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20年前，邓小平南巡重新定义改革，20年后，中国经济飞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再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关口。 　　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国家如何形成新的改革共识?2012年全国“两会”尚未开幕，各方关于改革走向的辩论已硝烟四起。 　　在本次全国“两会”开幕前一周，本报专访了长期关注中国转型问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如何推动形成改革共识、中国如果从经济改革转向社会改革，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议题展开对话。 　　改革不是简单地打倒既得利益者 　　《21世纪》：关于改与不改、如何改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看待今天的改革局面? 　　郑永年：关于要不要改革，整个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不大。除了极少数认为中国模式(他们所说的中国模式与我通常所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我通常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最好的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改革，即便是很多人认为会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既得利益者虽然从改革中获益较多，但是他们在现在这种局面下也会感到缺少安全感，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富人将财富转移到海外。 　　从改革的条件来看，现在的形势比改革开放之初，很多方面都好太多了。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存在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阻力也很大，甚至比现在更大，当时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思想认识、组织体制和财力多个方面。我们再看今天，改革条件比当初好多了。 　　关于怎么改，目前争论很大。我认为执政党应该通过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尽快推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明确未来改革的路线图。 　　以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为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当时也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当时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不能提，只能提“商品经济”。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经济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直到邓小平“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通过这么多铺垫，直到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顶层设计，结束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摇摆不定，突破了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最终形成了经济改革的共识。 　　回过头来看，经济改革共识的形成过程，也充满了策略，这些策略既是政治经验也是政治智慧。 　　《21世纪》：这些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对中国今天的改革，有哪些启发? 　　郑永年：我们对改革要持一种开放的理解心态。我们的经济改革为什么能够推行下去?这是改革者的策略问题，就是要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用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 　　回溯历史，在改革早期，因为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领导层首先进行的是农村改革。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基本上被体制所隔离。尽管农村改革也有阻力，但这些阻力因为不是体制的主体，改革的阻力比较小。这是农村改革很成功的主要因素。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强，所以，改革者先不动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改革，只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或者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内部改革。如何培养新利益?领导层就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非国有部门来，其中既包括私营经济也包括外资经济。随着他们的成长，国有部门自然感到压力，等到时机成熟的1998年，国企开始全面改革。成长起来的非国有部门既可以接受部分破产国有企业的资产，也可以为国企下岗工人提供很多工作岗位。 　　很多人往往认为，既然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那么就要针对他们，剥夺他们的利益。但是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先不要急于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期望一下打倒既得利益者，甚至断了他们的后路。任何一个层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这种思维的话，改革注定要碰壁。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 　　改革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要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成本。 　　不要错过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21世纪》：那么我们应如何推动改革共识的形成? 　　郑永年：要明确当下和未来5-10年的改革共识是什么，其中包括了改革路线和目标，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能确定，那么我们就找到了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 　　改革共识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思想解放和讨论，另一方面要对当下的形势做一个清晰的判断。 　　在任何社会，改革都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从改革的步骤来看，俄罗斯和东欧是一步到位的综合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一起来，而中国选择的则是渐进改革。采取哪一种模式当然不仅仅是改革者的主观选择问题，而是受各国客观条件的制约。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口在哪里?

