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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文人王功权——曾经的“万通六君子”之一，今安在？ 叶蓁 2011-05-20 14:13:43 　　王功权，“万通六君子”之一、风险投资家、格律诗人。他对自己的描述是：一个商人加半个文人。 　　作为商人的王功权，现如今在风投圈不可小觑，近日新登陆纳斯达克的奇虎360就是他的投资杰作之一，为他带来了40倍的回报。此前，王功权还成功投资过亚信、易趣、3721、金融街、万网、框架媒体和俏江南等项目。 　　其实早在1990年，王功权就是当时叱咤风云的牟其中的左膀右臂。他还是当年被称为企业家摇篮的万通的领头人。“万通六君子”分手之后，身处房地产行业的冯仑俨然成了社会活动家，身价上百亿的潘石屹也成了明星，但王功权却甚少被公众所注意。 　　作为风险投资家的王功权，冷静、谨慎、出手准确。这是一个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职业，但在王功权身上，记者却看到了他作为诗人感性的一面。用王功权自己的话说，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商业理性之间的冲突，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悲悯，常常会和无情的商业决定产生尖锐的冲突。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功权，头戴一顶有CDH（鼎晖投资）字样的帽子，背着超大号的电脑包，如果走在人群中，完全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外观上看，这不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 　　南下，海南 　　王功权1961年出生于公主岭市响水镇湾龙村。17岁时的一天，在烈日下的地头劳作的王功权看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忽然感到“人生看不到未来”。1980年，王功权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吉林省委机关宣传部，当了一名公务员。 　　198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正跃跃欲试。“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和因东方魔水一夜成名的李经纬成为当时的明星。在王功权1988年决定正式南下前的几个月，任正非的华为刚刚创办。 　　王功权敏感地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他刚刚写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提出中国的权力阶层将分化成官僚权力阶层和富民阶层。但在那个年代，他写的东西被视为不合时宜。 　　王功权决定有所行动。 　　1987年、1988年，王功权两下海南。当1988年他辞职再次南下的时候，已经是10万人上岛了。一夜之间，全中国希望依靠个人奋斗改变生活的青年都聚集在那个小岛上。 　　27岁的王功权从单位“退休”，一个体制内的小公务员按部就班的人生故事宣告结束。此后，在那个象征着权力以及光鲜仕途的大院里，人们再也看不到王功权的身影。 　　王功权进入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新成立的一个分公司就职，他最初的崭露头角，是从一场谈判开始的。当时正值公司征地，海南那时还没有国土局，开发公司要直接和农民谈判，结果，他们看中的那块地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坟头。半夜，王功权敲开了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的门，被他的诚意所打动，长者带着他去辨认坟头的真假。公司四个征地工作组，王功权带领的这组突破最快。与此同时，和买方的协议也签下来了：300亩地，一亩赚1万。 　 　关于万通，不想再谈 　　在岛上，王功权结识了后来一起创业的冯仑、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冯仑定义王功权：“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那是一个充满了机遇、野心、欲望和梦想的年代，冯仑如此描述，“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是脱离机制、很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是这样，然后该求人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身份感了。” 　　多年来，我们对王功权的了解是从一次“谈判”开始的。有意思的是，这段历史的讲述者是冯仑。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谈判高手王功权负责在最短时间拿到这500万。然后万通拿着这500万，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的故事。也是1991年万通创立后第一笔运作资金。潘石屹讲述自己的发家史，那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 　　作为创业总裁，王功权兢兢业业地把团队带了起来，平衡了各路英豪的性格冲突和种种矛盾。平常之日，他是一个为人厚道、有时摇摆的人。