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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緣起 有關李必豐，在紀實作品《我的證詞》（明鏡出版社）裡，我曾費過不少筆墨。記得1993年的某個夏夜，監獄院子裏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電影，眾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豐卻退避人群，仰望星星，討論在宇宙當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問題。李必豐突然說，他創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詩，探問我有沒有“指教”的興趣？我倒抽一口涼氣，急忙搖頭。 在我們那批六四難友中，李必豐的文學才華很醒目，所涉文體包括詩歌、小說、劇本、哲學、政論、呼籲書等等，但我從未把他的作品讀完過。因為他的思維和雙腿一樣，走得太快，有時還是跳躍的，令人費解。例如“二進宮”才幾天，在審訊的間隙，他就坐在黑牢裏思考：“蚊子是誰發明的兵器呢？” 真有點古希臘哲學家的味兒。 李必豐真正打動我的，是以下這首監獄詩： “冬季過早地來臨/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養/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凍得漸漸斑白/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冬季來了/我們都愛冬眠/心臟累了/血液累了/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這首詩讓我回到1980年代，讀俄羅斯詩人葉賽甯的青春時光。葉詩寫到俄羅斯的冬季，陰鬱的晴空，用了“打補丁的碎花布”或“骯髒的包頭帕”等比喻；接著我想起二十六歲就臥軌自殺的海子；還想起過去的自己——一個曾經文思泉湧的詩人，如今卻一行詩也寫不出來。 於是，2005年5月18日，我專程從雲南趕回成都，在金沙遺址附近重逢了剛刑滿釋放的如今的詩人。 正文 老威：一眨眼，你的七年刑期又滿了！ 李必豐：六四都十六年了，老廖，你算我們這批難友中最幸運的。 老威：你指沒有“二進宮”？ 李必豐：不錯。當年在四川三監獄，你和佘萬寶是上下鋪，都判四年，沒料到幾年後，佘萬寶又因中國民主黨的案子栽進去，再判十二年；關滿十年的蒲勇，出來三年就死掉；許萬平已經三進三出，累計刑期十幾年，這次又栽了。他本來只有半條命，重慶警方又那麼黑，估計得判個十年以上，最後只有報銷在獄中；而我，六四十六周年，就坐了十二年牢，人都快整瘋了。 老威：聽說你在裏面寫了兩百多萬字？ 李必豐：被搜去大半，還剩幾十萬字。 老威：我手裏還保存著你多年前的詩歌和日記。你狗日的命賤，越遭災，想像力越豐富。古希臘有個哲學家，名字忘了，被關押五十年，寫了一本青史留名的《太陽城札記》；更厲害的一位，也是哲學家，名字也忘了，被絞死的頭天夜里，完成了《哲學的慰籍》…… 李必豐：所以…… 老威：所以，即使大限將至，也不可絕望。 李必豐：可我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民運家，咋辦？ 老威：咋辦？書歸正傳。你是怎樣捲入六四的？ 李必豐：話說1989年學潮，從北京席捲到成都，又從成都席捲到綿陽。5月份，綿陽的大學和中專師生上街遊行，我們看了，心潮澎湃，就親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學校，企圖建立聯絡，卻被糾察隊攔在校門外，罵我們是“社會閒雜”，圖謀不軌。氣得我的同案犯唐先全大叫：“龜兒子懂個屌！”我急忙勸住，耐心向對方解釋：“人人都有權愛國嘛，我們可以組織市民聲援。” 第二天，我們弄了些“聲援學生”的標語、橫幅，動員一些市民參加遊行。5月21號，太陽熱辣辣的，卻有兩三百個學生娃娃在市政府門口靜坐。圍觀者不少，竟沒人給汗流浹背的愛國者遞一杯水。於是我的腦子一熱，就站上一輛三輪車，開始演講，號召大家給學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懸河，一講幾個鐘頭，嗓子嘶啞了也顧不上喝水。於是路人紛紛解囊，學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士氣大增。而我卻因公開煽動，惹火上身，公安局揚言：“要抓稅務局的眼鏡！” 幾個月後，演講內容我自己早忘了，可警察記得，並且還作為“罪證”上了《起訴書》。大意是：“我不是學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鵬所說的‘社會閒雜’，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這一小撮，就是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 為了追溯我的犯罪根源，《起訴書》裡還摘引我刊登在民刊《尋夢園》上的詩句：“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見。”檢察官簡直是個文盲，竟質問我“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沒任何意思。”他拍桌大怒：“你狡辯，明明是誣衊社會主義制度一團漆黑。”我說：“我的眼睛高度近視，看見黑就寫黑囉……” 後來，經過綿陽《劍南文學》主編謝宗年的“專家鑒定”，“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動詩，構成鐵證。 老威：你當場落網了？ 李必豐：我屢次聞風而逃，徑直去成都投奔革命。在人民南路廣場，我們糾集幾百人，宣告成都市青年自治會成立，我高票當選為主席。 老威：有什麼組織活動呢？ 李必豐：與北京大學南下演講團接觸；去西郊的四川工業學院，動員學生參加5月30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還企圖組織敢死隊聲援北京。憑著詩人直覺，我發表《末日演講》，叫囂“民主的六月將變成黑色的六月”，激起部分高校學生的反感，跑派出所告密，誣衊我是“臺灣派遣特務”…… 老威：如何能預感末日呢？ 李必豐：5月28號深夜，我睡在毛澤東塑像腳下，竟夢見六個公安，手持警棍，兇神惡煞地喝問我：“幹啥的？”把我猛然嚇醒；卻不料六月四號淩晨，夢境重現了——同一座毛澤東塑像腳下，我似醒非醒，瞇縫著眼睛。