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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进入专题 : 新浪 微博    ● 凤凰周刊       微博崛起          在理想国际大厦参观新浪微博的办公场所时,记者看到,新浪副总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掌舵的这个部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其他部门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就已经坐满了微博的工作人员。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一层的办公场所已经不够使用,新浪不得不把微博部门的员工安排在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办公。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告别这种不方便了,“整个新浪微博部门马上就要搬到理想国际大厦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去,到时候就宽敞多了。”彭少彬的助理指了指窗外,告诉本刊记者。     没有人预料到新浪微博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两年半前,当新浪酝酿自己的微博战略时,社交网络在国际上如日中天, Twitter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英语单词。同期,大陆互联网界变故频生: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网站大陆被禁止访问;中国版“Twitter”“饭否”无限期关停;随后同类网站“叽歪”也遭相同命运;腾讯“滔滔”也因“复杂原因”突然关闭……     这些意外给尚处在研发阶段的新浪微博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微博)最终还是拍板继续微博战略。彭少彬在那时即坚信,“微博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工具,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     新浪微博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曹国伟亲自上阵,作为新浪微博的总负责人,他将微博作为新浪第二次创业的基点,要求全公司各个部门配合微博的工作。     有人将新浪微博的推广策略总结为“名人推动+群众运动”,曹国伟等一干高管各尽所能,遍寻名人,说服他们在新浪微博开博。在微博发展的前期,新浪把自己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资源优势移植到微博中来,还专门在搜索引擎上购买这些名人名字作为关键词,推广微博。     当时新浪的800多员工,也全部被定下了“拉人”的任务。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人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     越来越多的名人入驻新浪微博,这些名人又为新浪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甚至请来了在大陆颇具人气的日本AV女优苍井空开微博,尽管由于“扫黄”风暴而推迟了一段时间。     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说:“这是新浪第一次集中全部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为了做好微博,新浪的技术、采编、运营三大部门同时出击,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产品。”          监管压力          微博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注册用户的增长,微博在扩大民意表达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干扰。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在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微博舆论一度与政府部门完全对立,挑动公众情绪,引发警民冲突。     类似的社会情绪,在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中,一再被微博引爆。业内人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微博产品本身并没什么秘密和核心竞争力,决定其成败的,除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自我约束监管、恪尽社会责任等软实力。当初“饭否网”之所以无限期关闭,就是因为公司监管不到位,网络主管部门要求“饭否网”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为避免前车之鉴,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管理。据公开报道,新浪微博目前已经有近百人的监控团队,每天24小时进行信息监控。微博小秘书在用户注册微博时,就会悄悄告诉每一个用户:“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预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陈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坦言新浪微博刚上线时,“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曹本人尽管一改往日的低调,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浪微博,但涉及监管问题,他从未对媒体吐露过心迹。仅有的一次,是2009年大年三十,当天下午3点多,酒喝得有点多了的曹国伟回到办公室,无意中和助手刘运利聊了起来。其中几句话让刘印象颇深——     “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你越是着急,越是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学会享受过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     当时,新浪微博战略刚刚启动,官方对于微博的规限仍不明朗。曹国伟这几句话尽管没有明言所指,刘运利仍能从中体会到他的复杂心境。     曹国伟深谙大陆民众对于话语平台的需求,也很清楚微博对于新浪未来的重要性。凭借对中国政治与局势的洞悉,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微博必定会影响并改变中国。     这份自信心和洞察力成就了新浪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新浪微博顺风顺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易、腾讯、搜狐等竞争对手迅速跟进。“尽管腾讯是林子里起得很早的鸟,但当时因为信息安全和政府监管的困扰,并没有吃到果子,而新浪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对老曹感到很敬佩。”腾讯总裁马化腾对曹国伟不吝溢美之词。     网易丁磊也公开称赞新浪“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找到微博这个突破口,改变了中国4.8亿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互联网同行,我非常尊重他们”。     “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分析新浪微博的成功后断言,新浪的尝试拓展了整个微博行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当局的监管压力将成为微博的新挑战。          新浪平衡术          果不其然。2010年7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本港《明报》报道说,这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但这些网站都出面否认,声称没有受到官方审查压力,强调是网站升级需要。     “测试版”引发了网民的广泛担心,被认为是官方强化微博管理的先兆。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像是悬在各个微博运营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告诉你:‘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慨叹。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100%自由的媒体。”曹国伟说,新浪一步步走过来,不管门户也好,博客也好,微博也好,我们很清楚,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一个包容的媒体发展环境,又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     新浪相信自己正在公众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官方的监管,新浪一向默契有加。