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北大教授：“韩战”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作者：北大教授 来源：读者留言 来源日期：2012-2-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7 9:14:59 阅读量：19次                        相关链接： 赵鼎新：论方韩之争 　　中国国内的“韩方大战”，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各路豪杰拍案而起，对韩寒的分析和质疑已经彻底扒掉了“皇帝的新衣”。 　　这些分析和质疑大部分，不是方舟子做的，而是许多网民做的。 鼎新兄的分析 ，其实概括和整理了许多“民间人士”的分析， 　　并非只是单纯的质疑。我等既然都在关注，就需要知道事情大致的经过和质疑已有的积累。我的看法，事到如此，依然还在坚持“证据”说话的，等于没有“常识”、或者抛弃“常识”。只要稍有“常识”，“倒韩证据”已经天下皆是。如果真要有办案所需要的“证据”，这是法律部门介入才能做出的。问题是，今天中国的怪现状，即便韩寒作假事关社会诚信、国家公器，但不要奢望政府会出面进行调查和提供证据。因为如此，曹长青、赵鼎新等海外专家的介入，才更显出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豪气。 　　“倒韩”之争已经远远超出了“韩方大战”。韩寒和方舟子已都经不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界正在这一场大战中被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冲洗，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战斗中成长”，而中国的诸多“怪现象”–社会精英缺乏责任、精神疲软、民众狂躁、左右阵营撕裂以及政府责任缺失，都在这场大战的“照妖镜”中被全面曝光。“掉书袋式”地一味强求“证据”，似乎在今天中国的狂乱原野中、在“韩寒事件”这样的惊天丑闻上要高举学理的“明灯”，可叹。指责“倒韩”是“没有底线”的怀疑，更是不去深入观察这一个多月来“倒韩成果”、站这说话不腰痛的风凉话。 　　有人善意提醒“不要被人”利用。但据我这这么多天在北京和媒体界朋友的接触和调查，主流媒体几乎都在按照自身对利益的定义和理解“选择性”地对“韩方大战”作出回应。换句话来说，中国媒体已经明知韩寒造假、但还是要拼命维护，至少不愿意追求真实、还原真相，这里面的“利用和被利用”关系、“背后数钱”的阴险与狡诈、故作中立的虚伪与自恋，我实在难以启齿、一一告白。此时此刻，“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的，又是谁呢？ 　　“倒韩大战”，中国知识界需要的是常识、勇气和责任。 　　一场“倒韩大战”，已经映照出了中国媒体、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整体的灵魂苍白，更是照射出了所谓网络“公知”们“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至上主义原则。更重要的是，“倒韩大战”把网络时代的“思想精英”、媒体与大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和精神关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曝光。这是一个太生动、但也太丑恶的案例，是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变得不知好歹的案例。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困境，现在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其实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　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主流文明。 　　回首过去，改革和社会转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 　　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这种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概括地说，转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是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陷阱的建构与维护;从制度的角度说，则是由路径依赖形成的路径锁闭。在改革和转型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因素互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社会学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层结构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一种貌似“过渡中形态”而实际上则是不断在定型下来的体制。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之为“定型化的过渡体制”。这种定型化的过渡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新体制本身的缺陷。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在这个群体崛起的过程中，这些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两者结合起来加以使用。 　　正是这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的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并由此获取大量的财富。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和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19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 　　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在这种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中，权力对市场的控制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机制。(1)金融控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复建了股票市场，30年来逐渐完善了资本市场体系。先后建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配合银行体系，以及国地分开的基本财税制度，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辅，行政层次分明，国内外区别对待的金融网络。在地方层次上，政府能够轻易地干涉金融机构的信贷决定，地方政府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直接任命和推荐银行的管理层。(2)公司治理结构控制。随着1994年公司法的颁布，政府寻求以西方公司治理的经验和模式来治理和设立组织化标准。但是，行政权力并没有放松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国有企业的领导层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多有党员身份和从政经历，一些外资企业、非国有的中小企业也先后成立党员小组或者党委。(3)市场控制。在对市场采取控制的具体机制方面，权力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手段加强了对市场的控制。