在黎明的微熹中，我先見兩輛救護車，若干醫護人員，後見幾輛警車，哇哧哇哧衝到觀禮台前。有聲音大叫：清場開始！廣場的幾十個人統統被帶走。嘿嘿，居然還是六個公安，沿臺階上來，用警棍連連戳我，喝問：“幹啥的？”我驚出一身冷汗，不得不坐起來回答：“記者。”隨即出示搞來的《記者證》。公安翻來覆去查看，終於揚揚下巴。“回家呆著吧”。 老威：你靠做夢來感應末日嗎？ 李必豐：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必然。總之，我漏網後，立即奔四川大學，找地下高自聯報信，於是大批學生又去廣場聲援。我親自蹬一輛三輪，充作宣傳車，直驅廣場。車上除了印刷品、喇叭，還有川大二年級的一位女播音員。學生與警察對峙時，宣傳車就插在中間，女播音員舉著喇叭，騎我肩頭上向敵陣喊話。可突然，一片綠森森的鋼盔和盾牌衝過來，嘭嘭幾聲炸響，催淚瓦斯就拖著尾巴上天，然後如瀰漫的巨傘，籠罩而下。大伙兒頓時淚眼模糊，跌跌撞撞，我也摔下車來，待眼前迷霧散開，宣傳車和播音員都失蹤了。當時謠言紛紛，傳播音員死掉，時隔多年才證實，她沒死，而被俘虜。 我們胡亂回敬些汽水瓶子，隨即抱頭鼠竄，連鞋子都跑掉了。悲憤難抑，我們接著跑工廠，動員工人上街，絕望而歸；再轉回廣場右側，巧遇綿陽朋友楊偉，還沒來得及打招呼，噗的一顆催淚彈，竟擊中我的屁股。我哇哇大吼，平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針紮一般疼。楊偉立馬拽住我瞎跑，遠遠近近，全是警棍打人的悶響，慘叫此起彼伏，估計好幾百顆腦袋都被揍扁了。 人民商場烈火熊熊，我們逃到那兒，見許多警察集結，有救火車，但沒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塊的行人。有個女娃在二樓窗裏喊：“不准打學生！”一個警察就聞聲把催淚瓶拋進去，噗的一聲，只見一股腥紅色的煙直噴出來。 四處狼煙，我們只好又折回四川大學。高自聯的人卻警告我：馬上逃，部隊已佔領科技大學，轉眼就進入這兒！他們提供了三輪車和一頂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頭，撞見六四這天最感人的一幕：六個居民老太太，跪在東風路街心，苦勸電訊工程學院的聲援隊伍別去廣場：“全部都是兵，你們莫去送死！” 4號和5號，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蕩，部隊和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在進行拉鋸戰，許多人受傷，鮮血迸濺，我親眼見成都五醫院裏躺著不少傷員，有個女學生正在搶救中。 據說人民商場大火燃了一夜，直到5號下午，我又轉回來，還見殘垣斷壁在冒煙。有個人從灰燼中撿了瓶高橙飲料，卻被圍觀群眾痛打一頓，責駡他“發國難財”。 不少人說，人民商場大火是警察開槍引發的。他們紅了眼，就抵著人體摳扳機，激起眾怒。大夥兒把街邊欄杆的水泥樁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門，阻擋裏頭的警車衝出來。 老威：成都市民挺厲害。 李必豐：6月6號，成都淪為一座冒煙的兵營。大勢已去，我們七、八條落水狗就結伴逃往雲南，其中有工人、學生和記者。我躲在昆明一個同學家裏，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全國聯网大搜捕。於是從上海、北京、成都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結夥竄向西雙版納，到了景洪，再次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網，在景洪縣看守所關了一宿。我堅稱自己是記者，在邊境一帶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才蒙混過關。釋放後，我重新聯絡了幾個倖存的逃亡者，在緬寺雇了個和尚充嚮導，開始偷渡。 邊防較混亂，我們蒙混過關時，還照了集體像。跟著進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嚮導失蹤了。我從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裏猛竄了一會兒，就與其他同夥失去聯絡。我“哎哎”叫喚了幾十聲，也不見回應，於是牙關一咬，透過枝葉判斷方向，自以為是地朝南走。我起碼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虛脫了…… 老威：這段歷險，我在牢裡就聽你講過。 李必豐：印象太深刻了。原來想像密林內埋伏無數毒蛇、猛獸，還買把砍刀隨身帶，後來嫌重，就丟了。出密林時我躺在地上，稍遠處，隱隱有緬地村莊在陽光下閃爍。我一下子淚如泉湧，就順著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觸到一片旱地蘆葦，才站起。我撥著一人多高的蘆葦，嘩啦啦地往前，走了幾百米，突然出現了岔路口。 直覺告訴我，向右拐是正確的，而我卻鬼使神差地直走。腦袋嗡嗡響，“向右拐！向右拐！“的聲音老在迴旋，可我還是不回頭——這個意識無法支配雙腿的情景，我曾經夢見過多次。直到樹葉越來越密，邁不動腳。有一樹枝還斜扎入鏡片，啪地刺中眼皮。我一痛一驚，方猛然刹步。隱隱約約，我的耳邊響起人聲，聽不懂，待我聽懂“不准動”三個字時，已被包圍了。 估計有七、八個人端槍指著我，“舉起手！”又是三個字。我下意識地剛把雙手舉過肩頭，驀然看見一大團紅光衝著我——那是烏黑槍嘴上閃耀的太陽！汪地一聲，我雙膝一軟，靈魂駭出竅了，褲襠也尿濕了一大塊。 待靈魂回竅，我已被兩個人架著，雙腿拖地進了一村莊。你猜怎麼著？俘虜我的居然是四川老鄉，1970年代偷渡去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的重慶知青！當時，人民軍正在中國的支撐下，與政府軍打遊擊戰，所以雖是故鄉人，他們還得遣送我。 怎樣哀求都沒用，這些，我對你講過，你還寫進你的書裏了——他們通過中緬百姓雜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綁，交給邊防武警。鬆綁後，八個武警列隊，叉開腿，命令我從八個肉胯通道鑽過去。我不幹，武警班長一起腿，我被踢飛起來，至少幾米開外，才一個狗吃屎跌下來。襠內一陣劇痛——自此，落下了疝氣這病根，夏天乘涼，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點沒被打死。而後，哨所雇了輛拖拉機，把我雙手捆牢，連一根長繩，在後面拖拉著跑。