早先,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十多家内容提供商曾共同签署《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用户实名注册,自觉履行对博客内容的监管义务。2010年9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成为互联网首家试点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创设的自律专员制度,后来在官方推动下,推广到各大网站。     现在,为了满足官方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尽量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在内容审核上还有“左派言论”和“右派言论”的区分。有外媒报道说,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功能。     但其实他们发布的很多敏感信息并没有被新浪屏蔽。曾在新浪供职过的人士说,有些人已经和新浪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删,那你们就删,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能晚一点删,就多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从新浪的角度来说,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去推进社会的发展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述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跟政府变成一个对立,民众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跟出口,政府需要得到信息安全的保障,如果任由一些敏感信息过分传播,就会激化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世党”网络攻防战          新浪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部分用户的理解,知名微博用户张鸣等人就曾因为新浪微博的“自律”愤而退出。部分人士在离开新浪微博时发表公开信,指责其屏蔽制度。     新浪微博被指责最多的就是“自我审查”。2011年11月,一封公开信呼吁新浪的投资者通过减持新浪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我只能说,我们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但我们会尽力让尽可能多的用户满意。”陈彤遗憾地表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真的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     令新浪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的特殊人群——“转世党”。由于发表过激内容的微博用户会被注销账号,一部分人便选择重新注册账号坚持发声,并在用户名后标明“二世”、“三世”、“十世”等转世次数以示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认为是“转世党”的发起者。他“转世”多达100次,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新浪的审查制度,在2011年6月删除了新浪微博主账号上的全部信息,随后离开了新浪微博。这个过程耗时将近8小时,点击鼠标近18000次。     萧瀚离开了,“转世党”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用户重新“转世”后,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数十人可供批量关注,“转世党”很容易找到自己人。     “新浪‘转世党’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500名以上,除非新浪用人盯人方式管理“转世党”的微博,要不然他们想达成有效控制“转世党”信息流的目标绝非易事。”“转世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温云超说。     为了联合更多成员,也有人建立“转世党总部”、“中国转世党”、“转世党总动员”等账号,专门用于“转发各‘转世党’成员的微博及对转世账号进行推广”。不过,和那些“转世党”的个人账号一样,这些账号最终也难以逃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建立QQ群、Skype群,在Facebook建立“新浪转世党俱乐部”,在Google的社交网站Google+交流信息。     “转世党”经常从“墙外”搬运信息进入“墙内”,言论大多非常敏感,有些甚至很极端;他们还往往就一些敏感事件发起网络行动,如果管控不好,很有可能威胁到新浪微博的生存。     这个群体令新浪颇为头疼,而且束手无策。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出台微博管理新规,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都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温云超很快就在Google+发帖告诉大家:“对付的办法很简单,到网上搜索或直接说自己是海外用户,让运营商无法比对。”     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还在继续。微博实名制对控制“转世党”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如何,仍有待继续观察。          微博辟谣与自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敏感信息之外,虚假信息的泛滥成为决定微博生死的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之后,网民对事故真相的渴求,使得微博上各类流言迅速扩散。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刘淇视察后第四天,新浪在26日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户发出两条“辟谣公告”——“无偿献血被红十字会以一袋200元卖给医院”说法不实、“武汉少女被杀,疑犯被有权势的父亲保释”说法不实。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还被新浪暂停使用账号一个月,力度之大,引发诸多争议。     随后不久,曹国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和商家构成很大的挑战,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主任王晨在一次关于微博管理的经验交流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新浪迅速呼应。两天后,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新浪还拟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使用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     对比此前陈彤对于网络谣言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陈彤此番表态几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他在201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     现在,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通过新浪各个部门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官方辟谣账号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定。为了保住微博这块阵地,新浪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同,新浪响应级别也有所不同。新浪有一个六百多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发生像“7·23”动车故事这样重大的紧急事件,这六百多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员工,曾经在新浪网工作过的编辑也可以临时上岗,另外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这方面热心人士很多,号召几百人帮忙做事并不难。”彭少彬说。     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新浪每月会通过举报数据,发掘一些积极参与举报的网友,并汇聚这些网友加入微群,这些网友便是新浪自律专员选拔的后备力量。     新浪对于自律专员机制“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自律专员机制的落实和运营。”记者联系到一位新浪微博的自律专员,但对方称“由于公司有规定,谢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新浪此举,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          政务微博全覆盖          新浪以其高超的平衡技术,游走于官方监管与公众需要之间,社会影响日趋强大。