然而，他并不仅仅是个守平之人，王功权有一个过人的长处：他有极强的危机处理能力。多少万通的危机关头，他能迅速地冷静下来，果敢地做出决定，绝不拖泥带水，而且处理问题思路异常清晰。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对组织的稳定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多年之后，冯仑说起王功权，“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死了。” 　　但是，职业的历练，始终无法抹去王功权身上感性的特质。 　　1994至1996年，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退钱不说，还要另付26%的利息。王功权判断这个事很危险，有可能会出人命，于是掐了电话，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 　　这个项目，万通损失了一个亿。其他人对这一处理方式均表示不满，但王功权认为他这样做是救了大家。有次开会旧事重提，深感痛苦的王功权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于是众人不得不散会，四下去找他。 　　1994年秋天，六兄弟在广西西山开会，是为万通历史上的“分裂会议”。会议上，对于万通的发展思路和策略，大家吵了不下十几次都没有结果，王功权哭了，冯仑也哭了。1995年10月，万通实业集团两任总裁王功权辞职。 　　在中国的商业社会里，能和平分手的例子不多。万通和平分裂，王功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看客们都很好奇，为什么潘石屹能拿到那么多现金，但几位创始人在面对外界时却选择了集体沉默。究竟，这六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他与他们不同 　　关于万通早年的历史，当一个人功成名就之后想在历史中找点早期智慧的时候，总是能有求必应。但是，每个人看到的永远都只是六棱镜中的一面或者两面，而不是事实的全部。 　　现如今，我们能听到的只有两个声音。冯仑的《野蛮生长》怎么看都是在佐证其所具有的大智慧，他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而潘石屹所讲述的那段历史，其个性中商人的狡黠一再被展现。 　　潘石屹给朋友们讲过他在海南炒卖房子的故事。他以每平方米3000元买进8套别墅，两个月之后，一位山西老板有意购买，潘石屹开价4000元。还没有签单，忽然又来了一位内蒙古的有钱人，潘石屹马上开价4100元。 　　价格上去了，山西老板很生气，但买房决心已下，只好出价4200元。但潘忽然胃口大开，他只同意出售3套，余下的想坐以待沽。果然，最后的两套别墅，他卖出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高价。 　　许多年以后，就是这么一个近似于卖大白菜的故事，被潘石屹自己总结为“一改传统方式，用市场杠杆来平衡价格与利润的关系”的典型案例。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说，潘石屹一生得益于三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张欣，另外一个就是冯仑自己。 　　但在2008年夏天的一次采访中，潘石屹对众人谈起《野蛮生长》时，讲了一个小故事：潘石屹是王功权一手提拔的。他从万通的财务中心主任，一步一步提升到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最后提无可提，王功权就让潘石屹来坐自己的交椅。王功权说：“潘石屹的上进心和学习能力特别强，对于他要不停地提升，否则他的才华就会埋没。” 　　潘石屹的老婆张欣看过《野蛮生长》之后，觉得某些地方跟当年的历史不符，想跟冯仑电话理论一番。“历史不都那么写的吗？”作为当事人，潘石屹用调侃的方式回应了冯仑对当年那段历史的回顾。 　　在商言商，诉说者有他的意图，但闭口不提的人也并不代表就是出局者。 　　关于早年在万通的经历，王功权是回避的，他短信对记者说，关于那段历史，他是不想谈了。在这些类似于电影《罗生门》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功成名就的男人，在用自己的方式了结一段中国经济史的公案。 　　在“万通六君子”15年再聚首的会议上，王功权即兴写词一首——《临江仙·万通六合伙人重聚步罗公韵》： 　　携手扬浪商海里，风流几度争雄？华光艳朝染长空。纶巾飞卷处，猎猎万旗红。 　　十五春秋似弹指，戏笑雨雪霜风。东方君悦庆重逢，中年情正好，苦乐一杯中。 　　毫无疑问，在那段炽热的岁月中，他们之间除了“利”，还有“义”。 　　2006年11月21日，王功权在博客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冯仑发来短信：“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王功权回复：“你的短信，令我感慨万分。我们已年近半百，请多保重！”“ 除此，我不知说什么好。万通，对于我来说，已成如烟往事。随之飘逝的，是我火热的青春。我记得：毋忘在莒。” 　　王功权有意无意地和过去拉开了距离。活在当下的，是一个跌落回尘世的真实而普通的人。现在王功权每天与投资界人士和创业的年轻人待在一起，从前的朋友只是偶尔才聚一聚。 　　商人之外 　　如果说潘石屹在读书人和包工头之间找到了某种契合点，较早地放弃了读书人清谈的作风，那这么多年来，王功权则一直在纠结。除了投资人的身份，王功权还是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虽年过半百，身上仍然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质。 　　