臉已變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們就這樣把“奴隸”帶回景洪，關在看守所。審問我：“燒了多少軍車？殺了多少解放軍？搶沒搶東西？”我否認，他們嘲笑我：“哪你為什麼越境逃跑？” 我還是那句話：我是記者，來邊境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不慎迷路越境。他們搜出了我的《記者證》，竟意外地釋放了我。 兜裏揣著一元錢釋放費，我露宿景洪街頭，走投無路，卻不敢貿然去聯絡任何人。緬寺更不敢接近，因為和尚嚮導一旦暴露，問題更嚴重。我只好走回頭路，過了瀾滄江大橋，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個長坡，順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這期間花一元錢買東西充饑，敲老百姓的門討水喝，卻沒臉討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樹，我爬不來樹，偷不來東西，拋石頭砸，累癱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澀口，咽幾口就頭暈目眩，有中毒的感覺，所以不敢多吃。攏普洱，半步也挪不動了，就晃著《記者證》，死皮賴臉攔了一輛車，許願到昆明再加倍補車費。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學，他二話不說，就下了一洗臉盆麵條，我嗖嗖地吞下，才揉著肚皮，有了說話的氣力：“報國無門，逃亡無路，只有回家。”同學當即給了我幾十元錢，讓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車。可沒料到，當夜10點鐘，我剛出門，沒走遠，迎面就來了十幾個便衣。 “李必豐？” 我點頭。 “你被捕了。” 跟著我被關進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真夠離奇，你被抓抓放放幾次？ 李必豐：景洪看守所進了兩次；昆明看守所關了七天，又放了，讓我自己回四川投案。最後，在綿陽老家栽徹底。審訊時，警察出示了我一路奔逃的照片，與誰誰接觸，全記錄在案。太懸了，幸好這根無用的長線沒釣著大魚。 我的昆明同學受牽連，關了幾天，教育釋放；1998年我再度東窗事發，又去找他，剛從他家出來沒幾分鐘，又被釘上。我二進宮後，他被命令天天去國安局報到，工作也開除了。 老威：你兜一大圈兒，耗多少時間？ 李必豐：我七月幾號被抓，腦殼也差點耍沒了。當時，成都東城公安局連夜提訊，追問人民商場被焚的細節，我嚇出一頭冷汗，曉得一旦定性為縱火犯，就死硬了。於是，提供了一連串證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較多，有書面證明，商場起火時我不在場——這準是老爸的亡靈在保佑。 在收審所關了兩個多月，轉綿陽市看守所。本來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會”為由頭，做成反革命集團案，無奈證據不足。於是就以“宣傳煽動”治罪，我判五年，唐先全三年，楊偉勞教三年，劉家夢、劉應德另案處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關了多久？ 李必豐：加上收審，總共一年多。 老威：裏面的狀況如何？ 李必豐：你在牢裡一直堅持寫作，我也是。受你的影響，我也描述了這段經歷。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毛賊向外頭寄信，卻被告密，我被整慘了。 老威：我也在看守所挨過整，慣常的刑具是土銬、繩子和電警棍。他們怎麼整你的？ 李必豐：拳打腳踢，還把其他犯人提出來暴打，供我欣賞；使電棍烙舌頭，一股青煙，一個跟鬥；還端來一盆水，令我站進去，以電棍戳水，觸電的波紋一翻，人就痙攣，向後一個倒栽鐘。反復幾次，就鼻青臉腫了。 老威：看來，各地獄警的整治方式都挺有智慧。 李必豐：我在小說裏，用大量篇幅記錄了一個叫王X的變態女警察，她喜歡提英俊犯人出去，舉行專場演唱會；還喜歡提著電棍巡視監房，只要發現門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躡手躡腳拉開鐵門，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臉，老娘也不要臉！”舉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子。入地無門，犯人越慘叫她越狠毒，兩眼冒紅光，還不由自主地哼哼。還有，每隔一兩個月，她要領醫生來檢查性病，有病就一腳踢回來，沒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場。 老威：怎麼提取法？叫大夥兒打手蟲？ 李必豐：自己當眾弄不出來，醫生就掐敏感部位。總有辦法嘛。 老威：繼續講。 李必豐：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漲。有個晚上，正迷迷糊糊，卻夢見有蛇在舔我的腳板心，本能地一縮，卻濺起一片水花。我驚叫一聲跳起來，原來洪水已淹上床鋪。眾犯關在水裏，逃跑無門，就一齊呐喊：“開燈！開燈！”可平時通宵通明的燈卻沒了，大夥兒漆黑一團地攪著水，沒人敢挪半步，因為一跌下鋪板，就陷入滅頂之災。 放風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們墊起腳，避免洪水進嘴巴。此時聽見門響，一個警察游泳進號，指揮大家手牽手轉移。一直折騰到天亮，我們脫險了，水還沒退。 我們被轉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間號房約十五平方米，卻塞了七十多人，肉貼肉。雨過天晴，盛夏的毒日頭一出，號內熱毒蒸騰，許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魚一般開閉著，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們又轉回原地，滿號的稀泥漿子，沒法弄，人都變成賴蛤蟆了——將就著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來，維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市的省一監獄勞改。  插    記 李必豐在四川省第一監獄“改造”一年多，由於會寫詩，得到一位愛詩的女警察的賞識，被分派賣小百貨，日子好過起來。