中国会向何处去？ 作者：张鸣 来源：《21世纪》 来源日期：2012-3-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4 0:47:45 阅读量：123次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贺国强重庆团“嘘寒问暖” 作者： 来源：中新社 来源日期：2012-3-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4 0:09:42 阅读量：0次 　　中新社北京3月3日电 题：贺国强重庆团“嘘寒问暖” 女代表赠 “西兰卡普” 　　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到重庆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重庆一位少数民族女代表向贺国强赠送了一张自己绣的“西兰卡普”，送上健康如意的祝福。 　　贺国强一行走进重庆代表团驻地的会议室，与代表们一一握手。他走到来自渝东南山区的少数民族代表李小燕面前时，这位年轻的女代表将一幅小巧精致的土家族绣品送给贺国强，祝其健康如意。贺国强接受了这份礼物并表示感谢。 　　“当贺书记和我握手时，我拿着‘西兰卡普’对他说：请接受小小的手工品，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李小燕告诉中新社记者，这幅民族手工绣品是她平日用空余时间做的，绣品上的花卉有祝福和敬意的含义。 　　在与重庆代表和工作人员握手后，贺国强表示，很高兴在“两会”召开前夕来到重庆代表团驻地看望重庆团代表，在座的有很多自己当年在重庆工作时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不少年轻人，这让他不禁回想起在重庆工作的三年多时间。 　　贺国强说，“刚才重庆的同志讲，现在重庆的气候和北京的气候有很大的差异，今年北京冷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正好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期，特别是长期干燥，缺雨少雪，早晚的温差较大，所以希望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注意保持身体健康。” 　　在会场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重庆市长黄奇帆分别就重庆各方面建设、发展情况向贺国强做了简要介绍。

    李庄按：下面，就是马晓军律师在我出狱前（2010年2月16日）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的李庄事件背后的黑幕，一位国际刑警看后，也后背直冒冷汗 　　 　　第一部分：案发前后 　　09年11月22日晚七时许，我与李庄到达重庆，龚刚华的司机王Y把我们接到五洲大酒店，没多久龚刚华来了，他对我们说稍后一个本地律师过来，此人以前在公安，和专案组的很熟。过了一会，吴JY律师到了，他透露了一些龚案消息：警方曾经两次移送到检察院，都被退回，这次不知为什么又起诉了，他拿出了一份通过内部搞来的《起诉意见书》让我们看，还神秘嘱咐，注意保密。这次谈话约凌晨一点结束。 　　23日早餐后，我们来到重庆一中院，书记员告知正在开会，让我们各自报出手机号码，进行登记，然后让回去等通知。李庄告知我，办理涉黑案子都是这样，是为了监听。下午四时许，我们接到书记员来电，通知第二天过去。 　　中午，我、李庄、吴JY、龚刚华、龚云飞、王Y、曾L、袁J一起在五洲大酒店吃饭，席间我们看到了央视关于龚案的报道。电视画面中，龚刚模被两个警察架着，走路一拐一拐的，显然有伤，当时吃饭的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些画面。（可调央视视频资料） 　　24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一中院，向书记员递交了委托手续，复印该案案卷，但与新闻报道的龚案2200份证据，109本卷宗相差甚远，总计只有两公分厚。李庄当场提出质疑，书记员说检察院就移送了这么多，想复印其他案卷你们就去检察院（当时她对前来复印案卷的其他律师也都这样讲）。由于复印案卷的律师比较多，书记员让我们下午过来拿案卷，我们只拿了《起诉书》就回到了酒店。拿到起诉书，李庄边看边说：怎么这么多罪名啊，龚刚华没说实话，原来告诉我只有一把枪，三个同案。 　　第一次会见 　　24日下午一上班，我们拿到卷宗后，李庄向陈YP庭长申请延期审理，遭拒。之后，我们就前往江北区看守所。车上，李庄快速翻阅卷宗，让我把龚的口供单独找出来递给他，他拿过去和起诉书对照，当时，李庄看出有明显的诱供（详见龚案侦查卷），15时左右，我们来到看守所，告知必须有专案组陪同才能会见，李庄当时就急了，指责看守所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12月7日就要开庭了，案子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你们公安无权限制律师会见，耽误开庭你们要负责等等。