2011年4月21日,曹国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他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尽管存在内容审查,仍不失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微博被关闭的风险也日渐式微。微博上线第一年,也是其风险最大的时候。现在,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政治上日益成熟,陈彤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中肯定地说:“20年内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前不久,有传言称新浪因“未获微博运营牌照”而导致股份大幅下挫,新浪除了利用其辟谣官方账号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之外,并没有过度紧张。     “其实政府最看重的,是我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我们起到更好的作用。”彭少彬说,在舆论监控方面,现在的新浪不再完全被动地回应政府,反过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对一些信息不必过于敏感,“政府现在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得进去。”     2010年底,新浪推出政务微博,开始将微博开拓的重点转向政府部门及官员群体。他们最初的考虑仍基于风险防范,“越多的官员入驻,意味着新浪微博越安全。”此举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在当局的推动下,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到去年底已经发展到2万余个,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     这是新浪打出的一张极为出色的政治牌。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利用微博来作为宣传工具,跟网民互动。通过官方参与,更为广泛地占领微博舆论阵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管控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     2011年12月12日,由新浪与《中国改革》杂志联合主办的“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大陆20余个省市的180余名代表,陈彤谦虚地表示:“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主办方,而是在座的各位嘉宾。”     与此同时,曹国伟走进中央党校,录制电视专题,教官员们如何使用微博,如何利用微博来做好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最想讲的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来源:凤凰周刊    进入专题: 新浪 微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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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周大伟:在美国登记公司的“秘密”

周大伟:在美国登记公司的“秘密” 进入专题 : 公司 创业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近年来,国内有很多中小企业家到美国去注册公司。其实,在美国注册公司非常简单。美国实行登记主义原则,不需要验核注册资金、无需注明经营范围,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你都可以经营。如果新公司的名字跟现有的公司名字不重复,只要提交简单备案表格、一页纸的公司发起条款以及100多美元的注册费,通常只需30分钟左右,公司登记手续就完成了。这对很多中国商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多年前,我在美国认识一个天津的小老板,他跟自己家乡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吹牛说,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在美国为你们成功注册一家公司,费用只要一万美金。天津有一些小商人都想到美国去“淘金”,他们简直不相信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美国公司注册下来。其中有人回复说,那就你先办一个试试,给我们大家看看。如果真有这么简单的事,想办的人有很多。     结果这个在美国的天津人真花了几个小时把一家公司注册下来。他说当天晚上用传真机将州政府的公司登记文件传到天津时,他听到电话另一端有一些人的惊叹和欢呼声。他家乡的朋友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公司登记得这么快呢?他故弄玄虚地回答说,我们“在州政府里有人”。后来,有不少人就付钱给他在美国办公司。结果这些人到了美国以后便大呼上当。     如果说,在美国办公司真的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它的低门槛、申请程序简易,而且费用低廉 —— 只是100多美元,肯定不是10000美元。总体上说,美国的创业环境相当自由,创办公司不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在美国,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工商管理局、对外贸易委员会这类的政府部门,美国也没有外汇管制和物价管制。对于来自海外的投资者,在法律上享有和美国当地企业同等的地位,权利义务完全相同,这就是我们在国际贸易法上所讲的“国民待遇原则”。     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过一个叫卡麦隆的人,此人截止到23岁,已经累计创办了12家公司,而他的第一家公司创办于他9岁的时候,公司地址就在他的卧室,公司名叫“欢笑和眼泪印刷公司”,主要业务是印刷和制作贺卡。也正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小公司让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600美元。如今他已经累积了近千万元的财富。假如换在一个有工商管理局的国家,别说年龄上不符合公司法人的标准,光是高昂的注册资金、手续费,十几家申请单位来回跑,办公司这类“壮举”也只能停留在那些天才少年的梦境之中。     1976年,16岁的高中生斯蒂夫·乔布斯和20岁的辍学生斯蒂夫·盖瑞·沃兹尼亚克在乔布斯父母的车库里开办了苹果公司,从此开创了苹果公司传奇般的创业史。在美国的硅谷地区,很多传奇般的高科技公司在开办之初,都是在非常简易的登记注册条件下创立的,例如像如今名声显赫的惠普公司、谷歌公司、雅虎公司都是如此。不难想象,假如美国有个“工商管理局”对于开办公司规定需要“九证俱全”—— 营业执照、财政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统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外汇登记证、社保登记证、公积金管理证、发票登记证,那么,今天的世界上肯定连苹果、谷歌等高科技巨人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另外,在美国登记注册公司没有大名称的限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公司冠以“宇宙、环球、世界、北美洲、美利坚、太平洋或西太平洋,绝对没人会跑出来说这个名字不符合规定。在美国,公司名称登记的底线是不能和其他现有公司的名称重复或近似,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硬性规定。比如,苹果公司在美国的注册名字是“Apple Inc”,在中国,这样的名字恐怕是通不过审查的,你必须写成“北京苹五果六电子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光是工商注册处这一关就过不了。     在美国,公司并不需要每个月报出税表,通常是每年三月份报一次。你想偷税漏税吗?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被抓住,会罚得你这辈子再也不敢偷税漏税。     不要以为美国政府脑子缺根弦,有权不用闲着作废。其实,这正是他们的精明之处。中小企业是经济的血脉,鼓励有更多的人去创业,必然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自然会创造更多税收。一个企业能不能创造财富做大做强,不在于注册资金多少,也不在于企业名称大小,涉及到创业公司自身的生死存亡的事情,属于典型的私法领地,政府不必去插手。更何况,人间有法律,天堂有上帝,这两双无形的手并没有闲着。     鼓励创业的文化和理念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制度建构有很大的关系。在有些国家的衙门里,对那些前来登记注册公司的人们而言,大致印象如下:一、容许你们开公司是政府赐予你的洪恩,三叩九拜都不算离谱;二、尔等开公司的人十有八九都是奸商,必须从头到脚对你们严加监管。为了规避监管,企业不得不行贿受贿,以至于逼良为娼。     如今在中国,创业也成了一种时尚潮流,各级领导到处在鼓励年轻人去创业,到处是新建的创业园区的高楼大厦。其实,中国的创业环境和美国相比,差的不是硬件,差的是软实力;如果制度和理念不变,中国永远打造不出硅谷这样的高新科技发源地。          作者注:此文为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文章。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司 创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11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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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中国富人移民潮创造世界纪录