他還結識了民運戰友楊偉。他說“楊偉當時不滿二十歲，做倉庫保管員，卻出其不意地往監獄生產的羊皮手套內塞紙團，提醒這是勞改產品，希望顧客不要購買。結果，一批價值二百萬的貨從香港市場被退回。獄方輕而易舉就查出內奸，於是惱羞成怒，倒吊楊偉幾天幾夜”。                                                                   1992年10月，李必豐、楊偉等人被轉往位於川東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不久，我也從重慶郊區的省二監轉了去。於是，六四的難友圈急劇擴大，從四川各地陸續轉來的二十余人都集中羈押在二大隊。 二大隊一樓一底十幾個囚室，加上籃球場大的院壩，卻裝了二百餘犯人。我曾在這兒遭遇過自中共建國以來的不同時期的反革命犯——會道門、土匪、封建迷信、土皇帝、潛伏特務等等，形形色色，這為日後完成《我的證詞》及《中國底層訪談錄》積累了較豐富的原始材料。 因歷史原因，六四犯與其他犯常有齟齬，但至少我在的時候，大環境還比較寬鬆。獄方響應鄧小平南巡講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變著法子賺犯人的錢。我與李必豐成了伙食搭檔，日日享用高價“大肥肉燉蘿蔔”，把臉蛋營養得紅撲撲的。 我導演的一張政治犯集體照後來成為搶手貨，刊登在好幾個海外雜誌上——兩排六個人，一律著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林彪當校長的抗大學員——我沒料到此事引發了獄中地震，1994年初夏，我開釋幾個月之後，李必豐說：“獄方突然襲擊，將六四這夥人集中控制，然後從身體到鋪位，探雷一般仔細搜查，把我們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收繳。此後，照像被禁止，我們被化整為零，分散在各大隊的刑事犯中間實行嚴管，一舉一動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豐卻搖頭：“誰也沒埋怨你。因為露露臉，也算給外頭一種提醒，總比付出了代價卻無響無臭強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李必豐，一個普通政治犯卻無響無臭地刑滿釋放了。像成千上萬同種類型的政治犯一樣，他被警車專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給當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規定的“剝權期管制”——如此種種，海內外至今不見任何報導。 李必豐：出獄後，我不斷被警察騷擾，生活全亂套了。家裏人埋怨我，為證明我的確賊心已死，我就結婚，搬到我老婆的單位宿舍，很小一間屋，身子也轉不開，煮飯就在樓道上。也許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賊溜溜吧，即使見著警察只點頭，不說話，人家仍疑慮重重。我被派出所呼來喚去，就產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時代了，還搞階級鬥爭，還監視“四類分子”嗎？於是又四處走動。 老威：你還到我家，用《易經》替我算命。 李必豐：你除了寫字，就對算命感興趣。 老威：占卦是為了心裏有數，不至於像你，無頭蒼蠅瞎撞。 李必豐：我的腿雖然野，但沒瞎撞。1995年夏天，當我聽說綿陽的民運人物餘XX從深圳逃跑，就動心了。當時，我的兒子出生不到一百天，窮困潦倒，加上被“關照”，我絕望之極。就與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動身去深圳，攏中英街，像個蹩腳的遊客，邊走邊東張西望。叫武警發現了，命令我過去，查《身份證》。我強作笑臉，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三分鐘，武警就讓我進哨所；他打了個電話，不足三分鐘，又讓我上中隊；跟著，我被關進沙頭角派出所。此時，綿陽警方已在羅浮區公安局等候，我連資本主義的地皮都沒踩著，就又回來了。 老威：你有管道嗎？這麼瞎闖？難怪有人封你為“民運圈裏的行為藝術家”。 李必豐：圈內朋友讓我直接去，有人在沙頭角橋頭接應。我手裏拿了張報紙，作為接應暗號，可我轉來轉去也不見同志。卻迎頭碰見我的高中老師，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師，你咋在這兒？” 事隔多年才曉得，便衣特務是一路旅遊，跟蹤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沒帶任何嫌疑物品。這次我只以“偷越國境罪”拘留十五天，出來後，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須事先彙報。 為了讓他們放心，我就去一個朋友公司打工，做過幾天部門負責人。這期間，國內民運比較活躍，北京上書請願頻繁，劉賢斌等人也在成都公開活動，經常在四川大學參與講座。重慶的王明也來串聯，要搞《公民宣言》，可沒露幾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學院的窩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楣，受人邀約去歇腳，剛躺下，警察就敲門。這次抓了好幾個，我和王明都進了鐵籠子，審了個通宵。天一亮，我們被弄出戶外拍照。我心裏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著驗明正身，要勞動教養！” 老威：你沒把柄吧？ 李必豐：當時我兜裏揣著《致香港同胞書》，談97回歸的騙局。我曾瞅空子把這罪證丟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給撿了回來。你曾在《證詞》裏說：“這年頭，寫作就是製造罪證。”我一次次臨陣毀滅罪證，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綿陽，關幾天就釋放了；而王明被勞教三年，他第一次坐牢五年，才自由了兩年，又二進宮。 這次變故使我失去工作，就只得邀約朋友去成都北門大橋開“泉水魚”。本來生意還過得去，可一幫餓飯的民運朋友天天來，有的乾脆以“出謀劃策”為名，住在飯館裏——這一攪，警察就找麻煩。我記得關門大吉那天，你和老汪來白吃，顧客點了魚，我也不賣，因為最後一條魚要孝敬落難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來無蹤，去無影。    