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

毛泽东罪行录

  不少专家学者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十分仇恨毛澤東,认为毛澤東一无是处,恨不得将他从棺材里拖出来碎尸万断,方解心中这股恶气。认为老右们都带着个人仇恨的情绪,不是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在他们看来,毛澤東纵然有罪有错,但仍然是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战略家”,“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那些持此论断的专家学者依据什么不得而知,不外乎是毛澤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打倒了国民黨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國,让全中國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为此是有伟大功绩的。如果不是白痴和健忘者的话,这个歪理邪说不置一驳。台湾至今还是“国民黨反动派”统治,人民生活过得怎样呢?如果大陆没有后三十年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今日大陆能是这样吗好?无疑仍是贫穷落后,饿殍盈道,缺衣少吃,苦不堪言。在我看来,毛澤東执政的二十八个春秋,没有干个一件好事,除了“以階級斗纲”搞运动整人,有哪一点可以摆在台面上的政绩?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國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污吏、黑恶势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认为是中共三十年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他们只坚持发展经济,不改变一黨專制的政体构架,特别是没有批判揭露毛澤東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改变政体结构首先是批毛,不批毛在政体结构上只能修修补补。正因为三十年来没有批判揭露毛澤東的罪恶,国家与社会才出现了诸多怪状:一边大叫大喊“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一边大颂特颂毛澤東思想理念;一边大搞经济建设,一边大肆專制专横。正因为表里不一,理念和现实矛盾,一些死心踏地的毛派分子便拿起毛澤東邪说的钢鞭反对现政权,说“现在的中國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僻”,“不是工人階級领导的国家”,“鄧小平是修正主义总头子”,并公然叫喊“重新按照毛主席指示再搞一次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应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平反”!面对这些泛起的沉渣,中共当局从不敢正面回应,因为话语权不再他们手里,显得做贼心虚,应了中國一句俗话:“明不正就言不顺”。为此,毛派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狂,它所控制的“乌有之乡”网站,公然在毛澤東115周年生日之际,向全国各地网友提出倡议,要把“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所谓日常化就是要重启封建迷信的造神“礼仪”,恢复“早请示,晚汇报”的宗教程序。他们公然提出:[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國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   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門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   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   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   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澤東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黨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无独有偶。,新近冒出水面的号“中國毛澤東主义共產黨”的“毛共”,简历和历史上有过的中國共產黨一模一样,公然宣称它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义武装的无产階級政黨,是中國工农階級为主体的革命先锋队,是毛澤東时期共產黨和毛主席遗志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國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修正主义执政黨和复辟了的官僚买办剥削階級,用马列毛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產主义。”把鄧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视为“大复辟”,把现政权视为“把持中國共產黨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把现政权的现行路线视为“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封建、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主张人民起来“造反”,“推翻”、“打倒”“中國共產黨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警讯!   中國真正反黨反人民的不是1957年追求民主进步的“右派分子”,是反革命的毛澤東!毛澤東几十年的所谓“革命生涯”,是不折不扣地在反黨反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他的双手不但沾满了人民群众的鲜血,也沾满了同志、朋友、共產黨人的鲜血。纵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毒难尽。”   这两句话始见于隋末李密为推翻隋王朝的统治,他联合各路起义军及隋朝的文武官员,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檄文,檄文历数炀帝祸国殃民残暴专横的十大罪状。可是没有想到在1200多年后的十年“文革”动乱中,却频频出现于报刊广播,那些不可一世的毛式笔杆子秀才们,秉承东宫皇后江青的旨意,用它来批判御笔亲点圈定为“大内奸、大工贼、大叛徒”刘少奇的所谓罪恶。刘有什么罪恶呢?仅不过在1962年全国七千人大会上,说了句“三年灾兽”锇死三千七多万中國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半实话,还说句“人相食要上书的”,为此惹上杀身灭门之祸,五年后作为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竟然为毛澤東借用“红卫兵”与“造反派”的暴力对他又批又斗又打,戴高帽挂纸在中南海里游斗,吃着伴口痰的饭菜,有病不给医不给药,后活活惨死于开封“监狱”,运去火化没有真名改修“刘卫皇”。一国之君尚且如此,还说一般百姓吗?   我认为这两句话用在刘少奇身上太不恰当,用来讨伐毛澤東最适当。在我看来,毛澤東是中國历史上最残、最暴、最坏、最淫下三烂的痞子皇帝,没有一点道德与人格,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不讲诚信的无赖流氓,是中國人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可是最大的耻辱与悲哀他的头像至今仍然挂在天安門城楼上,还作为共和国一代“伟人”昭示来者。   直到今天执政的中共当局还不敢重新批毛评毛?怕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他掩盖难以数计的血腥罪恶,继续宣传歌颂他的“德政”。批毛揭毛是否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请当代中共放一百个心,不要那样没自信心。一个政权稳定不稳定,决非构建在祟拜个人迷信的沙滩上,而是这个政权是否为老百姓谋福利?是否按照宪法在办事?是否给了人民的自由民主?不为人民造福的政权,不给老百姓民主自由的国家,纵有一百个一千个毛澤東的阴魂也不管用。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熟知毛澤東的罪恶,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和知道的材料,写成毛澤東罪恶展示录,以供大家参阅。   一,从江西“苏区”一路杀到延安,从延安一路杀到北京,再从北京杀向全国。杀,杀,杀,是毛澤東生命的主旋律,美其名曰 “伟大的革命任务”。   毛澤東在他早年的著作中就说,“革命不是清客吃饭,描龙绣花,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的暴力”。暴力,就是要放火杀人!他不但对革命的“敌人”烂捕烂杀,对自已的同志也是如此。远在30年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產黨人与国民黨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殺。毛澤東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事发的起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黨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着手对付江西共產黨人。