胡祖六:中国富人移民潮创造世界纪录 胡祖六:中国富人移民潮创造世界纪录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研究报告发现,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中国富人中,27%的人已经移民,另有47%的人正在考虑移民。超级富人高达74%的移民比例,真是一个惊人的世界纪录,恐怕连俄罗斯或者动荡不安的中东国家也望尘莫及。 如果你生活在世界上成长最快、最有朝气,并有望成为21世纪全球领袖的国家里,而且,你已经非常非常富有,那么你一定感到幸运、安心和满足,并且牢牢地依恋着这个国家吧? 然而,最近一组关于中国富人阶层的调研报告,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既惊讶又沮丧的结论。中国银行和胡润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在中国高净值人群(定义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人口)中,14%的人已经移民海外,另有46%的富人正在计划或者办理移民的过程中。等到后者也完成移民手续,那么,每5个有钱的中国人中,将有3个是外国国籍。 中国超级富人的移民比例甚至更高。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研究报告发现,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中国富人中,27%的人已经移民,另有47%的人正在考虑移民。超级富人高达74%的移民比例,真是一个惊人的世界纪录,恐怕连俄罗斯或者动荡不安的中东国家也望尘莫及。 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的报告同时估计,中国的所有富人(口径与中国银行相同)已经在海外累计投资了36万亿元(折合5.7万亿美元)。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政府仍然维持严格外汇与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居然有如此巨额的私人资本流向海外,又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 比这些数字更需要引起关注与深思的,是中国富人大规模移民潮背后的原因。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国际移民的主要驱动力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但是,中国富人的收入和财产已经超过了移民目的地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与财富水平,因此,经济收入并非他们移民海外的主导因素。专业机构调研与社会观察表明,驱使中国富人移民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项。 法律风险。经过30余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不仅经历了持续的、空前的经济繁荣,社会政治秩序比起改革之前特别是文革动乱时期也有显著改善,总体而言,变得更加稳定、安全和自由。私营经济与私人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中国的法律体系仍不完善,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还较薄弱,政治与政策风险依然存在。司法的独立性欠缺,加上腐败的蔓延,令中国的富人产生了较强的不安全感。这是中国富人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税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是国际上最高的个税率之一,不仅高于中国香港、新加坡,也高于美国、加拿大等最受中国富人青睐的移民国。虽然中国也可避税逃税,但对于不少富人而言,这并非可靠之计。移民到低赋税率的国家,是更为安全、长久的安排。 子女教育。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重视子女教育,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过于死板僵化,重考试唯分数,忽视了学生创造能力与全面素质的培养。美英等国一流私立寄宿学校与高等学府的教育模式,对中国的富人阶层具有强大吸引力。让子女享有真正一流的教育,是中国有钱父母移民的一个重要动机。 医疗条件。中国的公立医疗体系与公立教育体系类似,弊端百出。如果中国低收入人群抱怨“求医难、看病贵”的话,中国高净值人群则是对现有医疗服务的质量与可靠性缺乏信心。 食品安全。毒奶粉、地沟油这些年连连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人触目惊心。高净值人群移民海外,也是为了吃得更放心。 环境品质。中国高速成长背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污染与水污染,已经构成了对人民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的严重威胁。相当大比例的中国富人移民,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自己国家的环境品质。 这些导致中国有钱人纷纷移民海外的因素,都与中国的制度与社会环境有关。上述报告还显示,北美是中国富人移民的首选之地。美国与加拿大占了中国富人移民去向的77%,其余是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与香港地区等。为什么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些美国的超级富翁不想移民外国?看来,美国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天堂,也是保护私人财富的乐土。这也说明,中国在经济规模等硬实力日益壮大的同时,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 移民,是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对于富人也不例外。政府不应对之硬行禁止,他人对此也不必非难指责。但是,中国异常的富人移民潮,就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大规模滞留海外所产生的“智力外流”一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却不是一个好征兆。 中国富人中虽也有贪官污吏,或通过非正当方式取得不义之财者,但他们中的多数是通过勤奋创业、正当经商而致富的。这些私人企业家是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他们的创业才华、经验与资本,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如果中国的富人继续选择在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祖国投资、创业,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为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税收,或者从事慈善事业,而不是大规模通过投资移民海外,那么,中国就有望消灭贫困,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 当然,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这些富有的移民者未必长期在国外居住,事实上移民者中有不少人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经商。但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惨痛事实是,他们认为至少需要身携一本外国护照,需要一张外国政府签发的护身符,需要一项从中国人寿或者平安这样的商业保险公司买不到的特殊人身“保险”。 在中国迅速崛起令全球刮目相看的同时,最成功的富人群体却如汹涌潮水般一波波移民海外,的确是值得深思的奇怪现象。 人力资本,是21世纪全球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本就像金融资本一样,都可以“用脚投票”,具有跨境流动性。许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新加坡甚至美国,都制定了一套吸引高端国际人才、吸引投资移民的特殊政策与机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排在世界百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尤其宝贵,需要得到尊重和珍惜。