一种是区分要素市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市场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种是强化市场所嵌入的社会环境。(4)经营环境控制。例如，企业创办所需要的各种证件制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审批、监管和评审环节;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完成各种政府硬性指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具体条件的协商，以及当地的治安环境和企业生产安全等等都需要权力参与其中。 　　由权力和市场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体制，给人们认识这个现象增加了难度。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形成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这种由权力和市场混合而形成的新体制，不但使许多理论遇到了挑战，而且意味着很多理论背后的假设要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思想界中左和右争论中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因素有关。 　　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左”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权力”因素进行呼唤，而“右”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市场或资本”因素进行呼唤。在打破转型陷阱逻辑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的手段。 　　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在这里将转型陷阱作为解释当前中国所出困境的概念框架提出来的另外一层重要含义，是可以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走出这种困境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不仅在于要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大量资源，同时也在于这种既得利益绑架了社会与历史进程，窒息了社会变革的动力。 　　走出转型陷阱的关键，是形成打破转型陷阱的力量，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转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几种：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实施的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如下的几个问题都是不可回避而且必须加以解决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在考虑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新的变数是不容忽视的。近些年来整个世界格局在发生明显变化，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在暴露和显现;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的戒心在明显增强;中国在以一个经济大国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的时候，所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会面临一种风险，即不恰当地将利益摩擦与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将利益的摩擦想象为一种价值上的对立。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利益是利益，价值是价值。如果将利益之争人为地误导或演变为价值冲突，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但从长远说，只能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 　　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秦晓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有一种自信和胸怀，走向世界，包容世界，影响世界。在继承人类共同遗产的基础上，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也以一种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态度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为解决人类和世界共同面对的种种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 　　其次，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毫无疑问，在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日益做大，社会控制日益严密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换言之，转型陷阱之所以能称之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结构和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做出了周密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实际上，由于转型的停滞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而且要看到，这些年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 　　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权力运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癌症”。暗箱操作不仅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利益。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这是形成转型陷阱，并且使得走出转型陷阱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见效的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政府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从权力的公开运作开始，使权力成为一种能够受到制约的力量。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在不断给这个体制惹麻烦，只有使权力受到制约，社会才会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改革和转型的顶层设计。现在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是没有条件的。