1930年12月3日,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澤東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澤東:“毛澤東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澤東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澤東,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   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殺,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员比死在国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员多得多。](以上材料引自 胡星斗 先生“抵自毛邪教”)   1937年红军败退到延安后,由于毛打着“抗日民主”的欺骗旗号,使大后方数十万不明真相的青年知识人涌向所谓的“革命圣地”。不久,亲信康生秉承他的意志,以“肃奸肃特”为名,在大后方延安开展了所谓的“抢救运动”,对数以万计的有正义感的革命青年进行拘捕审查和治罪下狱,《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掉的。总之,毛一路打劫,一路放火,一路杀人,用极端暴力的手段,推动他的赤化革命。   二,崇苏媚苏“一边倒”,不惜国人生命涂炭,冒然卷入所谓“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借用战争大肆坑杀人民,美其名曰“巩固红色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澤東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澤東。在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黨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黨是“被中國人民所抛弃”,允许共產黨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澤東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國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國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以上资料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作儿皇帝的毛澤東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澤東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澤東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南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澤東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國,并阻止中國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毛澤東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中共政治局开会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也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國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牺牲了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國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返回大陆。开始毛澤東用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有的被开除出黨,有的逮捕法办,大部分折磨致死。毛澤東的论断是:为什么不杀身成仁,要去当俘虏?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毛澤東为了彻底消灭失掉政权的国民黨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以及原有的地方势力(乡保甲长),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鎮壓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先后杀了国民黨旧政权人员71万余人,关押劳改了300多万人。以杀人为已任的毛澤東,多次理直气壮不断向全国各地大军区、地市委下达镇反指标和镇反命令,在指示中说:“应当放手杀几批”, “应杀者均杀之”,“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见《建国以来毛澤東文稿》)杀,杀,杀,真是一个杀人魔王的变态心理。   “镇反”刚一结束,接着又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引发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机关肃反”运动,对私人工商业者的“社會主義改造运动”(史称对私改造)。这些运动虽没有大规模的抓人杀人,但却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固有的善良与诚实的美德,使全民族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中,连一声咳嗽都得环顾左右   三,大兴文字狱,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肆意搜查个人来书信,编造政冶谎言,罗织罪名,扑杀不顺眼不听话的鲸绠之士,美其名曰“纯洁革命队伍”。   纵是历史上制造文字狱的朱元璋,以文杀人的清雍正、乾隆,如果和毛澤東相比,也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第一次文字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是左联作家,一贯支持共產黨的赤色革命,反对国民黨專制獨裁,仅因生性耿直,不尊命于歌功颂德文学,于1955年向中共书写了30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被毛澤東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亲自断头去尾摘编胡风与友人来往书信,为《人民日报》加评加按,活生生地打成“反革命集团”。此案共牵连2100多人入狱,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接着以此为借口,在开展了“机关肃反运动”,对全国企事业单位近五百多万干部进行历史审查,集中学习,限制行动自由,搜查信件,收缴私人书籍,至少有一百万人蒙冤。   第二文字狱是《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澤東说成“利用小说反黨,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黨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專政队沉河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四,开启“以言治罪,以言杀人”的历史先河。借帮助黨“整风”为名,实为政治陷阱,一夜之间把全国近百万知识精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使千万个幸福家庭破碎,数十万人死于劳改折磨之中,美其名曰“打退资产階級向社會主義的进攻”。   1956年东欧社會主義国家先后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澤東惶惶不可终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制服敢于直言有民主自由精神的广大知识人和年轻的革命干部,巧设“引蛇出洞”的“阳谋”奸计,开展所谓的除“三害”的“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给黨“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宣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骗人鬼话,结果使五十多万知识人上当受骗,被打成“反黨反社会主”的“反动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庭破碎,亲友受到株连,整整毁了两代人。众多受害幸存者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提起此事至今仍有哭声眼泪,他们大好青春全葬送在劳累的“改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不少皎皎者还被杀掉,仅北京大学就有女大学生林昭、沈元、张锡琨、黄宗羲等,还有北京农机学院学生陆鲁山、北工大学生孙本乔、四川大学的女大学生冯元春、兰州农校女教师毛应星、中央编译局翻译王桐竹、外贸部姚祖彝、湖南农民报编委刘凤翔、重庆渣滓洞的幸存者、市委黨校馬列主義教员周居正等几百人。惨绝人寰,不忍书纸,多么年轻的生命啊!不,他杀的不仅是生命,是正直、是正义、是良心、是忠诚、是民族的真正脊梁!   一个灾难还没有结束,第二个灾难又旋风般的降临。