但无济于事，我们只好上楼找看守所领导和驻所检察官，但都没有找到。只好等待。专案组人员到来后，李庄与朱my律师又同他们争论，李庄的情绪很激动，大声斥责专案组，当时很多律师都在场，用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像。最后，我们只好在警方监视下开始了第一次会见。 　　李庄先介绍了身份及委托经过。接着他问龚一些被抓经过和和审讯的情况，龚说：“6月份被抓，先关到南川看守所，8月份转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11月22号才关在江北看守所。”李庄又说：那就是说，你前天才来到江北看守所，整个侦查、起诉两个阶段的半年时间都没有在这儿，你以前见过律师吗？”龚回答：没有。 　　李庄指着龚的口供问：“你口供中承认自己是黑老大，这儿有你的签字啊”。龚表情十分痛苦的说：“是我的签字，可我的口供都是他们事先编好后逼我签的，我要是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吊我。” 　　李庄指着身边的一位监视会见的警察问：“他打你了吗？”龚说：“他没有。”李庄再指另一位警察问：“他打你没有？”龚颤微微地说：“他、他没有打我，但打我的时候，他在场。”李庄仔细查看了龚两只手腕上的伤痕。 　　之后，李庄说：“开庭时我会申请法庭为你进行法医鉴定，申请延期审理。”龚说：“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李庄说：“如果那样，我就罢庭，不再继续辩护，法院就会休庭。”这时，站在身后监视的警察说：“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其他律师啊，你以为你走了庭就不开了吗？”李庄转身对这位警察说：“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于是，李庄让龚在委托书上写到‘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辩护律师’，龚说不会写，李庄让我写好，让龚抄在委托书上。李庄还告诉龚：开庭时，我会提问你，你要大声的把被打的事情说出来，用肢体展现出来。说这些话时，警察就站在旁边，并没有制止我们。 　　这次会见，我用手写记录，李庄用电脑，抓我时，这些会见笔录都被公安扣押了。我向公安索要扣押清单，负责记录的警察叫陈MC没有给我。 　　这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在会见过程中，李庄拿着樊奇杭的笔录就有关细节与龚核对。会见后，吴JY、龚YF开车过来接我们，之后，到陶然会馆吃饭，席间，龚刚华说：具内部消息，我们都被监控了，一定要小心，并且告知李庄：甚至你们都不能带着卷宗走出重庆，李庄非常不以为然。为电话保密起见，龚云飞还给了李庄几个新买的手机卡，让他联系案子时使用。 　　11月25日，我和李庄在酒店整理案卷没有出门。 　　第二次会见 　　通过阅卷，李庄将几十个有关疑问输入电脑，准备提问龚刚模，26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第二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干警告知还得等专案组警察陪同，否则不让会见，李庄又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李庄上楼找看守所领导，看到了周副所长，周称这是公安局的命令，没办法。等到大约10点30左右，专案组才到，一同监视会见。李庄与龚谈话，我用手写记录，为了便于监听，防止我们和龚交头接耳，龚身后的警察还将其身后的椅子又往后挪了挪，加大了我们和龚之间的距离。 　　当着警察的面（就是在我“监视居住”期间，该警察曾经多次强行查我爱人的通话记录），李庄对龚说：“我看了从法院复印的案卷，你私藏枪支、行贿等都是事实，你肯定是有罪的，开庭时对于这些指控你必须承认。”龚说：“我承认我私藏过枪支，也行过贿，但是我的确不是黑社会的老大，也没有叫他们杀李明航啊。” 　　李庄说：“在你的口供中发现9月30日与10月8日的口供大部分是复制的，连其中的错别字、病句、标点符号、方言都一样，我把其中相同的地方都标出来了，这显然是电脑粘贴的，要是按笔录中的内容，你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详见龚案侦查卷）龚说：“我也知道笔录中的事大部分与我无关，都是他们事先编好笔录让我签字，我要是不签，他们就一直折磨我，我实在是被逼无奈才签的啊。”此时龚刚模的情绪有些激动，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哽咽。 　　