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障顶层设计不至于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设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顶层设计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 　　这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二是防止社会的苏丹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因此，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过程。90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造就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置于防止社会的苏丹化，是学者萧功秦在前几年就提出的警告。所谓政府的“苏丹化”，是美国政治学家林兹提出的一个概念，这种政治模式非常类似于古代“苏丹王”的统治，常被用来表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时有出现的政治失控状态。按照学者萧功秦的归纳，地方政府“苏丹化”之后，往往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其次，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其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第三，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形成了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其实，转型陷阱本身就具有某种苏丹化的特征。近些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不是一种整体性的铁板一块的格局，而是一种建立在默契和妥协基础上的蜂窝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有各的边界，一般情况下不侵犯对方边界，是一种基本的默契。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因此，要有真正的顶层设计，需要有一个能够有效贯彻顶层设计的行政系统。 　　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如前所述，改革陷入困境，不仅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是很难推进和实施的。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智慧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本文选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报告由孙立平教授(清华大学)撰写，课题组成员郭于华教授(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清华大学)、晋军博士(清华大学)、毕向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程秀英博士(清华大学)参与了讨论和修改)

这是一个权力信口开河的时代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7 9:12:24 阅读量：77次 【 语录· 本期头条 】 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不仅仅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稳定问题。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这里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就是让大家把话说出来。公民的自由表达权，是其基本的人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如果你对我错，我就改，就调整我的制度，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 如果你错我对，那我就按照法律来处理。要实现这种动态平衡，就需要拓宽参与渠道。

　　“道术将为天下裂”，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人民日报》在去年一组颇具影响力的评论中曾提出：“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 　　著名学者、《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先生最近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他认为，“八种思潮的诞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逐渐扩大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如《人民日报》所说：“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 　　张明扬 　　近三十年来，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式微是否有一些“走上历史舞台”式的标志性事件? 　　马立诚：比如1977年和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上舞台的标志性事件。至于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畅销，是民族主义从上层圈子里走到底层大众的标志性事件。民粹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像2004年网上爆炒“富人原罪论”，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也含有民粹主义因素。如今，这八种思潮方兴未艾，看不出哪一种思潮式微。比如有些左的东西，前一段有人说，没人信这些东西了，但近年来它的声音走高，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至于自由主义，也有人说进入低谷，但自由主义韧性极强，它的影响仍然很大，特别是在经济学界。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对话与交流中，各种社会思潮有可能找到共识吗? 　　马立诚：各种思潮有共同点，就是都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都希望民众更加富裕，国家更加繁荣，都期待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升道德水准。换句话说，这些思潮都有很浓厚的问题意识，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登台亮相的。但是，怎样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达致上述目标?各种人想法就不一样了。大家各自开出药方，都觉得自己这个药方好。按照我个人的分类方法，是八种药方，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分法。这些思潮的诞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逐渐扩大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不同的声音，互相讨论，互相沟通，取长补短。最终从这些不同的思想里，寻找到一条对中国今后发展有利的道路。 　　说到具体问题上来，各种思潮之间的分歧就很大。可能是某两种、某三种思潮对解决某一个问题有共识。比如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主张将改革往更深层次推进，这是这两种思潮的共识。民粹主义思潮和其他一些左的思潮里边都有一些人主张通过运动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自由主义反对这样的主张。