1959年在庐山纠偏的会议上,“唯我彭大将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因为民请命,建言毛澤東以老百为重不要再搞“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黨集团”的带头人,时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当年毛澤東的顶头上司)、解放軍上将总政主任谭正、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均入围成了“反黨”干将,全国立马掀起“拔白旗”的“反右倾运动”,致使300多万忠诚之士的干部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的“下放”,解职的解职。自此人们再不敢说实话讲真话,诺大的中國成了谎言王国,位居要津的达官贵人者皆是作奸犯科媚谀之辈。   五、疯狂的大跃进,人为的大饥荒,毛澤東活活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老百姓,是中國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出七百六十四万多人。美其名曰:“干革命就是要死人”。   。1958年4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为取悦毛澤東,在一篇社论中竟然无耻地说:“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政治思想之花”指“反右斗争”,“丰硕的经济之果”指“小资产階級狂热病”的“大跃进”(彭德怀语)。由于毛澤東好大喜功,逆天行事,他以为“反右斗争”死死封住了人民嘴巴,没有人再敢于说东说西,贸然提出“一天等于20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结果不到三年时间,活活饿死了3000多万中國人。我们从无饥馑“天府之国”的四川,也饿死了1250万人(见原省委书记廖伯康回忆录)。   二OO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见辛子凌《千秋功罪—红太阳的殒落》)。   据专家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陈玉霞、高建国《中國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开特徵》)而毛澤東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國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國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就是魔鬼毛澤東给中國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是毛澤東不顾人民死活,瞎指挥瞎折腾的必然结果。   五,“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妄图把“黨天下”变成“毛天下”,不顾人民死活悍然发动“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造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浩劫: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浪费损失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美其名曰: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毛澤東这个魔鬼,为了把饿死三千万中國人的罪行嫁祸于国家主席刘少奇,搞“家天下”的封建世袭制,假“革命”之手,“反修防修”之名,悍然发动“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先后打倒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23名,其中有88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黨分子”。还采用各种卑鄙伎俩,假“红卫兵”和“造反派”之手害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副主席贺龙、外交部长陈毅以及陶铸、罗瑞卿等几十位老一代革命家。除此,全国有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的特大罪恶。将其碎尸万段也难中國人民心中之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国先后有数十万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万户人家被抄家。计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上海十万户被抄,它所辖的郊区川沙,是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县,竟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远在浙江嵊县,有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   在损毁历史文物方面,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还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师范大学二百余名红卫兵,跑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澤東发来电报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仅谭厚兰率领的红卫兵,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间(一五五六年)重修。这座中國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國的东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纹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四川乐山背靠鸟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七十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鸟尤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山西大学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两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耳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土们剃头刮须,还俗成家。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在此期间,曾与毛澤東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书,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书,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红学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澤東钦定为[资产階級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仅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们昼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在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被红衙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字书文物不计其数。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手攥成纸团,让家人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字画裱褙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在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國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1967年8月28日,在长沙毛澤東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殺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殺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黨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可是至今中共领导层里的毛派人物,仍把一切罪恶都推之于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仍然是“伟大的领袖”,可他的老婆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六,骄奢淫逸,生活放纵,腐化堕落,玩弄女性,抄袭剽劫,毫无人格,道貌岸然,从不恤民,卑鄙龉龊,形同禽兽。还美其名曰:“伟大导师”。   毛澤東是个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獨裁者。彭德怀曾斥责他“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目的是“选妃”。一位中南海文工团女琴师说,毛澤東没一个品位。他一见着漂亮女人就拉人上床,他任何办公地方都有“密室”。他对女性从来不尊重,包括自已的妻子,是个见异思迁的淫君。