李必豐：我們這類人都沒安全感，做夢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時間在家？    李必豐：幾乎都沒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習慣。    老威：真他媽不是人。    李必豐：不是人，是民主的困獸。    老威：終於又進籠子了。    李必豐：文學創作的同時，我也搞些民生調查。綿陽地區的老國營企業處境維艱。綿陽絲廠頻臨倒閉，可廠長不是東西，居然抱著職工們的住房集資款去成都炒股票，結果虧了，血本無歸。這一下激起眾怒。鬧事那天，有人在廠內黑板上公佈消息：“馮市長今天要來解決大家吃飯問題。”可工人們耐心盼到上午十點多，連市長影兒都沒有！於是群情激憤，四千多人吼叫著湧出廠門，將門外的川陝公路紮斷了。跟著，事態擴大，綿陽絹紡廠等幾家國企職工也呼著口號，前來聲援。一萬多人頂著毒日頭靜坐路中，交通堵塞達幾個小時。當然，獨裁國家解決社會衝突的手段是暴力，警察出動，抓了二百多人。綿陽電視臺還宣布在高新區實行宵禁。 這起事件被捅到國外，引起西方關注，可當局仍然抵賴。1997年7月16日，《綿陽日報》登載了市公安局長任XX答記者問，為“騷亂”定性。我讀罷義憤填膺，就連夜給國際勞工組織寫《呼籲書》，要求為“騷亂”平反。我將文章傳真給紐約的“中國人權”，很快，聯合國的調查小組就下來了。 老威：後來呢？ 李必豐：二百多人全部釋放。警方氣得發瘋，就來抓我。 老威：你在外頭逃竄了大半年吧？ 李必豐：先在重慶難友家躲了幾天，楊偉來了，帶我到廣州，準備偷渡。可“人權觀察”的XX又在電話裏改口，稱目前香港吃緊，去不了。無奈折回，再去雲南中緬邊境晃一圈，XX再傳話，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國清邁才有人接應。他媽的，就這麼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方都不太賣力，否則你早落網了。 李必豐：也許吧。 老威：為啥不跑遠點？ 李必豐：總有莫名的牽掛吧。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我潛回家，剛入稅務局大門就被人發現，可我還是硬著頭皮上三樓，閃進門。老婆猛吃一驚：“你回來幹啥子？”我吱吱唔唔，轉身要出門，可娃娃卻突然抱我的腿，哭出聲來：“我要爸爸！” 真是肝腸寸斷，因為這是娃娃平生第一句話！但沒辦法，我只能狠心扳開他的手，紅著眼圈出走。從進門到出門不足十分鐘，但我下樓時眼皮劇跳，趕緊出街喊了輛三輪，上公路又換了計程車，沒講價，就叫往成都方向開。 幾十米開外就是收費站，十幾個武警荷槍實彈候著。計程車還沒進站，兩輛警車就夾過來。我剛探頭，就被拽出來，手銬喀嚓一響，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贓俱獲？ 李必豐：對，我落網十餘次，每次都人贓俱獲。接著，在城郊的208招待所過夜，再轉到江油市看守所。由於是個案，我自然“供認不諱”。但這次，當局沒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處網羅污點證人，以“經濟詐騙罪”判了我七年。類似於“劉水嫖娼案”和“許萬平白粉案”。 老威：判刑後送哪兒？ 李必豐：老地方。 老威：省三監獄？ 李必豐：對，關了幾個月。1998年1月17日，轉到川西的雅安監獄，兩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頭也滴血，臉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飯剛起身，就突然昏厥。我住院幾個月，擔心活不出去了。老婆也在這個時候提出離婚，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2003年，我在監區碰到一熟人，擺了十分鐘龍門陣，卻被人打小報告。於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轉到二十裡外的名山監獄。 老威：裏面的情況如何？ 李必豐：犯人的狀態與三監大同小異，生產機器配件，勞動強度大，很慘。而我大部分時間都病著，臨出獄，才通過營養和鍛煉恢復了一點。我創作了幾百萬字的詩歌、小說、戲劇，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過回憶重寫一遍。 老威：我有體會，重寫難度非常大。 李必豐：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轉來轉去，我就這個命。我不斷在寫“命”，可“命”到底是什麼東西？目前，我娃娃九歲多，正需要錢，需要安穩的父愛，可我一無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險公司：“你不是有宣傳煽動的特長嗎？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戶推銷人壽保險吧！” 老威：我出獄時，公安局還替找鋪面，讓我去賣服裝呢。 李必豐：兩三個月過去，我一份保險也沒弄出去。四十多歲了，還白端家裏的碗，臉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寫，爭取在海外發表和出書。 老威：你寫時評嗎？ 李必豐：寫不出來，也不感興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詩歌和小說，要靠它們糊口比較困難。你在詩中罵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陽的金幣收買人類”，誰懂？ 李必豐：你懂。 老威：可我，給不出稿費。