他曾在飞机上看报纸，看到一些中年农村妇女因为贫穷出去卖淫而痛哭流涕；他曾经去人迹罕至和冷清荒凉的任长霞的墓前长跪；在最烦闷的时候，他会去妈妈的坟头，点上一支烟，坐上小半天。 　　记者看了王功权博客上4年的全部文字，除了自己写的诗词，大部分文字都在关注弱势群体和三农问题。但王功权对于所关注的问题，并未仅仅停留在言语层面。他会帮助一些朋友去农村进行调查，也为非北京户籍的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权利。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韩寒的欣赏。 　　但有时，这位成功的商人也会无奈。当他在天涯或新浪上的文字被删除的时候，他也只能破口大骂，这时的王功权，也只是一个话语权被剥夺的普通网民。 　　王功权所关注的话题，使得他在企业家朋友的圈子里像个异类。有朋友劝他移民，也有人觉得他危险，甚至有朋友劝他：“有时间做点什么都可以，唱歌，打高尔夫球，都可以。”但在王功权看来，自己只是做了点公益，实在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 　　无法摆脱文人式烦恼的王功权选择了皈依宗教——藏传佛教。在他看来，任何宗教都是入世的，一个出世的宗教不可能在世俗社会中传播下去。 　　“实质上重要的问题是怎么看，能够知晓事情的本质，同时又抱着随缘的态度去做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知道了事情的本质，认为四大皆空，然后就脱离这些事情，不是这个概念，这是不符合佛法基本原理的，我是这样去理解的。”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喜欢以财富论英雄，谈及一个男人心目中的英雄梦，王功权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英雄梦，首先英雄梦这个说法我不接受。如果别人说一个人是英雄，可以，这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如果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英雄，我首先觉得从理念上来说，挺不好的，挺浮躁的。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中，太多的英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灾难，我觉得最好能少一点英雄，多一点平常心。” 　　“特别是当今中国，大家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都没有做成，还谈英雄，我觉得有点不合适。首先我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没有什么英雄梦。我心里渴望的社会是一个公民的社会，是没有英雄，没有伟大人物的社会，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很自由，同时也有自己的尊严，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权利，等等。我希望是这样，所以涉及英雄情结的时候，我会觉得有英雄情结挺可悲的。”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2fe4020100r1va.html 连环爆炸：周四，伊拉克巴格达以北约180英里处的基尔库克一个警局外发生了一起三连环爆炸事件，导致27人死亡，多人受伤。图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检查事发现场。 直角：周四，印度东部城市布巴内斯瓦尔(Bhubaneswar)，工人们正在一幢在建商业大楼的施工现场工作。 旧日荣耀：周四，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郊区一个贫民窟的临时避难所，孩子们掀起一面搭在他们屋顶上的破烂的美国国旗向外张望。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最安全的食品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19期  出版日期2011年05月16日 财新《新世纪》 见习记者 蒋昕捷 红砖砌成的一排排猪舍掩映在杨树林里，位于河北省三河市郊的明慧养猪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明慧公司）看上去并不起眼。每一天，都有近200头生猪从这里运往50公里外的北京。鲜为人知的是，其中有些猪并不流向普通市民的餐桌。   （上图 蒋昕捷/摄）2011年5月10日，位于河北省三河市郊的明慧公司养猪场。（下图 王申/CFP）2011年3月16日，北京通州，大红门肉类食品公司，市民在参观生猪屠宰过程。明慧公司每年出栏商品猪5万头左右，其中80％以上都供给大红门公司。   　　有时候，某批猪只从出栏起就要接受多道检验检疫。装车后，须由当地警方贴上封条，随车押送进京。每到此时，连负责运输的司机都懂得，这批猪属于“特供”，“开车要稳，猪腿上连个磕碰都不能有”。 　　这家大型养猪企业，为京城提供特供产品约有十年。特供企业曾受到表彰，有荣誉也有品牌价值，但不作宣传。在其背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特供体系已经存在 50 多年。 　　不惜工本 　　作为参与特供的生产企业，明慧公司在质量保障上可谓不惜成本。 　　据该公司养猪场负责人黄士金介绍，从猪种引进、饲料预混料收购到选购疫苗等各个环节，公司都只选择有资质的大型企业。 　　