原配夫人杨开慧为他身陷囹圄时,他在井岗山上早与贺子珍合欢交眠;在延安当着贺子珍面竟与他人上病,当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又与江青同室周居;在与江青结婚后又与许多女女“暗渡陈仓”。有人统计,他玩过的女人不少于一百人,在死前还在玩女人,任何时候身边都佳丽如云,自然活不到“万岁”。   他的骄奢更是惊人,每次外出坐专列,数千警察、军队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澤東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耗时两年,耗资1点2亿。有人计算,如果毛澤東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本人2001年曾去韶山滴水洞参观,留有一首诗:“君王席上一戏言,百万民膏扔此间,寂寞行宫寒光锁,借问疆吏可汗颜?”   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澤東遗物事典》记载上有:三年饥荒期间毛澤東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 年4 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澤東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年代初毛澤東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澤東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黨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是当时中國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黨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澤東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毛选”。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澤東不断地违规拿钱。是个典型的口是心非的混帐!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澤東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國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爱民的“领袖”。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澤東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的稿费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澤東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辛子陵在《打开纹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澤東传位心路追踪》写道:“毛澤東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黨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澤東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國的金正日。周恩来去世后,毛澤東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澤東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毛澤東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澤東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澤東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門事件后,毛澤東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門事件后,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黨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澤東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2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黨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   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   我们再 看看毛澤東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澤東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澤東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澤東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澤東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澤東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澤東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澤東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纹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國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澤東“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澤東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澤東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澤東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澤東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澤東、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澤東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會主義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澤東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黨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陆肆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陆肆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澤東)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階級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澤東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澤東,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澤東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澤東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澤東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黨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纹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國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會主義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國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黨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黨史出版社)   证本文引用了不少 胡星斗 教授的资料,特此说明   作者:铁流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罪行录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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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有着深刻的分歧