李庄问龚：“你说你被打、被吊了，他们在哪儿、用什么方法打你、吊你。”龚说：“当初抓我后，关在南川看守所，在那里没有挨打，从南川看守所转来后，当天就只在江北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一天没住，就把我拉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了，我是在那里挨打的……，吊了我八天八夜。”李庄惊讶地问：“八天八夜，那手腕不就物理性断裂了！”龚回答：“是在八天之内发生的。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上，但脚跟够不着……吊我的叫彭w、打我的叫张k。吊的我大小便失禁，那些粪便顺着裤腿往下流，叫彭w的警察放我下来，令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再脱下内裤擦地板，之后裸体继续吊我。刑警支队的一个姓何的支队长从门口经过，看到后还训斥彭W‘太不像话了，赶紧穿上衣服’，彭W放我下来，叫我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内裤，继续吊我。在铁山坪有一男一女两名医生一个姓王，一个姓唐，他们都为我治过伤。” 　　最后，李庄嘱咐龚：“将来开庭时，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就回答不知道，不要怕”此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 　　12月2日上午，李庄电话中说，30号那天重庆一中院陈YP打他电话，希望庭前沟通，北京律协也督促他开庭前与法官交流一下，李庄答应他们最迟12月2日晚到重庆。 　　遵照北京律协的指示以及陈YP庭长的邀请，我们于12月3日上午9点多，来到了重庆一中院一个会议室。在场人员有我、李庄、陈YP庭长、李副院长、张H法官和另外一位领导。李副院长要求我们配合12月7日龚案的庭审，确保审判顺利进行。李庄说以下几点：没有证据目录；不能合法会见；起诉书缺页；口供之间，标点符号、错别字、方言雷同（详见侦查卷）；复印的案卷与报道的情况相差甚远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配合啊。并简单举例了他在辽阳市代理朱LY涉黑案因不能合法会见而导致延期开庭的案例。这期间，李庄言辞激烈，情绪有些激动。后来，书记员又给我们复印了证据目录，补上了起诉书缺页，领导们承诺一定协调有关，尽量保证律师的合法会见，同时声称，看守所不属于我们管。此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近一点了。临分手时，李庄问：12月7日的庭审还能否进行，法院要我们回去等通知。直至晚上11点左右，李庄仍在给陈庭长打电话，陈庭长说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让我们继续等通知。 　　第三次会见 　　李庄嘱咐我，为了防备12月7日仍然开庭，我们必须做好开庭准备。4日上午，我们第三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又遇会见受阻，看守所仍然要求有专案组陪同，李庄当即电话陈庭长，如果还是监视会见，12月7日肯定不能开庭，陈答应马上协调，2分钟左右，陈庭长回电，你们现在可以不受任何监视的会见了。但看守所还是不理我们，声称法院指挥不了看守所。 　　一个小时后，专案组到来，我们开始会见，在会见室内外，都有专案组警察监视，此次，李庄与他们发生最为激烈的争吵，期间，李庄用手指着一个叫张K的警察说，你是重庆最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者……你已经是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了……你将来要买单的……你出去！争吵中，进来一个年龄大的警察将张K替换走了，但张K仍然在门口往里面张望。 　　这次监视下的会见约1小时20分钟左右。我用电脑做的记录。 　　12月5日下午，吴JY来到酒店，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为龚刚模看伤的医生”，李庄说：“你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让他们出庭作证。”吴家友说：他们还要在重庆混，不可能的。”李庄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我见他们一面。”吴家友说：“尽量吧，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见你。” 　　