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若干年来，“左”的思想影响渗透到历史研究领域。其中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和某些参加者的历史作用估计不足，“辛亥革命失败了”就是一种表现。 “辛亥革命失败了”，这个流行已久的结论似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判断一场革命的成败，只能看这场革命是否完成了当时提出的任务，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提出前人不可能提出、更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例如：用推翻君主专制和地主剥削制度的要求来衡量农民革命，那么世界历史上一切单纯的农民革命都失败了。可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可能提出和实现推翻君主专制和地主剥削制度的要求，只能提出用新王朝来代替旧王朝，或者“打富济贫”、“均田免赋”之类的减轻剥削的要求。因而，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当时应该说是成功了。他们所建立的新王朝，在一定的时间内起了减轻剥削和压迫，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以后才逐渐地腐朽起来。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王薄、李密、窦建德起义，虽然起义者本身是失败了，但这些起义打击了旧的王朝和豪强地主，促使夺取农民起义成果、建立新王朝的刘秀、曹操、李世民等贵族不能不实现起义农民的某些进步要求。就这个意义来说，当时的农民起义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 拿辛亥革命来说，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提出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均地权”，就前三项任务看，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辉煌的，甚至超过了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第一阶段的革命。正如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以后，不但民国初年两次复辟帝制的丑剧迅速遭到失败，而且任何形式的反动统治都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从此以后，任何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的武力，最后都不能不由于人民的反对而覆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必然引起社会关系、政策法令和思想习惯方面的变化，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就是以封建军阀和官僚为主体的袁世凯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也不得不吸收陈其美、张謇、周学煦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运用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某些发言权、立法权、行政权，制订了一些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例如1912年12月，北京政府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等。这些法令部分地解除了清朝政府束缚中国资本发展的桎梏，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振兴实业的规章、法令，也不是北洋政府能够加以否定的。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建立实业团体、商会和各种杜团办报纸、办学校，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了舆论、组织了办量，培养了人才。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辛亥革命后，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1912—1919年，我国新建厂矿470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在1.3亿元以上，八年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投资的总和。1911年—1913年，注册设厂的72个，平均每年近37个。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大。纺织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厂，资本3254万元；1920年增至475厂，资本8275万元。1913年共有纱锭65万枚，1919年增至117万枚。面粉业，1896-1912年的17年问，全国设厂90家，其中民族资本仅47家，占全部新设厂的52.2%，生产能力占39.8%。1913-1921年的9年间，全国设厂123家，其中民族资本105家，占全部新设厂的85.4%，新增生产能力占新厂生产能力总数的82.2%。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年至1914年每年入超200万担以上，1915年开始出超，到1920年出超达300万担。火柴业，1911年全国只有30家，1914-1919年增加43家，1920年一年增加23家。重工业也有发展，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等6个钢铁厂，1616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开始兴建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采煤业，全国华商采煤量，由1912年的80万吨，1919年增至330万吨。1913年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只有400—600个，1921年达到2000个以上。电力业，1892年—1918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81家。其中51家是在1914—1918年问建立的。在运输业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为13.323万吨，1919年增加为28.7592万吨，增加了115%。金融业也发展了。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l.1亿余元,到1919年新增银行42家，资本2亿余元，增加了一倍。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机器化转化。1912—1916年资本在万元以下的公司，约占公司总数的50%左右。可见辛亥革命后增加的厂矿，中小资本居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工人的队伍也壮大了。辛亥革命前，我国近代产业工人50-6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发展到200余万人，手工业工人达到1200余万人。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并不是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一般政治家都标榜自己为国为民，不过他们的为国、为民、是虚假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一群、一党、一个阶级的私利。孙中山的为国、为民，却是象“少女般的纯真(列宁语)”。 为了救国救民，在清政府对法、对日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足以救亡图存，由此他建立了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积极筹划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长期在国外活动。西方国家的富强，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救中国，不仅要推翻满清政府，而且“要建立共和国和发展实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又使孙中山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由此，他又主张实行“平民革命”和“平均地权”。