核心提示: 在中国,通过互联网、文章和书籍,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日益高涨。自由主义者和亲市场力量站在一边;左派和毛派站在另一边。   原文来源:《纽约时报》 2011 年 5 月 6 日 原文链接: http://www.nytimes.com/2011/05/06/world/asia/06iht-letter06.html 译者: H.F. 校对:南山   【北京讯】 “在中国中央的中心躺着一具尸体,无人敢动。”—— 这是 1985 年出版的《紫禁门的背后》一书中著名的开篇语,作者是意大利记者 Tiziano Terzani 。 现在,毛泽东虽然去世已有 35 年,他的遗体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宏伟的的毛主席纪念堂里(那片由花岗岩铺成的广场是这个 13 亿人口国家的象征)。每年有几十万人在这里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看几秒种仍然还被许多中国人崇拜的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   然而在 45 年前的 1966 年 5 月 16 号,正是这个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夺去了 200 万中国人的生命。 毛的杰出成就是他在 1949 年建立了共和国。但是他饱受争议的政治遗产——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随着时间推移,质疑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按某些中国事务评论家和退休的共产党官员说,这些质疑关系到长期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后的命运。   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说: “ 用诚实、认真、严肃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是非常必要的。 ”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现在仍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刘亚伟说,因此 “ 如果没有一个完全彻底的评价,对中国来说,推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将十分困难。 ”   在中国,通过互联网、文章和书籍,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日益高涨。   大致而言,自由主义者和亲市场力量站在一边;左派和毛派站在另一边。左派们组织得似乎更好,他们开办了一系列网站,包括受欢迎的乌有之乡( www.wyzxsx.com )、毛泽东旗帜网( www.maoflag.net ) )和红色中国网( www.redchinacn.com )。   这种火药味十足的争论背后,根源在于数十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从毛时代以来基本没有改变过的僵化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作为应对措施,政府已试图协调社会冲突并且加强了镇压。   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观点分布很广。一些人认为毛泽东虽然有缺陷但成就也不容忽视;一些人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个权力狂,甚至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杀人恶魔。 左派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那时,人们更加平等,许多东西,包括基本社会服务项目,都是免费的或者是有补贴。令人奇怪的是,一些从过去数十年政治改革停滞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的富商也站在这一边。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期的一篇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茅于轼(和毛泽东没有关系)严厉地指出了毛泽东虚伪和异乎寻常的残暴。   茅于轼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阴谋,只不过是要除掉许多批评大跃进的人(大跃进导致了 3000 万人死亡)。   这位经济学家写道,暴行的证据包括毛泽东对被他逼迫到自杀的朋友们的命运漠然置之。他先打击刘少奇主席,然后又假装挽救他,仅仅是为了在刘少奇 70 岁生日那一天将他驱逐出党。后来,刘少奇于 1969 年在无人照顾地情况下死于狱中。   一份网上传播的文件也引起了激烈争论。这份文件不厌其详地叙述了一位共产党高官建议把毛泽东思想从所有党内工作、文件和政策中删除,   这份据称编号为 179 的政治局文件,日期是 2010 年 12 月 28 日。据说提议者是即将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即便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 政治局的内部工作差不多是完全不透明的,也不可能确认这份文件的真假 —— 它还是重新引起了评论家和党内官员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关注。   据网上的一段采访中报道,中国国防大学的退休官员辛子陵把这份文件称为中国政治的 “ 转折点 ” 。   我们没能联系到 辛子陵对此发表评论。 “ 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正统中是多么重要。 ” 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说, “ 只有通过一个明确的评价与毛决裂,才能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   左派们对茅于轼的文章以及明显要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删除毛泽东反映非常强烈。一些人要求经济学家茅于轼应该为他的主张提供证据,否则法庭上见。其他人则回顾了毛对党的政治价值。   一个叫李林的评论者在毛泽东旗帜网的帖子中说, “ 如果去掉毛泽东,共产党就没有任何光辉可言了。 ”   本星期天在天安门广场上, 50 岁的王艳娟是缓缓地向毛泽东纪念堂移动的数千人队伍中的一个。   “ 对我们来说,毛泽东是中国的缔造者。我们深深地热爱他。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王女士说,她来自东北的沈阳市。 “ 在他的时代,教育是免费的。 ” 她又加了一句。   她 76 岁的母亲第一次来北京,唯一的要求就是看看毛泽东的遗体。 “ 她别无所求, ” 王女士说, “ 等我们完成了这个心愿,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   在纪念堂里,突然之间就可以看到他平躺在厚厚的水晶棺中。他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发出橘红色。   他那有弹性的灰白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身着灰布上衣,党旗 —— 红色背景下金色锤子和镰刀图案 —— 盖在他的胸部以下的身体上。两名仪仗队的士兵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   出来后,第二次来此访问的王女士看起来十分满意, “ 真的是太好了。 ” 她说。 她母亲怎么想的呢?     “ 她也是这么想的,很好。 ” 王女士说。但是,她指着前方自己 20 岁的女儿说, “ 我的女儿很年轻,并不十分关心这些。我想年轻一代不会像我们这样能够接受毛泽东时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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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义龙:刘胡兰,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一个不满15周岁的女孩子,被一伙人用铡刀铡死,这是一出人间少有的悲剧。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始终都在用这样的案例来映衬民国政府的残忍和无情,煽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对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政府的仇恨,刘胡兰的故事被写成书、编为话剧、电影、进入学生的课本,在中國大陆广为流传,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让一个无辜的少女被她的政府处死,她究竟做了什么罪恶滔天的坏事? 另外,她当时能不能不死? 她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悲剧人物?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查阅许多关于刘胡兰的文字资料,对把她认定为英雄的说法越来越不敢苟同。   就刘胡兰的遭遇来看,她的罹难的过程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听说的那样令人感动和振奋,有没有被人英雄化,这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再去证伪。 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英雄的意义。 一个仅仅15岁的女孩子能坚强不屈,从容就死,确实是值得人敬佩的,可是一个人仅仅能够坚强不屈,从容就死,并不能说明她就是英雄。 能够说明她是英雄的,是要看她为了什么才坚强不屈并从容就死的。   英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具有较为恒定的内涵和普适的价值的。