度报道。第一篇稿子，关于取消农业税，写一半，编辑不满意，拿出纸笔划井字。说横向要采访农委、税务、财政、政府办公室4个，纵向要采访市级、区县级、乡镇级、村级、个人5个。4乘以5就是20。你要采访20个点。“我一辈子都记得清楚。”罗昌平在桌上重复划着井字说：“这几乎影响我现在所有调查的逻辑，做完那个，我豁然开朗。”       2006年5月，他已经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因为《“双规”再次收权》系列报道，既是作者、又是编辑、还是分管部门主编的他，不得不离开。       他可以选择去薪水较高的互联网，但犹豫了一下，觉得那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去了《财经》杂志，又成了普通记者。“上到某一个位置，再下去还是蛮费劲的。”何况薪水只剩当主编时的一半。       每次最不高兴的时候，他就回家，像充电一样，回来就精神饱满了。“做这行，失望失落的时候，其实很多。”他读过的学校已经被拆迁了，他跟人开玩笑说“回家的路上他们拆了我所有的记忆”。微博和MSN的头像，他用《天堂电影院》中的小男孩多多，“影片中的故事与我们的经历很像。”2008年，他给父母盖了漂亮的房子，一亩地，水直接从山里接下来。还好，他觉得自己仍有可以回去的故乡。       2010年，他出版了《递罪》一书，用5年时间研究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提出“递罪原则”，即“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行政的错误，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无限度地侵害弱者。”       他希望记者能用自己的一种分析方式去记录某个历史片段。“新闻是易碎品，而好的记者一生的追求，正是让新闻不碎。”胡舒立在《递罪》的序中。 　　 罗昌平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罗昌平：生活指数满意，新闻却在谷底。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罗昌平：成就？哈哈，现在远远谈不上成就。新闻是易碎品，既要影响现在，又能记录历史。就必须坚持做下去，一条道走到黑。我不是聪明人，但有笨办法，做最喜欢的事情，会投入别人数倍甚至十倍的努力，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罗昌平：我的父母生活在最底层，他们承担了那个时代最大的苦难，却给了我足够的自由与独立的可能；他们很穷，却给了我最大的财富——能吃苦、不作恶。过去31年里，我一半时间与他们度过，一半时间在外飘泊，距离感加重了牵挂。我们最大的理解是彼此包容。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罗昌平：讲真话。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罗昌平：这个时代太急功近利了，这个行业太急躁无常了，专业化程度远远不够。在不少同行看来，新闻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领域，但如果不做，我们生存的环境、面对的系统将会更没前途。改变不仅需要围观，还需要表达和参与。所以我会尽力坚持，并影响更年轻的一批人坚持。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罗昌平：不管愿不愿意，我们这代人已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理想在堕落，市场在兴起，无法独立的生活与无法独立的思考、人格并存。 　　我试图用“末法的一代”来描绘同龄人。这代人正在呈现一种衰微之势，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有价值上的分裂，有对历史和文化的淡漠，又缺失情怀与常识，在飞速而碎片的流水作业中失去了方向。但是，低谷或许暗含着新生，因为我们少了历史负担，更容易与现代文明接轨。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罗昌平：在《魔鬼词典》里，领袖被戏称为“衣服最容易脏的地方”。其实我挺怕“领袖”这个词的。在这个时代，还是尽可能去掉个人色彩，回归到事件本质更好。现在假的东西太多了。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罗昌平：个人自由，但总在为担当而牺牲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罗昌平：没有。不断看，不断完整。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有没有什么不安? 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罗昌平：幸福是比较级的，有奋斗的方向与可以回去的故乡，就是最大的幸福。还好这两点都有。       做这一行，不稳定影响肯定存在。发表《再问央视大火》时，收到过死亡威胁；签发《安元鼎专职截访》，受到过强权干扰；《公共裙带》也承受了不同层面的压力，好在可以坚持。不安来自内心，而非外力，比如感到时间不够、知识短板、眼界受限等。 　　来源：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987.html 基辛格与中美外交风云（下） 图为1974年11月2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来华时与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谈。 1996年4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交谈。 2011年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个午餐会上与基辛格见面。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三峡工程的代价（下） 郭玉闪 2010-12-03 01:46:56 　　第三个预算中的枢纽工程静态投资500.9亿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1993年7月份批准的，水库移民搬迁与安置400亿元的静态总投资是在1994年11月批准的。