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由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腐化、分裂，没有认真考虑在革命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但孙中山追求祖国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失误。总之，孙中山一生思想和活动的主要特征是：由爱国走向民族民主革命，坚决主张推翻君主专制的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由爱国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幻想建立一个既有西方资本主义优点又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直到临终的时候，他还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热切号召。 可惜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幼稚和弱小，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中生长的，多数不能摆脱旧的传统势力的影响，而且只考虑到眼前利益，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远离甚至反对孙中山这个革命的先进代表和领袖。 辛亥革命的核心和骨干，是同盟会及其派生的各种革命组织的成员。辛亥革命的同盟者有会党、立宪派和一部分从清朝政府分化出来的旧官僚、旧军官。 先就会党来说。清末的会党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无业游民，特别是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第二、它的主要宗旨是“反清复明”或“扫清抗洋”。第二、他们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的组织和成员遍布全国各省，在海外华侨中也有。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其中会党名目约占一半以上。当时有人估计流入秘密社会者，“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局部地区的抗粮抗租、打富济贫，到大规模的反清斗争，会党都是一支很活跃的力量。第四、组织涣散，许多成员愚昧落后，甚至有盲目的破坏性。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多是知识分子。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其出身可考者379人，其中98％是知识分子。这样大规模、有成效的“秀才造反”，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一经同近代的革命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就会变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不过，单纯的秀才造反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能不发动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来参加革命，可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同劳动群众缺乏直接联系，也找不到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形式，不能不争取和运用具有民族意识的强大的会党组织，而会党中的先进分于也趋向于同革命派联合，并接受其领导。例如；1885年，会党领袖郑土良就向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1、组织群众，发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造成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从1901年到1910年，群众自发的抗粮抗租、饥民暴动等斗争近千次，这些斗争有很多是会党发动的。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四川哥老会发动和组织的保路同志军。而海外洪门会党，在募饷筹款方面，也为支持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会党最大的贡献，是积极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几乎每次起义都离不开会党的力量。在推翻清朝的辛亥决战中，新军和会党是并肩作战的两支基本队伍。在湖北、云南，上海、湖南、陕西、广东等省，新军起了主要作用，会党积极配合。在辛亥革命中，如果没有会党的支持和积极参加，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当然，由于革命党人自身的幼稚，没有拿出更先进的纲领与政策，来满足会党所联系的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并改善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也不善于改造会党中游民的散漫性和破坏性，以致不能通过会党加强和巩固同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联系，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后，一度失掉了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支持。 再就立宪派来说。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派同君主立宪派之间，经历了对立—联合—分裂—再联合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1897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同立宪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就联合反清问题进行了会谈。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皇帝)”，并在加拿大等处建立了“保皇会”。20世纪初，康有为连续发表文章，大肆攻击革命派及其纲领。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以鲜明的民主派的立场，同君主立宪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从1903年到1911年的君主立宪运动，以清政府建立皇族内阁，驱逐和逮捕某些立宪党人而告终。皇族内阁刚刚登场就悍然宣布各省所有铁路干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是以“国有”之名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立宪派在《宣告全国书》中宣布“希望绝矣”。武昌起义的胜利，促使大部分立宪党人归向革命，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助长了革命的声势，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同时，他们也进行争夺权力，排挤和残害革命党人，诱胁部分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的活动，既有功劳也有罪过。从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革命派同立宪派又围绕着反袁还是拥袁这个问题，由联合走向分裂。直到袁世凯称帝时，革命派和立宪法派再次实行成功的联合。 至于清朝政府的旧官僚，就其总体来说，不能作为革命党人的同盟者；但在革命高潮下。确有少数官僚分化出来，归向革命。这里举出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在革命党人枪杆子的威胁下被迫参加革命的黎元洪，另一个是经袁世凯同意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有些近代史著作把黎元洪看作“反动势力的代表”，斥之为“反革命”；把唐绍仪看作“混进革命队伍”的人。 辛亥革命前，黎元洪是从来与革命无缘的君主派，是满清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由于革命党的领袖都不在武昌，用枪杆子强迫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一再逃避和推诿，直到10月3日下午才在都督府的会议上表示：“我前天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天上午还未决心，这时是己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死生以之。”