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可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就是英雄,有些人当时是英雄,可是他所控制的那个时代一旦成为历史,他就不再是英雄,有可能是人类的罪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还有一些人,他一时被人们认为是英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逐渐证明他所代表的理念是有问题的,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甚至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向违悖,所以,他也就会从英雄的神坛上滚落下来。   我之所以说刘胡兰不是英雄,并非想否定她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坚强不屈,即使她是被死亡吓得痛哭流涕而不是传说中的以大义凛然,已经都无关紧要。 我是要说明,她的死,是两种她个人无法抵御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她的利用、欺骗和无情的侵犯造成的。 她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所坚信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念,事业,并没有她所看到或是听到那样伟大。   直接导致她死亡原因是她配合中共武工队处死了本村村长石佩怀。 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个村长为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所以就要杀死他。 我们知道,那时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山西省主席,也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只是当时他把持着山西的军政大权。 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村长或是村支书、乡长等,也都是要派公粮、派民工、派税的,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因为派公粮、派民工而大批逼死农民、逼迫农民背井离乡的村长、乡长,应该并不比1949年前少,也并不比1949年前更善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农民或是某个其他的黨派就可以私下处死村长吗?   此外,刘胡兰死难时,已经不是抗日战争之时,而是内战之中,中國的内战,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它不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战争,比如民国与大清朝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进步与落后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抵御外辱的战争,而是一场纯粹是夺取权力的战争,这已经为战争之后的事实所证实。 战争之前的政府,是有非常多的必须要改变的缺点,但是并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还具有基本的民主素质,至少它拥有在中國全部历史中,更彻底的选举制和宪法制度,中國人唯有在这个阶段拥有过言论、结社和游行的自由,中共就是在这个自由制度下才得以产生的,中共的报纸、电台等也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才得以发行运转的,据一本《历史的先声》的书披露,在中共1949年获得政权前,曾经许诺要在中國实现比中华民国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广大民众之所有能够拥护并跟随中共浴血奋战而推翻中华民国,就是因为热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希望在中國建立一个更加进步的政府。   刘胡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到蛊惑的少女。 在一种思想的蛊惑下,她替反政府的武装力量效力,并最终走上了杀人害命之路。 从这一点来说,她不仅不是英雄,还是一个有罪的人。 作为政府,需要追究杀人者的罪过和有关人的责任,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刘胡兰等人参与了杀害村长的犯罪行为,自然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我们看到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想到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一个方面利用法律的保护,钻法律的空子,实行暴力推翻政府的行为,另外一个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经过合法的审判,就大肆屠殺相关人员,甚至对一个少女也没有起码的同情和人道,虽然双方很难认定谁为因谁为果,可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是我们不愿意再看到的。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刘胡兰的可悲之处,即她并不了解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像那些宣传那样冠冕堂皇,她受到蛊惑后,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也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浸润着暴力的毒素,浸润着无视他人權力的狂妄,浸润着为了自己或是自己一群人的利益和权力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和生命的偏激。 她的英勇和坚强,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人类普适的目的,也不能体现人类本质的价值,而是为了自己一群人的私利的执着;她的从容就死,不是为了更加崇高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而是因为她受到蛊惑后的执迷不悟。 所以,这个少女的死是可悲的,而不是英雄式的。 希望人们能够记取这个惨痛的悲剧,让象刘胡兰这样的少女,过属于她们的自由和充满爱,而不是充满仇恨的生活,让她们不必为了像她们那个年龄还不了解和无法认识的东西去献出生命! 作为我个人,我希望,如果历史能够再来一次的话,刘胡兰不用再坚强和英勇,她可以向暴力低头和屈服,然后好好地去过属于少女的生活,去恋爱,去结婚,享受生活的美好,去把她已经拥有,却因早逝而中断的爱情生活过到最后。 我也希望,现在的少年们,不要被片面的宣传所蒙蔽,误以为刘胡兰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其实,她只是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被牺牲掉的可悲的,同时也负有罪责的小女孩子。 相关日志 2011/03/14 — 辛子陵:当代中国真相与危机 (0) 2011/02/25 — 北京强制中小学生向党旗敬礼引来抗议声一片 (0) 2011/01/31 — 西西河:天下无谍 1.0版 (0) 2010/12/19 — 明镜周刊 中国:香港的地下共产党 (0) 2010/06/30 — 三句话总结某组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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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求穩盼政改應對茉莉花挑戰 .江迅

民生求穩盼政改應對茉莉花挑戰 .江迅 中國三月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恰逢「茉莉花革命」,京滬等地「草木皆兵」。中共面臨黨內外、境內外的嚴峻挑戰。北京兩會突出民生主題,認為民生「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中央財政向民生傾斜,主要是教育、醫改、安居、社保四大塊,今年將佔中央財政支出三分之二左右。但政治改革在兩會中無聲無息,令濫權、腐敗、壟斷成為發展民生的障礙。 一年一度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大和政協兩會,與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相遇,令人格外關注。這次兩會重頭戲是審查、通過重在民生的「十二五規劃」(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兩會現場上,民生引擎震天響徹,政治改革卻難覓蹤影。面對「茉莉花香」,今年九十歲的中共亮劍:民生就是當下最大政治,儲夠了錢再發展民生是悖論。 三月六日,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開幕翌日,正是第三波「茉莉花行動」集會召集日。是日下午,陽光暖風,北京西單商場麥當勞和肯德基店前,遊客如常,人流如梭。西單北大街上,一輛街道清洗車和三輛街道清掃車停在路邊「守候」著,一輛首汽公司的長型巴士裏,坐滿了公安。三三兩兩站著的穿制服與穿便衣的公安,一堆堆佩戴「首都治安」袖章的人員,在街上隨處可見。西單商場北面的背影胡同、東槐里胡同,駐守著二三十輛警車。五六個青年男女在西單商場前攝影,公安匆匆趨前,敬禮後說了些什麼,而後接過年輕人手中的相機,翻看剛攝下的數碼相片;一對六十歲上下的西方國家夫婦走近西單商場,公安微笑著攔下,要求檢查護照。在二月二十、二十七日的第一、第二波「茉莉花行動」集會地王府井步行街,情況也大致如此。這一天的第三波「茉莉花行動」,雖令當局「草木皆兵」,但「行」沒有「動」起來,「命」沒有「革」起來,總體看,一波不如一波,人心畢竟思穩。 