这两项都是以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的，合计总投资有900．9亿元，折算成动态投资总额应该是2039亿；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预算数字是三峡官方从94年开始对外的唯一标准说法，而且每次都会强调三峡工程结束时动态投资能节省200亿，即使从94年到200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标准说法也从来都没有换过。 　　 　　如果仔细检索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标准说法最初是三峡总公司第一把手陆佑楣说的；李鹏在三峡日记里1998年10月18日这天，记录了陆佑楣向他做的关于三峡工程投资情况的汇报：“三峡工程动态总投资为2039亿元，其中静态900亿元，物价上涨749亿元，支付利息389亿元；由于物价和利息降低，可能节省出200亿元”。　　 　　之后，2000年三峡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当时是副总）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三峡工程的投资包括两方面：一是枢纽工程的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00.5亿元，另一部分是移民搬迁费用，静态投资为400亿元。整个工程共需要静态投资为900.9亿元。这是按1993年的物价水平预测的。……到目前为止。工程投资完全控制在初设概算之内。如果宏观经济状况不发生大的波动，到2009年大约只需要1800亿元，即可完成三峡工程建设，比预计的动态投资少200亿元左右。”　　 　　然后是2001年的三峡总公司副总郭涛、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对媒体透露总动态预算将节省200亿，控制在1800亿之内；2002年郭树言、李永安又对媒体透露工程动态预算“1800亿以内，节省200亿”；直到2006年，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副总曹广晶还在对媒体透露同样的消息，而媒体似乎得了健忘症，依然孜孜不倦的报道“据三峡总公司透露…”一个十年前就定调、十年内一再重复的标准官方消息。不得不承认，三峡官方的宣传政策做的非常好；三峡工程从94年施工到现在也经15年了，三峡总公司居然能把工程实际决算情况捂的严严实实，而对外则唱高调与表功并举，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为国家节省了200亿投资的口径，可惜，这样出色的表现反而让人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　　 　　三峡官方1800亿预算说法中，最蹊跷也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整个输变电工程投资预算居然完全消失了，似乎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没有输变电工程这一回事。但事实上，在92年人大通过的预算方案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有87亿元，占总投资的15%；到93年的预算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已经大幅增长为275.32亿元（也是按93年5月份价格计算的静态投资），突破92年人大预算的幅度甚至超过了整体预算突破的程度，而到2007年底整个工程全部完成，官方宣布的最终动态投资额为395亿元，折合为静态投资则为322.75亿元，超出93年预算47.43亿元，超出92年人大预算235.75亿元，是92年国家正式批准预算的3.7倍！这么高数额的投资，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三峡官方对此的辩解是三峡总公司不负责输变电工程建设，问题是，当年为了论证三峡工程应当上马，同样是这一批人，大谈三峡工程对缓解国家电力紧张的重要作用，强调发电是三峡效益的重要一部分，那么把三峡的电往华东华中电网输送的工程怎么可能不属于三峡工程的一部分？怎么能不计算进三峡的总投资里？又如何能推卸的掉呢？三峡官方一方面将静态总投资高达322亿的输变电工程剥离出来，一方面又大谈特谈三峡工程比原预算节省了200亿，这样打埋伏、耍花枪，也未免太不把全国人民的智慧放在眼里了。　　 　　虽然三峡官方遮遮掩掩，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提案后，在安排输变电工程如何建设方面的变化依然有迹可寻。李鹏 的 日 的 记在1994年9月13日里记载着他与邹家华、郭树言（时任三建委副主任）、陆佑楣（时任三峡公司总经理）等决定“把输变电工程列一专项，建立一个全国电网建设公司来经营”；随后，国家电网建设总公司于1996年6月18日正式成立，1997年更名为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不过没过多久，也就是1998年12月，就撤销并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分公司，到2002年12月，又重新成立为国家电网公司；不管这个公司前后怎么变化，反正三峡输变电工程是完全托付给它负责建设了。　　 4 　 　国家投入到三峡输变电工程上的钱，也属于三峡建设基金，是从属于三峡建设基金的一个专项资金，叫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按照《三峡电网建设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电力加价征收的建设基金中有两部分属于电网建设基金，一是三峡工程第一批发电机组投产受益地区每千瓦时电加收6—8厘，二是四川省和重庆市每千瓦时电新加征的3厘钱（这部分钱专门用于三峡电站至四川、重庆的送变电工程建设和前期工作）；在资金管理上，虽然三峡电网建设基金由国家电网公司具体使用，但是受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并负责。 　　