如何逆转中国富人的海外移民潮,打造一个安全、可靠、透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营商与居住环境,把中国的聪明人与有钱人留下来,是为政者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分享到: 本文地址: http://www.jrjia.com/2012/03/10/20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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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微博崛起 在理想国际大厦参观新浪微博的办公场所时,记者看到,新浪副总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掌舵的这个部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其他部门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就已经坐满了微博的工作人员。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一层的办公场所已经不够使用,新浪不得不把微博部门的员工安排在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办公。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告别这种不方便了,“整个新浪微博部门马上就要搬到理想国际大厦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去,到时候就宽敞多了。”彭少彬的助理指了指窗外,告诉本刊记者。 没有人预料到新浪微博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两年半前,当新浪酝酿自己的微博战略时,社交网络在国际上如日中天, Twitter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英语单词。同期,大陆互联网界变故频生: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网站大陆被禁止访问;中国版“Twitter”“饭否”无限期关停;随后同类网站“叽歪”也遭相同命运;腾讯“滔滔”也因“复杂原因”突然关闭…… 这些意外给尚处在研发阶段的新浪微博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微博)最终还是拍板继续微博战略。彭少彬在那时即坚信,“微博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工具,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 新浪微博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曹国伟亲自上阵,作为新浪微博的总负责人,他将微博作为新浪第二次创业的基点,要求全公司各个部门配合微博的工作。 有人将新浪微博的推广策略总结为“名人推动+群众运动”,曹国伟等一干高管各尽所能,遍寻名人,说服他们在新浪微博开博。在微博发展的前期,新浪把自己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资源优势移植到微博中来,还专门在搜索引擎上购买这些名人名字作为关键词,推广微博。 当时新浪的800多员工,也全部被定下了“拉人”的任务。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人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 越来越多的名人入驻新浪微博,这些名人又为新浪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甚至请来了在大陆颇具人气的日本AV女优苍井空开微博,尽管由于“扫黄”风暴而推迟了一段时间。 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说:“这是新浪第一次集中全部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为了做好微博,新浪的技术、采编、运营三大部门同时出击,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产品。”  监管压力 微博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注册用户的增长,微博在扩大民意表达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干扰。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在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微博舆论一度与政府部门完全对立,挑动公众情绪,引发警民冲突。 类似的社会情绪,在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中,一再被微博引爆。业内人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微博产品本身并没什么秘密和核心竞争力,决定其成败的,除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自我约束监管、恪尽社会责任等软实力。当初“饭否网”之所以无限期关闭,就是因为公司监管不到位,网络主管部门要求“饭否网”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为避免前车之鉴,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管理。据公开报道,新浪微博目前已经有近百人的监控团队,每天24小时进行信息监控。微博小秘书在用户注册微博时,就会悄悄告诉每一个用户:“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预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陈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坦言新浪微博刚上线时,“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曹本人尽管一改往日的低调,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浪微博,但涉及监管问题,他从未对媒体吐露过心迹。仅有的一次,是2009年大年三十,当天下午3点多,酒喝得有点多了的曹国伟回到办公室,无意中和助手刘运利聊了起来。其中几句话让刘印象颇深—— “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你越是着急,越是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学会享受过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 当时,新浪微博战略刚刚启动,官方对于微博的规限仍不明朗。曹国伟这几句话尽管没有明言所指,刘运利仍能从中体会到他的复杂心境。 曹国伟深谙大陆民众对于话语平台的需求,也很清楚微博对于新浪未来的重要性。凭借对中国政治与局势的洞悉,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微博必定会影响并改变中国。 这份自信心和洞察力成就了新浪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新浪微博顺风顺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易、腾讯、搜狐等竞争对手迅速跟进。“尽管腾讯是林子里起得很早的鸟,但当时因为信息安全和政府监管的困扰,并没有吃到果子,而新浪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对老曹感到很敬佩。”腾讯总裁马化腾对曹国伟不吝溢美之词。 网易丁磊也公开称赞新浪“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找到微博这个突破口,改变了中国4.8亿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互联网同行,我非常尊重他们”。 “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分析新浪微博的成功后断言,新浪的尝试拓展了整个微博行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当局的监管压力将成为微博的新挑战。  新浪平衡术 果不其然。2010年7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本港《明报》报道说,这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但这些网站都出面否认,声称没有受到官方审查压力,强调是网站升级需要。 “测试版”引发了网民的广泛担心,被认为是官方强化微博管理的先兆。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像是悬在各个微博运营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告诉你:‘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慨叹。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100%自由的媒体。”曹国伟说,新浪一步步走过来,不管门户也好,博客也好,微博也好,我们很清楚,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一个包容的媒体发展环境,又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 新浪相信自己正在公众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官方的监管,新浪一向默契有加。早先,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十多家内容提供商曾共同签署《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用户实名注册,自觉履行对博客内容的监管义务。