2006年，全国范围内爆发蓝耳病，该公司没有采用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而是购买了16元一针的进口疫苗。此外，对于生猪的养殖和管理，该公司通过了食品行业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认证，“猪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药，打疫苗用多粗的针管”，都有明确的操作手册。 　　年过花甲的明慧公司董事长宋志明，是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人大代表，其妻孙慧敏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该公司一位总经理指着高层领导人和集团老总的合影说：“在老一辈人眼中，养猪有时候也关乎政治。” 　　明慧公司每年要接受三次以上的抽检。2011年5月6日，北京市商委和北京二商集团还联合检查了该公司的生产情况。“检不检，猪的质量就在那里。我都不知道瘦肉精长什么样。”黄士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迄今为止，该公司产品未被检出任何问题。 　　这家公司每年出栏商品猪5万头左右，其中80％以上都供给北京市二商集团下属的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大红门公司）。二商集团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北京市第二商业局。该局从成立起就承担着特供任务，沿袭至今。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场上，一半以上的猪肉来自大红门公司。此外，大红门公司还承担了重要会议等特供任务。该公司至今有一个专门的车间，就叫“特供车间”。 　　来自明慧公司等养殖基地的特供生猪到达特供车间以后，将遭遇比普通食品严格得多的安全措施。 　　以屠宰前的瘦肉精抽检频率为例。2011年3月23日《北京二商》报显示，之前是每十头生猪抽检一头，“瘦肉精事件”后提升为每八头抽检一头。而在特供方面，至少在2009年某次重要会议期间，瘦肉精抽检比例就已达到50％，即每两头抽检一头。 　　二商集团资料显示，该集团为完成一次大会的特供使命，千方百计满足驻地要求。比如，大红门公司主管大会供应业务的员工从抓猪源开始，到选料、生产、加工、配货，深入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铁道大厦驻地做招牌菜需要160公斤厚五花肉，员工们提前从三河调来35头特级生猪，静养24小时后屠宰，所供价格大大低于成本价。某驻地要求提供一寸段的小排骨10公斤，大红门公司动用电锯加工，加工工作精密度高，危险性大，七名加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一个一个地锯，一片一片地切，一块一块地修整，从早晨7点工作到次日凌晨1点。 　　双重标准 　　不光是猪肉。为保证2009年一次会议特供任务的原材料质量，二商集团关口前移，加大食品原材料基地和养殖基地建设，下属各单位对供应厂家层层筛选，对购进商品执行索证制度，出库前对每种商品逐箱、逐件检查，并打上特殊防伪标记，以便核查。   1984年，北京市农业局在北京市北郊的小汤山组建特种蔬菜基地，产品主要提供给外宾、北京市及国家机关。吉国强/CFP 　　其中，负责清真食品特供的月盛斋公司，派专人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大草原的基地驻守，全程监控。该公司使用两台放大系数为5倍的台式带灯放大镜，对所供商品逐片检查，确保羊毛、牛毛等异物不混入特供产品。 　　为严格检测，该集团近几年来，先后投资数千万元购置包括液质联用仪等在内的先进检测设备。每天上班之前，还对生产人员进行手部涂抹检测，对生产设备进行两次涂抹检测，避免人员和设备的污染。 　　负责酱菜特供的天源酱菜也是手工作业。比如要把酱苤蓝切成4毫米的薄片，再手工戳花。所用酱油也是特别加工的，绝无防腐剂。 　　对于这些事迹，二商集团的材料上，习惯用“不惜一切代价”的提法。 　　2010年12月，《京华时报》报道称，在北京东六环高速路应急车道上，有不法生猪商贩给生猪注水，且这些“注水猪”被运至大红门公司。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承认，该公司80％以上生猪由河北、天津等养殖基地供应，但供应商中有个别散户，对于散户在运送生猪途中注水“公司很难监控”。 　　实际上，对于猪肉质量把关上是否存在双重标准，一直都有争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有指定的企业宣传“奥运猪”的特殊饲养之道。对此，北京奥组委专门辟谣称，供应给北京奥运会的食品原材料也向北京市民供应。 　　以北京市的猪肉为例，从生猪养殖到屠宰加工、上市流通等多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保证，不仅百姓日常食用没有问题，且可满足奥运会运动员的需要。 　　这样的承诺，有时候大概连运动员都难以信服。2010年5月8日，中国著名柔道女运动员佟文因为误服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被国际柔联禁赛两年，所幸申诉后撤销。为此，天津柔道队甚至自己养猪。媒体调查发现，包括刘翔在内的很多中国运动员，已经多年不吃猪肉。 　　为了避免2011年7月上海游泳世锦赛前队员误食瘦肉精，国家游泳队下达死命令，国家队队员凡在赛前被发现一次外出就餐，取消其世锦赛参赛资格，二次违反开除出国家队。2008年5月，泳坛名将欧阳鲲鹏据称因误服瘦肉精，而遭终身禁赛。 　　