各种思潮有部分重合，也有很多争论，基本上是一种博弈关系。 　　您怎么看待左右分野的观察角度?有人提出“超越左右”，能够做到吗? 　　马立诚：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中国的左右之分，和国际上划分左右的标准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相反。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中国，自由民主是一个轴，以这个轴来区分左和右。汪晖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中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19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关于超越左和右的问题，的确有人提，但是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上来看，比较难。因为基本的问题摆在那里，绕不过去。随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超越左右的因素就会增加。举个例子，比如美英法等国，不同党派的政策都在向中间靠拢，这就是超越左和右。在他们那里，左和右不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共和民主的问题，而是争论怎样对待移民，怎样看待政府干预程度，怎样确定税收政策，在这些问题上区分左和右，左和右的区分在淡化。 　　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中国自由主义已经基本丧失了自我更新和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一些老问题在炒冷饭，实际是否如此? 　　马立诚：实际上，近年来左的东西分贝有所升高，结合民粹主义崛起再度发威，这是最热闹的风景。看看某些网站，就可以知道它的热度。 　　当然，围绕自由主义的论争也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有些理论是从发达国家新左派理论横移过来的，这就是沈昌文先生所说的“邮差论”。但是，发达国家的新左派除了反对资本、摒弃市场、批判资本主义、指责跨国公司掠夺、不赞成西方中心论之外，还强烈批评本国政府，要求扩展民主，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而中国的只取了前一半。非但如此，近年来有些人还陷入国家主义，这就使人摸不着头脑了。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实现法治、人权、自由、民主，要不要推进改革，以及是否尊重市场的力量，是否应该减少政府干预等问题上。 　　自由主义既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基本主张，是尊重个人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宽容异己，保护私人产权，尊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建立法治、自由、民主的体制。在中国传播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炒冷饭”吗?不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差不多等于零。因此，传播这些主张，不但不过时，反而还有点超前呢!这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的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缘故。晚近以来，发达国家思想家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提出平等与公正的主题，中国很多学人也接受了，并且有很多实践，这也是一种接轨。 　　尽管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在提升，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鲜少宽容的雅量。您怎么看待当下与未来各种思潮的共存?《人民日报》也曾发表过影响很大“包容异见”的评论，但好像即使在知识分子内部，也缺乏此种“宽容”。 　　马立诚：中国社会自由与理性还是有所缺失，加上“文革”遗毒犹存，暴戾之气弥漫，再加上整体的大环境不理想，所以缺乏宽容的雅量。你看某网站的文章，上来就扣帽子，铺天盖地乱骂，恨不能“再踏上一万只脚”;还有民间思想论争中大为流行的“站队”，这就是“文革”派头。某些老左派的文章尤其具有这种特点。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辩论都如此。总的来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辩论，相对来说文明一些，比较注重逻辑。现在很多人都说，老左派的文章看不下去，也不愿意看。人们对那些以鸣鞭为能事的文章感到厌烦了，这是进步。最近有人在媒体上挑动地域矛盾，遭到很多网友和学者的抵制与批评，这表明中国社会氛围向宽容的方向慢慢发展。 　　中国的思想辩论氛围的确有很大问题，但其实不文明的不光是知识分子，中国整体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有待提高。但我还是认为，中国这些年来的思想论争环境还是进步了不少，比如说我这本书能够出版，能够公开来谈论中国的各种思潮各种主张，放在以前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当下持不同意见的人固然有剑拔弩张的一面，但其实很多时候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还是可以进行理性沟通的。比如说一份很有影响力的主张自由主义的杂志前不久开了一个会，也请了张木生，他还做了讲话，也都挺好的。我最近也碰到好几次张木生，照样也挺热情地打招呼握手，我看这一点比以前还好了不少呢。 　　我注意到，您在书中评介各种社会思潮时多是持平之见，甚至对一些左的主张都表示出了一定的宽容，认为他们“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反倒是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评价不是很高。 　　马立诚：我在书中也谈到了民族主义有凝聚作用，但对当前膨胀的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一是因为当前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虚假成分，是操作出来的，带有表演性质。秦晖说，前几年，一些人白天向美国使馆扔石头，晚上加紧复习GRE，以便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北大一位女生，在公开场合刁难克林顿总统，以示自己爱国，后来嫁给美国人，又在人前炫耀自己的美国绿卡，到底哪个是真的?北京有一位著名的日本问题学者，在东京出书批判我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说新思维是“向日本右翼投降”，从而抢得“爱国”先机，还因此升了官。殊不料，经有关部门调查，该学者竟是一个日本间谍，不久前被判了刑。凡此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决不是个别案例，这说明了当前民族主义的怪现状。二是膨胀的民族主义有演变为歧视其他民族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危险，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加剧了中国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是我们心里都清楚的。至于民粹主义，则是压制个人权利的无序的动乱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现今的民粹主义也可能会打着民主的旗号出现，但结果只能是民粹民主，绝不是中国的福音。 　　