晚上九点左右，一中院书记员来电话通知7号不开庭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当即，李庄对我和龚云飞说：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很有可能被抓，这儿非常危险，咱们去成都，我们连夜开车上了成渝高速，李庄驾车，临行前，李庄还给一个记者通报了这里的危险。 　　12月6日凌晨一时许，我们到达成都，李庄的朋友为我们安排在凯宾斯基酒店。在酒店李庄分析龚案可能出现的后果：1、重庆方面抓律师。2、把龚案退回补充侦查。3、把龚刚模的名次往后移。4、……。他分析抓律师的可能性最大。 　　12月7日下午，李庄让我回重庆一趟，通知龚开庭日期有变，安慰他一下，顺便回酒店的房间看看，有无公安局去过的迹象。龚云飞也担心龚刚模被自杀、被躲猫猫等，我就和龚云飞包了一辆出租车回到重庆，在傍晚时分，我将起诉书复印件交给了李庄指定的记者。当晚，我仍住在五洲大酒店。 　　12月8日上午，龚云飞找了万贯律师所廖CQ律师，陪同我一起去看守所会见了龚刚模，我还让龚写了一份保证书，内容为：我保证如实回答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不自杀、不自残（抓我时该保证书也被公安扣押）。一是弥补以前会见笔录没有龚刚模签字；二是稳定他的情绪。下午，我和龚云飞一起乘动车返回成都。 　　12月11日上午，李庄接所里通知，要求尽快返京。 　　12月11日晚上，李庄来电告知我，他接到陈庭长的电话，说龚刚模情绪不稳，要求会见律师。因为14、15两天他在最高院开庭，他让我明天去会见龚刚模，并叫我先联系龚云飞，我给龚云飞打电话，始终未通，最后接电话的是龚云飞爱人，她说龚云飞被公安局带走了，我当即告知了李庄。 　　以上是我与李庄代理龚刚模案的真实经过，我也是这样向重庆市公安机关第一次陈述的，但他们根本不听，逼迫我在他们编好的笔录上签字。 　　对我的审讯 　　2009年12月13日我被重庆警方抓捕，当晚把我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一夜未眠），14日10点左右，重庆警方押我飞往重庆，下飞机后，先对我照相，后来，向对付恐怕恐怖分子一样，给我戴上黑头套，把我弄上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我也不知他们要把我带向那里。 　　汽车停下，我被带到一个建筑物里面，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江北看守所，到达看守所之后，他们马不停蹄的对我进行连夜审讯，时间一直持续到16日上午10点左右。在此期间，没有睡眠，吃一些监室里面的剩饭，专案组问我与李庄三次会见的过程，我说：“会见时你们在场，又有监控录像，干嘛问我啊。”审讯人员说：“我们有录像是我们的，现在是叫你说”。在长时间讯问无果的情况下，警方拿一沓材料给我看，并说这是根据监控的同步录音录像整理的材料。还让我看龚云飞的笔录，说他们都招了，给我施加压力，之后，又来了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旁边的人介绍：这是我们公安局政委，政委讲:其实你没有事，说完就放了你啦……。由于连续90余小时没有睡觉，神志不清，在加上他们的高压威胁等，我被迫在他们事先编好的笔录上签了字，他们还不让我修改。 　　他们还逼我给全国律协写一份致歉信，内容与吴家友的致歉信大概相同。同时承认“我没有对李庄的违法违纪行为予以制止”等等。 　　12月18日，警方提讯：“现在对你进行录像，这是你前几天的笔录，你看一下，一会录像就按这上面的内容说”。因为是他们编的，我很难记住，就说：“这么多东西我记不清楚。”他们说：“你先仔细看看，录像时我们会给你提示的。”就这样，在逼迫和提示下，对我进行了录像。 　　12月24日，警方提讯：“你爱人要求律师会见，我们的意思是免了”。由于十几天没有外界消息，我十分急迫的说：“请律师会见，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我们争执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他们还是逼迫我给爱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为建议她不要请律师会见了。 　　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真相 　　李庄案一审开庭前的一天，警方再次来提讯，对我说：“隔壁屋里就是江北法院的法官，你过去就对他们说你不愿出庭作证就行了。”见到法官后，他们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给我做笔录，问我是否愿意出庭作证，虽然我内心想出庭作证，但由于害怕他们对我用刑，就违心的说了不愿意。但是，我要求法官在笔录上多写了一句：“详见三次会见笔录”这样我就回监室了。 　　没一会，专案组又把我从监室里提出来，严厉呵斥我：“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说不愿意出庭就行了，干嘛说那么多啊，过去，重新写一份。”