薄熙來事件爆發之後，內地各大媒體都發出了回應黨中央的喊話，內容來來去去就是演繹那幾個關鍵表述，例如「團結在黨中央身邊」，又如「站穩政治立場」。看見這些熟悉的字眼，我不禁懷疑那個必須站穩的「政治立場」到底是什麼立場，而那個必須被緊緊團結擁護的中央又是種什麼樣的「中央」？ 多年以前，我在一家曾以「講政治」和培養幹部著稱的大學演講，台下學生多為共青團團員，其中更不乏早已入了黨的精英；可是當我刻意問起《資本論》中某個關鍵概念時，平日擅長答問和表現自我的青年卻全都成了啞巴，勉強回應者也多半只是胡扯而已。受了那麼多年的馬列教育，甚至還加入了共產黨，他們可知道共產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嗎？每次看見這些年輕人的臉孔，看見他們好奇，熱切以至於疑惑和不屑的神情，我都要懷疑自己究竟可以做到些什麼。他們不再為了信念入團入黨，以後也可能是個講原則的媒體人，或者在一家民企打工求上進，又或者做了個只想打好這份工的公務員。如果他真的當了幹部，有一天遇上陳光誠這樣的人，他可還會記得我曾說過的故事以及那些青春歲月裏讀過的書？他會不會跟着大隊，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就像當年入黨那樣地理所當然，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無數利益鏈條的其中一環？我真的不知道。 往昔的路線鬥爭縱然虛矯，但起碼要砌出一套綴滿了主義的說辭。今天則連主義都用不着了，純粹是赤裸裸的利益爭鬥；再也沒有一個敗者會被扣上政治的大帽子，你只需要說他貪腐說他「私生活不檢點」就夠了。甚至打擊陳光誠也都不必批他反動反黨反人民，光天化日之下禁閉他威脅他就是，甚麼都不必多說。如此世道，你要站穩甚麼「政治立場」？ 相关日志 2012/05/06 — 冬眠熊2010:午夜政治观察(109－125) 2012/05/06 — 冬眠熊2010:午夜政治观察(126－133) 2012/05/03 — 贺卫方:党的干部不能在国库拿工资，而应该由党费来支撑 2012/04/27 — RFI:薄熙来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 2012/04/26 — 薄熙来事件凸显中共以党纪冒充国法的尴尬 2012/04/26 — 从胡提保持党的纯洁性来理一下最近的事件 2012/04/25 — 金融时报:中国高层的派系之争 2012/04/25 — 胡平:中共当局要给薄熙来定刑事罪吗？ 2012/04/24 — 印媒评论:薄熙来案揭穿中共太子党奢华面貌 2012/04/23 — 金融时报:一个脱党者

 　　当中国沉醉于“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之中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霸权，而是更公正的世界愿景。近代的普世主义从康德起一直延续到马克思，曾是理念、原则和伦理的源泉，但这种思想资源后来逐渐让位给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从古代东方思想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普世伦理和超越精神，也许能够为今天的个体如何与其所生存的环境相联接提供一些借鉴。 　　在这个时代的语境里，“普世精神”被泛政治化了，但普世精神应当不仅仅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概念吧，比如说我们可以诉诸中国传统？ 　　杜赞奇：有些人可能会完全拒斥历史上的普世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历史是断裂的并且是有差异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普世主义，因为这代表着理念和原则的源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在它缺席的情况下运转。现代世界之所以濒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危机，就是因为现代普世主义从西方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却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讲普世主义？在我看来，民族国家的格局和整个世界之间越来越不协调，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世界观念的支撑。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国际联盟组织，以便共同处理超越国家的问题。可是我一直说，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联合国无法达到它的理想，因为民族国家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总是会系统化地推卸自己对世界的责任。而民族国家为了在这种竞争性的世界秩序中生存，必然会发展出一套非常强的自我 / 他人对立的政治身份（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所有人都要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战胜敌人而奋斗。 　　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改变了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格局。利益相近的国家开始结盟，新自由主义使得国家将公共资源逐渐私有化，这一切令民族国家和全球性之间本来就不协调的关系更加剧烈了。本来应该负责长期发展项目的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受新自由经济目标的左右，开始追逐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这已经无法靠一国一地的政策去解决。生态不稳定会影响水源和农作物，这些问题是无国界的，为了表述并处理这些问题，民族国家不光要与他国合作，而且必须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分享主权。 　　在我看来，中国必须对这种根源性的失调状况有所回应，并从历史传统中或是新型普世主义概念下发展一种世界性的理念。我在这里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词，指的是所有人类都属于某个社群。这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身份认同的社群分享（如地区、国家或宗教），一个世界性的社群必须能够与相近的其他社群分享主权。换句话说，一个世界性社群的机构或代表必须能够在政治社会的某些领域中作出关涉主权问题的决策。 　　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传统的“天下”体系很有世界性。 　　