作为专项基金，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是不能随便挪用的；不过，在官方编制的三峡输变电工程大事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1998年1月份，也就是三峡二期工程刚刚开始之际，李鹏、邹家华决定将1997～1999年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的基金调剂给三峡枢纽工程和移民迁建工程使用，2000年、2001年再返还给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就是后来的国家电网公司）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水电部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时，在资金筹集和财务分析上说的头头是道，打了很多包票，其中之一就是三峡工程投资依我国国力完全可以承受，并列举过多种融资渠道；可从工程实际建设情况来看，在三峡工程开工三年多，资金筹集就曾陷入到困境中，甚至需要挤占输变电工程的钱来保证枢纽工程与移民的进展，导致1999年电网建设资金不足，只好由电网公司尽力设法向外方融资。　 　　从三峡工程建设年鉴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在三峡工程开工前几年，直到1999年，三峡建设基金的征收都不太顺利，地方电力公司还是颇有抵触情绪的，而且因为工程遭抵制使得向国外贷款也不太顺利。另外，通过李鹏 的 日 的 记里的记载，也能隐隐猜到三峡移民工作在开始时并不太顺利，腐败严重，而超支不少，比如，1997年12月4日，他这样记录：二期工程投资原计划720亿，要增加80亿元，郭树言说移民可能要增加一些。 　　由于整个工程一直都是不透明运作，工程决算的实际真相我们很难得知。不过，可以肯定，尽管三峡总公司对外一直宣传1800亿的说法，对内他们应该另有一本账。三峡工程著名反对派，戴 的 晴女士就曾提过另外一个数字，她在96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信里提到，“1995年秋，当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从技术的角度看工程已不可逆转时，三建委副主任、三峡工程投资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回答朱熔基副总理对总投资的询问时，所报数额为￥6000亿”（戴晴在另一篇文章《三峡工程蠹虫》提到的陆向朱镕基汇报的时间是1997年）。 　　为了让项目通过，采取开始时报比较低的预算，等到项目开工木已成舟时又不断追加预算，这种项目被人们称为钓鱼工程；钓鱼工程这种事情我们并不陌生，当年葛洲坝工程，1970年开始时的预算是13.5亿元，随后1974年由于工程质量过差，不得不将概算增为35.56亿，到一期工程结束，二期工程开始时（1983年）又一次将工程总预算增加到48.48亿；李伯宁曾辩护说，第一次预算是文革产物，不能算数；可是，第二次将预算增加是八十年代的决策，而且超出预算的比例高达36%，这绝非小事。 　　三峡工程在八十年代就被人批评将来会成为钓鱼工程，三峡总公司将工程决算实际情况捂的这么紧，而对外又一直只说为工程节省钱，动机之一应该是想避免被视为钓鱼工程。可是，如果陆佑楣向朱镕基汇报的6000亿属实，那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钓鱼工程！ 　　即使三峡总公司否认6000亿的说法，他们也无法否认，三峡工程确实引发了许许多多他们控制不住、也掩盖不了的问题，包括移民增多、库区污染、地质危害等等，而治理这些问题都需要大笔投入，典型的比如清库费用，工程预算里是没有这笔钱的，可是水库污染又必须解决，结果到2000年时，钱正英和张光斗跟三建委要求追加投资3000亿元用于清库，只此一项就超过了工程预算总费用，而如果所有类似的追加费用最后中央政府都不得不去满足的话，那三峡工程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钓鱼工程嘛！ 　　2005年，戴晴女士在北京做公开演讲时曾感慨道：“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文物保护没钱，中央追加（30亿）；水库清库底没钱，中央拨款（一期50亿）。移民由当地安置改外迁，要填多少钱？巴东新县城整个搬迁，要多少钱？发电机从26台增加到32台，钱哪里来？升船机上马，又要花多少？…1980年代我们就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三峡工程必是个不断要挟的钓鱼工程、无底洞，15年过去，已经得到证实。有人估计6000亿已经打不住了，一个“体制内人士”告诉我，戴老师，你说一万亿，只少不多”。 　　是的，从三峡工程开工到现在，快15年过去了，国家为三峡工程多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这些代价至今还无法全部算清，但也不是三峡总公司“节省200亿，总投资会控制在1800亿”这样一个拙劣的说法可以掩盖的住的。 5 　　多年以来，对三峡工程预算的关心甚至质疑，自三峡工程开工以来就一直都不乏其人。直到最近，2008年两会期间，来自重庆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程贻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三峡工程现在接近尾声，应该向全国人民交个账。 　　比较明确追问三峡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的是林培榕，他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老百姓应当有知情权——就三峡工程总投资超预算与潘家铮商榷》，不仅谈到三峡总公司宣扬1800亿预算的谬误，而且还提到三峡工程在移民费用与环保费用上的节节攀升。按他文中的估计，三峡工程最终移民费用要花掉800-900亿，远远超过92年人大批准的预算186亿。在环保费用上的投入也是当年预算所没有，但是林培榕指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所的透露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的393亿元资金，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而且为了治理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问题，未来肯定还不断需要新的投入，林培榕称之“防治是无休止的，投钱更是无止境的。” 　　