特供变迁 　　特供体系肇端于上世纪50年代，其间经多次变迁，支脉繁杂而又显得神秘。 　　2002年出版的《北京志·副食品商业志》中专门有一章，记载1949年后的特需食品供应。参与编写此章节的原二商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早期特供的对象包括三类：一是全国的重要会议、活动供应；二是外国元首、使馆人员等涉外副食品供应；三是中央首长、特殊工种、高级脑力劳动者等特需人员。 　　从机构设置上看，特供任务最早由公安系统承担。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食品采购、生产、供应等工作。该处于1953年撤销，部分人员参与组建特供基地巨山农场，部分人员则合并到北京饭店供应科。 　　这项长期政治任务，最终在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后划归第二商业局。1956年6月1日，地处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因门牌号码而被称为“34号供应部”。这个正处级单位，自此成为庞大特供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时至今日，改制后的北京二商集团，每年仍需承担大量的特供任务，34号供应部也划拨给该集团旗下的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 　　“特供无小事。”据高智勇回忆，为了做到绝对安全，承担特供任务的干部和职工由市商业局选调，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高智勇拜访过一位给领导人做糕点的老师傅。当时除了政审，做糕点前后还要封闭数月，老师傅忆及，每每“觉得很光荣”。 　　一位原北京市食品公司大红门肉联厂（大红门公司前身）退休职工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她曾经参与过34号供应部的猪肉检测工作，当时还没有瘦肉精，主要检测寄生虫和传染病。检验员的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并且在公安机关备案。 　　特供的真正勃兴始于1959年至1961年，即食品紧缺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中央决定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即“特需供应”。 　　特供标准依级别不同，有所差异。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其中7级以下、13级以上的高干每位每月在北京市民基础上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和甲级香烟一条。高级知识分子、运动员等人群也应享受相应特供。1961年，北京市人均全年肉食消费量仅为1斤7两。 　　由于困难时期的特供对象限于高干，国家机关出现了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特供”。到1961年初，中央机关51个单位共建立271个副食品生产基地，为机关食堂副食品供应解决了很大问题。但国务院批转的一份报告指出，半数以上用地是无偿使用，北京之外的五六万亩土地也多以“协作”为名占用。该报告还通报批评了铺张浪费等现象，当时铁道部在丰台区黄士岗农场兴建一个现代化养猪场，花费8万元，猪圈里铺了地板，装上玻璃窗，还用水泥修成浴池，被称为“猪宫”。 　　1963年底，中央机关各部门对副食品生产基地进行整顿和调整，这一特殊的“特供”才得到遏制。 　　据政协档案记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即提出关于取消高级干部特供点的提案，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在决定中明文规定：“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 　　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1989年第9期，曾就《为什么要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答读者问。文章指出，所谓对领导同志的“特供”传闻很多；本来只是极少数主要领导人享受特供，层层仿效的结果，连一些县级领导人也自视特殊，提出非分的要求；中央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取消“特供”，是从原则的高度来看问题的。 　　但特供体系后来并未销声匿迹，反而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网站2004年透露，北京市农委设立了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按照《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要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该中心每年组织专家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将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与相关机构“保秘密”的要求不同，一些入选各级各部门特供序列的厂商和当地政府，希望借此提升品牌知名度。浙江丽水、四川广汉的政府部门网站就分别透露，当地的惠明茶、米仓山茶分别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确定为特供茶。 　　