高全喜先生在书后所附的文章中也指出，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主张用自由主义驯化民族主义，“自由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方向”。 　　马立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启蒙模式的民族主义。它是多元的，开放的，它的核心不是“民族精神”这一类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每一个人，尊重该民族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我们这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威权民族主义，它剥夺了其成员的个人意志，对不同意见实施打压。这一点，从轰动一时的所谓“评汉奸”活动可以看出其中端倪。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威权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操弄出来的，以批判自由主义为己任。在这种情形下，用自由主义来融合和驯化就很难。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做些工作。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 　　各种思潮也有合流的趋势，比如民粹主义和一些左的东西近些年的互动就很多，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个话题上找到了不少共同语言，您怎么看各种思潮的合流? 　　马立诚：民粹主义思潮和左的东西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革”就是民粹大爆发，所以它们合流并不奇怪。民粹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多问题上目前也在合流，因为它们都抵制西方。但并不是八种思潮都能够合流，比如自由主义和左的东西就无法合流。这是正常的。十三亿人，包括多少阶层、群体和派别?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派别，解决各种问题的思路怎能都一致?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各种阶层、群体、派别又合作又斗争又互助又竞争的多元共存史。只有到了人类毁灭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才能完全一致，就是“无”。所以，只要受教育的人多了，中间阶层成长起来了，有一个宽容的环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像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人们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各种思潮辩论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思想解毒剂。总之，倡导更多的共识，但也不必刻意求同。 　　您在书中做出了中国民粹主义抬头的判断，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社会对民粹主义的危害性还是估计不足，网络上微博上基本还是民粹主义当道，您在书中提到的“炮轰茅于轼”事件和“邓玉娇案”无不展现了民粹主义涌动的暗流。 　　马立诚：邓小平在二十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曾经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我想这个判断在当下仍然很有指导性。近年来，有些网站上要求用我们熟悉的运动方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吁求不断升温，这是左的东西膨胀的标志。 　　为什么民粹主义抬头?这与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有关。比如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司法不公，还有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等等。这些问题刺激了民粹主义再度崛起。民粹主义的基础，是底层弱势群体。他们在各方面受到挤压，生活比较困难，有很多难题解决不了。弱势人群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操纵。 　　用民粹的方法解决社会不公，往往带来更多问题。比如经济上用暴力没收私有财产，分给弱势群体。现在看来教训很多，这样做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不能推动科技创新，结果还是贫穷。所以民粹主义解决问题的负面影响很大，但是它可以逞一时之快。 　　从民间角度而言，民粹主义目前的确是影响最大的潮流。比如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穷人的主张就是对的。仇恨富人，仇恨精英，这个趋势比较猛烈，这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中国吃了不少民粹的亏。 　　您在书中提到一些人近年往国家主义(您认为国家主义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方向转变的趋势，您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一直对有关自己“文革”时期的纷纷传言保持了沉默的宋彬彬，终于在她的《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中，愿意直面这段对她而言是不堪的历史了。 　　我一直认为：愿不愿意、敢不敢于面对历史，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组织是否光明磊落、正直、诚实的重要标志。 　　宋彬彬的回忆，尽管在理解和认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在下面要谈到的），但是基本上还是能够尊重事实，所言非虚。而那些竭力在歌颂“文革”的正确和辉煌、并且拼命要为其翻案的人，何曾见他们有过反映这段“正确、辉煌”的历史的回忆？ 　　譬如：就拿宋彬彬的这段回忆来讲，请“文革”的吹捧者评议一下：这样的事例，有什么“正确、辉煌”可言吗？或者，你们假如认为宋彬彬的回忆所言不实。那么好，就请拿出你们的能够反映“文革”“正确、辉煌”的回忆版本来给我们看看。可惜，至今人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字，因为这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存在的，只有如宋彬彬的回忆中所显示出来的畸形、混乱、丑恶、肮脏、卑劣、罪恶、恐怖和黑暗。 　　“文革”的吹捧者说：“文革”中也有两弹一星、有南京长江大桥…… 　　“文革”是政治，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是经济、科技。经济、科技能说明政治吗？能。但是，你必须证明：是不是没有“文革”，就没有了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或者就要造得差一点了？ 　　不能证明的话，那你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就象说中国乒乓球队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样无聊。因为假如中国乒乓球队输了，难道你能说“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吗？当然不能。中国乒乓球队的赢和输，与毛泽东思想胜不胜利，完全没有关系。就象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的制造成功，与“文革”发生不发生没有关系一样。 　　