此后的黎元洪，既有大功，又有大过，但他忠于共和制度的态度，可以说是“死生以之”了。在清军进攻武昌的时候，黎元洪虽经过动摇，但最终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拒绝了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的诱降活动，组织力量，奋战40天，保卫了首义之区，为各省的独立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黎元洪为革命立了大功。 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加上他的政治倾向同袁有共同之处，积极充当了袁世凯剿灭革命势力的邦凶。“二次革命”后，他又积极配合袁世凯向革命军发动进攻，扑灭了革命火焰，这个时期，黎元洪有大过。“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段祺瑞南下武昌，迫黎北上。黎元洪一入都门，就被迫幽居瀛台，毫无实权。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想利用黎元洪作工具，黎坚辞付总统和参政院长的职务，拒受“武义亲王”的封爵，坚决反对帝制。在张勋复辟时，黎元洪又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讨伐。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两次任大总统，在北洋军阀控制下，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他主张制定宪法，主张军民分治，反对军阀割据专权，他个人又致力于投资兴办实业。就其主要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经济活动来看，他基本上属于共和派。黎元洪一生，由君主派转变为带有封建性的共和派，功大于过。 唐绍仪，原来是清政府的邮传部尚书，是袁世凯的亲信，是代表清政府和袁世凯同南京革命政府谈判的特使。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首任内阁总理，并同意他参加同盟会，本来是袁企图控制内阁也控制同盟会的一箭双雕的阴谋。可唐绍仪参加同盟会以后，就接受和坚持了革命派的立场。唐奉袁命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蛮横苛刻的借款条件。同盟会和人民大众坚决反对。唐绍仪顶住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压力，断然拒绝了银行团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接近同盟会的王芝祥任直隶都督，本来是袁世凯、唐绍仪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当王芝祥到北京后，直隶的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针对北洋军阀的阴谋，直隶各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袁世凯一面压制直隶各民众团体的公意，一面改委王芝祥为没有实权的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对于这个委任状拒绝付署。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的有关规定，发出未经内阁总理付署的委任状，唐绍仪愤而辞职出京。后来，唐绍仪在南方还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唐绍仪晚年几乎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利用，但并未构成卖国行动。 总之，对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党人及其同盟者，都要按照当时历史条件具体分析。 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其意义在于将中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生死存亡挑战，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自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遭遇世局巨大变化的中国，便一直在找寻着出路。从完全否定西方、到“中体西用”、再到引入西学与变法维新，最终到全面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动，所代表的是对于出路的急切摸索和尝试。 以政治体制与统治的正当性而言，中国所遵循的是“天命”与“文化”（二者合为“王道”）的思维。这与西方近代政治革命后所出现的以“权力归属唯一”的“世俗最高主权”之政治思想，是极为不同的。孙文曾谓，中国人没有国家（集体）概念、如同一盘散沙，其实其内涵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即不存在这种“归而唯一”的主权国家概念。这一“主权”观念，是在百年前迭逢挑战的过程中方才逐渐产生。史学家史莱克曾做过一项研究，他对“清季外交史料”进行统计，发现在1875年到1894年间，“主权”二字平均每百页只出现一次；1895到1899年间平均每百页出现2.5次；1900到1901年间每百页8.8次；1902到1910年间每百页达22次，便是即为显著的证明。而以经济论，中国传统之经济皆以需求之满足为其目标，这固然与过往之生产技术不发达有关，但生产技术不发达其实也是某种特定的思想与经济制度所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卓然成家的翁之镛便以“农业文化与无为而治之相得益彰”，一语道破中国古代经济之特点。然而如此之“相得益彰”却在西方物质文明冲破生产力的桎梏而快速积累，并向外强力寻求市场的冲击下，面临了难以为继的困境。 在百年前政治与经济的两大挑战之下，中国的回应过程大抵上逐步“向西看齐”，辛亥革命便可说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点。在辛亥革命后所建立起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就是在面对西方“主权国家”的进逼与挑战之下，所做出的政治回应。而自此，中国的政治核心概念，便从“天命”转向了“权力”。同时，在经济上，也开始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为仿效之对象，孙文的《实业计划》、《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可以作为这一努力的标志。也因此，以小农为根本、无为为涵蕴的需求经济，便让位与不断追求更高物质生产、从而征服自然的西方经济制度。 然而，辛亥革命也只是这一因应挑战的过程之一，虽然它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并未稍减，在某些方面来说，甚至可能更为严峻。辛亥革命后的分裂与纷扰局势，使得“列强”更能运用不同军、派阀间的矛盾，牟取更大的在华利益，甚至演变而为私相授受。这样的趋势，愈使当时期望国家富强的中国人耐性渐失，并转而益趋激烈。1919年巴黎和会中对于战胜国中国权益的重大牺牲，终究点燃了怒火。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过程来说，是一个激进化的新颠峰；当时的知识份子意图彻底的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在此时的引入，更开启了中国未来的黑暗命运。 近代西方文明虽以“权力”和“征服自然”为其特点，但两千年的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世行为的约制，仍发挥了一定的力量。然以无神论为其基底的马克思主义，却在毫无约制的情况下，将西方文化中“权力”与“征服自然”这两大要素推到了灾难性的极端。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中，“斗争”与“暴力”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而迷信人类科技力量将无限成长而必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进步论”思想，更使得其信仰者不断的破坏自然。 1949年大陆建政。大陆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彻底毁弃中国传统文化之后所造就的极端罪恶，经历了对于中国文化刻意而残酷的毁坏后，以更进一步的邪恶手段，将党文化附身于仅存其形的“中国文化”躯壳之下以迷惑世人。 但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