杜赞奇：中国的“天下”理念可能是存活到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一种古代世界的普世主义。历史上大部分帝国文化都有来自超越体——要么是上帝，要么是一种非人化的创造，比如“天”——授权的普世理念，这样才有正当性。在这些传统中，超越体成为普世伦理的认识论权威，所以伦理能够让社会更好地组织运作，并且能够对人民提出自我牺牲的要求。 　　中国学者里最积极地提倡将“天下”体系作为新型全球秩序的是赵汀阳。他在一篇论文中叙述了天下观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的商周过渡期。周作为一个权力有限的政权，却成功管理了一个疆土大得多的帝国，因为它以一种世界眼光来管理，将天下政治置于地方之上。赵汀阳还认为，天下模式在当代的拓展应包括：一个世界政府控制更大疆域的领土和军队，其附属国应承认世界政府以获得合法性，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其他大部分事务上保持自治。文化帝国不是基于强力和自利，而是使用礼制作为手段来限制自我及其利益。天下是一种等级制的世界观，秩序高于自由，精英治理高于民主，政治机构有高低之分。 　　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批评了赵的观点，他认为从赵使用的《老子》、《庄子》等文本中无法推导出自上而下的治乱方式。老庄所讲的“乱”，代表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元秩序”，不是那种要求上方发令的混乱。此外，王铭铭还指出，天下观不能以一种方式去理解，应区分秦统一前后的两种变体。的确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天下”失去了“和而不同”的特质，而变成了帝国规则。赵汀阳在后来的文章里承认秦以后的“天下”理想被扭曲了，但他依然认为天下体系的核心在于自上而下的政令。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如果单靠礼仪秩序本身就能让政治领导施行仁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设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人的概念，以及学习修辞呢？退一步说，就算礼仪制度在周朝运转良好，我们还需要考虑宗族关系等其他控制资源、平衡权力的复杂因素。 　　如果说要将天下体系这种古代体系搬到当下，就更怪异了。如果政治体系不是基于民主选举，我们不知道谁会代表世界政府及其掌管的巨大资源。正因如此，卡拉汉怀疑这种普世主义形式所代表的不是后霸权时代的理念，而是一种新霸权。 　　那么您觉得古代中国中的哪些思想资源具有真正的普世性？ 　　杜赞奇：“天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我觉得它不是特别有用，因为这不过是另一种谈论帝国的方式。我觉得更有用的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更有包容的潜力，它本身的定位就是超越性的，并且嵌入了伦理理想。伦理生活在中国社会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极为重要的理想，这不光是对潜在的圣王而言。历史上，大一统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试图垄断与“天”的交流，但没有成功。“天”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生活的精神资源，它能够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一整套计划，而且可以在自我和超越之间提供链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的定位，不仅可以容纳杰出的人们，也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当然儒家也讲社会目的，而道教、佛教更是拓宽了社会的范畴，它们也关怀动物、自然等等。 　　当“天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天”和“道”继续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独有的观念，你看康有为、章太炎那一代的学者，他们就有非常强的普世观念。 　　您觉得现代人还能理解并接受“天”这样的古代哲学概念吗？ 　　杜赞奇：我不是要人们接受古代哲学的概念，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古代哲学所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被现代化时代给毁掉了。近代与自我相关联的是民族国家，而现在民族国家也淡化了，现在成了市场。所以我们也应该寻找新的思想体系，比如可持续发展，或其他具有全球性、普适性的体系，使得自我可以与之关联。 　　我对“天下”观有很多批评，就是因为你不能把古代的政治观念很僵化地套用到当下的现实。我对中国传统概念的运用和中国新左派对传统概念的运用有很明确的不同之处，我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不是“天下”观之类的制度化的表达，因为它无法应用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已经改变太多。我觉得依然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不仅是历史上的观念，也是中国人如何将自我与世界相连接。这种连接虽然被民族主义者一度破坏，但我们还是应该找办法与其他普世精神相关联，而且这些精神应与我们的时代特征相符。 　　您曾经提到现代普世主义的一大问题是缺乏超越性。但我们的确身处在世俗年代，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那样。 　　杜赞奇：我的确认为现代的普世观缺乏超越性。但我也认为我们可以有一种超越性的世俗，我正在写一本书，就是讲世俗世界的超越性。不然的话，我们如何去理解许多人愿意牺牲生命去奋斗的事业呢？