2010年9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成为互联网首家试点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创设的自律专员制度,后来在官方推动下,推广到各大网站。 现在,为了满足官方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尽量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在内容审核上还有“左派言论”和“右派言论”的区分。有外媒报道说,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功能。 但其实他们发布的很多敏感信息并没有被新浪屏蔽。曾在新浪供职过的人士说,有些人已经和新浪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删,那你们就删,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能晚一点删,就多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从新浪的角度来说,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去推进社会的发展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述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跟政府变成一个对立,民众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跟出口,政府需要得到信息安全的保障,如果任由一些敏感信息过分传播,就会激化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世党”网络攻防战 新浪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部分用户的理解,知名微博用户张鸣等人就曾因为新浪微博的“自律”愤而退出。部分人士在离开新浪微博时发表公开信,指责其屏蔽制度。 新浪微博被指责最多的就是“自我审查”。2011年11月,一封公开信呼吁新浪的投资者通过减持新浪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我只能说,我们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但我们会尽力让尽可能多的用户满意。”陈彤遗憾地表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真的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 令新浪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的特殊人群——“转世党”。由于发表过激内容的微博用户会被注销账号,一部分人便选择重新注册账号坚持发声,并在用户名后标明“二世”、“三世”、“十世”等转世次数以示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认为是“转世党”的发起者。他“转世”多达100次,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新浪的审查制度,在2011年6月删除了新浪微博主账号上的全部信息,随后离开了新浪微博。这个过程耗时将近8小时,点击鼠标近18000次。 萧瀚离开了,“转世党”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用户重新“转世”后,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数十人可供批量关注,“转世党”很容易找到自己人。 “新浪‘转世党’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500名以上,除非新浪用人盯人方式管理“转世党”的微博,要不然他们想达成有效控制“转世党”信息流的目标绝非易事。”“转世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温云超说。 为了联合更多成员,也有人建立“转世党总部”、“中国转世党”、“转世党总动员”等账号,专门用于“转发各‘转世党’成员的微博及对转世账号进行推广”。不过,和那些“转世党”的个人账号一样,这些账号最终也难以逃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建立QQ群、Skype群,在Facebook建立“新浪转世党俱乐部”,在Google的社交网站Google+交流信息。 “转世党”经常从“墙外”搬运信息进入“墙内”,言论大多非常敏感,有些甚至很极端;他们还往往就一些敏感事件发起网络行动,如果管控不好,很有可能威胁到新浪微博的生存。 这个群体令新浪颇为头疼,而且束手无策。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出台微博管理新规,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都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温云超很快就在Google+发帖告诉大家:“对付的办法很简单,到网上搜索或直接说自己是海外用户,让运营商无法比对。” 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还在继续。微博实名制对控制“转世党”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如何,仍有待继续观察。  微博辟谣与自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敏感信息之外,虚假信息的泛滥成为决定微博生死的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之后,网民对事故真相的渴求,使得微博上各类流言迅速扩散。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刘淇视察后第四天,新浪在26日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户发出两条“辟谣公告”——“无偿献血被红十字会以一袋200元卖给医院”说法不实、“武汉少女被杀,疑犯被有权势的父亲保释”说法不实。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还被新浪暂停使用账号一个月,力度之大,引发诸多争议。 随后不久,曹国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和商家构成很大的挑战,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主任王晨在一次关于微博管理的经验交流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新浪迅速呼应。两天后,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新浪还拟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使用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 对比此前陈彤对于网络谣言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陈彤此番表态几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他在201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 现在,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通过新浪各个部门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官方辟谣账号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定。为了保住微博这块阵地,新浪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同,新浪响应级别也有所不同。新浪有一个六百多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发生像“7·23”动车故事这样重大的紧急事件,这六百多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员工,曾经在新浪网工作过的编辑也可以临时上岗,另外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这方面热心人士很多,号召几百人帮忙做事并不难。”彭少彬说。 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新浪每月会通过举报数据,发掘一些积极参与举报的网友,并汇聚这些网友加入微群,这些网友便是新浪自律专员选拔的后备力量。 新浪对于自律专员机制“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自律专员机制的落实和运营。”记者联系到一位新浪微博的自律专员,但对方称“由于公司有规定,谢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新浪此举,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  政务微博全覆盖 新浪以其高超的平衡技术,游走于官方监管与公众需要之间,社会影响日趋强大。2011年4月21日,曹国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他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尽管存在内容审查,仍不失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微博被关闭的风险也日渐式微。