给三峡工程算账，直接目的是要讨个明白，看看让全国人民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工程究竟值不值。事实上，即使不考虑三峡工程上马后钓来的追加投资，只从纯粹水电工程的角度判断，三峡工程的造价也是昂贵的，这一点即使是极力为三峡工程辩护的人也不敢否认。 　　八十年代，在水电部领导对三峡工程第九次论证扩大会上，能源部电力规划设计院规划处处长、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将三峡工程与可能的替代方案，也就是长江支流上的水电工程（溪落渡、向家坝、构皮滩替代方案）作了一个比较（在88年版本的预算基础上），他承认：“其它地区有些水电站就电站本身而言，技术经济指标优于三峡工程，如，平均单位千瓦投资为1301元（三峡工程为1687元），平均单位电度投资为0.25元（三峡工程为0.355元），这些电站如果只在四川、贵州开发应用，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能源开发项目。”但最终他论证三峡工程更优越的方法是把输变电工程的费用一起计入，认为三峡工程的地理优势使得总成本会比这些替代方案更低；而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三峡输变电工程最终耗费的投资远超过开始的预算。 　　黄万里先生对三峡工程造价也有非常专业的发言，尽管他曾强调只要三峡泥沙淤积问题没搞清楚，就毫无必要开始后面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包括经济可行性。他先后数次致书国家领导人，其中至少两次谈及三峡工程的经济评价。他在92年三峡刚通过人大投票时致书江泽民等新的国家领导人，谈了四点反对三峡上马的意见，其中第三点是：“三峡坝工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美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 　　93年，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的信里又写道，“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循着黄先生的观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在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电力工程项目造价》里，2006年新建水电工程造价单位造价为5754元每千瓦，其中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为3871元每千瓦，按国家标准，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以上的称为大型水电站；其中大于75万千瓦的为大I型；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如果算上地下机组则总容量为2240万千瓦，属特大型水库，即使按官方报告的预算1800亿计算，每千瓦造价为8035.7元，如果不计入地下机组，单位造价更高为9890元。相比2006年国家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3871元每千瓦，三峡是它的两倍有余了。 　　这还没把三峡工程前期论证费用计入。一般来说，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与设计费用花费不菲，黄万里先生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一文里提过一个比例，即可以占到工程造价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三峡工程造价巨大，当年又引发了那么大的争吵，前后经历了两次规模巨大的论证，论证费用肯定比之一般的工程论证要大不少；可惜，这方面数据从未曾公布。唯一报道过的是八十年代末水电部主持论证时花在泥沙论证上的费用，在樊云芳等写的《三峡工程论证始末》里提到，“泥沙论证小组最后的论证结论是：情况已清楚，问题可以解决。而每个字的论证代价是100万元”，也就是共花了1100万元。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1986年8月开始水电部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合作做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为这个可行性研究加拿大政府出了1300万加元。可见，八十年代中国政府花在三峡工程的论证上的钱至少过亿。 　　如果再把三峡工程开工后带来的其他各种治理成本以及工程超支的成本一起计入，把因三峡工程开工而挤占掉的其他水电工程能产生的效益一齐计入，那么，这个工程相比长江支流上的替代方案就更昂贵、更不可取了。当年，在这些治理成本与超支成本都被主上派用一堆保证和证明掩盖住时，李锐等老专家就已经指出，一意孤行上马三峡工程将对国家水电开发造成严重的挤占：“1979年我复职后在水电部工作期间，体验过葛洲坝工程对其他项目的冲击和影响。当时，由于葛洲坝工程吸走了大部份水电建设资金，结果许多急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就只好靠边站了，许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资紧张而拖延工期。所以，在三峡工程上马前，我曾预言过，一旦这一大工程上马，水电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因为，三峡工程一开工，国家就没有钱投资其他的水电项目了。电力部有一位管水电的副部长，当时并未重视我的这个预言，等到三峡工程一上马，他才意识到，李锐说中了，水电建设真的没钱了。所以，他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风力发电上去了。”