于是，他们又押我回去，法官又重新给我作了一份笔录，笔录内容大致为：没有受胁迫，不愿意出庭作证，该笔录内容属实，去掉了刚才“详见三次会见笔录”的内容。 　　第二部分     所谓被“监视居住”期间 　　2010年1月8日晚11点左右，专案组让我看手机新闻，对我说李庄已判两年半，你们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你还年轻，跟李庄不一样，所以我们准备对你进行监视居住，让你爱人过来陪你，你写一下保证书和悔罪书，我就按他们的要求写了。1月9日上午11点左右，警方把我带出看守所。 　　1月9日中午12时许，我被押解到一个居民住宅区，下午两点左右警方让我与爱人通话，她接到电话后，表示马上过来。但是两个小时后，在我爱人赶往重庆的路上，他们又表示不让我爱人过来了，在我的苦苦哀求下，他们勉强同意。事后，我爱人告诉我，她也哀求了警方很长时间。 　　10日凌晨一点左右，我爱人到达我所在的居民楼，刚进房间，我爱人的手机就被一个警察强行没收了，并严厉告知禁止跟外界联系，不要告诉外面这里的情况。 　　同日，警方逼迫我爱人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自愿陪同我的《自愿书》，大致内容为：在马晓军“监视居住”期间内，自愿陪同。同时，他们还叫我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申请警方保护的 《申请书》，大致内容为：在监视期间内，为了本人安全，申请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对我进行保护。如果不写，肯定就不让她在这里陪我了。 　　警察二班倒，每班三人，对我们夫妻进行24小时监控，不让回去，也不让我们单独行动，一切要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一班警察叫王J、刘ZY和一个姓邬的、另一班有匡W、陈MC、唐Y还有姓项的、姓郭的（有替换）。 　　1月13日晚上，张P、何JH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提出叫我爱人为我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不叫“监视居住”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让我们离开这个看押地，仍然保持目前状况，还是警方监控。我们问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因为李庄在看守所里‘咬’你，说为什么判了他而不判你。”（当时不知道李庄在法庭上保护我）我问那又怎样，他们说：“这样我们就能对外宣称你们办了取保候审离开了重庆，我们找不到你，把事情拖过李庄二审结束，李庄就咬不成你了。”我爱人说：“办了取保候审又不让我们走，那我们死到这里也没人知道，我们家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时候，你们会拿出《取保候审决定书》推脱责任，我们不同意，如果办理取保候审，我们必须离开。”他们听后表示不同意。我说：“那你们逮捕我吧，我去看守所，那里安全，我要二审出庭作证。”他们说：“那这样你就会被提起公诉。”我说：“随便，判就判吧。”僵持很久后，他们放弃了此做法。负责监视的警察还买了些小吃安抚我们道：“这件事情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月22日晚七点左右，专案组又把我带到刑警队，拿出我以前的询问笔录，让我看一看、背一背，并告诉我一会儿去检察院就按询问笔录上的说。到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后，我见到一位姓冉的处长和一位女的检察官，他们挂的胸牌上显示是侦查监督处（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李庄案二审的公诉人），我当时心里很是疑问：李庄都在二审期间了，怎么出来侦查监督处的人来询问我。他们对我进行了询问并做了笔录，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以他们无权对我进行询问为由拒不签字。 　　1月23日，在看押地，警方告知我因为昨天在检察院的笔录上我没有签字，故需要我再次去检察院做笔录并录像。这时一个姓刘的警察拿出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详细背诵其内容，并跟我做情景演练，为再次去检察院做准备。对此，我和我爱人坚决反对，不跟他们配合。后来，江北分局局长何NP、李副局长、刑警队何JH、张P队长等多位领导来了，他们一起向我和我爱人施压，直到24日凌晨两点多，在巨大压力下，我被迫同意向检察院做虚假的陈述，并接受录像。 　　