微博上线第一年,也是其风险最大的时候。现在,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政治上日益成熟,陈彤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中肯定地说:“20年内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前不久,有传言称新浪因“未获微博运营牌照”而导致股份大幅下挫,新浪除了利用其辟谣官方账号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之外,并没有过度紧张。 “其实政府最看重的,是我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我们起到更好的作用。”彭少彬说,在舆论监控方面,现在的新浪不再完全被动地回应政府,反过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对一些信息不必过于敏感,“政府现在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得进去。” 2010年底,新浪推出政务微博,开始将微博开拓的重点转向政府部门及官员群体。他们最初的考虑仍基于风险防范,“越多的官员入驻,意味着新浪微博越安全。”此举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在当局的推动下,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到去年底已经发展到2万余个,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 这是新浪打出的一张极为出色的政治牌。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利用微博来作为宣传工具,跟网民互动。通过官方参与,更为广泛地占领微博舆论阵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管控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 2011年12月12日,由新浪与《中国改革》杂志联合主办的“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大陆20余个省市的180余名代表,陈彤谦虚地表示:“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主办方,而是在座的各位嘉宾。” 与此同时,曹国伟走进中央党校,录制电视专题,教官员们如何使用微博,如何利用微博来做好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最想讲的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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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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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显性标准或刚性标准,是用肉眼可测、用数据可计的标准。但真正的大国还有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软标准,这类标准有时比刚性标准更难实现,可是它对人们判断国家地位却有终极意义。这类标准有两项:     其一,文化标准。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穿透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威慑力,还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即所谓“软实力”。大国要有被人向往的文化,这种“被向往”是大国在人们心灵上的标准。其被向往的内容有:道德水准、价值趋向、生活方式等。     其二,制度标准。制度的本质在于为人的行为提供激励模式。好制度提供正向激励,彰显人性美德和个体创造力;坏制度提供反向激励,纵容贪婪私欲和不劳而获。大国莫不以其创新性制度作为其根本保障。其制度有“可信赖”的特征,其以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测性、恢复性及公正性为标志。           大国的制度经验          那么,大国的制度有何特征?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会带给我们何种启示?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大国崛起提供了世界舞台。九个公认的大国相继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苏联)和美国。它们的崛起,殖民统治和武力征伐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创造了让世界面貌为之大变的新制度。葡萄牙、西班牙最早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状况,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借助国家力量征服了海洋。在那个时代,征服海洋就意味着征服世界。然而,由于这两个国家没有产生更具持久性的新制度,其国运并未长久。     “海上马车夫”荷兰在17世纪成为大国,归因于形成了主宰世界的三大制度,即:航海规则、贸易规则和金融制度,贡献了格劳秀斯和国际法;“日不落帝国”英国之成为大国,在于其形成了尊重产权和个人自由、体现法治精神的英美法系;德国之成为大国,是因其贡献了体现理性精神的民法典和挽救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国之成为大国,在于贡献了现代人权思想,解决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协调问题;日本之成为大国,是因其怀着“求知于世界”的维新纲领,成功汇通东西文明,建立了具有儒家思想特点的政治法律制度;俄国和苏联之成为大国,是因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美国之成为大国,归因于完善了以主权在民、司法审查、总统制、分权制衡为内容的一整套宪政民主制度。     从上述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大国的最终形成,无不以在世界范围内奠定某种制度为标志。推动大国崛起的制度有如下特征:     1、大国的制度具有原创性。五百年来的大国,多在国家的基础制度方面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它们在政治上平衡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关系,经济上既保护个体权利又增进国家公益,文化上协调自身传统与普遍价值。     2、大国的制度具有可模仿性、可借鉴性。大国制度不仅是本国传统和现实需要的产物,而且能够回应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的问题对应着共同的方案,共同的方案具有可普遍借鉴的意义。     3、大国的制度具有持久性。新制度不仅能回应一时之需,不仅使开明领袖可付诸实现,而且能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4、大国的制度具有回应性。人类迄今为止的制度,可分为压制性制度和回应性制度两类,大国无一例外选择了回应性制度。“法治”不是把法律当做统治的工具,而是当做统治的主体。法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对受到侵害的正义的恢复性,使其能够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防止激进变革带来的混乱无序。其制度本身的开放性,也助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修正和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中国要走向大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制度目标和向世界提供制度借鉴的能力。           中国走向大国的制度目标            中国的大国化将注定极具特殊性。五百年来相继崛起的几个大国,除俄国和美国之外都是“小国寡民”。有的甚至只是弹丸之地。荷兰崛起时国土不过现在北京的两倍,人口不足150万。中国则有着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版图以及悠久的历史。     也正因中国之“大”,所以面临着一些先前大国未曾遇到的特有难题。     第一,国家的整体目标同内部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中央权力同地方治理之间的协调难题;第二,国家的政治权威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中国之广土众民,历史上多采无为而治,君权难及郡县以下,乡绅自治替代了政权的包办包揽。这种治理方式在农耕社会尚可勉强维持,但绝难适应现代巨型商业社会;第三,历史重负与制度转型之间的矛盾。悠久的传统既是宝贵的资源,也会成沉重的包袱。在此情况下,创新转型之难可想而知。中国从未有过日本那种“船小易调头”的从容;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这常常使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公民生活出现脱节。     处理上述难题,需要从公共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而非权宜性选择视角加以考量。     