（李锐：《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更严重的是，三峡工程吸引走了水利部门对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的注意力，98年长江大洪水过后，黄万里先生对失责的水利部长钱正英有极其严厉的批评：“查水利部于1980年7月30日由钱正英签发上报国务院的（80）水办字第80号文《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对长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l980~1990）防洪部署，主要为：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抬高，以扩大洪水泄量；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上述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应在1990年完成，但因实施不力，完成很差。1987年8月7日水利电力部又由钱部长签发了（87）水电计字第313号文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执行情况的报告》，要求推迟至1995年完成此项任务。但是到1998年大洪水来临时此项任务仍未完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不少专家强烈呼吁先做好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兴建三峡工程，作为水利部长是怎么想的？是否存在“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思。l980年所定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御1954年大洪水为标准。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比1954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实分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过这次洪水，不会那样被动而酿成那样巨大的水灾损失。由于对培修巩固堤防不重视，1998年洪水时长江中下游堤防出现各类险情73825处，经广大军民奋力抢险，还造成淹没耕地354万亩，受害人口23l万人，死亡l526人，倒塌房屋212万间。如果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如期完成的话，本应可大大减少灾害，此岂不值得反思吗？”　　 6 　　然而，最可怕的是，江河长流，岁月推移，我们依然还要为三峡工程继续付出代价；当年论争中对立的双方陆续老去，留下的这个大坝和因大坝引发的一大堆问题，只要没到最后最坏的结果出现，只要人们希望减少或者延缓大坝可能带来的灾难，人们就得继续为它付出。 　　潘家铮在2007年岁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了一些妖魔化三峡工程的国外媒体，并且说：“…作为我个人，三峡工程耗尽了我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现在这个工程被人们形容为妖魔、炸弹、一库酱油，心里很不好受，我希望这些先生们能够客观地报道中国，中国人民欢迎朋友们的批评和监督，哪怕讲得重一点，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请不要‘妖魔化’。” 　　应当说，由于三峡工程对中国至关紧要的程度，即使存在对立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妖魔化任何一方。三峡工程不仅仅耗尽了潘家铮等大坝建设者半辈子的精力，更耗尽了像黄万里这样杰出的科学家的大半辈子；可是，在过去的历史里，对黄先生、对李锐、对陆钦侃等专家观点的压制，比外国媒体对潘家铮等的“妖魔化”程度来的更严重；这种压制，不仅仅消耗了这些专家宝贵的才华，而且也给三峡工程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避免妖魔化的一个恰当方法，是要给与各方观点公平论争的平台，既不能用组织原则和纪律性要求反对方闭嘴，也不能强迫所有对三峡工程开口评论的人必须有主流眼光，也即陆佑楣所说的在肯定三峡工程巨大贡献的前提下讨论三峡工程。在当下三峡工程已经建设的情况下，避免妖魔化更重要的方法是要透明化，把多年来被三峡大坝建设者们藏的严严实实的信息与公众共享，包括八十年代的可行性报告、工程历年的实际决算、库区治理的实际投入等等都公诸于众，把三峡大坝给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也一一清楚的向人们展示，而不是多年如一日的说工程只会花1800亿，会节省200亿这样的谎言，或者指责批评者对三峡工程的妖魔化。既然潘家铮等自信三峡工程没有大错，又怎用担心别人错误的挑战呢？而且，既然选择了在三峡工程上耗尽后半辈子，又怎么会没有信心公开一切，让人相信你的贡献呢？ 　　当然，在这一切尚未到来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寻找真相，在宛如一堆碎纸的公开材料里复原三峡工程总代价的整个图案；和我们国家的转型一样，这件事情既难，又只是开始。         来源： http://blog.163.com/guoyushan_vip/blog/static/57001660201011314453717/ 5月20日，在江西省九江县城子镇，种粮大户农民张国周面对因干旱无法栽种的稻田农田欲哭无泪。原本处于春夏多雨季节的江西，却遭遇历史罕见旱情。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与多年同期相比偏少四至六成，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少年份。新华社发（胡国林 摄） 5月19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大浦村，受旱的早稻田裂缝达四指宽。目前，江西北部、西部的局部地区旱情严重，大面积稻田干涸开裂，早稻濒临绝收。据江西省防总介绍，目前江西全省已栽早稻受旱面积达533万亩，140多万亩中稻无水泡田翻耕，23.5万人口出现饮水困难。新华社发（邹海斌　摄）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