除了北京，其他省份也有特供体系存在。重庆市农委网站2006年的一则消息称，本地“滴翠剑名”系列茶叶被重庆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确定为重庆市政务接待特供茶。 　　“特供”原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设立之初是为了保障部分人群的食品供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食品不再短缺，特供凸显出别样的意味。 　　明慧集团一位负责人就表示，现在无论是吃“特供”的人群还是普通老百姓，最看重的都是食品安全。 　　不少国家机关都在北京周边自建蔬菜种植基地，供应各自的机关食堂以及工作人员。这些绿色食品最强调的就是安全，其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都能做到严格控制。 　　研究商业史的高智勇评价说，这和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出现的自给自足式“特供”如出一辙。 　　金字招牌 　　与以前相比，特供体系不再如此神秘。即使是普通市民，也有可能吃上特供级别的农产品——尽管达到如此级别的农产品通常供应量小、价格昂贵。 　　例如，1984年，北京市农业局在北京市北郊的小汤山组建特种蔬菜基地，产品主要向国家外宾、北京市及国家机关提供。 　　到了1998年，事业单位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接管该基地，除了维持政府特供，同时开展酒店、商超、团购等经营业务。2006年，该基地的生产经营业务剥离，成立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普通市民也完全可以在各大超市买到其产品。 　　很多参与到特供体系中的企业，还正在考虑如何将“特供”转化为经济效益。2011年3月22日，二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杰在该集团内部会议上说，各单位要有借势发展的理念，提高“特供食品”这块金字招牌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率，将特供期间建立起来的渠道转化为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从特供中找到新的市场空间；主动加强与驻地的沟通，密切关系，以创新方式传导集团食品“高端、安全”的信息，加大特供企业宣传推广的力度。 　　如今，二商集团旗下的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引入刘永好的新希望等战略投资者，酝酿明年在A股上市。分析人士表示，二商集团未来如何向普通消费者披露特供方面的信息，真正使“特供食品”这块金字招牌助力企业发展，对其也是一个考验。 　　实际上，除了那些不计成本的做法，特供体系中的很多经验已经或可能在普通食品安全体系中得到应用。 　　明慧公司董事长宋志明曾就食品安全问题向有关部门建议，养猪企业中应该“扶持正规军，消灭游击队”。因为特供体系中签约的都是有规模的大企业，其生产模式、流程、监管可控，也可降低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管成本。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明慧公司了解到，自从“双汇事件”以来，各监管机构和收购厂商都加强了对瘦肉精的检疫工作。每天生猪装车前，三河市畜牧局的检疫检验员都会带着试剂盒对生猪尿样进行抽检。 　　“瘦肉精检测就像测孕一样简单，根本用不着进化验室。”明慧公司前述负责人称，一些屠宰加工企业因为瘦肉精问题折戟沉沙，市值蒸发百亿元，“完全是自找的”。 　　如今，明慧运往北京的猪在装车前检测一次，入京时也要抽检，到大红门公司再检测一次。在这样的严格检测之下，出现瘦肉精是不可想象的。 　　来源：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59180&time=2011-05-14&cl=115&page=all 接受培训：周四，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拉什卡尔加郊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基地列勒内克营(Camp Leatherneck)，阿富汗国家部队的士兵正在接受一名美国合同工的培训。 羊儿“咩咩”叫：周四，英格兰埃克塞特举行了德文郡农业展(Devon County Show)，作为这一地区最大的郡级展之一，该农展常被看作整个展览季的开幕戏以及农业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图为展览中，羊儿们在展场上站成一排等待评判。 与众不同：周四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警方缴获了30枚M-26手榴弹。这些手榴弹被藏在三箱西红柿中，据称属于犯罪团伙。图为一名警官在当地警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其中一枚手榴弹。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电脑都没开，还“面对面评议”？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辰旦同学想看的图片来了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