1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刑警队的何JH拿出李庄的《悔罪书》让我们看，（当时没有发现藏头诗）内容与李庄在二审开庭时有关“认罪”的六段口述内容大概一致。姓刘的警察又拿出以前对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背诵其内容，再次做情景演练，下午我被带到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其中有李庄二审出庭时一男一女两位检察官）他们给我做的笔录和录像，期间，由于身体不适，我还出去呕吐过一次。笔录主要内容是承认原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属实。 　　同日，我爱人因工作急需回家，但专案组张P对我爱人说：李庄二审尚未开庭，你不能离开。我爱人只好向单位继续请假。 　　1月26日下午，警方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让我给高子程（李庄辩护人）通电话，并要求我按照他们事前起草的文稿来念，为此他们对我进行了多次的现场情景演练。文稿内容大致为：前几天我去检察院得知您在找我，我不愿出庭作证，我以前所说的是事实，我从网上看到对李庄案的评论很多，对我和我的家庭压力很大，因此不愿意出庭作证。实际上，我们根本也不能上网，根本不知道外界任何消息。 　　由于高子程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大家就一直等到傍晚，晚上七点左右，高子程将电话打过来，他们赶紧挂了电话，设置录音功能后让我再打给高，我和高子程进行了简单的通话，并被录音，因为通话时间比较短，未能按照警方提供的文稿来念，只是表示了不出庭作证，故警方又让我手写了一份不出庭作证的证明。 　　1月29日，刘姓警察开车带我到一中院，李庄案二审法官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对我做了笔录，大致内容仍然是问我是否愿意出庭，我按照他们提前的警告，说了“不同意出庭作证”。 　　2010年2月2日晚10点许，我爱人因工作原因，经再三恳请警方，同意她可以先走，但我还是不能离开。我爱人临走时，警方给买了很多礼品，并亲自送到火车上面，后来听我爱人说：警察们直至盯着她乘坐的火车开走，才放心。 　　李庄终审宣判后，2月10日，警方让我缴纳3000元保证金，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后，警方出资给我买了机票，还为我购买了些土特产，送我登机。离开前，刑警队何JH支队长对我威胁道：马晓军，你是法律专家，你要知道出去后改变证言的后果。 　　在被秘密关押于居民小区的一个月期间，警方为了日后能够证明我们在被看押时是自由的，让我们跟他们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还带我去统景温泉区，并对我们进行拍照、录像，以显示我们非常愉快、轻松，实际上，对我们的监控寸步不离。 　　在看押期间，警方为了证明是我在重庆租了房子居住，与他们无关，还拿了一份租房协议书让我签字，协议中的租赁期限为2010年1月8日至2月8日，房主为刘晓东，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可是，对我的《监视居住决定书》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25号2-1不符，由于地址不符，我拒不签字，他们只好离开。我爱人发现一张《电费缴费通知单》，看押我们的实际地点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 　　以上是整个事件的真实始末，绝无半点虚假，此前或者此后如有与本次矛盾的陈述，均以本次证明为准。 　　马晓军 　　2010年2月16日 　　补充： 　　2011年2月初，张P通知我去重庆办理解除取保候审的手续， 　　2011年2月12日，我和爱人一起坐动车去的重庆，江北公安分局一名叫陈JS的警察（河北唐山口音）来车站接的我们，他首先问是否有记者找过我，我说没有。后来江北分局李副局长特意见了我，对我严肃的说：这个案子涉及到政治问题，你以后不要参与。 　　后来，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李庄第二季开庭前，法庭外有打横幅的“群众”，有位女交警前去阻止，此时，一个男子上前对女交警耳语了几句，我忽然发现该男子就是看押过我的专案组警察，姓项，（在画面中戴眼镜、横跨背包、穿格子衣服，网络上有他的视频）。

去年爆发征地风波的中国陆丰市乌坎村星期六（3月3日）再次以一人一票方式，投票选举村委员会代表。这次选举将选出村委会主任、两名副主任和四名委员。这些人将代表村民处理村内日常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