纵观中国历史也发现,武力征伐只能维持一时之功,创新制度才能确保长治久安,论制度昌明尤以唐代最为可圈可点。其之所以受人尊重,系因其形成的中华法系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近邻。中华法系因之成为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并列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唐律也成为封建制法典的楷模。因此,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能向世界输出制度和文化的国家,才能成为大国。     中国大国化进程的实现,必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法治化为据。实现法治创新,是中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型则可能是实现中国大国化地位的最终标志。           中国“大国化”的法治路径            一,从形成“法律体系”到形成“法治体系”     至201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将从形成“法律体系”向形成“法治体系”转变。“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其功能是形成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规范体系,它解决的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法治体系”则是包含民主、人权、宪政等价值评价标准在内的制度运行过程,目标是实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法治化。其意义在于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共决策绩效、建设和谐社会、维持国家长治久安。     二,以“法治”推进社会转型     中国已经完成了三个方面的社会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度封闭向全面改革开放的转变;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变。这些转变都是以发挥社会的创新活力为特征的。中国有待完成的转变,是立足于既有法律体系,推进向“法治”的转变。就具体的方面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点:     1、在公共治理的思维模式上,要从“革命思维”转向“建设思维”。革命思维是“运动思维”、“战役思维”、“发动思维”和“一战接一战思维”,视人民为发动对象。它拒绝异议,排斥反思,把人民大众置于被动和客体地位上。革命思维的后果是破坏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以变动的个人意志来实现政府目标;“建设思维”则相反,它注重规则和制度,注重连续性和积累性,并表现为一贯性。建设思维是制度思维,革命思维是破坏制度的思维。用革命思维上断难建成法治国家的。     2、在治国手段的选择上,要从“政策本位”转向“法律本位”。在治国手段上如果以政策为主,则社会的稳定性必然常受挑战。政策治国的方式是靠会议、靠文件,靠讲话。这对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来说不失其效果,但是它不能适应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这一现实,它会阻滞深层面的制度创新,不能走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和朝令夕改、效率低下的困境。     3、在公共治理所应遵循的价值观上,要从“效率”价值转向“公正”价值。改革是一个利益重组过程,当前的严重社会不公,已经显现出吞噬改革成果的危险,不利于长治久安局面的形成。必须通过调整公共治理的价值序列来加以改善。公正是制度的基本价值,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除了民主、富强、文明、和谐之外,还应增加一个:“正义”,即我们所致力于建设的社会应是一个“正义社会”。     4、从政府的治理模式上,要从“管制型”向“自治型”转变。政府权威不可或缺,但权力并非越大越好,否则会累积执政党的政治风险。要限制国家决策的范围和深度。必须高度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发挥社会自治功能,恢复社会自身化解矛盾的能力。     三,以“法治”推进政治转型     中国“大国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在实现法治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实现如下几个“统一”:首先,文化特殊性与法治普适性的统一;其次,利益多样性与国家整体目标的统一;最后,弱者生存与强者发展的统一。     一个好政府,既要怀有为民服务的宗旨,也要有为民服务的能力。政治转型的目的不是要削弱权威,而是为权威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它旨在改变权力高度集中和权力不受约束的现状,目的是增强执政者对民意诉求的敏感度以及快速回应和制度式服从的能力。           以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均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但是,由于转型时期维稳压力增大,司法改革进展较为缓慢。     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可以判断,法治国家建设已进入攻坚时期。司法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性地位正越来越成为共识,甚至可以说,能否推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风向标。     司法改革的关键有两项,一是从根本上实现宪法赋予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二是通过大幅提升司法机关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地位来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无司法权最终对法治的守护,法治必将成为溃决的堤坝和无牙的老虎,其是无法阻拦“权力”这只洪水猛兽的。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中的“独立”有五层含义:第一,司法机关职权设置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即司法权既不从属于行政权,也不服务于行政权;第二,审级独立。即每一级法院都只向法律和产生它的人大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第三,法官权能独立。即法官与法官间的平等,要摒弃“管理法官”这一行政权观念;第四,法官的判断独立,即每一个法官的判断不受干涉,一个法官不能服从另一个法官;第五,责任独立。即法官对审理案件的结果负责,不得用执行上级意图或因受到某种干预而对知错故判的错案不负责任。     需要在观念上明确的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与民主制度是同时诞生的,也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它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环顾现代法治国家,在政府体制上虽有议会内阁制、总统共和制、委员会制之别,在议会体制上虽有一院制、两院制之分,但在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具体纠纷的解决,还是权力分工制约的需要,都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必须强调,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与加强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司法的目的是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而法律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统一后的法律化,司法越是保证法律的有效性,越能实现党的意志,也就越能体现党的领导。     在我国的政法机关体制安排中,应以司法为中心设计国家法治和长治久安的框架,在现阶段可以通过提高司法权的地位达到这一目的。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种路径。在政治体制中,应将司法机关与同级人民政府平等设置。这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合乎现行宪法。     司法无权威,即法律无权威,法律无权威,即无法治。而无法治的国家,终难成为大国。          徐显明,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校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世界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中国分会主席。     来源:《法制日报》2012年3月7日    进入专题: 法治 司法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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