全國兩會前夕,中南海向全國地市級以上主要官員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首度明確「這是一場顛覆與反顛覆的鬥爭」。「境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用各種手段,煽動非法聚集,挑起街頭政治,企圖把中東、北非的亂局引向中國」,他們「打著民主旗號,幹著擾亂人心、破壞社會秩序的勾當」。對此,「寧可看敵情重些,出手要重些」。 北非革命早有前兆 北京資深外交家、前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吳建民,剛出席海灣地區阿布扎比的一個國際研討會回到北京。研討會期間,吳建民跟與會的阿拉伯人交談時,他們大多覺得中東劇變並不突然。吳建民回憶說,七個月前,在多哈舉行的一次國際問題研討會上,一位中東知名企業家發言:「中東地區有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這就是中東地區人口增長迅速,就業壓力巨大。今後六七年,在中東需要創造一億個就業機會。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中東地區的經濟保持每年百分之八的增長率。然而,中東各國的經濟增長率僅為百分之四左右。」他最後很擔心地說,「這顆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發」。吳建民在阿布扎比期間,出席了英國前首相布朗新書發布會。布朗在會上說,推動中東地區正在發生劇變的是數量龐大的失業青年。以埃及為例,埃及人口七成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埃及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三十,而失業者中,九成是青年。 吳建民說,為什麼在中國的經濟社會大發展,在中東地區沒有發生?他思考很久,認為還是鄧小平講得對,「發展才是硬道理」。他說,中國人過去三十多年來,「一心一意謀發展,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提交本次人代會審查的『十二五』規劃看,國家在繼續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同時,更重視民生,讓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全民」。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談民生問題時,也迴避不了「茉莉花革命」,北京團的幾個人大代表在一次相聚時,說起了北京《中國青年報》社旗下的《青年參考》的兩篇文章。三月四日,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的前一天,《青年參考》頭版頭條消息,標題是碩大的黑體字「世界逼卡扎菲放下屠刀」。文章說,「國家主權不是殺人執照」。三月一日,全國政協會議開幕的前兩天,同樣版面的文章標題:「世界唾棄卡扎菲。」文章描述了聯合國安理會就利比亞問題一致通過決議,對利比亞實行武器禁運、禁止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格達費)出境,凍結他的海外資產。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代表中國投下贊成票。安理會通過第一九七零號決議,還史無前例地一致決定,將一個國家的人權局勢提交國際刑事法院處理。決議向卡扎菲政權傳遞了這樣的資訊:殺戮必須停止、責任者個人必須得到追究。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宣布,將對利比亞近來發生的針對平民的暴力事件展開調查,是否存在反人類罪行。 北京一家傳媒如此高調做文章,兩個大標題難免令經歷了八九年「六四事件」的人們產生聯想。長期來,中國在安理會一些國際問題表決時,往往不顧及普世價值而投棄權票。非洲國家大多是中國的同道和兄弟,這次中國在安理會決議的最後一刻投了贊成票,有學者說,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有學者說,中國在變,這是真實的,是深刻的;也有學者說,聯想「六四」,這是中共把自己的嘴封住了。中共面臨來自黨內黨外、境內境外的嚴峻挑戰。 維穩支出超國防預算 從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公布的中央和地方二零一零年預算執行情況、二零一一年預算草案報告看,過去一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中,包括維穩(維持穩定)支出在內的公共安全預算數五千一百四十多億元人民幣(約七百九十億美元),執行數五千四百八十六億元,執行數是預算數的百分之一百零六點七,執行數為上年決算數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點六。新的一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中,公共安全預算數六千二百四十四點二億元,預算數為上年執行數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三點八。二零一零年公共安全方面執行數,比國防支出還多一百五十二億元;二零一一年公共安全方面預算數,比國防支出竟然多二百三十三億元。 天價維穩。中南海對包括維穩在內的公共安全投下如此巨資,驚覺一個政府不能不把民生的事情做好,否則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要保國家穩定,根永在基層。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說:「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零點四五,超過收入分配警戒線,如今,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成為阻礙經濟社會繼續快速穩定發展、改善民生工作的最主要障礙。」中共當局面對近年來社會矛盾,貧富收入不均,群體事件不斷,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都欠了大帳,社會不公平令人無法忍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僅對民生貢獻小,反而拖累民生進步。 物價「涉及民生,關係全局,影響穩定」。豬肉漲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漲了,可以買麵粉;咖啡館提價了,可以在家裏喝;房價漲了,可以先租房。對通脹曾經還可「隔岸觀火」的城市白領發現,通脹之火已燒向自己,一向對價格不夠敏感的他們也開始精打細算。 網絡上關於物價的段子越來越多,白領們應對物價上漲的辦法也越來越妙,甚至創造出「應對高物價之白領生活宣言」,引導新形勢下的「集約型生活」。近日網絡上盛傳的惡搞視頻《中國價》讓許多職場白領們會心一笑:「物價高,物價漲,工資想跟上物價漲,物價偏偏不讓工資跟上物價漲……」物價上漲引發的通貨膨脹,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都市白領的生活品質,以至不少網友感慨:「發了薪水,交了房租、水電煤氣費,買了油、米和泡麵,摸摸口袋剩下的錢,感嘆一聲,唉,這月工資又『白領』了。」 目前在北京的打工群體中,有四成七的打工者月收入在二千元人民幣(下同)以下,而六成的務工者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這是公益組織「在行動」二月底發布的最新在京務工人員生存狀態調查結果。儘管今年北京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九百六十元上調到一千一百六十元。但在這次調查中發現,一千元以下的群體佔百分之十二點六,而三千元以上的則佔到百分之十三點四。據調查顯示,目前,打工群體普遍認為工作強度大。其中,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者達三成三。雖然欠薪早已不是新話題,但在調查中,打工群體的維權意識和權利難以受到尊重的情況仍然普遍存在,有六成打工者沒有簽勞動合同。 提高工資、看得起病、有機會接受教育是打工群體最大願望。雖生活工作在城市,但窘迫的現實困境,讓打工群體仍難享受正常的城市生活,低收入、高強度、抵抗風險能力弱是這個群體的共性。五成五受訪者的首要願望是提高收入;另有三成六的人希望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此外,二成九的打工者因為人父母的心理則希望解決子女在北京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 當下百姓對超級市場裏的饅頭價格抱怨很大,一個饅頭一點二元人民幣,但饅頭稅的稅率竟高達百分之十七,即百姓買饅頭,每一元就有近二毛錢的稅。山東省政協委員、濟南民天麵粉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潘耀民說,「饅頭不是海參,不吃海參可以,但不吃饅頭很難,為減輕百姓生活壓力,政府多部門應聯手多渠道平抑物價,降低饅頭稅率無疑是最科學、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 史上最牛村民守則 在兩會上聽到一份被人們稱為「史上最牛村民守則」。浙江台州市椒江區洪家街道小板橋村,村黨支部和村委會聯合下發《村民守則》,共九條內容,對信訪、環境衛生、社會治安諸方面,都有對村民的懲罰性規定,其中有「無正當理由,未經村兩委許可的上訪行為,扣除糧食補償款一年至十年,情節嚴重的,一切後果自負」。該村常住人口千人,村民土地被裝飾城、陶瓷城、鋼材市場、石材市場佔據,村裏每年以糧食補償款的方式發給農民,每個農民每年一千五百元人民幣。村民說,這筆糧食補償款對一般收入家庭是一份「生活保障」,對困難家庭更是「救命錢」,村裏制定的「村民守則」動輒「罰全家」,哪還有民生可言。浙江全力律師事務所周保清律師認為,村民委員會是群眾性自治組織,沒有行政處罰權,信訪條例規定要暢通信訪渠道,「上訪告村長還得村長同意」,是侵害村民正當權益的做法。 正在舉行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濃墨重彩突出民生主題,這是對近年來社會各領域民生問題的回應,也是應對動盪態勢下政府執政理念的一種闡釋。物價、房價、養老、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民生話題,始終位居兩會期間百姓最關心的問題排行榜前列。