“文革”的吹捧者又说：“文革”中的灾难和罪恶的出现，是“走资派”的捣乱和破坏造成的，与毛的本意无关。 　　那么好，就算你的说法成立，请你举出没有受到“‘走资派’的捣乱和破坏”的事例给我们看看。为什么也没有？总不见得“文革”的什么都被捣乱和破坏掉了，那这场运动还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 　　下面，再谈谈宋彬彬的回忆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宋说：传说给她定的两宗“罪行”之一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我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读了全文，看不出宋要否定这样的传说的什么？ 　　你看，接下来宋说：“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 　　传说说她“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而组织结论是她“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风马牛不相及吧？ 　　宋提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 ‘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 　　“7月20日前后，……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我参加了集训（应该是集训的管理——引者注）。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 ‘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在学生对卞校长施暴时，“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 　　这些回忆，都说明宋作为学校里当时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是无可否认和回避掉的。并且她自己也在文内表示：“我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正当盛年的卞校长因受尽自己学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长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长的儿女失去了母亲。” 　　至于那种传说与宋所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之处，也仅仅是她并非“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而是“学代会”副主席。请问这两者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宋这一大堆文字的叙述，显然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连宋自己也“感到深深的自责”，因为这同样是无可否认的。显然，宋是处于一种又想减轻罪责、又回避不了自责的矛盾的心态之中。 　　二是，对于外界影响最大的8月18日向毛献戴袖章以及后来扬名“宋要武”的事情。在宋非常轻松的描述下，这一切似乎都是一不小心、不经意地发生的。 　　你看： 　　“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瞧，一不小心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我问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一瞧，不小心向毛献戴袖章；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 ——一瞧，不小心把这两句话登报了，一不小心成了宋要武了。 　　宋彬彬和她的同龄人的我，尽管当时一个高入云端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个趴在社会低层，还唯恐被打进“狗崽子”行列中去而惶惶不可终日（见本人的《XUPING：红卫兵不道歉》及其内附文《人性遭劫红八月》）。可是对于当时是怎么一个政治状况的认识，恐怕并不是那么高低分明的了吧？ 　　天安门城楼是个什么场所？特别是最高领导都到场的时候，能够如此随随便便、一不小心说上就上的吗？ 　　向毛献戴袖章是个什么活动？能够如此随随便便、一不小心说献就献吗？ 　　不要说上天安门城楼，就是当时从外地进北京，各地各学校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被允许的。不要在全世界面前（当时电台、电视都向外实况转播的）向毛献戴袖章的活动，就是那些鸡零狗碎的细节，也要被认为“外交无小事”的。再说，在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当时，毛的任何话都是非同小可的。这两句话有可能是这样随随便便就发表出来的吗？这样的活动（上天安门城楼、向毛献戴袖章）、这样的文字发表，你要说不是最高决策层精心策划、深思熟虑和再三斟酌而出现的，那才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宋的描述（或者说她的感觉），我感到不可信。 　　所谓“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提法，是在有了后来的接见才有的。当时的这次接见是称作“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包括红卫兵这个名称也是在这次接见中第一次公诸于世的。 　　那么，该大会庆祝什么呢？当时明的讲，是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庆祝“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的发表。而实际上呢（这是在后来人们才明白的），是庆祝毛斗垮了“刘邓路线”。 　　就在前不久，毛指责刘把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为被刘打击的“学生领袖”平反、为北大的六.一八体罚、虐待被斗对象的暴力行为（与北师大女附中八.五暴行相类似）恢复名誉。巧的是，同在八月五日，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胜利。 　　就在这种状况下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你说最高决策者对于谁上天安门城楼、谁可以为毛献戴袖章，没有一个取定的标准？即使不说毛等决策者把北师大女附中八.五暴力行为看作是“文革”搞得轰轰烈烈的一个象征、把暴行中的作恶者看作是“文革”的功臣，至少他根本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而从现在被揭发的材料来看，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而宋所以把上天安门城楼和向毛献戴袖章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就在于她更希望并不因为有了八.五暴行，才有这次活动。更深的目的，还在于想撇清她与八.五暴行的关系。 　　这里，并不是认为宋彬彬说了假话。有些内幕她可能不一定全部了解清楚，有些说法也可能只是她的感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对于当时的祸害有责任的她，自然而然地要往能够卸减自己责任的方向去想和说的。所以她要对“‘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这一提法斤斤计较，所以她要把向毛献戴袖章这一活动进行淡化处理。 　　正如前面肯定的：宋彬彬敢于直面历史的态度是可取的，她的精神和勇气可嘉。但是，她对于“文革”的罪恶本质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加深。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