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牺牲了很多个人生活，就是因为他们脑海里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也正在成为一种超越的理想。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最后的超越性理想，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更高的目标而牺牲自我，这更像一种殉道精神。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说到超越性，您觉得宗教思想资源是否能有帮助？有时候宗教信仰更容易让人走向极端…… 　　杜赞奇：从某种程度上说，亚伯拉罕诸教（指世界主要的三种有共同源头的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因为这三种宗教均给予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崇高的地位，且均发源于西亚沙漠地区，来源于闪米特人的原始宗教——编按）这方面更糟糕些，而非亚伯拉罕宗教则没有那么强的我们 / 他们的分野。亚伯拉罕宗教倾向于认为，你不归顺我，就是反对我。这样的信仰是很难讲道理沟通的，所以我通常在非亚伯拉罕传统尤其是东方传统中寻找超越性的资源。 　　一方面我们在寻找可行的普世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似乎在走向分裂，极端主义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 　　杜赞奇：任何时候都没有人会要求一个完全统一的世界，但是的确存在一些普世性的目标，是人们所渴求的。这正是我们叫做超越性的东西。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许多带有超越性色彩的团体出现，有些是半政府性质的，有些是非政府组织。中国也有许多类似的群体，尤其在大连、云南等地，种类也丰富各异。它们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体系，而且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共享管理程度。我的想法不是简单地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它们变成一个大联合国或是什么世界政府，我觉得在各国应该有不同程度的民间组织，并共享一种理念，这些理念不必是系统的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但应有明确的目标。这类组织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重要。我还认为这些目标应该有超越性的一面，这样才能激励人们去努力。 　　有一本书叫《摩擦：全球关系的民族志》（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很有意思，是一个华裔美国人类学者罗安清（Anna Tsing）写的，讲印度尼西亚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如何团结起来拯救森林，与那些企图毁掉森林的跨国企业斗争。他们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组织协作，所以必须得有一种共同的理想；而另一方面，要使共同理想得以实施，其方法必须是能够普及的。 　　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普世精神能为现代普世主义提供怎样的借鉴？ 　　杜赞奇：首先，需要重申强调的是，整体性批发古代秩序或原则是不可接受的，是反历史的。古代思想能为我们当下的状况提供借镜的，是实质性的目标及其达成的方式，比如应该如何重塑自我和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其次，我们能够从韦伯所谓的“东方智性宗教”中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中华帝国时期对于自我和超越之间的反省式连接的历史方法。在东方传统中，较少依赖信仰，而较多依靠冥想、伦理熏化或瑜伽养生等实践。 　　现代普世主义对超越性或是乌托邦真理的投入不是特别自信。这种犹豫是很有道理的，看看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例子就知道了，纳粹借助神圣化的情感宣泄和仇恨高于理智的美学获得了疯狂的权力。所以我并不宣扬宗教性的超越精神。但是没有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能够不靠象征物和情感力量来完成，所以，超越权威的各种形式最需要分析的首要问题就是神圣和理性的互动。哈贝马斯和保罗·利科对此都有论述，当然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亚伯拉罕诸教的传统。 　　我们在讨论“天”和“道”时，会发现连接神圣权威和理性目的的其他方式。不论是对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一个儒家圣人来说，“天”都是人类伦理使命的源泉和最高评判者。但“天”又不是像上帝那样的拟人化存在，不会给你现世报。谭苏宏认为儒家思想中“天”的功能很模糊，而且时常自相矛盾。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探讨“天”的模糊无为的性质，同时也应该探索自我修养的技巧和实践在保持“天”的伦理权威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天意”在帝制时期常被控制，但中国缺乏权威的神职人员对“天意”进行明确解释，所以给各个时代留下了相当大的阐释空间，使得我们的时代可以对之进行更为理性的阐释。到了民国时期，就连“三纲”也得到了相对有弹性的阐释。这种允许人们自我授权的弹性空间正加强了“天”的象征力量。如果“天”在民国时期仍能够发挥作用，在今天又有何不可呢？不管怎样，当代的普世运动总可以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天授人权的方法论中获得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