北京著名學者、解放軍大校辛子陵早在兩年前就向當局提出,必須大規模讓利於民,才能保持執政黨地位。他接受採訪時說,「關注民生,穩住物價,悠悠萬事,以此為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二零一零年研究二次改革、二次轉型時,就提出「民富優先」這一概念。他認為,民富優先既是一個解決可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問題,也是一個解決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實現民富優先的最大障礙是:發展理念要變,利益格局要調整。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三月五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加強社會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列為二零一一年重點工作之一。報告明確提出,經濟越發展,越要重視加強社會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民生,是當下中國的關鍵詞。翻檢中國歷史,從來沒有哪個年代像今天這般強調民生。民生是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它是「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人民的生命」,它「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十二五規劃千錘百煉 國家財政部長謝旭人表示,今年政府要集中力量做一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讓廣大人民群眾得到更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翻開二零一一年財政預算報告,幾乎所有的民生熱詞,都能在其中找到與之對應的財政資金安排和表述。參與了整個編制過程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長萬鋼對記者說,十二五規劃草案編制前後耗時兩年,二三千人參與,從中央政治局常委到紡織工人、農民工代表,上上下下「千錘百煉」而成。 政府財政大蛋糕怎麼分?財政部長謝旭人在兩會期間接受採訪時,詳列了政府的收入如何分配,他說,中央財政用於民生的開支,二零一一年將佔中央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從全國來看,特別是基層財政,一般用於民生的開支要達到七成至七成五,增加對低收入人群的各種補貼,減少中低收入者薪金稅負,調減營業稅,研究開徵環保稅,推進房地產稅改革,全國推廣油氣產品資源稅,將大量消耗能源的產品和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到消費稅的徵收範圍。謝旭人說,中央財政向民生傾斜,主要是教育、醫改、安居、社保四大塊。 謝旭人歸納說,教育方面,提高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生均基準定額;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以及免費發放教科書;努力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政策體系,對中小學的寄宿制學生、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生給予生活補助。醫改方面,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參保率提高到九成以上,將新農合和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財政補助水準標準從二零一零年每人補助一百二十元人民幣,增加到二零一一年的二百元;將城鄉居民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經費標準,由二零一零年每人十五元提高到二零一一年的二十五元;推動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加大城鄉醫療救助的力度。安居方面,開建保障性住房以及改造的棚戶區是一千萬套,改造農村危房一百五十萬戶。社保方面,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的範圍會繼續擴大,要進一步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準,平均按照去年實際水準提高一成左右,大體上每人每月增加一百四十元左右,並提高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接受採訪時說, 二零一零年全國有三十個省市自治區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增幅百分之二十四。跨入二零一一年,已有六省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他們將加快建立正常的職工工資增長機制,其中最核心的是建立集體協商制度,通過集體協商確定職工工資的水準和增長幅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透露,二零一一年全國農民工月工資達一千六百九十元人民幣,農民工進縣城落戶將一律放開。對此,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公司董事長李東生認為,最低工資的提高,短期看可能增加企業成本,但長遠看,有利於增加居民和職工的收入,有利於擴大消費,對消費行業長遠是利好。 看看兩會上公布的二零一一年民生帳單:教育支出二千九百六十四億元人民幣,增長百分之十六;醫療衛生支出一千七百二十八億元,增長百分之十六;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四千四百一十四億元,增長百分之十六點六;中央財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一千零三十億元,增長百分之三十四點七。在兩會上,隨時可以聽到這樣的舉措:穩定物價是今年宏觀調控首要任務;今年,中央財政以三十億元砸向欠發達地區發展農村學前教育;用於「三農」(農民、農村、農業)的投入安排九千八百八十四點五億元,比上年增加一千三百多億元;今年以三大措施調整收入分配,工資增長將高於GDP漲幅。 「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提出「改善民生行動計劃」,其中涵蓋擴大城鄉就業規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養老保障水平,實施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十大措施。五年內城鎮年均新增就業九百萬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一成三以上,建設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三千六百萬套,保障房覆蓋面達二成,居民收入年均增長超過百分之七,醫保支付提高到七成以上等。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稱,全國三十省份的「民生指數」正在制定,透過民生指標測算和分析,促進各地政府圍繞民生改進工作。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說:「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話是這麼說,但民眾依然有疑慮,如今,什麼都往民生這個大筐裏裝,中央改善民生的決心和措施都很強,落實到地方往往就會走樣,再說,各地的人代會早已結束,政府財政預算案也早已審議通過,一些省市自治區的民生步伐並不大。 這次兩會民生話題遠遠蓋過政改話題,準確說,政治改革在兩會中無聲無息。任何民生問題都離不開政治,沒有政治改革,就無法保證民生問題落到實處。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三月三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推進事業發展的政治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一提法引起北京學者的關注。四個多月前的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也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其實,這一提法早在兩年前就由中南海提出,早在零八年四月《求是》雜誌第八期發表的吳邦國文章題目,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準》。零九年九月二十日,總書記胡錦濤在政協六十週年成立大會上,也將「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作為他演講的第一要點。當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解讀,可謂紛紛揚揚。距離中共十八大僅一年多時間,黨內求穩,以利人事布局,不會對政改有大動作。 不過,濫權、腐敗、壟斷,都是落實民生問題的障礙。身在上海的知名學者周瑞金認為,在經濟體制改革一騎絕塵三十年之後,權力、資源、資金過度集中趨向壟斷的現象,在共和國歷史上達到令人難解的嚴重。但只要從上到下人人有責一起來做社會主義憲政的鋪路石,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景是充滿希望的。■ 回頁頂 網站導航 | 私隱政策 | 下載中文字庫 | 聯絡我們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C) Yazhou Zhouka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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